周同宾：一个人的编年史

┃Personal History

时光

的碎影

一个人的编年史

© 周同宾

1948年：锅巴

　　麦稍黄时候，来了八路军——庄稼人不知道这支队伍已经改名解放军。他们戴的帽子还是八个角。
　　一个满脸胡楂儿的兵来我家，说想用我家的锅做饭。奶奶连忙把土坯砌成的灶台上的柴灰、饭渍扫净，而后刷锅，刷那口蒸红薯蒸高粱面窝头的大锅。兵拦住，自己刷。做的是小米干饭。小米原来装在细长的布袋里，兵来时就挂在脖子上。我一直在旁边看。那个兵淘米下锅，烧着火和我说话：“小鬼，你八岁了？”叫我小鬼我不高兴，土地庙里，那个和判官一起站在土地爷两边的尖头乌脸的家伙才叫小鬼，就嘟一下嘴，说：“你咋知道我八岁？”他笑了：“八岁八，掉狗牙，你的门牙呢？”我也笑了，笑得口水从豁牙流出，因为我闻到了从锅里冒出的香味。做好饭，锅盖一揭，满屋白汽，香味呛人。十几个兵来吃干饭。干饭真干，插上筷子不会倒。我家半年没吃过小米干饭了，只熬稀稀的小米汤。心想，一定会让我吃半碗，却没有。许是看出我失望，那个做饭的兵说：“小鬼，一会儿你吃锅巴，比干饭好吃。”真的，干饭吃完后，锅底结了厚厚一层，比盘子还大。他用锅铲小心铲下，因为我家的锅补过两次，锅底钉有三个铜疤。锅巴全给了我。那吃物儿上面黄，下面是栗子的颜色，一咬咯咯嘣嘣响，一嚼直香到腮里。
　　刷了锅，那个做饭的兵给奶奶一瓢小米，说烧了我家的柴，是柴钱。
　　又给我家挑了一担水，那个兵走了。奶奶说，八路军仁义哟。去年冬天，“中央军”从村里过，硬逮咱一只鸡炒了吃，一个钱也不给。
　　我家东边，一家富户的七间瓦房的后墙搪了黄泥（我们那里是黑土地，黄土是从三十里外拉的，穷家小户只能用黑土和泥搪墙）。八路军用石灰水在上面写了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旁边，还有“中央军”写的“杀朱宰毛”。那两条标语，一直到我全部认识那些字时还在，日晒风吹，一年年暗淡，终于泯灭。

1949年：七爷

　　小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新老师留偏分短发，村人都稀奇，管那叫“洋头”。庄稼人从来都剃光头。新老师会唱歌，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不明白歌儿里的“呼儿嗨哟”是啥意思，想问，不敢问。
　　近晌午，我哼着新学的歌儿回家。
　　走到七爷门外，见他正掂着铁锨拍老鼠。虽已是晚秋，那天的日头可热。七爷晒被子，发现棉絮里有个老鼠窝，老鼠受惊，四处乱窜。七爷当然不是猫，没法捉，就顺手掂把铁锨在地上拍。我站着看，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架势，烧火棍一般粗的辫子在脊背上摆来摆去，真逗。他那被子，黑不黑灰不灰的，算是一团烂套子，霉味、臊味呛鼻子。乱拍一阵，一只也没拍死，大小老鼠都溜着墙根又跑回他的低矮的茅屋里了。七爷叹口气，真应该骂老鼠，可没骂，七爷是村里唯一一个不会骂人也不骂其他东西的人。
　　我正要走开，五爷来了，急急报告消息：“毛主席登基坐北京啦！”七爷说：“哦，怪不得叫万岁哟。”七爷念过私塾，在我们村最有学问，一切言行仍然遵循古礼，虽然大清皇帝早就不坐金銮殿，他脑后仍然拖着几十年前的辫子。五爷也识字，也有辫子，不过又细又短，像磨坊里赶驴的鞭子。

1951年：铁蛋儿

　　学校排一出大戏，是新戏，叫《血海深仇》，说的是地主欺凌一户贫农，终致家破人亡的故事。老师让我当贫农家的小娃娃，叫铁蛋儿。没人扮演铁蛋儿他妈，就请来了在野戏班子里唱坤角的ㄠ五爷。他天生一身婆娘架势，一动胳膊一抬腿比女人还像女人。带大襟的布衫一穿，梳成圆盘的发髻在脑后一勒，顶上一块黑蓝布，真像铁蛋儿他妈。演到铁蛋儿的爷爷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倒在地后，铁蛋儿他妈唱了一板《苦扬调》带《哭书韵》，自己悲伤得哏儿哏儿的，看戏的也跟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的台词很少，只在铁蛋儿的妈妈被地主的狗腿子抢走时，扯着嗓子哭喊“妈呀，妈呀”。我一喊，台下的老奶奶小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儿。在邻村演第二场时，我也哭了，好像真的是铁蛋儿了。
　　自从演了那出戏，同学们都叫我铁蛋儿。我说不清为啥很是委屈，感到丢人，一再辩解：“我家不是贫农，也没被地主欺负过。”早知道是这，打死我也不去当那个贫农的娃娃。真后悔。

1952年：写信

　　我在火神庙读高小。火神的塑像早已拉倒，比石磙还大的头、比水桶还粗的胳臂撂在校园里，风吹雨淋，它的脸仍然火红。
　　一天，老师布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写信，每人一封。我撕下作业本里的纸，顺顺溜溜地一下子写了三张，仿佛记得内有这样的句子：“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您的身旁，好像我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叔叔，冲啊，打败美国野心狼！”我的同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费好大劲也没写成，我就主动帮她，因为我吃过她的麻糖、焦花生，她家开杂货铺，上学来常带零食儿。为了表达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她把自己的红领巾和信一起寄往朝鲜前线。老师表扬了她。我不是少儿队员（那时还不叫少先队），没红领巾，很羡慕她。
　　一个多月后，我们班三个学生收到志愿军叔叔的回信，有我，没她。她气得小嘴咕嘟着。老师在班会上把三封信读一遍，同学们都拍手。她更生气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理我，斜看我时，大眼睛里总是射出妒忌的冷光。

1953年：芝麻酱

　　考上了三十里外的古镇上的中学。没钱吃大伙，就从家里背去吃食、柴火起小伙——十几个学生共租两间屋，紧靠四壁，用砖头、土坯支起小锅。一做饭，满屋黑烟，呛得人出不来气，看不见锅里水滚。早晚煮玉米糁，中午吃芝麻叶绿豆面条，高粱面窝头是在做了饭后塞进灶里的柴灰里熥的，待热后，扒出来吹吹拍拍就啃。喝饭时，锅里碗里落满柴灰。
　　有一次，老鼠拉跑了我的窝头，只在墙角找到带着老鼠牙印的半个。整整三天只能喝饭，饭也不敢做稠，因为担去的玉米糁就那么多。后来，大家的窝头都用细麻绳吊梁上。
　　有一天，正蹲院里吃饭，去一个提着瓦罐卖芝麻酱的，盖子一掀，浓香扑鼻，诱得我们都馋。二分钱买半勺儿，倒碗里只荸荠那么大一坨儿。窝头蘸芝麻酱吃，满嘴满鼻子都是香的。吃罢，都有点后悔，一个鸡蛋才能卖二分钱哪。
　　每到我们吃饭，房东的小妞总来看，食指噙在嘴里，眼馋得很。她爹原来在南阳的中学念书，八路军来时，跟着“中央军”跑了。母女俩只靠出租的两间房过活。我们每人每学期给她家三毛钱。她家连高粱面窝头也吃不起。

1954年：雨伞

　　星期六回家拿伙食。星期日后晌，正要返校，下雨了，茅屋的檐下点点滴滴扯成线，好像没有头儿。黑云压着村庄，压着田野，根本没有缝。我着急，父母也无奈。
　　那时候，庄稼人的雨具只有草编的蓑衣和竹编的雨帽，穿戴上这些遮盖不严肩头背的吃食。村东南角一家的媳妇有把黄油布雨伞，母亲想去借，可是很犹豫。那家不是我家近族。那媳妇好吃懒做，因为男人是村干部，傲得见人头高仰着，像鹅。母亲根本瞧不起她。她那雨伞，是稀罕物儿，正下雨去借，更不合适。母亲从来不好求人，何况去求一个她鄙视的人。看看雨没有停的意思，母亲还是去了，披着一块棉布单子，一双小脚踏着泥水，趔趔趄趄走进雨中，雨丝绵绵密密，很快就掩了背影。好一会儿，才回来，腋下夹着伞，身上全湿透，往下流水如注。不知道她向那女人说了多少好话，多少恳求的话，不知道那女人说了多少难听的话后终于答应借伞。本来不求人，不得不求人，不得不低三下四求一个她厌恶的人。母亲心里一定很苦，很疼。
　　我高卷裤腿，赤脚上路。想，将来有了钱，一定给家里买把雨伞，不叫母亲再作难。

1955年：助学金

　　开春后一场霜，已经拔节的小麦冻蔫。眼看要成灾，上级增发助学金。过去，只有极少数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能领到两元、三元钱。这次钱多，老师说，都可以申请。我也写了申请书。申请书上，必写家庭成分。我家是中农，照实写了。待发钱时，没我的；出身贫农的，都有。那几个地主、富农子弟，压根儿就不敢申请，虽然他们家早就穷了。
　　周末回家，我告诉父亲，埋怨道：“都怪咱是中农。”父亲连连叹气，一脸痛苦，显然他心里更难受，已不是几元钱的问题，也不是感到了公家的歧视，最让他难受的应是藏在心底的深深的悔恨和愧疚。正是在八路军来的前一年，他用家里省吃俭用积存的粮食，又借了“驴打滚”高利贷，买了四亩半地，土地改革时，才成了中农；要不，是贫农，还能分到地。沉默许久，父亲问：“西院大群领钱没有？”我说：“领四块哩。”“嗐”父亲又长出一口气，两眼直直地看着晚霞似血的半空，良久无语。大群是我同学，一块儿从学校回来，出古镇的西南门时，一毛钱买个油酥烧饼。我也想吃，没钱买。他爷爷是个赌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一夜输掉五亩地。土改时，成了贫农，又分得三亩……
　　那时候，我不理解父亲，不该埋怨，让他伤心啊。

1956年：参观

　　麦假后，老师领我们去90里外的南阳参观，说是去看社会主义。
　　背着干粮，天没亮就出发，走到日头落，才到城郊的梨花庄农场。夜里，男生、女生分别睡在两个大仓库里，铺稻草，盖农场的麻袋。早晨起来，满头满身都是谷壳。
　　去看猪圈，见两头大猪，门扇那么长，胖得肚皮蹭着地，说是苏联的乌克兰猪，却浑身都长白毛。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白猪，很是新奇。农家养的猪，古来都是黑的，所以庄稼人在表达某人不认识自己时，有个说法：“老鸹落到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又去看双轮双铧犁耕地，两头骡子拉着犁，一趟翻土尺把宽。古来的犁都是一个铧，变成两个铧，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大开眼界。当时有个说法，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洋耙”。这双轮双铧犁应当算是洋犁。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了，不禁心里热热的。
　　农场给我们做了大米稀饭，不要钱，随便喝。可惜太稀，碗里只有十几个米粒，沉在碗底。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大米。

1957年：河边

　　近半老师成了右派，大部分都斗垮了。只有一个不认罪，学校就组织学生去斗。我们班挑了十几个积极分子，当然没我，我也根本不愿斗他。那老师原来在图书馆工作，对我可好了，别人一次只能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三本，还可以到书架前找书。他的一脸微笑好似也有书香味，我想象不出他会变得凶恶。
　　带一本伏妮契的《牛虻》，出学校后门，漫步到河边。秋风里，水已消瘦，漂流些蜡黄的柳叶。坐一块肥猪状的石头上，埋头阅读，不一会儿，一颗心就纠缠到亚瑟和琼玛的爱情故事里，不知道夕阳已把天边的白云染成了玫瑰色。恍惚里，依稀觉得有人看我，猛抬头，正和一个女同学的目光相遇，同时看见一张含蓄的微笑的脸，脸上跳跃着美丽的霞光。似乎只一秒钟，她扭头去了，脚踩着仿佛金蛋的鹅卵石。凭着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敏感，我明确无误地读出了那一颦一笑里简单而丰富的内容。再也读不进小说，心怦怦跳，思绪纷乱，有一种甜甜的而又酸酸的味道……那女同学，家庭成分是富农，当然也不能去斗右派，不知为何也到河边来了。
　　回校后听说，虽然学生积极分子动手动脚，猛批狠斗，那右派老师仍不认罪。
　　我一直想着那个女同学，却不敢正眼看她，也不敢主动跟她说话。在班里，在校园，她也从不看我，更不说话。再也没有四外无人单独碰面的机会。从那天起，我悄悄为她写诗，不到一星期，写了数十首。刚在《沫若文集》第一卷里读过总题为《瓶》的42首爱情诗，自认为比郭沫若写得还好。却不敢拿给她看，也没机会让她看。
　　不多久，开始批判“白专道路”，紧接着是“交心运动”。我是重点，吓个半死，自己把自己定性为“反动透顶”也过不了关。在批判我的会上，飞溅的唾沫星子伴随着尖利的言辞落我满脸。想不到她也挤进包围圈斥骂我，因为紧张，声音颤抖，还没说完，就被别人截住。她不是积极分子，为了表示积极，只能抢着发言。我当即就原谅了她，不认为这样做是要摧毁不久前留给我的美丽记忆。
　　高中毕业，我升入一所十分寒碜的学校。她落榜，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通通落榜。那些积极分子，一个个去了大城市的大学。却原来，那次录取，不按分数，只看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听说她回乡不久就出嫁了，婆家是贫农，男人却又瘦又矮——这都是后话。

1958年：歼灭苍蝇

　　“大跃进”中，有个“除四害”运动。“歼灭老鼠”“歼灭麻雀”两个战役结束，学校又停课三天打苍蝇，最后一晚还要夜战。
　　夜里找不到苍蝇，就扒苍蝇的幼虫。小镇西南角，有个好大的粪场。全镇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晒干后运往乡下。平时，除了臭气，只有寂静。此夜，成了煤油灯的海洋，老师端的灯带玻璃罩，学生拿的是墨水瓶做的，黑烟在鼻子前绕来绕去。灯火闪烁，灯焰摇曳，粪场一片昏黄。在昏黄中，近千双手扒开粪团，细细寻找，不惜指尖沾满秽物，不顾气味实在难闻。如果一下子找到许多只，都喜得叫起来。找到就放进纸里包好，生怕跑了一只。到处都是笑声歌声，这藏污纳垢之地一时间洋溢着亢奋和欢乐。直到灯尽油干，宣布战斗结束。回校后集中战果，我估计捉了一百五十只，怕班干部说有假，就报一百四十只。自反右派以来一直冲锋在前的团支书，明明和我捉的差不多，却报500只。别的同学不管战果大小，都不敢超过五百只。因为事后要评先进，谁也不敢比他更先进。
　　第二天，全校师生排着长队，敲锣打鼓，抬着几麻袋死蝇及未成年蝇去公社报喜。一路上，倒引来成群的活苍蝇追着麻袋飞，起起落落。大红喜报上写着，这次战役共歼灭苍蝇800万只（没人敢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那年头不怕说得多，只怕说得少）。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诗，仿佛记得内有“十里连营夜点兵，战歌如潮灯火明”之句，自己颇为得意。在整个“大跃进”中，我从未当过先进，只在一次赛诗会上得到一面小红旗，第一名的奖励是一朵大红花，虽然我认为我的诗比他的更有气势，且不乏精彩的句子。

1959年：奶奶

　　星期六回家。过罢年一直没有回家，走路上见紫花地丁已经开花。
　　进村，几乎不见人，连狗也没有。到家，三间草屋依旧，门开着，也没人。我坐青色的捶布石上（家中已无坐具），边等，边读汇集“大跃进民歌”的《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选编），读到“今年粮食大增产，社员堆垛上了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不禁叫绝。
　　直到日头胡子从西边的茅屋后面支支叉叉伸向苍灰的半空，肚子饿得很扁很扁，才看见奶奶一手提着瓦罐，一手拄着一根粗糙的榆木棍，蹒蹒跚跚回来了，显然一直待在食堂，吃过饭才回来。看见我，好喜欢，忙从屋角的柴灰里扒出两个比手指稍粗的烧熟已经变凉的红薯，让我吃。又提上瓦罐，去食堂打饭。好一会儿，才转回，拿一个比拳头稍大的红薯面掺榆叶蒸成的窝头，瓦罐里盛的是放了干红薯叶的红薯面汤，已经没有热气，走着抱怨着：“叫给两个馍，说死说活只给一个。明明还有饭，叫给两瓢，只给一瓢。吃食一紧，人情也没了。”我吃着，奶奶说，母亲去小郭庄修渠道，一个多月没回家。父亲赶牛车往黑头山水库上送柴火，走三天了。“跃进，跃进，弄得家都不像家啦。”接着，说了很多“大跃进”的坏话。我认为老人家思想跟不上形势，给她讲道理，又想不出她能听懂的话。
　　万万料不到，仅仅一年后，奶奶就在饥荒中凄然死去。

1960年：红薯

　　当时，正在南阳师专念书。学校在卧龙岗。岗半坡，长一片茅草。茅草孕穗时，拔出可吃。一个要好的同学发现后，领我去，拔出就送进嘴。可能因为晚了几天，吃着丝丝瓤瓤，嚼不烂。那东西，故乡叫茅芽，我童年就吃过。那时不是饿，是为了玩。有童谣说：“吃茅芽，屙套子，给丈母娘编个毡帽子。”
　　就在茅草出了穗，不能再吃时，《南阳日报》登我两首歌颂“大好形势”的小诗（剪报如今还在，第一首的开头是“高产田里细耕耘，犁出春色十二分”）。不久，收到二元稿费的汇款单，立即去岗下的邮电所取出，立即去“汉昭烈帝三顾处”的石碑后买熟红薯（卖红薯的和我一样像是做贼，生怕有人看见）。两元钱只买到两个，都比鸡蛋稍大，立即吃下肚，像两粒石子掉入深井，立即无影无踪，好似原本就不存在，不仅不饱，反而更饿。那红薯是啥味，压根儿就不记得。想，如果发表十首诗，换十元钱，就能吃饱，也能慢慢品品味道。于是，继续写，一天弄出十几首。那时，学校实行“半日制”，前晌上课，后晌休息，有的是时间。写出就寄报社，那时投稿不贴邮票，随便找张纸糊个信封就行。焦急地等啊等，却再也没有一首见报。

1961年：家访

　　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
　　校领导布置，星期天全体老师做家访。我被分配去18里外的一个村庄（老教师都到离学校近的地方）。那里，只有一个我教的学生。那时候，只校长有一辆公家配的黑黢黢的自行车，老师们都没有。那天很冷，东北风呼呼似牛叫。过河时，见水已成冰，闪着惨白的光。
　　到那个颇大的村子，好不容易找到学生的家。三间草屋低矮，土坯垒的墙还没搪泥。一看老师来了，全家人都恭敬得很。“大冷天的，冻得不轻吧，生火烤烤。”老奶奶说着立即去抱柴。柴是芝麻秆，算是最好的柴。院里只有两捆芝麻秆，抱来一捆。用火镰火石打火，好不容易才点燃纸煤儿，又抓一把麦秸，好不容易才把纸煤儿吹出明火，燃着麦秸，再燃着芝麻秆。火苗升起，毕剥有声。学生的娘搬来一个木墩，用衣襟擦了又擦，让我坐下烤，一再说，屋里脏，老师别笑话。谈话中，我得知，学生的爹“大跃进”时候在黑头山修水库，死在那儿。学生的爷爷去年春天得浮肿病死了。我问，现在生活咋样。老奶奶说：“上级好啊，今年多给了三分自留地，红薯干儿能吃到明年收麦。”我问，对学校有啥意见。老奶奶说：“没意见。师生如父子，娃们不好好学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其实，她的孙子只比我小一岁。
　　中午吃饭，老奶奶把和面的瓦盆放地上，又盖上高粱秆纳成的锅盖当桌。端来两盘菜，一是捣碎的辣椒，滴了棉籽油，一是炒萝卜丝，放油很多。荆条编的笸箩里，盛着专为我烙的切成四瓣的白面玉米面各半的饼子。饭是芝麻叶面条，给我盛稠稠一碗，是用红薯干掺黄豆磨的面擀的面条，吃着硬，很耐嚼。老奶奶一再说：“没菜，慢待了老师。”我的学生陪我吃，老人和媳妇则坐一边的草墩上。他们都吃红薯面窝头。他们的饭都稀，面条几乎全部盛进我的碗里。我吃到最后，发现碗底有个荷包蛋。
　　饭后，按规定，我拿出准备好的四两粮票、三毛钱。老奶奶坚决不收，一再说：“收下就是打我的脸。”我的学生和他的娘也执意不收。反复好久，还是不收。我放到后墙毛主席像前的土台上，老奶奶又拿起塞我口袋里。看样子，要是硬留下钱和粮票，就真真伤了他们的心。
　　一年多后，学校开始“四清”运动，我主动检讨了这次的“四不清”错误，并退赔了钱和粮票。

1962年：班主任

　　我是班主任，却不会管学生，更不会训斥学生（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有一位还比我大一岁）。我那个班纪律松弛，教导主任常常批评我。学生不怕教导主任，我怕。
　　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困难，学校规模要缩小，我教的那个年级，三个班缩为两个班。教室容纳不下，就让一部分学生退学。我那个班要退三个。叫谁退，我拿不定主意。教导主任找我：“那个坐第一排的低个儿、脸儿白白的，叫啥？”“贾修正。”“调皮捣蛋，叫他回家！”贾修正年龄小，是调皮，但很聪明，却不得不退学。和他常常一块儿玩的一个同村同学，后来做到副省级的官，而他一直都是农民。还有一个姓李的学生，当我通知他退学时，他立即满脸怒气，眼里射出愤恨的强光。回家后，还曾写信骂我。
　　我愧疚，直到今天。我也委屈，该埋怨谁？

1963年：书记

　　初冬，校园里成排的白杨黄叶落尽，都成了苗条的裸体。
　　我讲完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拿着教本、教案、教鞭，正从林间走回住室，管敲钟的校工急匆匆跑到我面前：“书记叫你。”我猛一愣怔，心怦怦直跳，有一种莫名的不祥感觉。快步跑去，书记一脸浅笑，我更局促不安，两手似乎没地方放。看我紧张，他先拉家常：“老家里还有谁？”“父亲母亲。”“谈对象没有？”“没有。”……待我情绪稍稍平静，他脸色立马严肃，眼光似能刺透我的心。告诫我：必须注意政治学习，必须追求思想进步。虽无具体内容，言外之意显然是：我不问政治，思想落后。自打上高中，因为爱文学，有空就读书写作，我就被视为走“白专道路”，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一再挨批判。如今情况依旧，不禁惶悚不已。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被领导叫去谈话。按当时的普遍认知，支部书记就是党啊。
　　回到住室，心乱如麻，魂不守舍，眼前老是浮现那尖利的目光，那含义不明的浅笑。

1964年：三爷

　　父亲步行百余里，从老家来学校，见到我时，天已昏黑。鸡叫头遍后，他带着母亲烙的六个红薯面饼子出发，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乡村的路，无数次向人打听，仍免不了走许多冤枉路。路上，吃掉三个饼子。
　　父亲说，三爷盖房，差20元，求父亲找我借钱。三爷年轻时，当过土匪，打家劫舍，杀过人。婚后，多年不育。有个化缘的和尚对他说，积德行善吧，否则要绝后。遂痛改前非，每日在大路口舍茶舍饭，还习外科，无偿为乡邻治病。后来，果真有了儿子。我父亲额头生疮，三爷天天去清洗换药，直到四个月后病愈。父亲头上的两个疮口疤痕保持终生，看见疤痕，全家人都想起三爷。三爷是恩人。我却没钱借他。月工资37.50元，除去吃饭钱，只剩十几元，零碎花销都紧巴。
　　父亲停一天就回去，走前我只给他5元钱。我要买两个馍给他带上，父亲不要，只带了剩下的三个饼子起五更上路了。为三爷的事，我一直歉疚。文革后期，三爷病倒。病中最想吃苹果，可腊月里哪能弄来这种秋天才有的水果？我听说后，连忙买了两个玻璃瓶装的苹果罐头送回老家。据说，三爷吃了苹果不久，就无憾地去世了。我心里稍稍好受些。

1965年：运肥

　　10月中旬，放假一周，学生回家种麦，老师也分配到生产队参加“三秋”运动。
　　我到了一个叫段桥的村子。村干部或许考虑到我干不动重体力活儿，给我一条绳，让和妇女们一起运粪。仅有的四头牛都牵去犁地，只能人拉牛车。牛屋前，停一辆铁轱辘牛车，枣木做的车架表面已朽，榫眼松动，铁轱辘上突起的“大清光绪××年铸”字样依稀可见。近二十个闺女、媳妇、小脚老太婆，都把麻绳、草绳、布条儿结的绳拴车框上。两个短粗身材的女人没拿绳，她俩负责驾辕，就是把原本应搁在两头牛脖子上的车辕前端的横木（俗名叫抬辕），放在肩上，不必像牛一样向前曳，只需承受重力，和车行进中的振动。这是重活，每天记10个工分，别的女人只8分。装了半车，都说多，拉不动。拉上走，车发出咣咣当当、咯咯吱吱的响声。都不用力，车走得很慢。妇女队长拿一把铁锨插在车后，边推，边一遍遍吆喝：“绳弯成弓啦，绳蹭着地啦！”
　　一晌，只拉两车。那块地至少5亩，只两车土粪做底肥（那时尚无化肥）。
　　回校后，我写了一组歌颂“三秋”运动的“赶五句”民歌，寄给《南阳日报》，发了两首，其中一首题为《运肥》，如下：“运肥人马出了村，社员个个有精神，一路笑声一身劲；生产队长话意深：丰收握在巴掌心。”

1966年：蛛网

　　7月初，因为“反动日记”和“毒草文章”，我被揪出，几经批斗，已成“落水狗”。“交代检查”写一遍又一遍，一直通不过。
　　8月18日那天，交上又一次写的长达五十多页稿纸的《彻底交代检查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后，我正坐在“牛棚”的床头木木地想心事，冷不防校园的高音喇叭响了，播放的是毛泽东主席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实况，欢呼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我竟无端地想到，我本来也无限热爱毛主席，也应当是红卫兵，也有资格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都是文学害了我，落到这般地步……突地，负责我的专案材料的王老师进屋走近我，把那份检查啪地摔我面前，斥道：“写得不少，没一句话触及灵魂，你想自绝于人民？警告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此前，他对我虽不和善，却不凶恶，只是严肃。今天竟忽然变得狰狞，好似要一口把我吃掉。却原来他左臂上多了一箍袖章，红布印黄字，颜色正鲜艳，当上红卫兵了。
　　我只好继续交代检查，已经把自己骂得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再写，实在没话说。煎熬中，扭头看见已经没了玻璃的窗子，窗口蛛网似锅盖。我住进时，蜘蛛小如米，正织网，而今，已如豆儿大，正在网上悠悠地爬。想，我不如蜘蛛。又看见网上黏几只淡青色的蛾儿，动弹不得。又想，我就是被网住的蛾儿。

1967年：害怕

　　杨树吐絮时，我被平反了，据说整我及我的同类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我时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竟整他自己的“孝子贤孙”）。我也成了“革命群众”，有一种被大赦的宽慰感，但想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明确写着，群众中揭发出的问题“运动后期解决”，心里一直发虚。
　　隆冬的一个晚饭后，我从书记原来的住室门前过（书记被打倒，住室已腾出，成了学生活动的场所），见屋内火光闪闪。进去看，几个学生正就地烤火，烧的是散了架的课桌、凳子。烤着搓着手，说些从传单上得来的小道消息。一个学生说，有人研究确认，毛主席能活185岁，林彪能活166岁。另一个学生说：“要是这样，林副主席怎么接毛主席的班啊？”这话题太敏感，我不敢插嘴。墙上正好有一幅宣传画，画面上，穿军服的毛泽东大步朝前走，后跟两腮凹陷的林彪，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脸涩笑。我的学生刘振海忽地站起，指着林彪的头说：“看他这㞗样儿，奸臣……”我吓一跳，身上直出冷汗。这话若被揭发，无疑是反革命。在场者只我是老师，一定脱不了干系。当即就后悔，不该进来。
　　此后害怕多天，像自己真的干了反动勾当。

1968年：小报

　　3月初，让我去编报，那是本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的一份小报。编辑部在一座颇大的办公楼里。原本在此办公的人早散了，楼道里堆满垃圾。白天，没有人声；晚上，灯火稀疏。外面争争斗斗，吵吵闹闹，乱成了波涛汹涌的海；这里却如台风眼一样平静，平静得近乎死寂，特别是夜里。
　　8月初，报纸头版要刊出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安排我配首诗。晚饭后，对灯苦思，终于凑字数弄出一阕题为《敬赞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沁园春”：“一轮红日，蓦地照亮，矿山安源。忽峰峦舞蹈，林莽歌唱；劳工十万，雀跃腾欢！熊熊烈火，从此点燃，豪气万丈冲云天！多少年，想伟大领袖，望眼欲穿！革命征程漫漫，毛主席指路永向前。虽艰难险阻，何足畏惧，惊涛骇浪，如履平川。红旗招展，山河灿烂，星星之火竟燎原！红太阳，照亮全世界，春满人间！”（用那么多感叹号，是为了增加气势吧。见报时，用的是笔名小兵。那年头，不敢想署真名）。
　　写罢，伸个懒腰，取出《曼殊大师全集》（那是我被批被斗被抄后仅存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或许因为“红卫兵”不知道苏曼殊是谁，才得以幸免）。读他的忧伤凄美的诗，干涸空荡的心，一时得以滋润，得以充实，感到舒服。当即就意识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虽整掉我一层皮，却并未触及灵魂，我还没脱胎换骨。此时，忽听敲门声，忙把曼殊和尚放进抽屉，面前摊开《毛泽东著作选读》。是和我一起办报的小张，刚从外面回来，进屋就告诉我，听到了消息，报纸怕要停刊。他走后，我一直呆坐，心乱如麻。散伙后我往哪儿去？越想越茫然，越想越怅然。窗外，不时传来一声两声枪响。大规模武斗虽已结束，枪支还没完全收缴。天下大乱仍在继续。

1969年：傻子

　　突然一个政策，要中小学教师都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背一卷行李，到一个高冈上的小村，住冈顶小学的偏房。那里原是古庙，“破四旧”时，砸了屋顶的五脊六兽，房坡也砸出了窟窿，白天能看见太阳，夜里能看见星星。
　　4月末的一个晚上，我刚点亮煤油灯，一个半大的傻子来玩，说些傻话，倒也有趣。或许是水土原因，那个村子近半男女憨憨傻傻。不一会儿，一个老汉来借火点灯，问道：“九大都开了，为啥还买不来火柴？”我说：“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他突地骂道：“促个㞗，你没看看，咱地里的麦苗，黄、瘦、稀、低、细，没有草旺……”傻子一听，两眼一瞪：“你是缓（反）革命，斗你。”说着举手要打，老汉啪一声扇傻子一个耳光：“我是老贫农，你他妈的谁知道是哪个坑里的乌龟王八的种。”村人传说傻子他妈“裤带松”，生四个儿女，面目不同，皆傻。傻子一下子蔫了，只以手反复摸脸，不敢再吭声。待老汉出门，褪下裤子，双手插胯，凸起肚子，朝老汉的背影猥亵地拱三下以示报复。
　　夜很静，能听到老鼠的叫声（隔壁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存有粮食，老鼠就多）。把灯焰捻亮些，我写准备寄给报纸发表的歌颂“九大”的诗，“九大吹响进军号，继续革命掀高潮”之类的顺口溜。还有一首写到“副统帅”，内有“革命有了接班人，千秋伟业葆青春”之句。

1970年：夜饭

　　抽调我在县委办公室主任领导下写材料，写各种学习“毛著”先进人物的事迹，写出供当事人宣讲，或者送报纸发表。别人写的往往干巴，讲起来不生动，报纸也不愿用。我则采用文学手法，不惜无中生有，充分渲染夸张，一丁点儿小事就能弄出高大完美，联系到世界革命和解放全人类。写一个青年为“五保户”劈柴碰破了手指，立即就提升到血可流，头可断，革命豪情冲云天。写一个饲养员吃住都在牛屋，长年不回家（其实他是单身汉，家里房子已破），接着就说忘掉小家为大家，志在解放亚非拉。文中的关键处用毛主席语录一提挈，更好似字字句句都神圣不可侵犯，没人会想到真实不真实。我写的材料曾由主人公到几个县的万人大会宣讲，引起群情激动，掌声似暴雨。有一篇在《河南日报》发了一个整版，所写的那个公社书记不久升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当然，那时发表这类文字不署作者名，也无稿酬。
　　晚秋的一天，为赶材料，一直熬到深夜。不停地抽烟，炙得唇焦舌硬，不停地喝茶，肚里涮成空空如也。正苦撑，办公室主任说有夜饭。我们四人到县委招待所的伙房，一锅稠乎乎的面条已经做好，放肉很多，还是肥肉。站切菜的案板旁，吃两大碗，身心俱热。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吃不付钱和粮票的公家饭……近三十年来，千百次吃，但吃后都忘了。

1971年：尿素

　　10月初，我调入刚组建的文化馆。10月10日，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题为《组织决定：让我到文化馆工作》的诗：“我感到，这是踏上另一战场。要发动群众，以笔做刀枪，守住思想的堤防。为无产阶级的新文艺，献力量。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站好岗……”当然，原来是分行的。
　　进了县直单位，立马就有好处。当月，生产公司卖进口化肥的袋子，每人可买两个，每个8角钱。那是稀罕物儿，拆开，染色，做衣裤，一时颇时髦，而且很耐穿。但染色盖不住原来的黑字，屁股上、后背上仍然可见“尿素”“日本产”“含氮量85%”字样。当时就有民谣道：“干部干部，穿着尿素。看着怪跩，不值两块。”跩是方言，意为阔气。

1972年：㞗

　　年底，跟文卫组组长下乡。这个组，管文化、教育、卫生。其实，下属单位都乱哄哄的，什么也管不了。组长是老干部，人正直，县革委会的掌权者却认为他右倾。一起下乡的还有李某。此人常以大老粗自居，因和革委会的掌权者是一条线，傲得说话都是冲的，因任支部成员，人称李委员。三人都骑自行车。下乡为看“教育革命”，当时正在贯彻“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最高指示”。
　　那天，到一所戴帽中学（那几年小学也办初中班，俗称戴帽中学），听请来的老贫农讲红薯栽培。教室是两间草屋，门窗都是空洞。土坯支起木板做课桌，凳子是学生自带的，高高低低。那老贫农能说会道，可是每句话都带庄稼人常带的脏字：“红薯算㞗，只要使死牛。这话啥㞗意思？地犁㞗的越深，红薯长㞗的越大……”男孩一直笑，女孩有的撇嘴，有的勾着头。那一堂课，起码说有500个“㞗”。
　　课后，在和老师们座谈时，我说，农民兼职教师讲得生动，也很实用，就是“㞗”字太多，对学生影响不好。李委员马上接着说：“有啥㞗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贫下中农脚上有牛粪，思想最干净。臭知识分子满嘴都是文词儿，思想最肮脏。”我不再吭声。文卫组长斜他一眼，说：“会就开到这儿吧。”

1973年：《红灯记》

　　为筹备全县文艺会演，挑选节目，到各公社看宣传队演出——宣传队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料，看最后一场时，出了难题。
　　演出的是地方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扮演李玉和的演员身材稍低，唱腔绵软，拖腔更无力，缺乏英雄气概，当鸠山的演员大高个子，虽只四句词，却唱得声如洪钟，字正腔圆。《赴宴斗鸠山》那场，看架势，似乎李玉和斗不过那个日本宪兵队队长。看后我说，能不能把演鸠山和演李玉和的演员对调一下，让英雄人物更高大，更能镇住敌人……我话音还没落，那个兼任宣传队队长的大队副支书突地脸色一变：“演鸠山的那家伙他爹，是伪保长，反革命。他演李玉和，他爹不就是英雄人物的爹了？这个政治责任你敢担，我就换。”我立即闭嘴，欲辩无词。他紧绷着的脸，充分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让不让这个宣传队参加会演，我拿不定主意。若让参加，主要英雄人物不突出也是政治问题啊。
　　现在还记得，那个大队所在的村庄叫叶胡营，外村人都呼为夜壶营。“破四旧”时，改为“红卫村”，可乡民仍一直叫夜壶营。

1974年：古柏

　　县革委的副主任布置，让写一篇反映农村“批林批孔”运动的典型材料，最后派给了我。
　　到那个“批林批孔”先进大队采访，党支书告诉我，全大队揪出了48个“孔老二”，已经批斗一遍了。我问那些“孔老二”的反动言行，他一一介绍，诸如一个读过私塾说话时引用过“子曰”的“圣人蛋”老头（说过孔子的话当然是“孔老二”），一个和有夫之妇上过床的汉子（孔老二和卫灵公的老婆南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他是效法孔老二），一个持续三年侍候卧病在床的地主分子父亲的“狗崽子”（他忠实地执行了孔老二宣扬的孝道），一个把老娘赶出门去不再养活的贫农儿子（他是受孔老二思想的毒害，对母亲失去了阶级感情），一个常常打骂女人的汉子（他是满脑子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内中还有一个女“孔老二”（那老婆婆一再数落媳妇结婚多年还不生孩子，是公然贩卖孔老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黑货）。我听后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多哟！”支书答：“这正说明孔老二流毒深嘛。要不是掌握政策，能揪出来几百个哩。”
　　这个典型材料不好写。
　　副主任召我去汇报，我说了情况，他教训我道：“他们搞得很好啊，是斗争哲学，不是孔老二的和为贵。你写不好，说明你心里也有一个孔老二！”我吓了一跳。我深知这个造反起家青云直上的副主任的厉害，单他那大高个子、一脸杀气就叫人害怕。
　　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革委会所在地，原玄妙观三清殿前的三株合抱粗的古柏已被砍倒（据说要做新政权的办公桌椅），满地断枝碎叶，破了的鸟窝，烂了的鸟蛋，一片狼藉。这是这位副主任主政后的“德政”之一。

1975年：杏花

　　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乡。进村第三天，就发生一件事。
　　天擦黑，一个地主分子的儿子，和一个贫农成分的女人在场房的柴草堆上“搞关系”，正被民兵排排长碰上，立即报告大队支书。支书立即决定批斗那个“狗崽子”，罪名是奸污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学大寨嘛，首先要抓阶级斗争。正愁没由头呢，刚好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晚，钟一敲（不是钟，是吊在树上的半个铁轱辘），社员们都去保管室前的三间空屋开会。原本去的人很多，一看是为这事，女人们都走了，不少男人也走了，只剩下二十几个青皮后生。小伙子们围一圈，那地主娃弯腰低头站中间。支书先讲了一通阶级斗争，而后大家批斗。年轻人争相发言，却都不说阶级斗争，只一再追问“搞关系”的过程和细节，声调严厉，脸上却掩不住轻佻的笑
　　事后我才知道，那地主儿子年过三十，仍找不来老婆。那贫农媳妇的男人不行，和那光棍儿是老关系。还有，民兵排排长是去场房偷柴，正要抱柴走，看见了那对男女，怕揭发他偷盗集体财产，就先下手了。
　　那天会后，在住室的烛光下，我写了一首诗，记述那个批斗会（下乡后，坚持每天都写一首诗）：“一灯如炬满屋亮，社员个个斗志昂。支书正说形势好，窗外飘进杏花香。”其实那灯是陶制的便壶做的，装了柴油，壶口塞一根布条捻的芯儿，用铁丝吊梁上，灯焰随风摇摆，擀面杖粗的黑烟在空中扫来扫去，不时落下柳絮状的黑灰。也没有杏花香（我只在村头一家的墙外看见过杏花），倒有满屋臭气——生产队死了一头牛，肉，分吃了，每人三两；皮，为了风干后割成条儿拧牛套，就钉在墙上，怕有人偷，一直锁门闭户，便捂出了满屋酽酽的腥臭。我的诗里，只“斗志昂”三字稍近真实。翻看当年的日记本，该诗写于3月25日。

1976年：老袁

　　为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曲艺唱词，和老袁一块儿，去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深入生活。
　　八月十六午饭后，才知道昨天是中秋节。我俩到代销点各花两毛钱、一两粮票买了一个月饼。那月饼瓷硬如铁铸，费好大劲才能啃掉一点点。老袁说：“如果中间钻个眼儿，可以让小孩当轱辘推。车轱辘，圆溜溜，推到汉口逛码头。干妹子请我喝烧酒，直喝到月儿弯弯照西楼……”他原为游乡卖唱的艺人，一肚子旧词儿，一说就是一串儿。
　　回到大队部，见领导班子正在开会，年轻的女支书抡着胳膊痛斥右倾翻案风，那架势，颇似样板戏里的江水英。冷不丁地，门前凌空高架的大喇叭响了，报告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毛主席逝世！都愣了，都没话说。突然，贫农代表扑通坐在地上，以手捂脸，上身朝前一俯一俯，高声哭起来，哭得痛彻心扉。紧接着，都坐下哭，满屋哭声，悲切而沉重。受到感染，我心里酸楚，想到正是因为毛主席，我才能上学，才能参加工作，不禁落泪。老袁也哭了，哽咽着叙说：“毛主席呀，旧社会我是个穷卖唱的，新社会你叫我当了国家干部哇……”哭声一直持续，但渐渐低了。女支书忽直起头，朗声说道：“别哭了，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反击……”贫农代表先站起，用双手拍屁股上的尘土。
　　回到住室，老袁说：“你看见了吧，那贫农代表哭得怪痛，脸上可没有泪。我知道他的底儿，原来是走江湖卖当的，能说会道，把身上的黑灰搓下来团成丸儿，当药卖，坑人骗钱。他算啥东西，对毛主席根本没感情……”有顷，老袁叹口气，又说：“古来，老王晏驾，小王登基。这江山谁来执掌啊？”

1977年：“抓纲治国”

　　我又参加工作队下乡，是继参加“四好五好”运动工作队（到底是哪些“好”，早忘记了）学大寨工作队、批林批孔工作队、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队后的第五次下乡。这次叫揭批“四人帮”工作队。工作的套路和过去一样，进村先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明确提出“抓纲治国”，“纲”就是阶级斗争）。各生产队都斗了本队的阶级敌人。我的同事老W所在的五队批斗了一个地主婆，罪行是毛主席逝世那天待客喝酒。实际情况是，那天是老太太的孙子出生十二天，媳妇娘家人来送米面，待了客，并没喝酒，而且，吃饭时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还没广播。据说老W亲自主持批斗，令那老太太弯腰低头，就要动手打，被队长挡住了（地主婆是队长的本家婶子）。老人原本有病，经那一斗，第三天就死了。老W说，死了好，少了个阶级敌人。五队还抓了个不是“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中农，罪行是他偷了水泥硬边渠上的一块水泥板，拉回家堵猪圈门。其实，硬边渠早已毁坏，不成形状的水泥块掉落，散布渠道两旁。老W说他的行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令他用麻绳绑了百余斤重水泥板，背脊梁上，游遍全大队。还听说一件事，那时吃派饭，全队社员（除了“四类分子”家）一家轮一天。一次，老W派到一户老贫农家。早饭等到近半晌，没人叫他，午饭等到日偏西，仍没人来叫他。老W饿急了，去问生产队队长，队长质问财物保管：“今天为啥没给老W派饭？”保管说派了。二人来到老贫农家，老贫农说：“是派我家了，我不敢管他饭。如果他吃了肚疼了，拉稀了，说我在饭里下毒了，我可担当不起。”……我所在的二队，有两个“分子”。一个是富农分子，年过六十，身体硬朗；一个是坏分子，四十来岁，单身，据说几年前曾因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被判刑二年。我召集生产队干部开会，问富农分子有没有新的反动言行，答说，没有，老家伙干活不惜力气，若不是“分子”，该记十分，只给他九分。问那个坏分子，说，没事儿，没事儿，早就规规矩矩了。其实，当初是那个知青先勾引他。斗不斗，斗哪个，我拿不定主意。看我为难，生产队队长说：“周组长（我是工作队五位副组长之一），阶级斗争咱不抓也不对，就把坏分子拉出来斗一场好了。”我问：“咋斗？当初的事儿不能明说，说了对知青影响不好。”他笑道：“训他一顿，熊他一顿，骂他一顿，就中了。”我同意。第二天晚上，斗坏分子。我借故去大队找组长商量事情，没参加，因为参加也无话可说。至于他们如何训、熊、骂坏分子，我不得而知，也懒得问。
　　我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院。只要不开会，不下地（常常开会，很少劳动），就读书，写点东西。特别是晚上，只能在烛光下，靠读写打发时间。主要写顺口溜式的诗。11月30日的一首《夜半书感》写道：

　　奔忙一日，
　　两肩尘土，
　　一身汗渍。
　　夜半归来，
　　读几页书，
　　写一首诗。
　　我感到惬意，
　　感到充实，
　　看窗外星如宝石。

　　再录一首12月27日写的《毛主席八十四周年诞辰》：

　　百年旧中国，
　　正气未沉沦。
　　一从红日出，
　　次第扫阴云。
　　海内留舜迹，
　　国中乐尧民。
　　溘然长逝日，
　　万方泪沾襟。

　　下乡五年，我做了近千首这样的诗。所以抄出来，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一下当时的文风和我的水平。

2011年5月于南阳豆斋

　　本文选自《一个人的编年史》，周同宾／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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