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元：身陷囹圄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身陷囹圄

© 刘乃元／文

一

　　现在我是一个关在铁门里的囚犯了。这个事实直到我在牢房里安定下来，清了清头脑，才相信是真的。到这里来之前，干部处的警察已经开始用命令的口吻对我呼来喝去，这里的“队长们”（这里对公安干部一律称队长）当然更是这样。从小我就把警察看作保护者，是帮助我们免遭盗窃和一切危险的好人。童年时代我家的田顺和伪警察一起保护哥哥们的事，至今记忆犹新。如今我的祖国已经解放八年，而这些穿警服的同胞却仇恨我，蔑视我，向我大呼小叫。他们不断用自己的态度提醒我，我的地位已经变了，而且恐怕是永远地变了。
　　然而到监狱以后我反而感到静了下来，因为半年以来悬在我头上的可怕的命运的威胁已告结束。正像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坟墓是死亡的恐惧的结束一样，我到了监狱就结束了半年来不断地受怀疑，受威胁，受“帮助”，和被迫做那些永远做不好的“作业”的生活。这里的事物是静止不动的，我觉得自已好像一条在飓风里颠簸得要沉没的船，终于漂到一潭死水里。我一直被人威吓、谴责、仇恨和咒骂，这里的“队长”们并不这样。他们对我呼来喝去，不是因为恨我，而是因为只能对我这样讲话。他们没收了我身上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不是因为希望我活下去，而是为了防止我去死。
　　收容所的楼房共四层，我们被关在二楼的囚室里。每个囚室约18至20平方米，住20人左右。房间牢固而清洁，天花板和四壁是白的，没有家具。我们分两排睡在水泥地上，每人约占50公分。由于睡得很挤，我的仰卧的习惯不适用了，因为我的手臂总是侵犯“邻床”的难友。于是我学会侧卧睡，后来才知道大家都这样睡。两排牢房当中是甬道，甬道尽头是盥洗池和厕所，由各组（每间牢房为一组）轮流清扫，保持得很干净。
　　收容所每日两餐，早饭9点，晚饭下午4点。食品永远不变：每人两个小米面窝头，一碗小米面粥，一块腌萝卜。那萝卜非常咸，只能一点点地咬着吃，然而这是惟一的副食，吃到最后刚好吃完。看看难友们也是一样。我不禁对看守所的厨师们把咸菜的大小切得如此合适产生敬意。
　　尽管厨师的技艺尽善尽美，饭食的量可是小了一些，每餐吃完我感到连半饱都不够，每晚就寝时我便饥肠辘辘，左右的难友们也是如此。开始的几天由于精神的打击忘记了饿，等到逐渐适应以后，饿的滋味愈来愈难熬。每天上床（或者说上“地”）时已经很饿，次日早晨就恨不能见到什么都咬两口。每天6点起床，漱洗后在院里排队跑步20分钟，接着是点名，然后学习两小时。学习时要求在各自铺位盘膝坐好，由一位难友朗读当日的《人民日报》。初来第一天所长讲话说，这一切都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民的敌人”从身体到灵魂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当然令人极为感动；只是身体受关怀（跑步）时饿得眼冒金星，而精神受关怀（读报）时读报的声音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肚子咕辘响，令人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等到早饭送到时我已经想把那粥桶也啃吃掉了！窝头和小米面糊糊三两口吞掉以后，竟觉得什么都没有吃。
　　饭后是政治学习，仍旧是盘膝坐在牢房里。政治学习是每天的主要活动。没有任何书作为学习资料，但我们的头脑从早上起已经充满了真理的声音——《人民日报》了。我们只是坐着讨论，讨论的内容千篇一律：每人报告各自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行，然后大家批判。上午学习到12点，休息一小时继续学到下午4点，然后晚饭像天上福音一样降临人间。远在开饭之前大家就在盼望了，实际上每吃完一餐时已经开始盼望下一顿了。我敢肯定当大家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等待吃饭时，不会有一个人真正注意到讨论的内容。两周以后我渐渐感到衣服宽松了，而腰带（两天以后发还，也许是认为不妨事了）每过两三周就得紧上一扣，没有镜子，不知道自己面容的变化，但看到难友们一个个变得颧骨突起，眼窝深陷，也就等于看到了自己。一个月过去以后，我们感到跑步和上楼都很吃力了。
　　弄到食品是不可能的：我们和外界、和家人是完全隔绝的。这时我对监狱有了新的认识。过去只知道进了监狱就失去自由，这是最可怕的事。现在才知道，饥饿才是使得监狱真正可怕的东西。记得看过一则短篇故事说，有一个流浪儿千方百计想要警察把他关到监狱里，以便逃避冻饿。我不相信那个孩子如果在这里还会萌生这样的愿望。失掉自由是可怕的，但饥饿是要命的！古代的酷刑早已废止了，但饥饿的威力却可以慑服最顽固的犯人。我从小没有娇惯过，抗日战争时期更是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但我始终没有尝过真正的饥饿的滋味，更没有尝过用饥饿达到控制和惩罚的手段。我在半步桥挨饿的经历永远不会忘记，这不仅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初次挨饿，而且因为那是以后连续挨饿16年的开始。特别是在这三年以后我几乎饿死。噩梦的开头往往是记得清楚的。
　　然而绝对不许叫饿；甚至议论伙食都严格禁止的。一次有一位难友无意中说了一句：“我要饿死了！”很快有人报告给干部（看守所要求大家汇报彼此的言行，这叫做“靠拢政府”，有些人在这方面很积极），于是开大会批判，先由所长讲话。他吼道：“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吃的很够，作为人民的敌人，你们吃得太多了！你们知道自己现在的粮食定量吗？每人每月30斤，而且都是好粮食！超过北京市民的平均定量！不要忘记你们都对人民犯了罪，都企图把新中国拉回到人吃人的旧社会！你们本应该枪毙，一个也不例外！现在人民不仅没有枪毙你们，反而教育你们，让你们吃好。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感谢才对。可是你们当中有人竟无耻地叫嚷说吃不饱。你还想吃什么？吃鸡鸭鱼肉，吃酒席吗？别忘了这是人民中国，不是你们这帮吸血鬼的旧中国了！”说到这里，所长停了一下，接着提高了声调：“你们这帮家伙要注意自己的言论！你们都有过反动言论，现在就是你们的言论的后果。你们是来接受改造的，不是来继续诽谤党和政府的！刚才说的侮蔑政府的人要做出彻底的检查，别人都要好好考虑考虑自已，也要考虑同号的人，并且揭发类似的反动言行！”
　　于是大会散会，小组会开始，那个叫饿的人所在的组对他展开批评，大家一致愤怒谴责他无耻地说自己吃不饱，谴责他辜负了党和政府的爱护和关怀；一致声明自己吃得很饱，而且比被收容以前吃得多，因为正像所长指出的，这里的定量比在家时的定量高，因此大家对那个人的反动言论感到无比愤怒，等等，等等。最后由被批评者发言，他极为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说的话完全错误，是说胡话，是彻头彻尾地胡说。他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自已头脑里还有残存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且保证今后好好改造，再不胡说，等等，等等。
　　他的发言尽管诚恳，却被“下组”的队长粗暴地打断。“用不着花言巧语！”队长喝道，“你在说胡话吗？算了吧，我看你比谁都清醒！你嚷饿是对党和政府的进攻！这是因为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你这个臭右派！你必须首先承认这一点，然后才谈得上改造！”
　　这样被批判者的检查就被断定为不老实——被批判者的自我检査照例是不老实的，这种程序我已经见惯不惊了。我发现我的难友们，包括那犯错误的人也有同感；从大家在队长发作以后的镇静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晚饭时间已到，队长离开，临走时说了一句：“明天继续批判！”
　　当天各组讨论的内容相同，各组的人一致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并且异口同声地表明自己来到收容所以后从未感到过饥饿。
　　次日并没有继续开批判会，以后也没有再开。然而这次教育很有效：大家的嘴从此闭得严严实实，再也没有人胆敢评论饭食一个字了。

二

　　政治学习在收容所和在全国一样，是必要的例行公事。如上所述，收容所的学习主要是小组讨论，内容是照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殊情况下开批判会时由领导指定批判对象，前面说的就是其中一例。每天照常的学习内容是由每一组员轮流交待自己对党和人民犯下了哪些罪行，然后由全组进行分析批判，帮助本人认识自己罪行的严重性。由于每个人都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更由于自己的认识永远是不够的，因此这样的学习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但我们都清楚，这样做无非是叫我们有事可干，同时保证不发生抵抗或闹事。这些会议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在这种会上表现再好也不会带来好处；相反地，自我批评不彻底也不会惹什么祸。我们已经到了谷底，再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了。如果还有什么鼓舞因素的话，那就是队长们挂在口头上的许诺：“政治上进步可以争取提前释放。”我们应该相信组织，组织到处都有，而组织的话都是真理；现在对我们还加上一条：组织是违抗不得的，违抗了就要倒霉。
　　就这样，从我们到收容所的次日起，到离北京去东北为止，这样的政治学习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这些人中有政府干部、学校教师、医师，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大多数因右派言论获罪，其中有的解放前和反共单位有联系，或在革命队伍工作时期变节投敌等。有的犯了“生活上”的错误（即男女关系问题）或经济问题如盗用公款，本来问题不大，但整风时又多说了几句，结果二罪归一，栽进劳动教养收容所。除少数来自同一单位外，多数都从未见过面，但很快便熟悉起来，而且彼此的了解远远超过任何同学或同事。
　　首先，我们一天24小时呆在一起，从不分开，这种“聚首”在正常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其次，大家轮流“自报家门”，轮过一遍周而复始，每人自己谈了再谈，补充了再补充，久之大家把彼此的过去经历不仅了解得分毫不爽，而且几乎记得烂熟。这种互相的了解，普通朋友之间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特殊的身份，这里的人都被“一撸到底”，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一律丢得精光，并且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严。我把我们这一群比做公共浴室里一起洗澡的人，大家赤条条地，没有衣服来标志贵贱贫富的差别，而且每人身上的缺陷和疤痕都暴露无遗。至此我才懂得，有些狱中的难友何以会成为生死之交。然而同狱的生活也可产生特殊的互相蔑视和仇恨，这也是普通的人际关系中很少发生的。

三

　　除非队长有事差遣，各组的人是不许“串组”的（即到别的囚室去）。只有早晨跑步时可以见到别组的人，但绝不允许交谈。因此我们尽管被关在同一座楼里，不是同组的人却并不相识。然而有一次却打破了这种界限：1958年5月1日，队长命我们在院子里开了个联欢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那天，100多人带着马扎，在院里坐一个圈，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和我们悲惨的处境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是全队的人第一次可以互相交谈，彼此认识，当然一切是在队长监督下进行的。谁都没有过节日的情绪，但关了近两个月以后出来透透风，说说话，总不是坏事。队长叫大家演节目。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很多是能歌善舞的。谁会，可以主动出个节目，也可以举荐别人。”这时人群中稍稍骚动了一下，听到有人说：“莫桂馨在这里！”大家的目光投向坐在尽头上的一位中年人。他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
　　莫桂馨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剧演员张权，享有比丈夫还高的声誉。反右中夫妻双双被划为右派，现在莫桂馨在劳动教养收容所，而张权没有被拘禁，大概是因为对女性宽大些吧。50年代初我听过张权演的《茶花女》，水平很高。莫桂馨的歌声也是大家所熟悉的。遇到他我感到高兴，要不是大家都同样地倒霉，怕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呢。他年纪刚过40，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兰布中山装，头戴一顶兰布帽子。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在这种环境中被人认出来是有些尴尬的。
　　这时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站起来说：“我过去是俄语翻译”，他说话有些山东口音，“我唱一支俄语歌吧，我不太会唱歌，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当时苏联歌曲很流行，唱俄语歌是革命的表现，政治犯也是如此。那年轻人说完以后望着队长，队长点头批准，他便开始唱起来。那是一首快乐的爱情歌，歌词是这样的：

　　春天里的鲜花在怒放，
　　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
　　傍晚在花园里跟我爱人相遇，
　　生活就会立刻变了样。

　　应该承认鲁（那年轻的俄语翻译）唱得不错。他的声音宽宏，经过训练可以成为男中音，俄语是流利的，而且态度从容，表明具有登台的经验。他唱完大家报以友好的掌声。接着有人请莫桂馨唱，全体立刻附和。尽管限于环境，没有热烈的呼喊，但莫桂馨从大家殷切的态度看出是不能推脱了。他站了起来。
　　“我唱什么呢？”他问。接着他自己回答：“这样吧，我也唱这支歌吧。但可惜我不会俄语，只能唱译出来的中文歌词。”于是他用中文唱起同样的一支歌。在这样的场合，像他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是决不会企图去征服听众的；但两个人紧接着唱同一支歌，我们立刻听出专业歌唱家和业余的之间的差距。莫的调子较高，非专业歌手是达不到的；节奏比较快，显然符合歌曲的感情。大家熟悉这支歌；我学俄语时为训练发音，还学会了用俄语唱。但我从未听过谁把这支歌唱得像莫桂馨这样好听。他唱出了春夭的温暖和年轻的心的跳动。大家都被歌声迷住了。按照歌词他一共唱了三遍，每重复一次加快一些节奏，听众的情绪也随着歌声逐步高涨。唱到最后，他重复唱了结尾一句，提高了八度，最后一个音符拖了一下，渐弱下去，然后停住。听众不由自主地静场一两秒钟，然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再来一个！”有人喊，大家立刻高声附合，忘记了这样喊在当时的场合是不合适的。莫桂馨谢了大家的盛情，但不肯再唱了。主持的队长表示并无兴趣，说了一句：“别人可以唱。”这句话里没有鼓励，只有批准。
　　犯人里往往有能人，政治犯更是如此。坐在人群中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叶盛长。叶家三兄弟都是著名演员，都被打成了右派。叶盛章、叶盛兰的名气比盛长大，处分轻一些，只有盛长被劳动教养，和我们在一起。他中等身材，40出头，大概因为几天没有刮脸，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人群中不乏京剧爱好者，所以叶盛长受到的欢迎不下于莫桂馨，但他的态度比莫积极一些。他说最好有京胡伴奏，这时竟有人拿出一把胡琴，但他不会拉。我忍不住了。在父、兄的影响下，我从小喜欢京剧，会拉胡琴。对叶家弟兄的艺术我倾慕已久，今天能见到叶盛长非常高兴。于是我拉胡琴，叶盛长唱了一段《空城记》。下面接着由电影导演巴鸿率领做了几个游戏，从中可以看出导演的聪明，他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
　　这次集会使我终生难忘。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奇特的一次聚会了。我们这些倒霉的人竟然在铁丝网里唱歌取乐，40年后的今天回忆这次聚会，感到大家竟然有这样的心绪十分可笑。当时在“短时间的改造”的许诺下，大家都憧憬着不久之后和家人团聚，因此还有高兴情绪。假如那时就知道从此要在劳改农场度过20年的漫长岁月，恐怕宁死也不愿参加这可笑的把戏。然而我们那天的明星莫桂馨却没有机会去回顾自己当天的行为，并且评断自己可笑与否。就在他最后一次获得听众喝采之后的几个月，他死于兴凯湖劳改农场，那首高墙内动人心弦的春天恋歌就是他的绝唱了。

四

　　我们是3月初旬来到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当时牢房里没有火，觉得很冷。时间慢慢过去，气温逐渐上升，对我们这些饿肚子的囚徒是大好事，暖和了，饥饿就容易忍受一些。到5月中旬所长讲话，说不久就要送我们到“劳动岗位”，意思是到劳改农场。宣布这件事时附带说明，那里的粮食定量高得多，“你们开始劳动就可以吃饱了。”这当然是好消息。然而这等于由所长亲口说出，我们在这里没有吃饱。这可说不得，说了是一项重罪的！然而不管怎样，对于这样的光明前景我们十分向往，因此大家无不盼望早到“劳动岗位”去，同时对收容所的伙食仍旧表示非常满意。
　　所长讲话不久，就听了一位来自兴凯湖农场的干部所做的报告。兴凯湖农场是属于北京市的一个劳改农场，地点在东北黑龙江省东北端和苏联接壤处。报告者也是一位劳改干部，穿便装，脸晒得黝黑，和这里白白面孔的队长们显然不同，大概是频繁来往押送犯人的结果。
　　“欢迎到兴凯湖农场来！”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讲话的态度非常和气，我们几乎忘掉他也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兴凯湖农场的动人画面：农场是解放后开垦出来的一片辽阔的沃土，土壤肥得不需要施肥，只要春天撒上种子秋后就可以收获；土地既多，种起来又容易，所以往往有些大豆成熟了无人收割，大家把它都忘掉了；湖里的鱼和野鸭无数，星期天休息时驾着小船转一圈，就可以网一篮鱼，带回一两脸盆野鸭蛋。
　　“你们会喜欢兴凯湖的，”他说，“因为在那里容易生活。许多人在兴凯湖服刑期满以后不愿意走，自愿留场，而且把家属接去安家了。你们当中许多人也会这样做的。大家等着瞧吧！”
　　这位干部的报告照例在各组讨论。大家一致对即将往“一块好地方”去劳动表示高兴。但尽管报告人讲得动听，却没有一个人谈到希望将来在那里安家。有一点不必交流就达到共识：那位干部的热情包含着一种可怕的暗示，即到兴凯湖去就是无期的流放。这时大家对于任何人描绘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可爱时，都学会警觉起来了。但大家还是一致盼望早些到达“劳动岗位”，以便像所长所说“可以吃饱”。我们启程到东北之前所长讲话。他说：“你们都盼望早些到劳动岗位上去。这很好。希望早些干活，说明你们的世界观有了进步。你们在收容所还是有收获的。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成绩。”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列主义是唯物主义，而我们之所以盼望去劳动的原因也完全是唯物的，却和世界观没有多大关系。
　　两天以后动身的命令下来，我们就捆好行李动身了。每人只带一个行李卷，自己完全可以携带，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最轻便的行李。启程是在夜晚，我们排成一行鱼贯出门，大轿车在门外，车门对着院门，人们便从院里直接上了车，每人占一个座位。一辆车坐满以后向前走一点，后面的车跟上来，这样几辆车都装好以后就开车了。前后车门各有一名武装警卫，车窗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我临走也没有能够再看一眼那装着电网的高墙和那监视我三个多月的令人胆战的岗楼。大街上的景色当然也看不到，但我们知道路上大概没有行人：这样的地方晚上八九点钟，恐怕早就杳无人迹了。车队开到火车站，直接上月台到送我们的专列旁。月台上站着一队武装士兵，冲锋枪都上着刺刀。我们陆续走进火车车厢，每人一个座位，像在汽车上那样一律坐下。每节车厢两头都有武装警卫，穿警服和便装的兴凯湖干部隔一段时间巡视一次。每天早晨每人发给几个小米面饼子作为当天的食粮，每天供应开水，人们除经允许上厕所外不准离座。没有人说话，除火车车轮滚动之外听不到任何声音，这是我乘坐过的最安静的火车。因为是专车，除加煤加水外沿途不停车。三天以后到达兴凯湖边的密山县城。
　　车在晚上天黑以后到密山。这是一个小县城，晚上8点街上已经没什么人。没有车送，我们排成一行拿着行李离开车站走在大街上，我们很高兴没有围观者。走不多远就到了密山剧院，这是县城里惟一的剧院，可容数百人，是预订下来给我们过夜的。舞台上挂着一块白布，可见是剧场兼用作电影院。地板和折椅都很脏，说明不常用，也不注意管理。我们准备在剧场过夜，次日启身到兴凯湖。
　　6月中旬这东北的边城也已经很暖和了，因此我们决定不解开行李，干脆靠着它在地上合衣而卧吧。我们这群城里人，过去是决不肯光顾这穷乡僻壤，走进这简陋的小剧场来观看什么地方小戏的，可是现在却只配躺在看戏的老乡们肆意践踏过的、肮脏不堪的地面上睡觉过夜了。次日清晨就要出发，真不知道将去一个怎样荒野的地方，去过怎样荒野的生活！

　　本文选自《历劫不悔》，刘乃元／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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