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济翔：劳教岁月.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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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岁月
下篇

© 何济翔／文

四

　　彭泽芙蓉农场因临近江西彭泽县芙蓉镇而得名。芙蓉农场原址为九江以东，长江边的天然蓄洪区。春夏水涨，这里汪洋一片；秋冬水涸，便成一片青草地，是放牧的好去处。解放以后，当地干部看到这样的空地，并未了解它的夏季蓄洪作用，只认为有这大好空地，大可利用，于是，起了围地造田的想法。
　　据说最初开来一批劳改犯挑土筑堤，后来改为劳教农场，定名为江西彭泽地方国营芙蓉农场。我也不知道它拥有多少土地，总在数万亩至十万亩吧。听说1998年洪灾时九江水位高涨（报上载九江曾有决堤），为减轻长江洪水对九江的压力，所以芙蓉农场已破堤蓄水，恢复其蓄洪的功用。
　　铅山上海农场解散后，人员分散到江西若干农场，其中有五百人调马当采石场。1962年，政府在芙蓉农场办起了一个右派学习班，听说是与陈毅同志在广州开会讲话时一句“为知识分子脱帽敬礼”有关。陈毅同志是首任上海市长，擅长演讲。1949年8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时，他和史良同志曾参加成立典礼。当时他穿着一件草绿色军装衬衣，讲话铿锵有力。他为市长时，一次向全市政府干部讲话，大家分在几个大楼拉广播线倾听，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之久。他是知识分子的好友，自己能做诗，有“儒将”之称。我对他有极高的崇敬之情。现在上海外滩有他的铜像一尊，万人崇敬，我曾为此吟诗一首：

　　独立苍茫大将雄，八方威猛侠儒风。
　　兵戈驰逐江淮战，尊俎折衝翊赞功。
　　知己能为文士友，衝怀上与昔贤同。
　　元戎慷慨多遗爱，碑载人间道路中。

　　这可以倾诉我的敬意之万一吧。
　　芙蓉农场办右派学习班，而马当采石厂只有右派分子十二人，单独办不成，故我们马当采石厂的右派分子都调到了芙蓉农场。这样，包括原芙蓉农场右派在内，再加上附近各农场调来的右派分子，共有一百数十人。当时，我们对举办右派学习班存在很多幻想，是对右派的宽大处理，还是有所改进？此时都不知道。右派学习班设在芙蓉农场中心的一个队里，右边有一条大河，前面是一座桥，房屋很整洁。门外有一所大礼堂式的仓库，既可做仓库，又可做礼堂，右派分子学习班的开学典礼就在这礼堂举行。
　　开学之日，农场主要干部到场并作了讲话。这讲话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他说，举办学习班将为我们解决问题，学习完了，对于我们将分几种处理，能回原单位的回原单位，不能回原单位的另派工作。他还说，“你们原来是干部的，回去仍然是干部；原来是学校教师的，回去仍然是人民教师。”这两句话听起来特别响亮，也特别引人来劲，真是眼前一片光明。岂知后来却完全令人失望，仍然是一个教养分子，不过改名为“就业人员”，实际与劳教一无区别，仍然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主要是没有人身自由，假若逃跑还要被捉回来，这不是囚徒又是什么？
　　开学后正式进入学习。当时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上午在宿舍学习，下午出工到田间劳动。队部发给每人一本厚厚的书，是学习文件——都是党的有关文件。学习中，大家读文件，讲心得与体会，一个半天很快就过去了，下午到田间劳动。芙蓉农场基本上是种棉花，我们开始学这种劳动。学习一段时间后要做小结，一位直接负责管理我们的干部（称干事）评比我们的学习成绩。这里有一个插曲。一个来自其他农场的右派分子詹××，是一位语文老师，懂得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我觉得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引为同道，兴冲冲写了我做的几首旧诗，请他指教。这本来是我这等自命文人雅士的常事，却不料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妄想捞取政治资本，为他自己求得好处，把我给他的诗做了向干部告密的材料。
　　从来说诗无达诂，任何诗句都可曲解。宋代著名文人苏东坡的部分诗文就遭受了这种命运。苏东坡曾咏桧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有告讦者诬指“蛰龙”是在位的神宗皇帝，说蛰龙在九泉，是咒骂皇帝，这还了得？幸亏神宗皇帝明智，他不信这种曲解的谗言，说：苏东坡自咏桧，与朕何干？这才免了一场祸事。若在“四人帮”时代，这不又成了所谓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吗？苏东坡不是现行反革命才怪呢。
　　也不知如今这位告密者是怎样曲解我的诗的，而一位无知的干事竟也信以为真。当时那干事找得我去，板着面孔问我：“你做诗说了什么？”随手把我写给那位告密者的一首诗向我掷来。我拾起一看，原来如此，就忙着向他逐字逐句解释那首诗的字义与文意。无奈他水平低，且先入为主，再也不听我的解释。那一次的评比公布出来，我得到的是“劣”，是最末一等。但詹××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后来学习班“无疾而终”，大家散伙了事，他也和我一样，仍然回到教养后的就业人员队伍中。这个插曲，使我认识到在号称知识分子的人群中，也有这种应称之为败类的人物。
　　右派学习班原定半年结束，却不料事出意外，据说是当时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穷极无聊，忽然又高唱反攻大陆的滥调，因此我方在福建沿海大军云集，阶级斗争又十分紧张，解决右派问题就谈不上了。正在此时，这位干事在不声不响中出了绯闻。原来右派学习班中有几个女右派，其中一个相当风骚，不知怎么一来一去，这个干事便和她勾搭上了。他对她是有求必应，她经常可以请假外出。两人干柴烈火，竟然夜晚在蚊帐里干起好事来，被其他女右派看见了，引起争风吃醋。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好把那个干事调出队部算完。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在田间劳动时，大家像讲故事那样来讲，我们都笑得弯下腰来。这样，学习班临结束时就再也看不见那位干事了。想起他查问我时那种威风，如今是不复存在了。
　　右派学习班解散后，所有就业人员由队部分派到农场各队，和其他四类分子混在一起，依然从事田间劳动。在学习班时的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成了过去，从此我们在农场各个队调来调去。直到1978年末离场回家为止，我足足做了十六年失去自由的农民，连前四年，共是二十年的囚徒生活。
　　前面说过，对我们虽是强迫劳动，但我决不怕劳动，我认为劳动是人的本分。我从来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但同样也不怕体力劳动。芙蓉农场主要种棉花，我学会了种棉花的全套技术，如播种、间苗、锄草、施肥、整枝、打叶、收花、拔秆等。特别是锄草，一株棉花从播种到收花，要经过多次锄草，这是最烦难的工作；我在锄草工作上，不是第一，也总是第二。播种、间苗和整枝打叶都是弯腰工作，我全能挺得过来，不落人后。最后到收获时，最能比出高低，我也是中上水平。农场还种了一部分水稻，我每年参加插秧，速度也是中上。农场最苦的劳动是挑担，这一项我不能逞强，但到六七十岁我还能挑一百斤。
　　农业劳动叫做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弯腰工作为主。我第一次割小麦，一天下来，整个屁股痛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但到了第二三天就两样了，感到稀松平常，这叫劳动反应。
　　最后我在一个队学种蔬菜，负责管理菜地苗床，问起一年四季种什么菜以及有什么苗，我全都熟悉，可以说是种菜的专家了。
　　管理干部总是教条主义地说我们是好逸恶劳——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所以右派分子一定好逸恶劳。可是，就我而论，我家无一亩地一爿店，几十年来我就是靠脑力劳动来谋生，这是好逸恶劳吗？就以我在农场的劳动表现来看，好逸恶劳也与我无缘吧？而且我的劳动不完全是被强迫的，我的劳动积极性是自发的——我认为劳动是人的天职，我何尝不愿意劳动呢？右派分子曹斌同志看到干部们自己不劳动，却对我们督责很严，一天他就讥讽地对一个干部说，我学了社会发展史，知道猿是经劳动变成人的，那么人不劳动是否会变成猿呢？那干部听了直瞪眼，也因此右派成了干部眼中最坏的人。
　　农场最苦的劳动有两桩，一是夏季的“双抢”，一是冬季的挑堤。
　　先说双抢。芙蓉农场主要种棉花，但也种一部分水稻。依据当地的气候与纬度，江西彭泽所处地带，夏季适宜种两熟稻，一季早稻，一季晚稻，两季相连；割了早稻种晚稻，其间日子很紧凑，往往割与种都要抢，叫做抢收抢种，所以叫“双抢”。早稻立夏插秧，到七月下旬大暑，早稻成熟；收割早稻后接着种晚稻，必须在立秋之前插秧完毕，过时不过日，半天也不能晚，一定要在这半个月内做完。如果是一亩二亩还无关紧要，现在则有百亩千亩，那就够紧张的了。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宁掉身上几斤肉，也要插好立秋秧”，可见紧张程度。每当双抢到来，总是天蒙蒙亮就起身，吃了早餐便赶往田间，趁太阳未高天还凉快赶紧拔秧插秧。到中午，因天热毒日头下容易中暑，就回宿舍休息。至下午二到三时再出工，做到月亮出来。如果有月光，还要趁着月光拔秧。所以我对着天上明月说：月儿呀，你太美丽了，可是你又太可恶了，为什么亮着不让我们休息，还要照着我们拔秧呢？可见天下美景也会因人的处境而改变观感的。双抢期间肚子是吃饱了（在芙蓉农场后期，饥饿问题已解决），每天吃五顿，上、下午各有一餐点心；但是工作太疲劳了，此时只想睡觉，肚子问题倒在其次了。有一年，因为秧田下的大粪产生毒素，以致我拔秧时两手的表皮被腐蚀脱落后露出真皮，红肿如肉老鼠，痛楚非凡，两拳也握不拢，晚上收工回来，洗脸绞毛巾都握不动，痛彻心肺。第二天还是要拔秧，实在痛苦不堪。这是那次双抢中最苦痛的事，至今难忘。
　　再说冬季挑堤。芙蓉农场既是在九江边围地造田而成为农场的，围地的堤岸也就每年必须培土加高加固。于是，每年农闲时间必须挑土筑堤。大家也是清晨必起，赶到工地。一天下来，因为干的是挑土重劳动，腰背疼痛，够劳苦的，是一年到头除双抢外的又一难关。我初时也参加挑土，但后来一年老过一年，幸而有另一名右派周世培同志负责施工，因他照顾，让我专司平土工作，那是用锄头的轻劳动，我才获解放。
　　时间到了1965年，我调了一个队。这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乃是由各人自报家门、历史与“罪错”；然后核定是有“帽子”还是没有“帽子”。有帽子，就是地、富、反、坏、右，即所谓五类分子；此外，就是无帽子，大都是小流氓、小偷之类没有政治问题的人，身份地位倒比前者高一等。
　　社教中，我曾接到女儿欣欣的来信，说母亲得了肺病。我心中惶急，向干部请假回家探望。干部就是不予准许。我痛感人身的不自由，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是不尽哀伤而已。我睡梦中也在想家，一次忽然做梦回到了家，一家团聚十分高兴，醒后不觉吟诗《记梦》一首：

　　清霄幽梦至，彳亍及家门。
　　饭熟羹犹热，茶甘酒亦温。
　　南窗迎晓日，北户待余昏。
　　举室皆怡悦，欢娱何可论。

　　醒来便知终是一梦。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社教终了，我被允许请假回家一行，如逢大赦。我于1958年被遣送到江西铅山，再到马当，然后来芙蓉农场，时间长达七年，才被第一次允许请假回家。想想可以和妻子儿女见面，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这次我是和另一位右派王根生同志同行，他是药剂师，也是七年来第一次被准假回家。我们两人从农场出发，先到彭泽，再由彭泽乘小轮船到安庆，在此乘长江轮船去上海。到了安庆要等船，闲来无事，就在安庆游览起来。我们到了迎江寺，登上振风塔，我吟诗一首，诗云：

　　独塔临江俯浊流，烟波东往几时休？
　　苍茫云水迷津度，错落舟樯杂鹭鸥。
　　吹袂天风思汗漫，冲檐朝雨湿轻柔。
　　尔来四百年间事，见说兴亡不解愁。

　　我们到处游玩，到了一处游泳池。那游泳池十分简陋，也无换水设备。我们进去游了一会儿，上岸后两人坐在一张长椅上休息。不料当地青少年见我们不是本地人，衣着土气不像是“上等人”，于是向民警做了汇报。民警上来查问我们，问我们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在此停留……如果我们是正当公民，哪还容得如此查问，这不是侵犯人权吗？但我们是劳教分子，现在虽已就业，也仍然是和犯人一样，身无自由，自然矮人一等。好在我们随身都带着芙蓉农场批准请假的证明，就拿给他看，并解释因为没有轮船，在此等船。他一看我们拿出的是芙蓉农场的请假证明，见我俩果然是劳教分子，就说，没有轮船，公安局可以遣送。我们说不必了，匆匆别去，在安庆住了一夜，第二天乘轮船回到上海。
　　我原住上海宝安路恒盛里，被划右后，房贴取消，我妻负担不起较高房租，以大换小，已两次迁居，最近的迁居还没有通知我，我到原地址扑了个空，问邻居，才摸到新居。到家时，我妻、岳母……一家人都在家。因为我事先急于成行，来不及写信回家，所以他们看到我，都表现出惊讶之色。这情景使我想起了以前看到的苏联名画家列宾所画的一幅题名《不期而至》的名画，画中情景竟然和我今日归来非常相似。那幅画描写一个流放犯人多年后突然回来，他的妻背对外做着什么事，他的一个儿子侧身惊奇地望着这个陌生的汉子，门口还有一个老妇人也惊讶地望着他。总之整个画面表现出“不期而至”的场面，画中各人的神态都呼之欲出。我今日等于也是被流放后不期而至啊，真太相像了！一句话，我真是悲喜交加。悲者，七年离别也；喜者，今日幸得重逢也。晚上，妻为我添了小菜，望着妻子和四个子女，他们为我吃苦了，我又何忍下箸！想着想着，不禁流泪，我是忍着泪吃这顿夜饭的。
　　欢乐中的时间过得太快，回家来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月。农场给我的假期是十天（途程除外），现已大大超过。在农场有一条不成文的做法，即假期很短，但超假不问。可是，如不回去那就要认做逃跑，要派人来捉回去。所以我还是忍着再次离别之痛，一个月后又回到了农场。
　　在农场，凡是劳教人员回家后再返回农场时，必带香烟和肥皂向干部“送礼”。他们最感缺乏的，也最欢迎的东西就是这两者。我也未能免俗，带了几条肥皂和半条香烟给主管干部。当然干部中也有主动要求带这些东西给他们的，那就等于索贿了。
　　从上海收容站开始就困我们长达七年的饥饿问题，自到芙蓉农场后已逐步缓解。我们可以到附近老表家去买
　　红薯吃，也不会被批斗了。我们还可以用粮票向老表换米，粮票都由我妻寄给我，于是我发明了快速烧饭法。我们上午收工到下午出工，中间休息时间很短，必须迅速吃好饭出工，我要在最短时间里烧好一顿饭，以补食堂打给我们的饭量之不足。那时我们队里有一个铁皮匠，他能将食品罐头的铁皮制成一只只小小的火油炉，可以用来烧煮食物。几乎每个人都请他做炉子，到后来甚至干部也请他做。他还能将两个罐听接成一个，用来烧煮食物。我请他做了一个，上面系了一个铁丝环，可以提溜，我就用它烧饭吃。烧饭的地方在野外，枯草柴有的是，拾来临时搭一个野灶头，生火煮饭。先在铁罐里放米，然后加满水，用大火煮，待米熟后把多余的水倒掉，再放在火上一煨，一罐饭就熟了，前后不过五六分钟时间。这样，就可以和食堂打来的饭一同吃饱了。
　　到后来食堂越办越好，农场有菜园，自己养猪，我们经常可以吃到肉了，副食品也大大丰富。最好的时期，各队的伙房还进行了比赛。这已是1965年以后的事了，七年多来的饥饿感，至此方才一扫而空。
　　在芙蓉农场，我还亲身经历了两次所谓“监啸”的奇事。那时，我们身不由己，实际过着囚犯生活。一天晚上，不知从何人开始，忽然宿舍中全体就业人员一齐狂叫起来，顿时响成一片。我们所在的队，宿舍共有两溜房子，住着就业人员好几百（床铺都是双层的）。啸到极点，有好些人跳出窗外，一时如中邪狂走，也有跌伤的。啸声约持续了一两分钟。干部闻声赶来，狂吹哨子，才把啸声压住。停下来后，大家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当时为何狂叫，这真是一种奇事。这还是第一次，过了没有多久，又发生了第二次。这次我有了上次的经验，自以为能保持清醒，决不随声附和，因此一听啸声起来，我就大声呵斥，想阻止近旁人的狂叫，却不料我的大声阻止混入了大群人的啸声中，也变成“监啸”之声了，恐怕其他人也有同我一样的情形吧。总之，这是一种发生在群居人中心理、生理的异常状态，是值得科学家研究的现象。
　　光阴如箭，转眼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中，我们这批早已被打倒在地的五类分子，包括少数非五类分子，在农场是怎样过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我们这些人好像毫无牵涉。当时我想，“文化革命”嘛，与我们何干？事实也是这样，农场也有造反派，造的是农场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原农场领导的“反”。据有人看到，农场原领导的场长、书记中被打成走资派的，戴上高帽子，手敲铜锣口喊：“我是走资派！”被押着在农场大路上和田埂上游行。各队都有被打成走资派的人，这是事实。不久，部队“支左”，开来解放军接管农场，随之而来的是青年学生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后来称为知青（知识青年），这时文化大革命牵涉到我们了。
　　红卫兵来时威风凛凛，连队部干部都惧怕他们三分。他们知道我们是五类分子，随时都可以侮辱我们。有一次，我和一个红卫兵擦肩而过，并未冲撞他，他就随手把我头上戴的一顶罗宋帽扯下来，狠狠地丢在地上。没有什么道理可说。晚上，他们可随意闯进我们的宿舍，看见我们有人在被批斗，就可以不问情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抡起他们手里的一条皮带往被批斗者身上抽打，打完了扬长而去。他们是可以这样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的，是有权管制我们、迫害我们，并且可以任意侮辱我们的——这是阶级斗争，而我们是他们的阶级敌人。
　　军队支左，红卫兵进场，原来的农场干部，除被打成走资派已抬不起头来的之外，其他干部，在部队和红卫兵面前也身矮一头，但对我们劳教分子，即现在的就业人员仍然威风十足，而且他们越是觉得受压，就越是要在我们五类分子身上表现他们的积极性。也不知是支左部队还是农场干部，给我们定出了“十不准”的规定，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骂不准还口，打不准还手”，这不啻是把我们当做猪，当做毫无人格的奴隶来看待了。但右派中究竟有硬骨头的人，一个右派分子此时公然声言：我就是骂要回口，打要还手。他这话幸而没有被小人告发，得以免去一场祸事。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拍成了电影，也来农场放映，这可是件大事。这天，我们劳动收工时，干部来通知，今晚看电影，每人带一张小凳子（就业人员每人都有一张），坐在宿舍前的空场上看，必须全体到场，不许缺席。也是那位硬骨头右派，对我们说：“我就是不看。”后来他果然没去看，也因无人告密而安然无恙。我们吃过夜饭，大家聚集在空场上。红卫兵来后，我们就和红卫兵一起看电影，在空场中间挂起了一块白色幕布，我们坐在反面看，而红卫兵坐在正面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当时有的右派分子说，这是教育我们凡事要从反面看问题，这又是右派的谬论了。
　　放映机和胶卷来了。这时锣鼓喧天，一辆卡车载着放映机和放映人员缓缓驶进空场，好像办喜事一样热烈。后来胡耀邦同志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这也是一个侧面。
　　在极左路线的驱使下，那时农场中劳教后的就业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人成群。谁要随便讲一两句牢骚话或俏皮话，就可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胸挂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在伙房前站队示众，从开饭到吃完饭为止。好像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二十天。既然是现行反革命，就应当送法院治罪，但站完队也就算了。这不是政治游戏吗？
　　再说红卫兵那面。在我队就业人员的伙房后面就是红卫兵伙房，他们自派一排人管理，不与就业人员相混。我每天隔着窗看到他们三餐前在伙房门口排队，先唱语录歌，然后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一套仪式完毕，才进伙房开饭，完全是宗教仪式。但这种宗教仪式也是红卫兵的特权，我们就业人员五类分子是无权唱这种革命歌曲的，也不能早请示晚汇报。可后来忽然要我们大家都唱京剧样板戏，一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京剧唱词，充满在晚上的宿舍里，又是一奇景。
　　我所在的队紧靠芙蓉镇，我们在田间劳动时，经常可以看到当时在全国盛行的所谓“串联”队伍列队而过。往往为首一人手捧毛主席像镜框，后随之人每人身上挎着黄布袋，内装《毛主席语录》，那形象就像念佛之人虔诚地朝圣进香一般。
　　我队干部中也有行为卑鄙、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某干部因为嫌右派分子陈贵顺同志看不起他，和他顶撞了几次，也不反省一下为什么，就怀恨在心，蓄意陷害报复。他是干部，可以随时自由进出我们的宿舍。于是当我们就业人员都出工时，他就用针将一张毛主席像上面的眼睛戳个稀巴烂，然后偷偷放进陈贵顺没有上锁的一只木箱内，后来又装着检查，搜出了这张像，一口咬定是陈贵顺所为。明明是栽赃陷害，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谁又能怀疑到这干部身上？真是有口难辩。于是，陈贵顺无辜被关押进农场总部所设立的禁闭室，这实际是在农场私设的牢房里坐牢。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这又算得了什么。后经多次审讯，都无法证明是陈贵顺所为。陈辩解说，在万众敬仰毛主席之时，哪有傻瓜做这蠢事，明明是有人陷害。但结果他还是冤枉地坐了一年半的班房。后来陈贵顺对我们说，如果当时屈服、胡乱招认，那就要被判“反革命”，不死也难得翻身。这干部恶不恶？
　　右派分子之间也有互相攻击的事。前面提到过的右派分子詹××，平时总是恃强欺负另一个较弱的右派分子卢×（已忘其名）。有一天大家在田间劳动，不知谁在哼革命歌曲“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歌颂毛主席的。詹××发表怪论说：万物生长也有不靠太阳的，如韭黄就是，因为韭黄是“闷”出来的，所以它的生长就不靠太阳。此语一出，卢如获至宝，收工后立即向干部汇报。大家都证实听到了这话，无可抵赖。晚饭后开斗争会，詹××自然无话可说。在当时，这是明摆的侮辱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按当时的“公安条例”属罪大恶极，于是拳脚交加之下，把詹打个半死。我睡在上铺，斗争就在我床前进行。他们把我放在床前的木拖鞋也打裂了，可见打得多凶猛。后来还连续批斗了詹××四五天方罢休。
　　但也有因平时不得罪人而说了怪话也无人告发的。有一个右派，在田间看到一头牛，耕田的就业人员怎么拉它也不起来。这个右派就说：你可以向它读读毛主席语录，试试它起来不起来。这话也说得太俏皮，有侮辱之嫌，但幸好无人告发，也就安然无事。他这话虽是随口而说，但确是对唯心主义的极大讽刺。
　　此时农场一部分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也下放劳动。他们虽不和我们一起劳动，但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劳动时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平时他们管我们劳动很严，现在，轮到他们被迫劳动就出洋相了。
　　也不知哪里来的一阵风，农场干部怕我们这群五类分子造反，于是每天收工后务必将锄头和铁锹等一律存入仓库，第二天出工再领——怕我们把农具用做武器。真是活见鬼了，五类分子已被打倒在地，还有谁敢造反？这也是笑话一桩。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几年之后，农场忽然爆发出一件大大的假反革命案。此事首尾我不清楚，因我侥幸不在事中。据说，事情的起源是在农场附近的一个县，该县的田地与农场犬牙交错，先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假反革命案，由于刑讯逼供，牵连到我们农场人员。于是，非法刑讯逼供之下一变二，二变八，八变十六，案犯成了一大堆，以致一时之间，反革命到处都是，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天本队干部召集全体就业人员开会，声称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人数之多涉及全场各个队，本队也有，而且已然掌握名单，就看你们坦白不坦白。真是声色俱厉。我听着暗自好笑——既已掌握名单，那么按名单逮捕好了，又何必虚声恫吓？结果果真如此，被牵连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也不是真的。后来听说，有的就业分子实在吃不消逼供，逃出农场，向上级报告。上级派人下来调查，证明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假案，纯粹是由于刑讯逼供造成的。农场主持处理这件假反革命案，而大搞刑讯逼供的那位干部，仅被辞退回家了事。但由于他的罪恶，造成农场就业人员因刑讯致残、致死者，虽确切数字我不知其详，但也实在不少。我国刑讯逼供起源很古，千百年来，断案中刑讯逼供被历代奉为惟一法宝，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武则天时，著名酷吏来俊臣对另一名酷吏周兴所使用的“请君入瓮”之法，就是流传下来的有名的刑讯故事。我国新旧《刑法》虽然都已规定司法中刑讯逼供是犯罪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受到处罚，但至今还未绝迹。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劳教农场中，非法私立公堂、乱行刑讯逼供，那是无法无天的常事了。
　　再说那时全国盛行抄家之风，什么“破四旧”，公开掠夺而已；宪法规定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在农场的就业人员无家可抄，但一肩行李，也是“抄”的对象。一天早晨，干部吹哨子叫我们集合，命令各人把自己的东西尽数搬出宿舍，集中在门外空场上，一物不留，留即没收。待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尽数搬出后，干部逐一检查，凡手表、金笔、高档皮鞋以及打火机、小刀、书籍等，悉行收去。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将手表、金笔等发还，但其中奚家德同志（后面要提到此人）被收去的一双高档皮鞋，要到数月后，他买了一条庐山牌香烟（江西出品的高级香烟）向一位干部刘××行贿，才取回来。我有一部《苕溪渔隐丛话》和一部《唐音癸签》，均是随身携带的心爱之物，可就是屡请发还不得，从此遗失，至今恨恨，再未能买得。还有一本英文《毛主席语录》，上有毛主席像也不管，只要是书就要收去，而且不发还。某一就业人员有一本俄文书，干部不识俄文字母，说是特务密码，当然也就没收无踪了。我还有一本手抄的自己的诗集被收去，我一再要求发还，最后到场部才取回。原来，他们已将其上缴场部审查，看有没有反动辞句。拿回诗集后我才放下心来，惟恐又有曲解诗词者，那可就麻烦了。若在今日，乌云尽去，我就不须有这顾虑了。
　　我在农场被抄，而我在上海的家也被抄，多年辛苦收藏的名家书画，当然属于“四旧”，一齐被抄去了。我岳母的一副金耳环也被抄去，后来折人民币发还，差价很大，书画则一概不发还了。抄家单位是我妻做教师的学校，后来学校又来我家向我妻正式宣布，对抄家一事平反。因为抄的虽是我家，但我本人在农场，并不在上海的家，是抄错了，故予正式平反。这也是一个插曲。
　　在第一次抄家中我险些出了一件祸事，这事要详细一说。
　　回忆一生，在小学时代，我就深受那时学校老师对我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清末以来列强对我国侵略压迫、我国被迫割地赔款的令人悲愤不已的史实，激发起我们雪耻图强的意愿和决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后来五四运动爆发，波及学校。我还记得，那时正是夏季，我们每人手上持着白折扇，上面写着“毋忘国耻”以及源自顾亭林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使我萌发了富国强民的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际行动之下，我还在家门旁小巷墙上张贴宣传标语。小学毕业后，我的一位同学升学到无锡第三师范。一次，他忽然寄给我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集》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我阅后如开茅塞，认为这乃是我国的救国良方。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那时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我尤受感动。刚好此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登出中国国民党征求党员启事，地址是上海环龙路某号（那时大概毛泽东也在上海工作），我就写信去要求入党。那时我人在常熟。不久，就有一位地下党员来和我联系，从此我就入了国民党，没有任何仪式。那时在军阀孙传芳的反动统治下，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他手下掌管上海军政的头目——杀人魔王李宝章，还成立大刀队，捉到国民党员就杀。据说有人穿白纽扣的蓝布长衫，就被认为是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的暗号而捉了就杀。当时北洋政府不分国共，一律称之为“赤化分子”而加以镇压。我姊也在常熟，我告诉她，自己加入了国民党。她大惊失色，说：“这是要杀头的呀！”我却坦然自若，并不怕死。不久，北伐军到来，我目睹孙传芳军队四散溃逃的惨状。可是再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北伐军来时最响亮的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和“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此销声匿迹了。我也只参加了一次北伐胜利大游行，就此与国民党告别——我再也不去找它，它也不来找我，从此一刀两断。
　　1933年我到上海，先在申报附属单位，即由陈彬和主办的“上海文库”工作，既而随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迁入申报馆。是时，影评作者石凌鹤不时来申报馆写电影评论，就借用我办公室写文章，因此熟识。一次我向他提出，要求参加一进步团体。他就介绍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此乃中国共产党一外围组织，与文学家的“左联”、戏剧家的“剧联”并称。从此时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因党决定联蒋抗日，上级通知“社联”解散。前后三年，我在党的领导下为“社联”工作，这是我最兴奋的时期。那我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呢？这要从我的一种思想说起，因为我当时听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比如党要调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你就必须绝对服从，不许有任何条件。我父早死，家有一母，下有三个弟妹尚未成年（大姊与大妹业已出嫁），正在上学，一家生活全靠我一人维持；一旦调动到他处，家中无人接济，将何以度日？故我为家庭牵累，自认为无法申请入党。其实我这是教条地思考问题——如果发生那样问题，组织上是会帮助我解决家庭困难的。但我那时见识甚浅，根本不懂得这道理，以此贻误了入党的时机。
　　“社联”解散，上级通知所有成员一律转入救国会活动，可是没有指明参加哪一组织。这样我就离开了组织，但我还是参加了许多进步活动。直到1945年，我看到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而深受启发，衷心拥护，再看到报载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宣言和主张等，环顾当时国内形势，我迫切要求参加国内的民主斗争。于是由沈钧老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参加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故今为立法问题和司法问题划为右派。根据我以上的经历，我实在找不到自己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苗；而且根据我的言论，立法为了长治久安，司法上要求重视人才等等，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因此自忖就我而言，充其量是思想问题，而决非政治问题，对我以政治问题看待是不对的。我思虑再三，认为党中央是可以说理的地方，于是我写了申诉书，向党中央呈送。
　　信尚未发出，文稿存在箱中，这次抄家被抄出来了。这可了不得，申诉就是翻案，必须批斗。可是在干部中也有极少数人是同情我的。本队一位主管干部就是。他看到我写的申诉书后，立时表示要加以批判，当天晚上例行学习时，他也提出此事，可是待我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后，他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就此不了了之，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这不是明摆着包庇我吗？幸而那天晚上没有红卫兵来，否则我难逃一顿毒打。所以我这次是险出意外，但幸而有惊无险，平安过去了。我对那位保护我的主管干部至今还铭感在心，只是他调来我队不久就调走了，大家对他印象不深，故已忘其名。他真是难得的好人哪！
　　在农场第一次抄家后约过了二三个月，又有第二次抄家，已没什么可抄的了。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了末期，我又一次获准回家。此次回家自十六铺船码头上岸起，一路上看到的好像只是一片肃杀之气——国家元气大伤。我在家没耽搁多久即返农场。
　　文化大革命后期，芙蓉农场还兴办了一项水利工程——张家港筑闸。原来，长江有一条支流流经芙蓉农场，夏季水涨，水就倒灌进来。为了控制水流，就必须在此建闸以司启闭。据说在此建闸的图纸是一个属于五类分子的知识分子设计的，当然，报上报道这项工程时是不会提到此人的。在建闸期间有越南外宾来参观，就叫我们一律躲到大堤下面，不让外宾看见。据说那几天芙蓉镇上的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商品，就是不让人买。等越南外宾走后，便把所有的东西收了起来，这也是当时弄虚作假成风的一幕。
　　那时天寒地冻，我们住在茅草搭成的工棚内，四面透风。还不时有人被批斗，被斗者罚跪在冰冻的地上，跪在铁链上，真是残暴。大家的肚子还在闹饥荒，不知从哪里运来一批古巴砂糖，大家争着买砂糖吃，以此来减轻饥饿感——我们在这长达将近二十年的劳教兼就业的苦难中苦熬惯了。
　　建闸是和水泥、石子、钢筋打交道，要强劳力来做工。初时还都调些强劳力，后来像我这样的体弱者也调来建闸了。那时我已是七十开外的老翁了，居然也调来建闸。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挑建闸用的石子，规定定额，另有人用大秤为每担过磅。我已年老力衰，当然每天都完不成定额。一天，一个姬姓干部（不知其名）来查账，见我完不成定额，就加以质问。我回答说，年纪大了，实在挑不动。你道他下面会怎样说？你再也想不到，他说：“你说你年纪大了，难道你比你的父亲年纪还大？”我无法回答。我当然永远不会比我父亲的年纪更大，可他这只能叫做胡说八道，我还能说什么呢？毕竟就业人员相互间有同情心——在一旁的就业人员见我无法下台，就劝道“你明天多挑点好了”，避免了可能对我的批斗。但第二天我仍然不可能多挑，这还靠大家的同情心——当时掌秤的是右派分子马文祥，他帮我作弊，将七十斤报成一百斤，这样我才蒙混过关。
　　劳动教养据说是要教育犯错的人改恶从善，但那种贪污受贿、侮辱被教养人员、说话蛮不讲理乃至蓄意陷害就业人员的所谓干部，他们能教育人吗？
　　先说有一年，连降几日大雨，河水暴涨，农场外一片汪洋。于是全场就业人员紧急挑土保堤，在堤内挖土挑上堤岸以加高加固堤防，每天只睡三小时，实在疲劳已极。我挑着土，一边走一边眼皮垂下来，走着路也会瞌睡，身子晃荡晃荡的，样子自然难看。一个干部看了不满意，竟在堤上拾起泥块向我掷来。
　　再提一件事。在劳教农场里，就业人员品质良莠不齐，时有盗窃事件发生。于是一个姓朱的干事（不知其名）向就业人员宣称，为了避免盗窃，大家如有存款，可交他保管，在他那里随用随支。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就业人员就把千辛万苦节省下来的近百元存款交他保存，中间也向他支用过几次。可没过多久，这个就业人员再向他支用时，他却说已支用完了，存款没有了。既无存折，当然没有证据。他是“好人”，你是“坏人”，乐得赖了。那老实人当然不肯罢休，多次向他要，他就是不给。我知道这件事后，义愤之下，撺掇这个就业人员向场部控告这姓朱的干事，并主动代他给场部写控告信。场部叫朱还款，朱就是不还。后来在场部发给朱工资时，事先通知那位就业人员，在朱领工资时当场扣还，朱狼狈不堪。朱不知那份给场部的报告是我写的，否则还不知他将如何报复我呢！我做了一件好事，他又无从报复，我惬意之至。
　　建闸期间，我们要路过附近的小村落。当时春节刚过，我们看到村民家的大门上有的贴着红色春联，上书吉祥辞句；可是也有很多户人家的大门上贴的是白色对联，上面写的不是吉祥语句，而是政治口号，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回想我们在芙蓉镇买东西时，营业员见我们是就业人员，有时就是不卖给我们，若与他论理，他就说，劳教分子就是不卖，这叫群众专政。我们是专政对象，人人可以向我们专政。那些令人丧气的白色对联，不也是为了向阶级敌人专政吗？想想那些门上贴白色对联的人家，或许家中只有一人是五类分子却累及全家，这叫全家人怎么过年？清代雍正皇帝钦旨一个名叫钱名世的人自己出钱制成一匾，上书“名教罪人”，挂在自己家的大门上，以此来羞辱他并辱及他全家。今天的白对联与这不是一样吗？
　　在芙蓉农场的十余年，加上之前从上海收容站到铅山再到马当的三年多时间，其间只是苦难的生活、艰苦的劳动和精神的压迫，还有揪人心肺的饥饿，绝无欢乐可言。但是到芙蓉农场的后期，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件十分欢乐的事，这就是右派分子奚家德与场外的时文藻女士在农场成婚的佳话。
　　奚家德大专毕业，在工作单位时因说了几句犯忌的俏皮话而被划成右派，来农场教养后就业。同组有个时姓青年，也因事被教养就业。他有个姊姊名时文藻，在南昌某单位工作，多次来农场看望弟弟，因此与奚家德相识。几次交谈中，双方不觉都有一见倾心之意。时女士原有丈夫，她因家庭成分不好，母亲就为她找了一个在政府机关当干部的人出嫁，希望以此来改变她和家庭的处境。当然这是不现实的。显然这是桩政治婚姻，而实际上她和丈夫并无感情可言。用她对奚家德的话来说，她和那人没有共同语言。而她能向奚家德这么坦率地说这话，那就是她和奚家德有共同语言了。她还有一句话，使奚家德大为心服，她说：我认识了你们几位右派，你们右派都是好人。这当然使两人更加贴近了。在我们右派分子看来，这话也是使人心服而愉快的。如此两人就由相恋进入热恋，最后考虑结婚问题。于是，时女士下决心毅然抛弃她的政治婚姻，与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的丈夫离婚。但是奚家德的头上还有右派分子帽子，还是农场就业人员，还是身不由己、失掉自由的人，怎么结婚呢？爱情能冲破一切，来农场结婚！农场是监管劳教后就业人员的地方，如何结婚？且看结婚的场面，那天来者就业人员十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当然都是有共同语言的人，没有司仪，没有主婚人和介绍人，也没有任何仪式，只是相叙间共进晚餐。鸡、鸭、鱼、肉，都是来宾中的几人弄来的，请了就业人员中一位来自上海某知名餐馆的高级厨师掌勺，自然佳肴纷呈。婚礼就在田边一间大草棚内进行，大草棚自然无法做洞房，婚宴毕，奚女士就整整衣衫欣然离去，一无小儿女态。他们的正式同居要到奚家德得到改正，告别就业生涯以后。试想，当时有多少妻子因丈夫划右而离婚？而奚家德此时还是一个准犯人身份，当时谁也想不到几年后能获改正，此时的时女士能冲破一切，“下嫁”（这里用得上“下嫁”两个字）几陷缧绁的右派分子奚君，岂不要有绝大的勇气与高尚的品格？这不是大无畏的真诚的爱吗？我得向她致敬，天下人都应向她致敬！
　　我在改正回家后，在电影院看了《天云山传奇》与《牧马人》两部影片，其中展现的“右派”的悲酸生活很是感人。但相比之下，我们的经历比影片中的故事要丰厚得多了。有哪位大手笔，能将我们的经历搬上舞台或银幕，写下更感人的悲歌呢？

　　本文选自《沪上法治梦》，何济翔／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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