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所巨：军垦农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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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垦农场笔记

© 陈所巨／文

　　检点旧物，发现了一本蒙着灰尘发黄了的笔记本。里面是我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时记的长长短短的笔记三十多年了，这本笔记竟然将那段已经被时光扔得远远的岁月拉到眼前……于是，拣稍微轻松有趣的整理了几篇，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当上伙头军

　　就要去军垦农场了。1970年7月，全国不少地方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纷乱之中，大学毕业生无法分配到工作单位，有很大一部分就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实际上是临时储备。我对我们要去的农场一点儿也不了解，听说是在汉江边上。
　　上了一辆蒙着草绿色厚帆布篷的军用大卡车，那样的大卡车有十几辆。汽车开动之前，一位老乡同学匆匆赶来。他是68届的，前几天刚刚从我们要去的那个农场锻炼“结业”回来。他招招手，让我下车，将我拉到一边，附在我的耳朵上小声说：“到了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份申请。”我以为是写入党申请，不料他说：“不，申请要求到炊事班。”我正要问为什么，却听见汽车发动的引擎声，车上的同学纷纷催促：“快，快开车了！”我便赶忙上车。汽车开动了，那位老乡挥着手喊道：“记着，一定要那样做。我不会害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但却坚定地相信老乡的好心，便按他面授的机宜办了。在汉江里坐了一天的小火轮，累得筋疲力尽刚到农场，没等安顿好，就伏在背包上匆匆地写了份申请书，要求到炊事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而且还天花乱坠地写上自己会做饭，烹调方面有一技之长。其实我一次饭也没做过，连炒菜做饭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自己写着都暗暗发笑。之所以那样写，无非是要达到分到炊事班的目的罢了。
　　申请递交上去，很快就换来了一次着着实实的表扬。连长在全连大会上说：“某某某主动要求到炊事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接受改造。接受再教育的态度很好，嗯，值得表扬……”我顿时脸红起来，心想什么呀，我才不知道为什么哩。不禁怀疑，那位老乡的面授机宜，莫非就是换一次这样的让我脸红的表扬吗？
　　我顺理成章地被分到炊事班，当上了伙头军。炊事班一共八个人，五男三女，七个炊事员，一个搞采买的上士：因为我在申请书上写明了会做饭，便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灶上“掌勺”。我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消灭夹生饭

　　炊事班的伙房是当地生产队的一处队屋改造的。锅灶搭好了，一口活像洗澡池一样的老大的锅，是煮饭用的。全连一百二十多人，每餐要煮八十多斤米呢！一口稍小，另一口更小些，是炒菜烧汤用的。那柄锅铲也大得吓人，实实在在就是把大铁锹。我有些怯场，但事已如此，只好硬着头皮当我的“掌勺”。
　　将满满一篾丝稻箩淘好的米倒进大锅里，上水，弄不清加多少，问其他几个，也都不知道，就想象着胡乱加吧。菜也是胡乱地炒，反正酱油、味精、盐有的是，放进去煮就是了。可以想见，那酱油煮青菜的滋味。
　　中午开饭时间到了，全连一百多人在炊事班外面的空地上等着吃饭，一阵一阵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社会主义好》等极其雄壮的革命歌曲。然后，按班围成一个个小圈子吃饭。然而，面对我做的饭菜，全连都鸦雀无声。酱油煮的菜黑糊糊的，咸死人；饭倒是黑白分明，黑的糊了，像雷打的，白的没熟，夹生，你叫人家怎么吃？
　　连长说话了：“炊事班的饭没煮好，第一次嘛，难免失败。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这顿饭菜当做阶级敌人，当作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连长是军人，排以上的干部都是军人，从部队派到学生连来的。说完，连长盛了一碗夹生饭带头大口大口地“消灭”起来。于是，碗筷的声音响起来，嘁嘁嚓嚓的，大家也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在“消灭”了。看着他们那种艰苦卓绝的样子，我的心真的比烧焦了还难受。
　　第一顿煮了夹生饭，第二顿又煮了糊饭。以后就好了，渐渐的饭菜做得像个样子了。后来，还学会了蒸馒头、做包子、油条，以及手擀面、刀削面、饺子、馄饨等等。并且还在节煤改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年终，被评了个全团“炊事标兵”。
　　到炊事班之后，我才知道了那位老乡的良苦用心。因为我们的那个军垦农场是抽干了一处湖沼、刚刚开发不久的新农场，淤泥极深，最深的地方有三十几米，所有机械无法进入，劳动繁重。加上没有营房，租住在周围百姓家里，或者在烂泥沼上搭工棚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在其他地方，到炊事班当“伙头军”，是没出息的苦差事。但在这里，因为不要下湖劳动，相对而言要轻松些。那位老乡是早一年到这里来的，烂泥田里的超强度劳动，让他想着还后怕。便急急忙忙地面授机宜，传授给我一个有效的逃避办法。我成功地逃避了，而且那些学会了的烹调技艺，日后也让我受益匪浅。

　　“司令”借坛子

　　他姓霍，是个好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好人，坏人只是“一小撮”，而这“一小撮”绝对不会在我们之中。到军垦农场之后，他被分配在连队饲养场喂猪。他是个认真的人，猪喂得很仔细，十几头大肥猪啊！他是它们的“司令”，我们就叫他“猪司令”。那是后来的事，这时候他还在炊事班打杂。
　　我是炊事班“名厨掌勺”，想做点咸菜让大家吃稀饭，需要几只腌咸菜的坛子。初来乍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想临时找老乡家借一借。“霍司令”乐意去借，就让他去了。去了半天，却见他空着两只手怏地回来，倒在炊事班里的一张行军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问他，他什么也不说。
　　下午，全连集合。我们那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十分严肃的连长的脸上黑云压城，站在队列前面，足有两分钟没说话。弄得每个人心里都忐忑不安，揣摩着我们中间一准出现了反革命。
　　连长突然发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八项注意》第七条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一时愣住了，停了一会，才齐声回答：“不许调戏妇女。”
　　连长接着说话了：“对，不准调戏妇女。可是我们连队就是有人要调戏妇女。”我们心里都咯噔一下：谁那样色胆包天？
　　连长接着说：“不是我要说你们，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叫什么，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的什么？嗯？”幸亏连长记不起来，没说出“男盗女娼”四个字。
　　连长继续说：“问题出在我们炊事班，竟然有人到老乡家里借坛子，你什么意思？人家母女三个中午就跑到连部来了，劈头盖脸问我这个当连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八项注意’第七条内容是什么？是什么，大家刚才答过了，不准调戏妇女！……今天在这里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向老乡什么都好借，就是不能借坛子！记住啦？”
　　“记住了。”原来是不准借坛子，大家的心轻松了，便扯着嗓子大声回所答，直吼得惊天动地。
　　连长说话的时候，我瞟了一眼“霍司令”，他满脸通红，羞愧难当地低着头。我明白他就是连长所说的炊事班的那个调戏妇女的家伙。但却弄不明白，借个腌菜坛子，跟调戏妇女怎么会扯在一起。大概是那家伙心怀回测，借坛子的时候，见人家家里只有几个女人就乘机调戏。回炊事班的路上，“霍司令”似乎想找我说话，我却懒得理睬他。呸！败类！
　　晚上，指导员到炊事班来做思想工作，让大家吸取教训，不要背包袱，我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那纯粹是一场误会。
　　在和蔼可亲的指导员面前，“霍司令”嗫嚅着：“我也不知道，‘坛子’是那意思，不能借。更不知道她们家没男人，就她妈和两个‘坛子’……”
　　原来，我们农场所在的江汉平原的汉川，沔阳一带风俗，女孩儿出嫁的时候，男方要送给女方家里几坛子好酒。由此姑娘家就被称作“坛子”。你问他家里有几个孩子，他答：“两个坛子。”就是两个女儿。“霍司令”是河南人，坛子和姑娘是七里隔八丈事，拿强力胶也粘不到一起。刚巧那老乡家又有两个“坛子”，他要借着用，岂不大犯忌讳。人家不撵你出门，再到连部告状才怪呢！
　　倒真应了“不打不相识”那句老话。后来，“霍司令”还真的和那家的其中一个“坛子”黏糊起来，那“坛子”老背着她妈到饲养场与“霍司令”约会。那“坛子”长得很漂亮，活脱脱是个小天仙。可惜没什么文化，只小学毕业。再分配的时候，大家就各奔东西，也不知道“霍司令”最终是不是给她们家送了几坛子好酒……

　　蚯蚓炒豆芽

　　刚到农场的大半年，学生连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炊事班和伙房安置在离村子大约五百米的生产队的队屋里。一排三间平房，比较拥挤。半年多以后，才全部搬进湖里，住那种茅竹搭架子盖上了稻草的大工棚。
　　村子离湖里十多里，连队下湖劳动中午回不来，炊事班要将中餐的饭菜送到湖里去。就那么几个人，送全连一百多人的饭菜本来就不容易。湖里的水浑浊，又有一股子腐烂的气味不能饮用，送饭时还得带两大保温桶的开水去。而且路不好走，全是那种弯曲、狭窄的田埂路，下雨天更是滑得像溜冰。我们挑着、抬着饭桶、菜盆、保温水桶等等，身上穿着发下来的部队战士穿破了回收的旧军装，头上戴着同样破旧的军帽。冬天里棉袄的扣子掉了，就在老乡的稻草堆上拿些稻草，拧根草绳系上。那情景活像是打了败仗，拣了条命逃出来的残兵败将。但即使这样，比起下湖劳动还要轻松得多。
　　有一回，我们将饭菜送到湖里，用木饭桶和搪瓷菜盆将饭菜分好，连队里满身泥泞的学生兵们，就以班为单位围在一起吃饭了。中午吃饭时间是四十分钟，从早上八点下湖，到晚上八点回到驻地，大概就只有这四十分钟休息了。尤其是那些女同学，也同样滚在泥泞之中，满脸满身的泥，齐腰以下全都湿透，有好多人的身体就那样弄垮了。
　　开饭没一会儿，一班长、四班长就走到我面前，让我看他们碗里的东西，小声说：“这是什么？”“肉丝炒豆芽呀。”我说。定睛看时，差点没呕出来。什么肉丝炒豆芽，分明是蚯蚓炒豆芽嘛。夹杂在炒熟的豆芽之中的除了少许肉丝之外，却是一条条炒熟了的两三寸长的暗红色的蚯蚓！
　　那顿午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得快速而鸦雀无声，然而那盆“蚯蚓炒豆芽”每个班都没吃。连部的那盆也剩下了，就是说连长、指导员他们也知道豆芽里有蚯蚓了。连长走过来，带着少有的微笑问：“炊事班是不是没肉了呀？叫上士买呀……”想不到一贯严肃得铁块一样的连长也会挖苦人，弄得我们几个人都扑哧地笑了。
　　豆芽里面哪来那么多蚯蚓？当然不是我这当“大厨”掌勺的在哪里抓一把蚯蚓扔到锅里。蚯蚓当然也不会承认是他们自己爬进锅里集体自杀。原因找来找去，原来是炊事班里的那三位“小姐”惹的祸。本来菜应该当天洗，谁知头一天她们就将第二天才用的豆芽洗好了。洗好的菜本来是放在案板上的，早上起来做馒头要用案板，又被她们将盛了豆芽的竹筐搬到了地上。那厨房是临时性的，地面没铺水泥，想不到那些蚯蚓将盛豆芽的菜篮子当做了洞天福地，纷纷地钻到里面。倒成全了我这“大厨”做了道天下名菜——蚯蚓炒豆芽哩。

　　带着姑娘睡

　　“男农场，女农场，中间隔道铁丝网。不准看，只准想。”这是我们上一届，也就是六七、六八届来这里劳动锻炼时留下的创作歌谣。那时，男女生是分开编连队的。男生连和女生连之间拉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连在学校时就谈恋爱的一对儿也不许会面。于是，不知是谁就编了这样的歌词，而且谱上曲。一到傍晚和夜里，铁丝网两边便响起了这样的凄凉而高亢的歌声，很像是垓下的“四面楚歌”。到我们这一届，部队便总结经验，将女生编到连队，编成一个女生排。中间那道铁丝网拆除了，男女生之间不仅可以想，而且可以看了。男女搭配讲究阴阳平衡，长期见不到女人或男人的日子，当然不好过。男女搭配妥当，阴阳平衡，便有了活力，工作效率也高。我们连队的女生编在三排，因为当地方言称姑娘为“坛子”，后来三排就叫“坛子排”。那时流行“铁人”、“铁姑娘”什么的，三排后来还真的成了“铁坛子”排了。
　　当地方言“坛子”就是“姑娘”，也听到有叫“姑娘”的，但那已经不是“姑娘”的意思了。刚开始的一段时间，炊事班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的房东家里有四口人，一对老夫妻，五十多岁，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问房东大妈，那女子是不是她女儿。她摇摇头，说：“是我儿子的姑娘。”我好生诧异：二十来岁就有这么大的“姑娘”了？我在他们家的堂屋靠里边搭了个铺，用芦席隔开。房东老两口住东边那间正房，他们的儿子住西边那间正房，房里都只有一张床。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儿子竟然带着那么大的姑娘睡在一起……炊事班有个湖北同学，家离这儿不远。他年龄较大，已经结婚。有一回，村里的一位老乡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到炊事班来，找他，说：“某某的姑娘来了。”真是怪事，某某同学顶多不过二十六七岁，也有这么大的“姑娘”了？某某来了客人，连队与老乡协商，在生产队那间大棉花仓库里腾出一角，搭了个铺让客人住。晚上，某某竟然也和他的“姑娘”睡在一起。我开始挺纳闷，后来就像脑筋急转弯那样，豁然开朗。既然“姑娘”能叫“坛子”，“老婆”为什么不能叫“姑娘”？一打听，果然如此。当地所说的“姑娘”就是“老婆”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编了个歌谣《新天门沔阳歌》，里面就有这样两句：“‘坛子’能喊不能背，晚上抱着‘姑娘’睡……”

　　大锅焖鲜鱼

　　毕竟是鱼米之乡，鱼多。虽然那湖里的水已经放干或抽干，纵横交错、整齐齐地开挖了渠道，做成了水稻田，但那些沟渠和稻田里的鱼还是多。
　　开着机动木船，在将近三百米宽的主干渠里走，那些被惊动的鱼就跳起来，大雪片儿一样的落到船上，放到柴油机汽缸的外壳上烤，不一会就烤得焦黄，吃起来又鲜又香。我们叫它“干烤飞鱼”。
　　稻田里主要是黄鳝，都是那种七八两重胳膊粗的大黄鳝。直播的稻田平整成一畦一畦的，就在那些畦沟里鸡蛋羹一样的稀泥之中，只要发现两个洞口，那洞口相距并不太远，伸开拇指和食指猛地捏下去，十拿九稳就能捏到一只大鳝鱼。有一天，我趁吃中午饭的四十分钟时间，就在田里捉到了十几条大黄鳝，七八斤重。正好我到农场来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的房东老乡来了，就将那些鳝鱼送给他了。
　　冬天里，水退了，水渠中的水都退到排水闸边的一小块地方。我估计那一小块地方会有不少鱼。就跟管生活的副连长说了，他说：“你能肯定那里有鱼吗？”我点点头。他说：“好哇，你下去抓上来，让大家改善改善伙食。”我说：“得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说：“这么冷的天，下水捉鱼，不冻死才怪。得要一瓶白酒，还得烧一堆火。”副连长即刻就喊：“通讯员，快，去服务部买一瓶白酒来。不，两瓶，两瓶噢！”
　　不一会，白酒就买来了。副连长和通讯员便和我一起，来到一处水闸旁边，找一块避风的地方，堆了些稻草，点燃了一堆火。我脱掉棉裤，仅留条短库。然后扯掉酒瓶口上的封皮，拔掉塞子，满满的朝嘴里灌了一大口。嘿，好香！那天，酒瘾犯了，想要下水捉鱼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想借此弄些酒喝。那时候物质匮乏，白酒不容易买。到军人服务部买酒还得连部开介绍信。喝了三口酒，浑身就暖和了，便踩着岸边的薄冰下水去。那一小片地方水不深，趟了一回，竟然没什么鱼。心想：坏了，酒也喝了，火也生了，人家副连长陪在岸上，抓不到鱼，岂不是欺骗解放军？趟到水闸跟前，水底下有个三四米见方的水泥槽，水较深，用脚探下去。嗬！滑溜溜的全是鱼。便上岸，将棉衣、毛衣、衬衣全脱了，索性只穿条短裤头钻到水里去。水太冷，冷得扎骨。但肚里有酒，水中有鱼，酒精所引发的激情和“鱼头上出火”的兴奋，很快就将寒冷赶到一边。
　　一条一条两三斤重的鲇鱼、黑鱼、鲤鱼以及其他的鱼，被我扔上岸来，副连长和通讯员手忙脚乱地将它们捡起来，放进带来的一只大竹篮里。三个人都开怀大笑着，笑得忘乎所以。真的想不到水底下的那么一个不大的水泥槽子里，会有那么多鱼！竹篮很快就装满了，通讯员回去又讨了只竹篮来，很快又装满了。
　　那个中午，我们真个是满载而归。放到磅秤上称了称，一百零六斤！副连长叮嘱炊事班好好做，多放作料，还让通讯员再去服务部买些酒来，晚上全连加餐。
　　副连长说我抓鱼有功，又挨了冻，就让我休息，裹着被子好好睡一觉。我想着晚上的加餐，有酒，有每人将近一斤鲜鱼可以美美地吃一顿，便甜甜地睡去，睡梦中还在捉鱼。
　　晚上加餐喝酒吃鱼的消息传到“前方”，在湖里修渠的同志们，也一个个来了劲儿，进度加快了不少。然而，晚饭的时候，看着端上来的一盆盆鲜鱼，大家便全都泄了气。
　　因为我受命休息，我的助手那位“副掌勺”竟然将一百来斤鱼一次倒进大锅里，盖上锅盖，呼呼地焖成了一大锅鱼刺！
　　副连长没好气地说：“大家吃吧，小心点，别让鱼刺卡了脖子啊……”

　　坏书不能看

　　后来，我离开炊事班，到二排。是因为团里宣传队要人编编表演唱、写写歌词之类。实际上我很少参加二排的活动，大都参加团宣传队的活动，只是把名字挂在二排罢了。
　　有一段时间，宣传队演出较少，我就回到了二排。那是冬天，湖里农活相对少些，正赶上集中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
　　二排长是刚来不久的军人，是个高中毕业的小知识分子。他不像原先的二排长那样严肃有余，和蔼得多，整天笑嘻嘻的。他没把大学生们当做前来改造的“臭知识分子”看，说他也很想上大学，没考取，才当的兵。
　　集中学习了几天之后，觉得倦了，每天是老愚公、张思德、白求恩，倒着也能背。我便把一本小书，夹在毛主席著作里面，偷偷地看。那是一本《全图麻衣相法》，是我文化大革命早期“破四旧”的时候，在一堆焚书的灰烬里捡的。看得正入迷，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将那本书抽走了，是二排长。我想坏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读《麻衣》，可是个了不得的政治问题！
　　二排长看了看那本书，并没有声张，小声说：“知道问题严重性吗？等会写份检讨递给我。坏书不能看，没收了。”
　　我确实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心里惴惴不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便认真深刻地写了份检讨，打算递给二排长。二排长没跟我们住一起，一个人单独住在大工棚旁边那间小小的工具棚里。他说他好失眠，怕打呼噜。我推开门，走进去，看见二排长正歪在他的窄小的行军床上看书，也看得入迷。我一看正是被他没收的那本《全图麻衣相法》，心里一阵高兴走上去，将他手上的书抽下来，拿在手里，同样小声说：“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坏书不能看，没收了。”
　　二排长先是一阵紧张，即刻站起来看清是我，笑了，说：“拿来，拿来，看完还给你。”
　　我说：“不行，坏书不能看。”
　　二排长走上前来，夺走我手上的书，说：“啥呀，不就看看呗。”
　　我扬扬手中的“检讨书”，说：“这个，就不用交了噢。”
　　他默许了，说：“出去吧，出去吧。”
　　我刚要走出门，二排长又喊我回来，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啊！”
　　我便像指天发誓一般，一字一字地说：“放——心——吧！”

　　吃了一只猫

　　我本来是不吃猫的，童年的时候母亲告诉我，七世和尚变只猫哩！还说猫肉酸，不能吃。我是突然撞上的，从团宣传队回来，顺便给连部带份通知到一排去，就撞上了。
　　已是傍晚，沿着那道笔直的春天刚刚栽插了两排垂杨柳的水渠的堤往前走，一排的那间住了将近四十人的灰黑色的大工棚，活像一只侏罗纪的大恐龙，趴在大堤的一侧。工棚的门敞着那扇用竹片夹了油毛毡做成的门一般都是敞着的，冬天里才会掩起来。
　　仲秋季节，军垦农场的水稻正在收割。活挺重，即便是收割之前，早就放干了水，田里也还是齐膝盖深的烂泥。“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是我们那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
　　一排刚收工不久，正在吃晚饭。部队是“准共产主义”，走到哪吃到哪，我当然毫不客气地拿了只碗就去舀饭吃。却见身材胖大的一排副排长走过来说：“别吃了，到我那去。”我便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走。
　　这是那间大工棚里用草帘子隔开的里间，中间摆了张用板边钉成的长条方桌。几瓶老白干，一盘烧得黑糊糊的肉，几个人正在喝酒。酒香、肉香撩得本来就馋的我按捺不住。端起倒在军绿色搪瓷缸中的酒就喝，又拿起筷子，凶猛地吃肉。那真是梁山气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当然想不到那就是斯文扫地的被称作“臭知识分子”的我们！
　　肉又嫩又香，好吃，似乎没吃过。问是什么肉，一排副说：“管他，好吃就行。反正不是十字坡’，没人肉给你吃。
　　又饕餮起来。几个人轮番敬我的酒，我那时好酒量，来者不拒。直到酒尽盘空，一个个摸着肚子直叫“快活！”一排副递给我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几个人都悠闲地抽起烟来。我又问一排副，今天吃的什么肉。
　　“猫肉。”一排副说得轻描淡写，我的胃里却立即翻江倒海。
　　“猫肉！我的天啦，七世和尚变只猫啊！”我嚷道。
　　“百世和尚变只猫又怎样？你不是吃了吗？”一排副瞅着我不怀好意地怪笑
　　真的吃了，我们几个人活生生地吃了只猫！而且，觉得好吃，觉得是无穷美味。更残酷的是那是只母猫，肚里怀了两个崽！
　　那天下午，一排副他们在农场的田里割稻，发现一只小兽。开始不知道是猫，农场离附近的村子挺远，最近也五公里以上，怎么会有猫呢？就追打它，打死了才知道确确实实是只猫，还是怀了崽的猫。后来才听说稻田里有不少猫，是周围老百姓家里跑出来的，湖里老鼠多，那些猫不回家了，就在湖里吃老鼠。
　　那只猫被我们吃了，吃得津津有味。还是只怀了崽的猫啊！扒了皮，剖开肚子的时候，两只已经成形的猫崽，就被血淋淋地挂在渠边的小柳树上。我在想着我们竟然如此残忍的时候，却禁不住老回想着那猫肉的美味
　　小时候，母亲竟然是骗我的，猫肉一点儿也不酸。或许猫肉真个是酸的，只是人在嘴馋的时候不觉得罢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味人生那个特定的、短暂的区间会有什么滋味？猫肉是酸的，人生也是酸的罢，只是我们嘴馋的时候不觉得罢了。沧海桑田，那片湖泊已经遥远了，那片军绿色的开垦的稻田也已经遥远了，那深深的淤泥里的劳累、荒唐、情趣以及失去的自尊呢？也都遥远了罢。惊回首，那岁月竟只是一帧薄薄的、发黄的、有些模糊的底片了……

　　本文选自《陈所巨文集》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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