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瑾：难忘狱中生活

┃Personal History

难忘狱中生活

© 贺耀瑾／文

　　公元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及深刻裂变的一年。由“四五事件”引发的一场恐怖潜流推向全国范围，就连我当时正在上山下乡的黑龙江边陲农村也难以幸免……
　　5月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知青说公社有事找我，让我去一次。我立刻来到公社，找我的是公社派出所所长，所长紧绷着脸对我说：“从现在起，宣布你被拘留审查。”
　　咔嚓，冰凉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仅仅几秒钟，我就从公民沦为了囚犯。
　　瞬间，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周身的热血直往胸口涌。我想大声斥问：“凭什么抓我？”“我有何罪？”然而我拚命控制住自己，什么也没问。问有何用？瞧眼前派出所所长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裹在身上的警服，缀在警帽上的国徽，知道他不过也是在执行命令。
　　那一天，我就不能回到知青点去住了。关押在公社的一间屋子里。自由已经离我而去。门口始终响着窸窣的脚步声，我斜靠在板铺上，面壁沉思。内心的担心终于变成眼前残酷的现实。正是应验了老百姓的俗话“祸从口出”。我眺望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一夜未眠。窗外，5月的黑龙江已经是春风吹拂的季节。
　　第二天，宣布将我解送去县里。没用警车，是坐船去的。派出所所长和一名警察押着我来到公社轮船码头。码头极其简陋，就在黑龙江边竖一块牌子，上面写几个字。宽阔的鹅卵石江滩就是旅客休憩的候船处。一会儿，江面传来汽笛的鸣叫声，一艘客轮缓缓地靠岸停泊。当跳板搭好，我带着手铐大步流星往上走，上了甲板转过身，只见江滩上站着许多贫下中农，高高的江堤上伫立着知青点的知青们，他们一齐向我挥动起手臂，似乎还有声音从嘴里发出。我内心一阵激动，凝神片刻，慢慢向船舱走去。
　　跨入舱室，这里已经羁押着两个人，同样带着手铐。其中一位一看就知是上海知青，穿的卡中山装，头发长长，眼眶内射出成熟的光。我和他四目相对，彼此就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后来从交谈中得知，他是邻近公社的一名知青。挺喜欢读书，也爱思考问题。最近刚从上海、北京回来，携带了许多“四五”事件诗抄。也许没有做到守口如瓶吧，警方灵敏的嗅觉从大城市追到了小山沟，难逃“罗网”。另一位犯人则是地地道道的东北老乡了，一身黑不溜秋的衣裤，约摸五十多岁光景，盘腿坐地，一言不发。我问：“大爷，您为什么被抓起来？”稍顷，老人拍头愤愤然说：“那天，老少爷们在马号里唠喀，我说江青娘们原先是个破鞋。不知哪个鸡巴小子就去报了案，唉……”老人垂下了头，一副委顿的模样。真正的祸从口出哇，就连偏僻的旯旮里也充满人生的凶险。
　　夜深，江水在船舷下发出清晰的流淌声。我回想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前些日子，公社一把手在生产队检查工作，同知青们接触较多。这位一把手在文革中造反出身，也是全县屈指可数的几位雄辩家之一。记得那天晚上在食堂，我好像吃了熊心豹胆，竟为四五事件同书记发生争辩。我说，历史将证明四五事件的性质。书记瞪起眼质问：“怎么，你怀疑党中央的决定？”“当年的五四运动不也把它贬为反动学潮吗？”我回答。书记不服气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还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哩。”我反唇相讥地说，“邓小平务实，‘白猫、黑猫论’对发展生产有利，何罪之有？”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胸中的块垒，一吐为快。管它面前站着的人物是个什么官。一把手开始还有点自得，继而惊愕，同我争得面红耳赤，终于恼羞成怒，恨恨地对我说：“说话太放肆了，怪不得是有‘前科’的。”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这场对上不恭的争鸣就传遍全村，自然为我今天埋下了伏笔。
　　船到县里，立刻被送入戒备森严的公安局看守所，同社会上捉来的三教九流刑事犯关押一室。高高的围墙，阴冷的铁丝网。我不知下一步是否会被判刑？是否会被送往某个监狱服刑？关在看守所从法律上讲仅仅是短时间的。
　　刚到看守所就遇上一件趣事：晚上，相邻不远的囚室突然传来一位囚犯的高声嚷叫声：“江青是野心家，江青是一条美女蛇。”猛一听，我还吓一跳，哪个囚犯在狱中敢如此大胆，莫非神经有毛病？看守急匆匆跑来，拍拍门说：“老×，睡觉，睡觉，轻点声。”咦？警察对犯人居然态度和蔼。后来才知这是位特殊犯人。原是县里某个重要部门的科长，一次喝酒“信口开河”，事后被请进公安局。毕竟他在县里还是有点脸面的人物，待遇不同一般。可以在囚室抽烟、喝酒、看书。只要不在外面胡言乱语，以后我还听到过他的高声喧嚷，大概又喝上了，半醉半醒的。
　　当时有一条法则，似乎遏制了一个人的自由，这个人的思维也就随之停止。公社一把手说我有“前科”，一点不假。我这次被抓已不是第一次失去自由。所不同的第一次是在生产队里隔离反省，原因是祸从笔出。我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当教师的叔叔。知识渊博，常讲故事给我听。妈妈说他是共产党员，又红又专，很有出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叔叔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脸色忧郁，目光黯淡，以后连人也不知去向。爸爸说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什么叫“右派”？共产党员怎么会成“右派”？这些矛盾的问题从小在我头脑里萦绕。中学毕业来到农村，劳动之余我一边读着身边仅有的一些马列著作和社科书籍，一边思索着文革前后的种种现象。我把自己的想法统统记在日记本上。然而有一天我发现日记本忽然失踪了，问遍同房间的知青都说没看见。几天后，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将我找去谈话，指出我有严重的思想问题：为十七年教育黑线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等等。最后宣布，本着教育、挽救的精神，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当晚我就从知青宿舍搬到马号隔离室住。还特派一名知青看管我。这名知青与我彼此熟识，但对我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迷惑不解，一时间还保持着几分警惕。后来朝夕相处，我与他无话不谈。三个月的隔离结束，他竟成了我的知音、好朋友。
　　在看守所，我被提审过两次。每次都是淡而无味的重复。在审讯员手中我看到那本失踪了的日记本。也许这就叫罪证。我对自己所有的“罪行”均供认不讳。面对严肃的审讯员，我只希望他们快点判决。审讯员们只能用目光扫视我，一副无可奉告的模样。
　　狱中，最富有的是时间，最难捱的也是时间。无书报可看，无广播可听，不知外面形势的发展。与我同关一室的那个老头终日沉默不语。另外两位是刑事犯。颠来倒去讲的就是偷钱、找女人的无聊琐事，让人听腻了。无所事事中，我常常想起远在上海的父母，想起在生产队里的女朋友。
　　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结论，传来消息让我们这些犯人出去干活。我一听倒也好，最起码不用整日锁在铁窗内，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鲜空气。而老头沉重地叹息一声说：操，罚俺们做苦役。那时县公安局正在盖一幢楼房，我们这些犯人正是不用花钱的听话劳力。我同几名犯人被派去运砖，同车人中有那名船上一起来的知青。在奔驰的卡车上，环视碧绿的原野，端详银白色的桦树林，吸着清凉的空气，心中不由充满快活。尽管四周有虎视眈眈的警察，不许犯人互相说话；尽管活儿挺重挺累，但我觉得时间过得快了起来。
　　一天收工回到监房，看守交给我一只包裹，拆开一看是女朋友送来的。里面有食品和一封信，我急忙阅读起来，信中写道：……白天我躲在你们汽车经过的公路旁看见你坐在高高的运砖车上，风吹起你长长的乱发，人也瘦了。你父母已经知道你出事的消息，给我拍电报要来边疆。我连发三封电报告诉他们千万不能来的。……你走之后，不少人找我谈话，要我划清界线。我父母也写信来让我回上海去。可是我思来想去，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这块地方呢？……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读罢信我潸然泪下。身陷囹圄，牵动的是亲人们的心。
　　岁月匆匆，初秋的一天，大家正在干活。从远处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阵阵的哀乐声和播音员的沉痛广播声。“毛主席逝世了……”。这消息如同惊雷滚过原野，震惊着亿万人的心。我们这些犯人同样是悲痛至极。无论个人的命运如何坎坷，我们共和国的命运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星期后，县里举行群众性的追悼大会。我们同样被剥夺了这份追悼的权利。只能立于囚室，面向北京，默默地致哀。同时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浮上我心头，中国这艘航船正处在惊涛骇浪中的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个人命运同样系于一旦。
　　晚秋中的一天，黑漆漆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我被告知无罪释放。走出公安局看守所；结束了我第二次失去自由的生活。回首望铁窗，内心百感交集，一时莫辨滋味。我飞快地朝邮局走去，首先想到给父母亲拍电报。我在电报纸上写下“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八个字。
　　当天我就乘车回生产队去了。

　　本文选自《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永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