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锦银：我的初恋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初恋

© 夏锦银／口述
© 方　子／整理

　　说起来，虽然到了28岁还是个“剩女”，其实我的恋爱从18岁就开始了。
　　在运河中学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不能跟班上的女生完全融入，无论苏南下放的城里孩子还是当地农村的淳朴女孩，我都不愿意同她们多讲话。我确实有着自己的小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从初中到高中，我在偷偷地断断续续地谈一段恋爱。
　　因此，我的内心很复杂，既有乡下姑娘的自卑，又有被追求的骄傲；既有初恋的甜蜜羞涩，也有“大逆不道”的紧张慌乱。这段初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68年，我虚岁18。好不容易考上了初中，学校却停课闹革命了。那年大热天，姐姐生孩子，就让我去她七套镇上的缝纫店帮忙。
　　七套镇在我们运河公社的东北边，离我家有40里地，中间隔个六套公社。前文说过，所谓几套几套，实际上就是故黄河的河套。黄河夺淮改道，但河套的地名一直保留了下来。单单我们运河公社从东南向东北就有大套、二套、三套、四套、五套几个大队，再向东北走就是六套公社、七套公社。
　　当时的集镇就是公社所在地，除了有公社干部办公的几排平房外，一般还有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一条小街。小街两旁稀稀拉拉地散布着农机站、粮站、文化站、广播站等。当时经济落后，物资紧缺，全部都是计划经济，没有任何私营经济，一条几百米长的小街上唯一的商店就是供销社。七套镇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有这样一条小街。
　　姐姐在镇上的缝纫组工作。那时候的缝纫组是集体性质的，一个裁剪师、几个缝纫工，集体工作，一个月的所得大家平分。我姐姐生孩子坐月子，就叫我去顶工。
　　我以前只会简单地踩踩缝纫机，刚去的头几天，月子里的姐姐到现场去坐在旁边教我。缝纫组在七套街上，每逢赶集的日子就最忙。每十天一个集，人家在供销社里扯了布就直接到我们店里来做衣服。乡下人赶一趟集不容易，都是拿了布来在店里坐等。师傅一裁好就朝我们机上一扔，我们就赶快埋头缝。一开始我还有点赶不上，很快我就不比别人慢了。我姐姐很高兴，不用再来店里看着我了。
　　这个缝纫店租的是七套街上王家的房子。前面是店，后面就是王家。王家有个儿子正在读高中，他有个要好的同学姓张。这个小张常来王家玩，我在踩着缝纫机时无意中看到了他。他白白净净的，个子高高的，穿一件湖蓝的“的确良”（当时很时髦挺括的一种化纤面料）衬衫，一条水灰长裤，一双黑塑料凉鞋。我心里想，这个男孩好干净啊！
　　有一次，姐姐跟我聊天，说你以后就嫁到我们七套街上来吧，我们街上有个男孩很漂亮的。我心里一“咯噔”：啊呀，会不会就是我看见的那个男孩呀？过了几天，这个男孩又到我们店里，我就问姐姐：“你说的是不是他呀？”姐说：“是啊。”
　　我是和姐姐的妯娌住在一屋的。她姓计，在街上开个理发店。她也跟着姐姐喊我“小姨”（我们当地都跟着孩子叫，是客气）。晚上睡觉前没事闲聊，我就说起姐姐跟我说过的那个男孩。她说你要喜欢我就去找他。她果然就去找了那个男孩，向他说起我。男孩说，就是裁缝店里的那个女孩啊，很漂亮。计姐姐就回来跟我说：你们晚上见面，在理发店。这天晚上我就去了，看见他在理发店门口吹笛子，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脏马上就跳得很厉害。直到现在，一听到笛子，我还会想起那天晚上他的样子。
　　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说了几句，在哪儿读书什么的，他的声音也好听，低低的，很温柔的。他在六套中学读高中，20岁。
　　第二天，我就要走了——运河中学开学了，我要回去读书了。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一手字也漂亮。我第一次接到情书，又激动又害怕，就跟姐姐说了，姐姐骂我：“要死啦，小女孩怎么好跟人家见面！”
　　后来他就一直给我写信。这样通信一年左右。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运河的家里来了。我很害怕，觉得很不好，怎么不通知就跑来了？
　　我妈妈知道了这事，看了这孩子。说他人长得倒是很好，但就是不同意我俩处朋友，原因是他家里条件不好。姐姐回来说：“他爸爸是做大饼的，父母还老吵架。”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俩相处。我俩只好私下里通信。我告诉他，家里不同意，就停了一段时日，后来不知怎么又通起信来。
　　1969年夏秋，时间在甜蜜的写信、读信、等信中过得飞快，这是我初中的最后一学期。这年冬天，我为他做了一双棉袜，后跟处分别绣了一对菊花。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刘玉梅从运河中学出发，步行20里路到了六套。见到他，我就把袜子递给他，也没说几句话、没吃饭，就又走20里路回来。那时也不觉得累，也不知道饿。
　　放寒假的前一天，他骑自行车来看我。那天下着大雪，运河中学前面的公路上白茫茫一片全是雪，我们就在雪地上走，就这样并肩向前走。因为刚下大雪，晚上也显得很亮。也没讲什么话，也不敢拉手，只听到脚踩在雪地上“咔嚓咔嚓”的声音。半路上还碰到学校的后勤主任，我吓得要命，像是犯了什么错。
　　第二天就放寒假了，下个学年我就要去响水县城读高中了，他又赶来帮我整理好行李，捆好被子，然后就骑车走了。公路上的雪都冻成了冰，地上硬邦邦的，骑上车就摔跟头，我陪着他推着车走了好远一段，仍然没说什么话。
　　后来，好长时间都不再有他的消息，因为我家里不同意，我俩也就再没什么来往。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福建来的信，信里有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又英俊又帅气，真的好神气。我才知道他去当兵了，在福州军区某部队。这样，我们鸿雁往来直到我高中毕业。但我们的通信一直都是秘密的，因为家里始终反对。
　　后来，我上了大学，家里就更反对我和他相处了。父亲是个老干部，我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还是党员，这样的条件，在村里肯定数第一，在全乡也没几个，大概就算得上这时的“白富美”了。所以，家里人觉得一般的人都配不上我。
　　我心里就盼着他能在部队提干，至少能有个城市户口。可惜，他3年义务兵后又当了4年志愿兵，就是没能提干。提不了干，就必须退伍回到原籍。
　　我读大学的第3年，已是他当兵的第7年，他也急了。从福建回来休假时他先去我们家求婚，我妈连门都没让他进，他只好又赶来我们学校。我家里知道了，就拍电报说母亲病了把我骗回去。他在学校扑了空就住在镇上的小旅馆等。三天后，学校要传达中央文件，我是党员，必须回学校。我回到学校是第四天，他终于在宿舍门口等到了我。这事弄得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也恼火。晚上我到他住的浒关镇上的小旅馆里跟他讲：就此分手吧，肯定不会成功的。他说：是你家里不同意还是你自己不同意？这时候，我心里也动摇了，就明确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只能接受，于是只好同意分手。
　　第二天，我陪他去苏州城里逛了一天。我也不熟悉苏州，也没去公园，就陪他去火车站。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了晚饭，两个人在火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他就坐火车去福州了。
　　他是我的初恋，我从18岁到28岁跟他相识、相处，断断续续谈了10年恋爱，他为我当了7年兵，最终我俩还是没成。10年里，我们写了上百封信，却只见过几次面。所有的话似乎都在信里说完了，面对面时，话都很少，真的有点云里雾里，不那么真实。（方子说：其实，在信里，他们彼此都把对方和现实美化了，都在用笔创作着一个不十分真实的自我。但正是这份真情的寄托，这种浪漫的描绘，让他们在美好的期盼和向往中度过了青春，让他们在青年时期的动荡和追求中有了激情和勇气。）
　　回去之后，他又写来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把我们10年的情感历程回忆了一遍。写的都是一桩桩的往事，没有骂我一句。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他，我到这个年纪已经变得比较现实，在心底里也是认同门当户对的。高中毕业后这些年来我从没谈过其他朋友，也从没人介绍。家人、亲戚、朋友都在看着我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除了家里坚决反对我跟他相处外，我的虚荣心也不允许自己跟他了。我无言以对，只能把这些信都仔细地保存起来。
　　这份情之所以刻骨铭心，就是因为历经10年还如此纯洁。那份纯真，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也不会相信。
　　每年养蚕只有春、夏两季，我们这些蚕桑技术员到了秋冬就是闲人了。这年秋天，我在小尖公社做些打杂的事情。有一天，我姐姐来看我，住在我宿舍里，无意间说到这个人已经复员回乡，要结婚了，到她的裁缝店里去做被子、帐子。我一听就哭了。心里明白，10年的恋爱，虽然反复多次，但那份真情始终无法彻底割断。从此，我跟这个人是真正的没有一丝瓜葛了。
　　在多管局，我成了有名的老姑娘，不少人来牵线说媒，我也想把自己早点嫁出去，但一见面总是跟那人比，一比心里就没了感觉。好几次都是我拒绝别人，总算还保留了最后的一点面子。有一次，又有人介绍了一个公社的团委书记，我去见面了，感觉一般，没想到人家居然先说“不”，原因是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编制。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直自信的我才明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正式编制和合同工之间是一条鸿沟，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根本不可能跨越。
　　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奋斗和理想都失去了目标，我像得了忧郁症，成天闷闷不乐，晚上还常常以泪相伴。前途无望，婚姻没有，恋爱不成，努力也没有用，我不知道往后的路怎么走。

　　本文选自《生如夏花》，夏锦银／口述，方子／整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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