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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生 | 语言变异研究的2.0版

汉语中心 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 202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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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杰教授所著《西安坊上回族语言变异与身份认同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研究西安回族社群语言变体选择和身份认同互动关系的著作。该研究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到语言变异与身份认同的互动研究中来,并把这一方法与城市语言调查和方言学的调查方法相结合。

以下提供周庆生先生为本书写的序,以飨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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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董洪杰教授的《西安坊上回族语言变异与身份认同研究》快付梓了,要我给书做序。欣闻此讯,为之一振,当即慨然应允。七八年前,洪杰首次找我讨论其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时,就给我留下了勤奋好问、视野开阔、基础扎实、专心致志的美好印象。尔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多次讨论博士论文中的一些问题。经多次修改,不断完善,著作终于面世。十年磨一剑,可喜可贺。

西安坊上街区亦称回坊,面积2.6平方公里,是现今西安面积最大、保持最完整的回族街区,也是陕西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现已成为西安著名的旅游景点。坊上街区集宗教、历史、城市化和民族等诸多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天然实验室。

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今西安回族的先民不断从西亚、中亚等地迁入长安定居,明代中期,随着回族的形成,西安坊上街区也建成了,回族使用的西安坊上话也产生了。西安坊上话是汉语西安城区方言的一种民族变体,坊上话跟西安话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异,有所谓“回腔”跟“汉腔”之别,但不影响彼此沟通。

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是坊上社区的三种主要的语言变体。坊上话最具本土特征,仅在坊上街区使用,是低变体;西安话是强势方言,使用范围和权威都比坊上话高,属于中变体;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更具权威性、规范性、通用性,属于高变体。坊上话的声母跟西安话的声母高度一致,唯一一组差别是,坊上话声母[tf tfh],跟西安话声母[pf pfh]相对应。坊上话的韵母系统与西安话一致。

在西安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本书综合采用社会语言学调查法城市语言调查法方言学调查法,描写坊上话的结构特征和变异形式,考察坊上人对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的认知和语言意识,结合方言调查和民族志观察访谈数据,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探究分析坊上人的语言变异、身份认同、社会因素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学术创新方面有许多亮点,书中呈现的新理念新路径新发现令人刮目相看。


·(一)  新理念 ·

传统的语言变异研究亦称城市方言研究,关注语言变异跟社会因素的联系,关注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比如,对于某个语音特征,研究者关注它是否跟社会阶层有关,中上层的人是不是更多使用这种读音,中下层的人更多使用另一种读音。若情况属实,研究者则说,语言随着社会因素的改变而变化,语言变化受社会因素的制约。该模式旨在探究语言特征跟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对应,是语言变异研究中的经典模式。本书除了关注语言变异跟社会因素的关联外,更关注语言变异跟说话人身份认同的关联。如果将传统经典模式称为语言变异研究的1.0版,那么,本书的研究似可视为语言变异研究的2.0版。

在交际活动中,人们具有一定社会身份或期待拥有某种社会身份,倾向于选用一定的语言变体,从而形成该群体特有的变体使用模式。人们之所以选用某种语言变体,是因为该变体附带着某种社会意义。构建和彰显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由语言变体意义跟社会身份意义之间的互动决定的。研究语言变异跟说话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语义的演变,探索语言变体产生了什么意义,语言变体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语言变体是如何跟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构建相关联的。


·(二)新路径 ·

在语言变异跟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本书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测试法等多种方法,获取人们对特定语言变体的态度和认知,解释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意义和变体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


观察访谈法

此方法亦称民族志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旨在强调研究者进入实地生活场景,通过实地观察、参与、访谈的路径,获得第一手材料,用以描述分析社会生活方式礼仪和制度。在日常交际中,细微的语音和词汇变异,能够折射出说话人最真实的身份定位,其中某些身份定位,说话人都未曾意识到或不愿提及。

本书的观察访谈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质化访谈阶段,着力细化社会因素。研究者先从观察访谈入手,“融入”到坊上人日常生活当中,深入了解制约坊上人语言行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认知,结合方言调查结果,量化分析坊上人的语言使用。第二,量化调查阶段,力求探索普遍规律。二者结合,为语言变异的社会解释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语言变体影响力强度计算公式

在语言使用调查中,本书以坊上人在不同交际场景中对不同变体的选择频次为基础,统计计算公式对变体选择的赋值,计算不同变体的影响力强度值。公式如下:

得分=(A*6+A&B*3+A&C*3+A&B&C*2)/6/(194–n)*100,将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分别代入A、B、C,则得到各自的影响力强度值。例如:

坊上话影响力强度得分=(只选坊上话*6+选坊上话和普通话*3+选坊上话和西安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

西安话影响力强度得分=(只选西安话*6+选西安话和普通话*3+选西安话和坊上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

普通话影响力强度得分=(只选普通话*6+选普通话和坊上话*3+选普通话和西安话*3+选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2)/6/(194–n)*100。


变体识别测试

受试者共40人。将以下3个测试句的录音,随机、逐一播放给受试者,要求受试者现场作答,每句播放两遍。

①你出([tfh])去奏啥呀?(坊上特色声母)

②你出([pfh])去奏啥呀?(西安特色声母)

③你出([tșh])去做啥呀?(普通话特色声母)

要求听者针对所听到的句子,结合以下测试问题进行选择。选项如下。若句①、句②、句③或者“都不是”,可以多选。

测试问题及说明:

①听起来更具有坊上特色

②听起来更像是自建房的人说的

③听起来更像是年轻人的话

④听起来更像是女性的话

⑤听起来感觉更标准

测试问题共有5个,均为语言变体可能承载的社会意义。这五种社会意义是研究者在预调查和宏观变体调查的过程中得到的,不同的坊上人对这五种社会意义有不同的体认。


质化分析

为了全面认识因坊上居住空间的分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异,研究者以量化分析坊上人语言变体选择模式为基础,辅以访谈质化数据,相互印证,分析不同社区坊上人对不同语言变体及其使用行为的认知。

对于坊上话的整体看法,自建房坊上人和单元楼坊上人出现分化。自建房坊上人认为,单元楼坊上话掺杂了西安话和坊上话的变体形式——“掺”;而单元楼坊上人则认为,自建房坊坊上话“比较粗”,自己说的则是“另外一种口气”。单元楼坊上人更多选用普通话,自建房坊上人更多选用坊上话。


·(三)新发现 ·

居住格局对语言认知和语言使用有重要影响

在语言使用的传统研究中,少数民族的聚居、杂居或散居会对其语言使用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是还不知道,在一个城市民族聚居社区内,住在自建房还是单元楼,也会对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通过量化统计公式,计算出不同语言方言对自建房和单元楼坊上人语言使用的影响力,分析了坊上社区两种居住空间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对应关系,将语言使用分析结果同访谈获得的定性数据相互印证,得到了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坊上街区的社区意识出现自建房子社区和单元楼子社区两种分化;第二,居住在不同环境中的坊上人的交际网络也出现分化;第三,自建房坊上人和单元楼坊上人的整体语言状况出现了分化;第四,自建房坊上人和单元楼坊上人的语言态度出现了分化。


是为序。

周庆生

2022年4月8日于

北京灵通观寓所


(为避免微信页面出现乱码,文中特殊字符采用原文截图显示)


作者将居住环境作为一种跨越性别、年龄、教育等的社会因素,探讨坊上回族语言认同和变体或变异项目选择中的作用。认为坊上语言社区已分化为两个子社区,即传统自建房社区和新兴单元楼社区。系统梳理现有变体及变异项目,对揭示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语言接触轨迹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


探究语言特征跟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对应是语言变异研究中的经典模式。本书除了关注语言变异跟社会因素的关联外,更关注语言变异跟说话人身份认同的关联。若将传统经典模式称为语言变异研究的1.0版,那么,本书的研究似可视为语言变异研究的2.0版。

——周庆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语言学一向被视为舶来品,然而作者扎根中国城市民族社区,尊重汉语事实,以普通话、西安话和坊上话为参照系开展研究,创新性提出“三元变体组合与二元价值对立”的语言态度实现模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越性本土化。

——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莱顿大学










《西安坊上回族语言变异与身份认同研究 》

董洪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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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西安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采用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描写坊上社区的语言生活和坊上话的结构特征,考察坊上人对坊上话、西安话和普通话的认知和语言意识,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坊上回族的社会属性、变体选择和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将坊上回族汉语变异现象置于民族志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之下,从坊上回族对变体的认知、选择、社会意义的获得等角度,探究坊上回族语言变异和身份认同的关系,试图在图符化模型和指向层级理论指导下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坊上社区存在哪些语言变体?坊上回族对这些语言变体的知晓情况、语言态度和认同如何影响其对变体的认知?第二,在宏观层面,坊上回族的社会属性与其变体选择模式存在何种对应?哪些变异形式参与了坊上人的身份认同构建,有何规律?语言变异——身份认同——社会因素三者如何被统摄于言语行为之中?各自的地位及作用如何?第三,在微观层面,坊上回族在识别和使用tf声母的三种变异形式时受哪些因素影响,声母变体如何在坊上回族的语言行为中获得特定的社会意义并参与构建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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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杰,博士,教授,陕西省语言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和国际中文教育。近年来主持教育部、国家语委等省部级课题5项,在《语言文字应用》、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在《人民日报》(英文版)、《每日新报》(GazetaDita)等国内外媒体上发表文章数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旅游汉语》等国际中文教材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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