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两个法宝，至今仍有用！
击上方蓝字关注人民作家
《文史随笔》专栏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这其间有文字记述的史籍却是汗牛充栋、浩瀚无边。史籍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官方编纂的史书，野史是民间的史书甚至札记。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涉及到官方和民间的立场问题。谁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两方面都要兼顾。因此，发掘尘封在史籍角落一些闻所未闻的历史细节，常常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许许多多隐藏在史籍中的简略文字，往往隐藏着很大的信息量。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文史随笔”， 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历史钩沉，发掘那些有价值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细节，分析历史人物之间的某种关系，还往往能发现史籍中一些带有明显粉饰偏向和虚妄的历史记述。
趣事、轶闻，简洁、清新，读后余味无穷。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杯有劲道的茶品。
以清净心
看历史
我们只愿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柔软心除挂碍!
作者：田德邦
编辑：李建丽
第 十 四 辑
“贞观之治”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唐太宗不愧为历代帝王的佼佼者，其文治武功堪称封建社会的巅峰。尤其是体现其“文治”的“贞观之治”更是历来为史学家们称道。
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官吏自多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侮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祥和、经济繁荣的程度。
成就“贞观之治”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唐太宗所运用的任贤政治。而实现任贤政治的两大法宝，一为选贤任能，一为求谏纳谏。
清代著名学业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唐多能臣”的原因，决不是唐朝的水土有什么特别。人才在哪一个时代都有，如何使其彰显并发挥作用？唐太宗在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网罗人才以及用好人才方面既有与历代明君的共同之点，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史籍表明，唐太宗从坐位直到去世，一直都把荐举贤能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曾多次下诏，命州县四处寻访、荐举贤良才能之士，一定要提升到朝廷；有一技之长的人，也不弃置在民间。并且担心有的贤能之士隐居而不愿与他唱和，独善其身。
对各州县的举荐之事，唐太宗生怕走样或者不能到位，语重心长地陈述其不当之处，指出以前荐举中存在的问题，并指示对“举非其人”的举主实行惩罚。
然后，又重申：“州县依前荐举，皆集今冬，奇伟必收，浮华勿采。无使巴人之调，滥吹于箫韶；魏邦之珍，沉光于汉水。”其求贤若渴之心跃然纸上。
对于已经选拔上来的人才，唐太宗表现得极其尊重和爱惜。《旧唐书·房玄龄传》载：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来到玉华宫。当时房玄龄旧病发作，太宗要他在京养病并总管留守事务。及至病重，便让他去玉华宫。房玄龄乘坐轿子进入大殿，直到太宗座前才下轿。太宗面对他流下了眼泪，房玄龄也被感动得抽咽不止。太宗命令派名医治疗，命令尚食局每天供应宫廷膳食。如果房玄龄病情稍有减缓，太宗就喜形于色；如果病情加重，脸色就变得悲伤……房玄龄临终前，仍然上表分析征伐高丽的害处，劝止太宗不要征伐。太宗见到奏表，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他病危成这样，还在为国担忧。”唐太宗与他自己钟爱的贤臣之间就是这样一种鱼水关系。正因为唐太宗如此尊重和爱护人才，所以才有诸如房玄龄、李责、王珪、魏征等一大批人才聚集到他身边，形成人才济济一堂的局面。
求谏纳谏是唐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他的身边有一批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其中，尤以魏征王珪著名。二人都正直诚实，且都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经出谋划策，竭力反对李世民，唐太宗坐位之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李建成。即皇位后，因佩服二人的才能，召回重用。二人常在太宗面前直言不讳，太宗与他们谈话，总是欣然采纳他们的意见。
有一次，太常少卿祖孝孙因教宫女音乐不符合太宗旨意而被太宗谴责，王珪和温彦博进谏说：祖孝孙很精通音律，又很用心，只怕是你询问的那人不好，因此迷惑了你的视听；而且祖孝孙是高雅人士，你忽然让他教宫女音乐而且责备他，恐怕天下人知道了都吃惊。
唐太宗发怒说：“你们都是我心腹大臣，应当奉献你们的忠诚，为什么要附下罔上，反而为祖孝孙说话呢？”
温彦博马上跪拜认错，王珪不跪拜认错，坚持说：“我本来是东宫太子手下的人，罪责应当处死，您宽恕我饶我不死，又不计前嫌，安排我在中枢部门，要求我务必忠直，今天我说的，难道是为了私事？不料你竟然用欺骗来责备我，这是陛下背弃了臣，臣没有辜负陛下。”太宗不语而罢。
第二天，太宗告诉房玄龄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接受劝谏的实在太难。从前周武王尚且不用伯夷、叔齐，宣王是贤明的君主，杜伯还无罪被杀，我早晚都在希望好好学习前代圣明的君主，恨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圣明。昨天责备温彦博、王珪，我非常后悔这件事，你们不要因此不进直言了。”
音乐这事可谓小事，但太宗与谏臣们之间也会发生犯颜直谏和从善如流的故事，且对于“昔仇”如此任用，如此纳谏，可见一代英主的风采非同一般了。
“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谏臣和明君始终是相辅相成的。魏征死后，唐太宗时常怀念当年魏征直言相谏给国家政治带来的益处。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唐太宗专门下了一道命令百官直言进谏的诏书——《令群臣直言诏》。
在诏书中，唐太宗高度赞扬了魏征，并痛惜地指出：“自他去世以后，朕虽有过失却无人指出。难道唯独过去朕有错误，而现在都正确了？也不过就是百官苟且承顺，不敢触犯龙鳞啊！”
事实上，虽然唐太宗晚年也很重视求谏纳谏，但与“贞观之治”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他处在事业的顶峰时，难免滋生骄气，使得他在施政上越来越独断、自负，未能“终其善”。
尽管如此，曾经使得贞观治绩灿烂辉煌的两大法宝——选贤任能与求谏纳谏，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们常常为后世所法。
特别是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对我们研究和借鉴领导艺术与方法，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价值。
第十一辑：关于人性的三个小故事
文/田德邦
田德邦，湖北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起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三十多年来，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时评、历史学术论文等文体作品相继在海內外报刊上发表，作品曾入选《2010年台湾文学年鉴》，出版有散文随笔、时评杂文著作2部，作品近百次获各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