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胜 | 早期韦尔蒂的地方诗学：重读《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
【作者简介】
唐伟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研究方向:叙事理论与叙事批评、现当代美国小说。
唐伟胜 教授
早期韦尔蒂的地方诗学：
重读《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
（本文发表在《外语教学》2019 年 1 期第 100-104 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物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 ( 项目编号：18BWW003)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在 1936 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中，韦尔蒂通过对照孤独的旅行推销员鲍曼和温馨的索尼夫妇一家，传达了 “人类关系” 的重要性。细察韦尔蒂处女作中的地方诗学，即她对人与“地方”(包括风景、物和动物) 关系的描写，可以发现 “地方”不简单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小说揭示了早期韦尔蒂的 “地方意识”：与南方这片 “受蔽护的” 土地及其代表的传统合为一体，远比象征工业化的出门远行更值得称道。
关键词：韦尔蒂；《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物叙事；地方诗学；叙事进程
Abstract: In her first short story 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published in 1936, Eudora Welty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by contrasting the loneliness of the traveling salesman Bowman with the warmth of the Sony’s. A close scrutiny of Welty’s poetics of place, i. e. her narrative handling of “place” (including landscapes, animals and things) and how “place” is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reveals that, rather than merely providing a background for human action, plac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narrative progression of her virgin story, and speaks for her early “sense of place”: living a “sheltered” traditional Southern life in peace and quiet is much more blissful than the lonely industrialized traveling to unfamiliar places.
Key words: Eudora Welty; 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thing narrative; poetics of place; narrative progression
1. 引言
《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以下简称《推销员》) 是美国著名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 (Eudora Welty，1909-2001)的短篇小说处女之作，发表于 1936 年，那年韦尔蒂 27 岁。韦尔蒂的作品以南方人文叙写为主，浸润着浓郁的南方情怀 (赵辉辉 2018: 100)。虽然是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但《推销员》确立了韦尔蒂在《绿帘》(A Curtain of Green, 1941) 等成熟作品中的某些重要特质，比如浓厚的抒情氛围、对叙事视角的重视、具有画面感等，但最重要的是，韦尔蒂在《推销员》中鲜明地展示了她后来不断强调并在《小说中的地方》(“Place in Fiction”) 一文中集中论述的“地方意识” (sense ofplace) (Welty 1979: 40)。地方的建构离不开人，或者说人的行为方式，它激活了地方的社会意蕴 (陈栩 2016: 84)。
《推销员》的情节比较简单。一位名叫鲍曼 (Bowman) 的旅行推销员大病初愈，开车外出推销鞋子，却在一个午后错误地将车开到乡间小路，车也掉进沟里。无奈之下，他走进山坡上一家农户请求帮助，后又因为身体虚弱，不得不在农家借宿一夜。然而，就是在这个晚上，他痛彻地领悟到了自己的孤独，万般愧疚之下，他半夜起身不辞而别，踉跄着跑下山坡:刚到公路，他看见他的车停放在月光下，跟一艘船似的。这时，他的心脏像来福枪一样发出几声巨响，砰，砰，砰。
他惊恐万分地瘫倒在地上，袋子散落在周围。他感觉这一切以前曾经发生过。他双手紧捂胸口，不让别人听到里面的声音。
然而，没人听得见了。 ( Welty 1995: 1047) ① 韦尔蒂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安排鲍曼死去，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不够真实。韦尔蒂在小说前文埋下伏笔，不断提及鲍曼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都非常糟糕，比如 “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1039)，“突然，他的心脏开始奇怪地跳动起来” (1040)，尽管如此，在小说的最后看到鲍曼无比悲凉地死去，读者还是会感到很惊讶：一个已经被医生鉴定为健康、白天还在开车的鲍曼，为什么在经历了一个看起来具有治愈功能的温馨夜晚后一定要死去？有论者认为鲍曼的 “自卑感和罪孽感所带来的极大焦虑” 使他走向了死亡，但把自卑感和罪孽感归于人物隐秘的心理状态 (马云霞、吴冬丽 2008: 151-154)。本文认为，韦尔蒂在小说中给鲍曼安排这个结局，目的是通过对照鲍曼的悲惨结局和索尼夫妇的幸福生活，传达 “人类关系” 的重要性，以及这个时期韦尔蒂的地方意识：与南方这片 “受蔽护的” 土地及其代表的传统合为一体，远比象征工业化的出门远行更值得称道。韦尔蒂在她的处女作中对照了鲍曼与索尼夫妇同 “地方” (尤其是地方中的人和物，包括动物) 建立的不同关系，态度鲜明地赞扬美国南方传统中与 “地方” 的亲密关系，贬抑工业化社会与 “地方” 的疏离。这样，人和“地方”的关系就在《推销员》的叙事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有趣的是，小说的聚焦人物 (即鲍曼) 在叙事向前推进过程中，一度也尝试与 “地方” 建立联系，但由于他已失去与 “地方” 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他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而正是这种失败圆满解释了他最后的死亡。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韦尔蒂在这篇小说中的地方诗学，我们有必要首先细察一下《推销员》的叙事进程。
2. 鲍曼之死：
《推销员》“故事” 的不稳定因素及其发展
“叙事进程” (narrative progression)是当代美国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 的叙事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费伦看来，读者对叙事任何成分 (包括技巧、人物、行动、主题、伦理、情感等) 的反应和阐释都必须依赖于叙事进程。“进程” 指叙事邀请读者参与某种 “动态经历”，这个经历既受叙事在时间轴上运动的影响，又是多层次的，同时涉及读者的知识、情感、判断和伦理：
进程指的是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 (因此指叙事作为动态经历的第一层意思)，而且指这一运动邀请读者做出的各种不同反应 (因此也指叙事作为动态经历的第二层意思)。结构主义就故事和话语所作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叙事运动的逻辑得以展开的方式。进程可以通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即通过引入不稳定因素 (instabilities) ——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行动的纠葛，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进程也可以由话语中的因素产生，即通过紧张因素 (tensions) 即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重要分歧的关系。与不稳定因素不同的是，紧张因素无需解决叙事也可以结束。(Phelan 1996: 90) ②
不难看到，费伦所说的 “进程” 实际上是指叙事在运动中吸引读者阅读的机制，也就是读者在叙事中发现的 “兴趣” 所在：故事层面上人物、事件的不稳定关系及话语层面上叙事者与读者或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的张力。
在 “故事” 层面上，《推销员》由以下 12 个场景组成:
1) 鲍曼开车迷路，车掉进沟里；2) 鲍曼到山坡农家请求帮助，在门口与农家妇人交谈；3) 鲍曼进入屋内，观察农家妇人并与之交谈；4) 索尼回家；5) 索尼带骡子和滑车设备出门；6) 鲍曼和农家妇人在家等待；7) 索尼回家，同意鲍曼在家过夜；8) 索尼到瑞德蒙德家借火；9) 索尼和鲍曼到灌木丛中取酒；10) 鲍曼和索尼夫妇一起吃晚饭；11) 索尼夫妇回屋睡觉，鲍曼在客厅过夜；12) 鲍曼半夜出门，心脏病发作，死在公路上。
不难看出，《推销员》的这12 个主要场景基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的，唯一例外的是在场景 1 中，简短地穿插了鲍曼在医院的经历。另外，作者还安排了一个误会及其消除的过程：在场景 2 中，鲍曼将农家妇人的年龄定位为 50 上下，并认为她与索尼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但在场景 10 中，这个误会被消除，鲍曼发现她们原来是一对年轻夫妻，而且妻子正在怀孕中，这是一桩 “有了结果的婚姻” (1046)。
在 “故事” 层面上，《推销员》首先确立了两个不稳定因素：鲍曼的身体状况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他能否找到正确的道路？这两个不稳定因素集中体现在小说第 1 段的最后一句：“他发着高烧，而且不确信前面的道路” (1038)。其中，鲍曼身体状况这个不稳定因素一直持续到最后，并且成为解释小说结尾的表面原因：鲍曼死去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第二个不稳定因素在场景 1 中得到了“恶化”的解决:鲍曼彻底迷路，车也掉进沟里。叙事由此转入场景 2，此时确立的不稳定因素就转变为鲍曼能否得到帮助，这个不稳定因素在场景 7 得到了圆满解决 (索尼将鲍曼的车从沟里拖上了公路)，而在场景 2 到场景 7 之间，似乎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故事”进程的事件 (正如下文即将论述的，对于“话语”层面的叙事进程，这 6 个场景非常关键)：鲍曼请求进屋→进屋观察农家妇人的坐姿并零星交谈→索尼回家→索尼出门→鲍曼继续观察农家妇人并零星交谈→索尼完成拖车任务归来。这些占据小说几乎 2/3 篇幅的 6 个场景，节奏舒缓，很好地体现了卡罗·安·约翰斯通 (Carol AnnJohnston) 为韦尔蒂小说概括的 “沉思性” (meditative) 和 “抒情性” (lyricism)(Johnston 1997: 14)。
这样，小说开始确立的两个不稳定因素之一 (即鲍曼能否得到帮助)到场景 7 已经不复存在，当索尼同意鲍曼留宿一晚的请求时，读者的兴趣就完全聚焦在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上，即鲍曼的身体状况在这一夜里将如何变化。很明显，鲍曼得到了索尼夫妇的热情接待，索尼甚至去灌木丛挖出自家酿造的酒来招待鲍曼，也正是在吃饭的场景中，鲍曼终于发现了这个家庭的“秘密”：这不是一对母子，而是一对夫妻，而且妻子正怀着身孕。令读者颇感意外的是，这个发现让鲍曼的眼睛“刺痛了一下”，并让他感到愤懑，仿佛“有人和他开了个玩笑”，因此他觉得“给人骗了”(1046)。正是在这种绝望、愤怒和羞辱的情绪中，鲍曼做出了那个导致他最终死在公路上的决定:半夜离开索尼夫妇家。然而，仅仅在“故事”层面，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鲍曼要做出那样的决定，毕竟他在索尼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完全可以好好歇息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出发。如前所述，读者对鲍曼之死也心存疑虑：他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安排他猝然死去，在“现实”意义上，的确不太令人信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应该诉诸《推销员》叙事话语中的张力，考察韦尔蒂的更大叙事目的。
3. 韦尔蒂的地方诗学:
《推销员》“话语” 的张力及其发展
在《一位作家的开端》(One Writer’s Beginnings)中，韦尔蒂谈及《推销员》的创作灵感来自她一位做旅行推销员的邻居，当他在北密西西比出差的时候，听见有人对他说：“他来借点火。”韦尔蒂在这句话中发现 “抒情、神话、戏剧性” 的涵义，于是她虚构了鲍曼，“跟着我的旅行推销员”走进山坡上普普通通的小屋 (Welty 1984:87)。诚然，在《推销员》的叙事进程中，鲍曼几乎全程充当聚焦者，是韦尔蒂所谓的“故事的眼睛”(the eye of the story)。小说这样开头：
R. J. 鲍曼已经在密西西比为一家制鞋公司跑了14 年，这会驾着他的福特车行走在一条有车痕的泥路上。这真是漫长的一天！时间似乎跨不过中午这道栅栏进入柔和的午后。尽管是冬天，这儿的太阳依然劲道十足，停驻在天空上面，鲍曼每次从沾满尘土的车里探出头去察看路况，那太阳就仿佛伸出一只长长的胳臂，透过帽子，按住他的头顶—好像老鼓手开的恶作剧，没完没了的。这让他感觉愈加气恼和无助。他发着高烧，而且不确信前面的道路。 (1038)
这个开头的第一句由故事外叙述者引出人物，第二句立刻将聚焦和声音都移交给了故事内人物，此后读者就随着鲍曼的眼睛来观察他所处的世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了解鲍曼。在这个叙事的开端，读者不仅想知道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还想知道鲍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韦尔蒂和读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知识差异，读者不知道为什么鲍曼此时会 “气恼和无助”。但是，这个开端的确给我们透露出一些关于鲍曼的重要信息。比如，他是一个多年从事卖鞋的旅行推销员，他开着象征经济地位的福特车 (但沾满尘土)，而冬日的太阳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固然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但也给读者一种暗示：鲍曼是一个心情压抑的推销员，与地方中的人和物关系紧张。
有趣的是，韦尔蒂在本段描写地方中的 “物” 时，似乎倾向于给它们一种力量：“时间似乎跨不过中午这道栅栏进入柔和的午后”，“太阳仿佛伸出一只长长的胳臂，透过帽子，按住他的头顶”，而在这充满力量的 “物” 面前，鲍曼显得非常虚弱。事实上，韦尔蒂的创作哲学一直都极其重视 “地方” 的细节描写，尤其是人和地方的相互作用。在《小说中的地方》一文中，韦尔蒂明确指出，地方就是作家的价值所在，“是他扎根之处，立身之处，写作时参照的基石；作品中的视角” (Welty 1979: 41)；在《一位作家的开端》中，她这样写道：“场景中充满暗示、指引物、提示以及各种可能，让我们得以了解人类” (Welty 1984: 15)。巴瑞卢克斯 (R. P. Barrileaux) 指出，“一种南方的地方意识渗透到了她［韦尔蒂］创作的一切” (Barrileaux 2002: II)；巴伦汀 (B. C. Ballentine) 也认为 “韦尔蒂使用地方的许多特征来定义其人物，并推动作品的行动” (Ballentine 2006:40)，而格雷特朗德 (Jan Nordby Gretlund) 说的更具体，韦尔蒂特别关注那些 “表现与土地亲密、简单生活的场景” (Gretlund 1994: 14)。在其成熟作品中，韦尔蒂向来重视描写地方中的细节，重视人物与地方的交互关系。比如有论者指出，在其最知名的小说《一条破旧的小路》(A Worn Path)中，“人物与自然的联系赋予给了她别的人物不具备的知识和智慧” (Claxton 2015: 73-88)。因此，在韦尔蒂的小说里，“地方” 就不简单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更像是小说的生命，地方与人物的互动是其叙事动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分。
《推销员》中，鲍曼有一种对人进行物化的认知倾向，比如，他对死去的祖母的记忆是那张 “宽大的羽绒床” (1038)，对医院照顾他的护士的记忆是赠送给她的 “一个非常贵重的手镯” (1038)，而田地里的农夫对他来说 “像拐杖或杂草” (1039)，这些 “遥远的人们盯着他，一堵墙似的，无法穿透” (1039)。但与此同时，对周围的物，他又保持着冷漠对立的姿态。比如，当他的福特车失去控制就要掉进沟里时，他 “平静地下车”，“把包和样品袋提出来，放在地上，然后退后一步站着，看着车滑下沟缘”，期待听到一声巨响，然而，当他只听到轻微的噼啪声，他 “厌恶地” (distastefully)去查看情况，发现他的车掉进一大团葡萄藤中，葡萄藤 “接住它，抱着它，摇着它，就像黑色摇篮中一个奇怪的婴孩”，然后 “轻轻地把它放在地上” (1039)。有论者认为，这一细节表现了 “现代人奔忙却又无奈的生存状态……面对神秘的自然界，人类在困境中的脆弱感与无力感” (庄严 2012: 96)。这个解释虽不无道理，但脱离了原文语境，同时由于缺乏 “物” 视角，无法揭示这一细节中暗示的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小说叙事进程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个细节在两个方面意味深远：首先是车失控后就要掉进沟里，鲍曼不仅不着急，甚至带有幸灾乐祸的感觉，这表明他与物是对立的，还表明他对物有强烈的控制欲望；其次，韦尔蒂对葡萄藤母亲般的描写似乎暗示了南方无处不在的自然之物具有接纳而温柔的力量，反衬出鲍曼的控制欲望以及汽车之类现代工具的脆弱，这种对比在后来鲍曼与索尼夫妇的对比中将更为明显。
更重要的是，此处对葡萄藤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推销员》叙事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像《一条破旧的小路》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从地方中获得 “知识和智慧”，目睹葡萄藤温柔地接纳汽车，鲍曼似乎感受到了地方中 “物” 的友好，这无疑拉近了他与地方的距离。于是，他 “几乎是带着孩子般的顺从” 走向山坡上的木屋，而当他看见小木屋顶上厚厚的 “葡萄藤” 和站在过道上的女人时，“他停下脚步。突然间，他的心开始奇怪地跳动起来……他听不见心跳—他的心脏就像烟灰掉落那般安静。但他还是相当欣慰，能感觉心脏跳动让他惊讶不已”，“恍惚中他静静地站着，手中的袋子掉下来，好像是慢吞吞地在空气中优雅地飘下，然后稳稳地落在门阶旁的卧草上” (1040)。鲍曼的这些反应一开始可能让读者迷惑：为什么看见 “葡萄藤” 和女人，他的心就 “奇怪地跳动”? 但若联想到之前沟里的葡萄藤被描写成温柔的母亲，读者就不难想到，他的反应源自屋顶上的葡萄藤，他一定将过道上的女人联想成自己的母亲了，这样，读者就不难理解他的 “奇怪” 和 “恍惚”，以及他“立刻”断定这是个50 岁的年长女人 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韦尔蒂再次以 “陌生化式” 的慢镜头再现方式突显了 “门阶旁的卧草” 温柔地接纳了从鲍曼手中滑落的袋子，呼应了沟里葡萄藤对汽车的接纳。
这样，在《推销员》中，韦尔蒂就通过地方中 “物” 与人的互动关系，确立了叙事的运动逻辑。接下来读者继续跟随鲍曼的眼光看到索尼夫妇的生活如何与地方紧密相连而 “受蔽护” (sheltered) ④，以及这种生活如何影响鲍曼。当鲍曼走进屋子，他首先感受到“屋子里的幽暗触摸着他，像一只职业的手，医生的手”(1041)，而女主人也像职业向导一样，给他指座位，这让他感到 “安全”，心里也 “安静些了”。这时候的鲍曼与小说伊始烦躁的鲍曼形成了对照。屋内十分安静，“外面田野中的寂静似乎进了屋，熟门熟路地在房子里漂移” (1041)，虽然这种安静对作为推销员的鲍曼来说很不习惯，但此刻他也不愿意再听到陌生的名字来打破这份安静。显然，在韦尔蒂看来，安静是 “受蔽护的生活” 的一部分：女主人是安静的，从外面劳作回来的索尼“也是一脸的安静”，“他身材强壮，走起路来自信而庄重” (1042)。面对这样的一对夫妇，鲍曼几近失语：“他知道他应该解释，并拿出钱来……但他能做的只是微微耸耸肩” (1042)。
当得知鲍曼的车掉进沟里，需要他帮助时，索尼走到窗户往外望。“他看得很用力，把眼光投出去，就像投出一根绳子” (1042)，鲍曼 “不用转身就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因为太远了”，但索尼却认真地说，他能用骡子和滑轮把鲍曼的车打捞起来。这个细节无疑显示了索尼的自信，以及他对地方的了解和熟悉。有趣的是，在韦尔蒂笔下，索尼夫妇与动物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仿佛动物也是他们生活中的成员。当索尼回家进门时，“两条猎犬跟在他身边” (1042)；当索尼带好绳子从窗下经过时，“有一头褐色的骡子，发亮的紫色耳朵抖动着”，“从窗外看进屋，睫毛下的眼睛盯着他。鲍曼转过头去，看见女人平静地回看着骡子，一脸的满足” (1042)；当索尼和鲍曼饮酒时，“两条狗睡着了；其中一只像是在做梦” (1045)。毫无疑问，深切地了解地方，与动物和睦亲密，也是韦尔蒂 “受蔽护的生活” 的重要成分。
索尼夫妇这种与人、地方、动物合为一体的安静的 “受蔽护的生活”，对长期在外旅行推销的鲍曼来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使他第一次明确了 “我是多么孤独” 的想法。在那一刻，他出现了瞬间的幻觉，希望能够 “拥抱这位在他面前逐渐老去终至无形的女人”，并告诉她，“他的心现在也像一面深湖，和其他人心一样盛满了爱” (1043)。很明显，在鲍曼顿悟的这一刻，农家妇人幻化成了母亲形象。农家妇人就像沟里的葡萄藤和门阶旁的卧草，他也希望像汽车和袋子那样得到温柔的接纳，得到母亲般的爱。
如果我们使用苏珊·鲁哈芬 (Susan Lohafer) 的 “提前终结” (pre-closure) 阅读法 (Lohafer 2003)，设想《推销员》在这里结束，那么这篇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成长故事：关于推销员鲍曼与索尼夫妇接触过程中的心灵顿悟。但是，韦尔蒂显然不愿意给鲍曼这么美好的结局，因为在瞬间的幻觉后，“鲍曼颤抖的手摸摸双眼，看见屋对面女人安静地屈膝坐着，雕塑般一动不动” (1043)，这让他又回到现实，甚至为刚才想对那女人说的那些 “奇怪的话” 感到 “难为情”，并开始 “高兴地” 憧憬起明天在路上的生活。尽管如此，鲍曼仍心存幻想，“没由来地觉得，她也曾暗暗地说过和他相同的话” (1044)。因此，当索尼把他的车打捞上来，“他们俩在黑暗中等着，狗在院子里踹气，等他离开时吠几声” (1044) 时，他突然感到 “无助和愤懑”：这里的人 “有某些他看不到的东西，藏着食物、温暖和亮光这些自古皆有的希望”，而他得一个人马上离开，“这不公平” (1044)。很明显，此刻鲍曼虽然不能用言语说出内心的感受，但依然渴望得到母亲形象的女人给他的爱。
再次使用 “提前终结” 来阅读，如果《推销员》在这里结束，那么这篇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批评故事：关于推销员鲍曼如何需要得到关爱，却被无情地拒绝。但是，韦尔蒂显然也不是这个意图。她先让鲍曼的内心充满希望，然后再无情地将其击碎。鲍曼留宿的请求得到索尼的同意。妇人生起火，抬头看鲍曼时，“他在发抖”：这不仅因为他身体虚弱，而且因为他将妇人的举动看成爱的表达；当索尼邀请鲍曼喝酒时，鲍曼大声地表示同意，觉得 “现在大家彼此都看得见了”：这不仅是因为屋里有了火光，而且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一家，这恰如索尼带他到屋后面取酒时穿过灌木丛的感觉：“树枝或荆棘轻轻地触摸他，无声无息，附着他，然后又松开让他走” (1045)。与地方中的 “物” 亲密接触带给鲍曼的感觉相当美妙，就像他与索尼一家 “彼此都看得见” 带来的感觉。然而，借用海明威的著名小说，鲍曼这种感觉注定是幸福而 “短暂的” ⑤。
转折的一刻发生在鲍曼发现女人其实并不老，这个发现让他的眼睛 “刺痛了一下”，接着索尼告诉他，女人正怀着身孕，让鲍曼惊醒这房子里，原来有 “一桩婚姻，一桩已经有了结果的婚姻”，这一切让鲍曼猝不及防，让他觉得 “有人给他开了个玩笑” (1046)：他本以为他们三人 “彼此都看得见了”，但其实彼此看得见的只有索尼和他妻子，他们之间有 “秘密的交流”，而他自己一直都是 “被欺骗的” 局外人。就这样，当索尼夫妇一起走进卧室，留下孤独的鲍曼一个人躺在客厅看着火苗消失时，他重新回到推销员模式，情不自禁地念叨：“一月份所有鞋子都将特价销售” (1046)，绝望之下，他觉得 “必须马上回到过去的生活”，于是，读者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挣扎着站起来，不辞而别，然后孤独地在公路上死去。
5. 结论
从“故事” 层面上看，《推销员》结尾安排的鲍曼之死很难得到合理解释，但在 “话语” 层面，读者可以发现韦尔蒂设计的地方亲密关系与幸福之间的张力：人与地方 (及地方中的物)关系越紧密，就越能安静和幸福；反之，与地方的关系越疏离，就越孤独和痛苦。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就可以较好地理解鲍曼如何从一个与地方完全疏离的旅行推销员，通过尝试与地方建立联系从而获得短暂的幸福感，最后幻觉破灭恢复疏离状态而走向死亡。韦尔蒂通过地方的细节描写，引导读者关注人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人与地方中 “物” 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小说叙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区分了《推销员》中的 “物理景观空间”、“心理精神空间” 和 “社会空间” 并讨论了三者的联系，认为小说对 “萧条孤寂的” 物理景观的描写烘托了主人公 “荒凉的” 心理精神空间，体现了“孤独和异化的社会空间” (李鹏鹏 2015: 83-86)。类似的“空间” 分析虽有一定价值，但既不准确(《推销员》中的美国南方物理景观并非萧条孤寂，社会空间也不是孤独和异化)，也无法揭示韦尔蒂的 “地方诗学”：从文本中描写的具体可感的“地方”出发 (而不是抽象的“空间”)，我们方能确定叙事如何在人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得以展开，以及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的“地方意识”。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得以看到 “地方” 在推动韦尔蒂小说叙事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也能理解这个时期韦尔蒂的地方意识：与南方这片 “受蔽护的” 土地及其代表的价值传统 (比如忠诚、自足、自尊等)合为一体，远比象征工业化的出门远行更值得称道。在《一位作家的开端》中，韦尔蒂表示，她的小说创作之溪 “由两股泉水汇成，一股清澈，一股暗黑” (Welty 1984: 20)。韦尔蒂在很多小说中都试图协调这两股泉水，让它们达到平衡，但在处女之作《推销员》中，她让这两股泉水短暂相交，但最终相背而行⑥。
本文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跨学科的文学叙事研究” 科研创新团队项目(TD1707) 支持，特此感谢!
注释:
① 小说引文为笔者翻译，下同，以下对本小说的引用仅标注页码，不再另作标明。
② 此处使用陈永国译文，略有修改。
③ 有论者认为，鲍曼这里产生误会是因为 “他不知道屋子里的真实情况” 以及 “昏暗的灯光”。参见马云霞，吴冬丽:《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流动推销员之死＞和＜绿色的帷幕＞中的死亡主题》，《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151-154 页。且不论小说至此屋内尚无灯光，这个解释本身也缺乏美学考虑。
④ 在《一位作家的开端》中，韦尔蒂将自己的生活描写为 “受蔽护的生活” (sheltered life)。
⑤ 这里援引的海明威小说是《弗朗西斯·麦考伯的短暂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该小说中，主人公找到勇气，经历了短暂的激动和幸福感，但随即被妻子射杀。
⑥ 如很多论者讨论的那样，韦尔蒂的地方意识在其后期作品中有所变化，不再一味排斥工业化，而是在保持南方传统的前提下积极融入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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