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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君伟 | 毛姆对辜鸿铭和宋春舫的一卑一亢态度及其历史观

姚君伟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1-03-17

【作者简介】

姚君伟,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姚君伟 教授

毛姆对辜鸿铭和宋春舫的

一卑一亢态度及其历史观

原文发表在《英语研究》2018年第七辑第10-17页,经作者、期刊全权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20140901)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查询:

《英语研究》官方网站:

http://column.sisu.edu.cn/engstudy/

《英语研究》知网入口: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摘  要:英国作家毛姆在创作中涉及过中国和中国人,然而并不友好。20世纪20年代初,毛姆到访中国,在拜访辜鸿铭的过程中,毕恭毕敬,表现出对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膜拜,而与中国现代戏剧家宋春舫面谈时,态度却极其傲慢。以往国内学者就此多从中外文学关系和形象学等视角来研究毛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本文通过追溯毛姆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具体交往,分析了毛姆一卑一亢的态度背后的旧史观。


关键词:毛姆;辜鸿铭;宋春舫;卑与亢;历史观


0. 引言


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 Maugham, 1874-1965)的名字在中国并不让人感到陌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毛姆的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谈中国的文章《苦工》还被编入西南联大 “大一英文” 使用的《英文读本》。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曾出现过 “毛姆热”。然而,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对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友好,小说中提及 “中国侍者” 开的小客栈,起名竟是 “中国佬的茅房”;中国人在书里不是厨子,便是洗衣工,要不就是小伙计;在毛姆的其他作品里,中国人也多为负面形象。短篇《贞洁》里有个中国人是包工头,他承包工程时 “要价太高”,后又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里打架斗殴,把一名 “中国苦力” 打成重伤,结果被捕。《人生的枷锁》里也写到一个中国人,即和主人公菲利普一同住在欧林教授夫人家寄宿公寓里的 “宋先生”。一开始,菲利普对宋的印象还好,可没过多久,宋和公寓里的法国小姐凯西莉谈起了恋爱,菲利普、同住的三个老太,特别是房东太太立刻改变了对宋的态度,说他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看着令人感到惶恐甚至恶心。


小说是虚构的,毛姆笔下的人物当然并非就是他本人。那么,既然毛姆与中国有过交集,我们倒不妨追问,毛姆怎么看待中国文化?他与中国作家面对面的时候,有怎样的表现?这样的表现背后又体现出他怎样的历史观?他在《在中国屏风上》(1922)这部中国游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与辜鸿铭和宋春舫见面的情形,从中不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1. 毛姆拜访辜鸿铭时的 “卑”

 

毛姆早就有远东之旅的计划。1919年8月,在他的《家庭和美人》《信》《圣火》等几部戏上演之后,计划终于得以实施。他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去美国纽约,横穿美国,去西海岸,坐船到香港,之后去上海、北京和沈阳,最后经日本和苏伊士运河回国。毛姆的这次旅行收获颇丰。中国令他陶醉,后来他说这是个能 “给你一切” 的国家。在这里,他见到具有东方异国情调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景观,也关注到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欧美的医生、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等。毛姆是个敏于观察的小说家,后来出版《作家笔记》,而此番他所做的笔记里就包括 “领事、大班、恨嫁的老处女、讨厌本职工作的传教士、想家想疯了的英美烟草公司代理商,还有来自法国南部生活在白墙修道院内思念家人的圣洁女院长。”(黑斯廷斯,2015: 234)除了这些欧美人,毛姆在中国专门见了两个中国人,即辜鸿铭和宋春舫。


毛姆在提出拜访辜鸿铭之前,对他已有所了解,并说前去拜访这位 “著名的哲学家”是他“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辜鸿铭是 “清末怪杰”,自称 “东西南北之人”,因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学贯中西,热衷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引介到西方,英译《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典籍,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等,在西方影响广泛,以至于当时的西方有 “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的说法。在毛姆眼中,辜鸿铭是 “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


毛姆提出拜访辜鸿铭的想法后,他的东道主马上安排,岂料辜鸿铭收到这位东道主的便条,根本不予理睬。毛姆得知后,深感如此对待辜鸿铭这样一位哲学家是不合适的,便补救式地拟了封措辞礼貌的信函,恭敬地提出拜访的要求,很快获许次日前往。


第二天,毛姆坐轿子来到辜鸿铭的住所,未见他本人,却先被引进到一间狭长低矮、陈设简陋的屋子里,见到满书架的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另有写的可能是孔子语录的书法条幅,他佩服至极。等到辜鸿铭进来,毛姆赶紧上前,谢谢他同意接受来访。辜鸿铭虽然客套地说,毛姆来访让他感到 “很荣幸”,但他也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猜想是那张便条惹他生气,遂礼貌地说不是这样的,但辜鸿铭背靠在椅子上,“面带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他,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好 “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毛姆,2013:  105)。


毛姆拜访辜鸿铭时,后者已60多岁。他高个子,扎一条细长的灰辫子,眼袋厚重,牙齿缺损发黄,但眼睛明亮。在毛姆的认知中,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他要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这样的尊贵,于是,辜鸿铭成了他恭维的对象。在接下来的时间,辜鸿铭一味地奚落西方和英国,认为英国人在哲学上没什么天分,而当毛姆问他是否研究过美国哲学时,他又嘲讽地说,他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感兴趣。辜鸿铭时而英语、时而德语地对毛姆酷评西方哲学,给毛姆的感觉是,辜鸿铭毫无保留地接受儒家学说,自信只有在儒家经典里才能找到智慧,因为它们回应了他的精神诉求,并使得西学显得空洞。毛姆谦卑地聆听着辜鸿铭在那里议论,他发现辜鸿铭 “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毛姆,2013:107)。谈到当时归国的留学生,辜鸿铭变得更加严厉,更加愤愤不平起来,他责备他们是在亵渎神明,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毛姆就这样坐在那里洗耳恭听。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中叶起,欧美人在中国人面前便一向怀有文化优越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他们大多数人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但遇到辜鸿铭,毛姆却只能低头听着后者尽情反击西方文化而不以为忤: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致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青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奋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毛姆,2013:107-108)
                            

他们俩谈话时,辜鸿铭还把玩着他留的辫子,说这是个象征,并认为自己是古老中国最后的代表。毛姆听他绘声绘色地讲着一些中国历史事件,不禁大为感慨,像辜鸿铭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人物,自觉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却并不受重用,真是一个悲哀的人物。最后,毛姆几次提出告辞,辜鸿铭在宣纸上写了幅字送给他。毛姆问写的是什么,辜鸿铭带着一丝恶意说那是他自己写的两首诗,并让他找英国朋友帮他解释大意。第一,辜鸿铭自己不想译给他听;第二,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其实也无知得很,根本无法领略中国诗的美妙,而只能读懂大意。毛姆对辜鸿铭朝圣般的拜访在后者尽情的奚落和侮辱中结束。


2. 毛姆面对宋春舫时的 “亢”


毛姆在辜鸿铭面前似乎根本抬不起头来,也好像心甘情愿地不想抬起头来,虽然一开始,他以休谟和贝克莱为例,反驳辜鸿铭认为英国人没有多大哲学才能的观点。与他的种种 “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等到他见中国现代戏剧家宋春舫的时候,他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言语和表情由朝圣般的 “卑” 转为极度傲慢的 “亢”。


毛姆在《戏剧学者》一开头写到宋春舫送他的名片上写着 “现代比较文学教授”,毛姆对他的印象是 “他显得有些腼腆。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声音很刺耳”,说起话来给毛姆不真实的感觉。这是个不好的第一印象。宋春舫未读完圣约翰大学,即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深造,后在巴黎居留期间,对戏剧发生兴趣,回国后教戏剧,并以法文撰写一部中国戏剧论。他见毛姆时才30岁不到,而毛姆已46岁,是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对戏剧和小说创作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他与宋春舫对于戏剧和中国戏剧发展之路的选择和趣味有迥然不同的认知,却一味地将自己的理解和理念强加给对方。他说,宋春舫 “在外国的学习留给他的是一种对(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E. Scribe)的极大的热情,他认为斯克里布可以作为中国戏剧革新的榜样”。其实,正如宋春舫的儿子宋淇在毛姆去世翌年,对毛姆这篇文章作注时说的,宋春舫对斯克里布 “并无偏爱”,他在1921年写《中国新剧剧本之商榷》时,才正式主张把他的剧本移植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西欧名家剧本中,斯克里布的著作 “最切合我国人之心理者”(宋春舫,2011: 120)。毛姆并不了解这个背景,所以他说“听他说到戏剧应该激动人心时,你不免感到奇怪”,他认为宋春舫实际上是 “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毛姆,2013: 135)。


毛姆认为 “中国戏剧有极精巧的象征方法,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是具有思想性的戏剧,可是现在看起来却因为它太单调呆板而走向衰灭之路。” 毛姆看好的中国戏是京戏,而他这里说的象征和思想性是欧美舞台剧所缺少,因而是孜孜以求的方向,而宋春舫虽然听过京戏,还写文章肯定京戏艺术,但与毛姆不同,他并不认为京戏就足以代表中国戏剧,因为他“同他那一代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总希望文学能对时代发生一点作用,对社会改良有所贡献”(宋春舫,2011: 121)。他们对京戏里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内容有保留。毛姆和宋春舫的戏剧观有很大差异,路径甚至相反。


在戏剧道路的选择上,毛姆看到与宋春舫谈不拢,便问他为了让学生了解当今的文学潮流,向他们推荐一些什么读物。毛姆说宋春舫“迟疑了片刻”,最后说真答不上来,“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听到这个回答,毛姆不屑地说“那就不麻烦了”(毛姆,2013: 136)。我们知道,宋春舫的名字几乎总是与中国现代戏剧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西方戏剧收藏家、研究家和翻译家,也是话剧作家,但他也并不是不了解英法小说。实际上,在他所介绍的戏剧家中,像高尔斯华绥、王尔德、法朗士、邓南遮等也均为小说家,只不过他很可能是自认为对当代小说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名家毛姆面前不便发表意见。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毛姆误读了宋春舫,还反过来嘲笑他。


谈话中,宋春舫又问到法国剧作家白里欧(E. Brieux)的《梅毒患者》,并说这是斯克里布之后欧洲最佳剧本,因为这个题材涉及社会问题,学生感兴趣。毛姆不屑一顾,随后又把话头引向中国哲学和庄子。当宋春舫说庄子生活在很久以前,毛姆立刻反唇相讥,说亚里士多德也一样。其实,宋春舫虽然主要兴趣在欧美戏剧,但他从小饱读中国诗书,后来还让儿子上私塾,读《诗经》《庄子》《列子》等,但毛姆夸张地说听到庄子的名字,宋春舫 “张口结舌”,最后又是很低调地承认他没有研究过那些哲学家,又说如果毛姆有兴趣,他可以请一位中国哲学教授来拜访他并给他回答。毛姆表示,无法跟这种不会聊天的学究聊下去。(毛姆,2013: 136)今天回头看,宋春舫的“表现”实际上应该是他学者身份的体现,因为他那个年代讲究术业有专攻,不研究一门学问,就不发言。谈到哲学,宋春舫认为好友胡适才是专家。这在宋春舫是严谨,却被毛姆不公平地嘲笑为 “望洋兴叹” 的河伯。


最后,毛姆和宋春舫谈论起戏剧。毛姆说宋春舫感兴趣的是戏剧技巧,却认为戏剧技巧很复杂、很深奥,所以,要向他这个戏剧名家讨教。毛姆回答说关于戏剧写作技巧,他只知道两点:一是符合常识,二是紧扣要点。按照毛姆的夸张描述,宋春舫听了,带着一丝沮丧的语气问毛姆,写剧本在这两点之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毛姆的回应是要有某种技巧,但并不比打台球要得多。宋春舫争辩说,既然写剧本这么容易,那为何剧作家写一个剧本要花那么长时间。毛姆嘲笑地说那些剧作家是写不出来,很多剧作家,比如西班牙剧作家洛卜·德·维加或莎士比亚都轻松自如地写下大量的剧本。毛姆对有些现代剧作家极尽讽刺,说他们“压根就是文盲”(毛姆,2013:137-138)。宋春舫反问,总不好说易卜生是文盲吧,那他一个剧本为何要写两年。针对宋春舫的反问,他立即把易卜生痛批一顿,说他构思情节时遇到巨大的困难,苦思冥想到最后,终于绝望,只好回到以前多次使用过的情节。对此宋春舫表示不解,当然也无法接受。


毛姆注意到宋春舫的这一反应,便以不屑的口吻对易卜生的情节做了概括:“一群人待在一间封闭、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随后有一个人(从山上或海上)来了,他猛地把窗户打开,每个人都清醒过来,于是戏结束了。”在毛姆眼里,宋春舫听完,“严肃的脸上一时露出淡淡的笑容,但他皱起眉头,望着空中呆了两分钟”,随后站起来说要走了,回头要重读易卜生的作品。在宋春舫走之前,毛姆还不忘问他对戏剧的未来有怎样的看法。毛姆猜想他会说 “哦,见鬼!”,更可能说 “啊,天哪!” 结果,宋春舫 “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举起他那优美的双手:一副万分沮丧的模样”(毛姆,2013:138)。看到宋春舫对中国戏剧现状感到绝望,正如看到英国戏剧现状时感到绝望一样,毛姆感觉 “这确实是一个安慰”。

 

3. 毛姆的旧史观


细读《戏剧学者》这篇短文,不难发现,毛姆与宋春舫的会谈从方式到语气再到观点,都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在这里,他是个要训人的人,宋春舫则是被训的对象,而他访问辜鸿铭的时候,角色正好相反。在辜鸿铭面前,毛姆毕恭毕敬,低三下四,是 “卑”,而面对宋春舫,毛姆冷嘲热讽,傲慢无礼,是“亢”。这一卑一亢的背后,包含着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细加考量的元素,特别是毛姆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谈话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观。


宋淇在分析他父亲与毛姆对戏剧和易卜生的戏剧所持不同观点的时候,说他父亲是从一个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的,而毛姆表达的是一个同行剧作家的见解;他还说,毛姆是 “一个惯以白眼看人生的人,出言未免接近于冷嘲,而这恐怕不是像我父亲那种一本正经的理想主义者所能当场领略和接受的”(宋春舫,2011: 130)。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毛姆认同辜鸿铭而讽刺宋春舫,背后更大的一个的原因是毛姆所持有的历史观。


所谓历史观,也即社会历史观,概括地说,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或总的看法。毛姆拜访辜鸿铭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刚刚爆发,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和领导的一次 “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李大钊在《史观》一文里,曾对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历史观本身也有其历史,而这一历史也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 他进一步总结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李大钊,2013: 102)他将前者称为旧史观,而将后者称为新史观。


李大钊这篇写于1920年的文章,至今对我们看待历史,分析不同的历史观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就毛姆而言,从他对辜鸿铭的推崇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看法。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对封建主义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而辜鸿铭逆潮流而动,站起来反对这场文化运动。他的历史观是保守的,按照李大钊的观点,他所持有的是一种旧史观。毛姆推崇辜鸿铭,认为中国是神秘的,中国应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和机械文明。可以说,毛姆与辜鸿铭的历史观是相似的。这样,当毛姆遇上辜鸿铭,他便立刻感觉找到了知音甚至是精神导师,他所能做的唯有崇拜和信服,即使受辱也不在意。


纵观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欧美知识分子关注过中国,其中有的对中国文化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如黑格尔、杰克·伦敦等,有的则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赞赏有加,如歌德、梭罗等。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情况更为特殊。她在中国前后生活了近40年,了解中国的民风习俗,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偏爱,甚至发展到迷恋的程度,因而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现代诉求颇感困惑,致使她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趋势而选择传统,摒弃现代。与赛珍珠等作家相似的是,毛姆也没有考虑到世界历史滚滚向前的潮流,忽略了中国对现代化的迫切追求,遂有了他面对宋春舫时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毛姆不明白,像宋春舫及其朋友胡适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把他们留学的心得,不管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应用到社会上去,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毛姆同样不知道,他对易卜生的否定性评价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殊不知,在西方所有的剧作家里,没有谁像易卜生那样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那么流行。《新青年》曾在1918年6月出过 “易卜生主义” 专号,宣传他的观点,胡适还带头翻译并撰稿;毛姆挖苦的宋春舫也对易卜生推崇备至,并下过苦功。可以说,易卜生吸引宋春舫和胡适等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是他对社会专制的批判和他对个人自由独立的主张。这是毛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了解的地方,也是他的旧史观的一次突出的体现。

 

4. 结语


2015年4月,宋以朗出版一本围绕他父亲宋淇的传记——《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其中作者也提到当年毛姆与宋春舫谈戏剧这件 “不得不提” 的事,并说到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大学演讲时,曾多次引述他们的这次谈话来阐释东西文化交流,最后,宋以朗也和他父亲一样,认为毛姆称辜鸿铭为 “哲学家” 是他个人的偏见,说明他对中国的了解 “实在有限”(宋以朗,2015: 35)。宋家两代对毛姆的评判是客观的。对辜鸿铭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所持的保守观点,毛姆全盘接受;对宋春舫的戏剧观和现代性诉求,毛姆则极尽挖苦之能事,甚至冷漠地完全忽略。其实,对于理解异文化之难,毛姆是有清醒认识的。毛姆交游广、作品多,但他从未用力描写过原住民的生活,因为他“不相信欧洲人如何能了解到他们的内在,到头来无非是一些肤浅的印象加上许多常规的偏见罢了”(黑斯廷斯,2015: 295)。遗憾的是,毛姆在他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谈话中,终究未能克服他的 “肤浅的印象” 和 “常规的偏见”,其根本原因恐怕是他未能摆脱掉自己的旧史观的羁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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