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春熙路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内“春熙路”特指成都市锦江区，北至总府路，南至东大街，西至顺城大街，东至红星路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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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天气很好，像今天一样。”
K坐在我对面，啜饮着一杯三花，努力回忆着上一次去春熙路的情境。紧皱的眉头并没有帮她记起当时跟谁一道、买了什么，放下茶碗后，她想起了一些别的：
下午的阳光把人的脑袋烫得暖融昏沉，呼吸连着步伐都变得拖沓起来——胶着的空气终于被“一首类似于土狼disco的舞曲”打破。循着音乐走近了，那是一家颇具规模的男裤专卖店，除了两侧的黑色音箱，还敞着一个巨大的“窗户”，又或者说是“舞台”。一个男人正站在里面，直面着街道熨裤子。
被一根粗麻绳拴着的熨斗，一到他手里就“舞出了关公耍大刀的感觉”，蓝色麻绳随之耸动起来，又像“敦煌飞天仕女的飘带”，师傅的动作甚至还“踩在了节奏上”。
K站在阳光下驻足观看了足足一分钟，试图搞清楚这场华丽的表演是否真的能熨平一条裤子。而从反着光的银色熨斗底座蒸腾起的阵阵白雾，成为了她对春熙路最后的记忆。
那大概是十年前的冬天。
01.
2010s
K曾经极度热衷于逛春熙路。
这意味着她得先从华阳搭校车到老校区的南门，再穿过一条冗长的、被梧桐树遮蔽的小路走出西门，然后登上55路公交车，这时候往往是没有位置的，要挤上三站路才能抵达春熙路南口。
至于接下来往哪走，“选择简直不要太多”：
穿个马路，新中兴和泰华教会了她说第一句成都话“好多钱？”，因为那里衣服虽然便宜，但“看到你说普通话，开价就会很高”；
在砍到35块钱的毛衣第一天就脱线了后，她开始往春熙路的里边走，专门找那种四五层楼的专卖店，“直奔顶楼那一层，打折得厉害，质量也过得去”；
只有拿了奖学金，再套上衣柜里“最贵最潮的衣服”，她才有底气踏入西边的EGO，或者东边的第一城——虽然往往空手而归，但这一天必须经过群光广场。那里是如今太古里南端入口的前身，常年蛰伏着长枪短炮的街拍摄影师。
春熙路给K带来的快乐，无论是家乡繁华的商业街，还是后来用智能手机网购，抑或是新开的来福士、IFS、太古里，都没有给过她。
甚至某天一时兴起，她和室友们上春熙路购置了四套一模一样的“室服”。几个人穿着条纹polo衫配红色短裤一字排开、笑得开心的合照，至今还挂在K的人人网相册里，尽管她早已记不起登录密码。
这种近乎于“皈依者狂热”的情感固然盛大，却并不持久。某个时刻起，当她变得不再愿意去宽窄巷子和锦里，吃火锅时不再期待变脸表演，泡茶馆时也不再盯着功夫茶的窄细壶口……于是，那只在春熙路半空中翻飞的熨斗，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她脑袋里的某根弦“剪断了”，像剪断初生儿的脐带——种子会离开蒲公英，雏鸟会离开巢穴，胎儿终于脱离母体。
熨斗表演已经不再，但春熙路的“游客特供”基因一直都在
在十二年前离开江南、远赴西南上大学的K眼里，自由、亲和、包容、丰盛、生动、鲜活……无数赞美词都可尽情被春熙路包揽。不过现在细想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毕业后，K的室友们一个出国，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回了重庆。她们偶尔会回到成都找K：“去春熙路逛逛？”
“还是去太古里吧。”
她早就默认春熙路不再属于自己。
02.
2020s
春熙路似乎也并不属于K的前同事小刘。
小刘是河南人，在杭州读大四。去年和同学自驾西藏，在成都中转的那一天，偶然去奎星楼街吃了顿串串，叫他感到新奇极了——无论是串着竹签烫火锅，还是整条街道热烘烘的氛围，“从来没见过这种”，于是“一时冲动”只身跑来成都，找了份实习摄影师的工作。
他和春熙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交集，是因为抄近路。在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近路上，小刘遇到了两个人。
当他站在青年路入口处的铜人雕塑旁，埋头研究路线时，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大叔背着手、慢悠悠地踱步靠近，下巴隔空朝他挎着的相机点了点：“这儿有啥子好拍的？”没等小刘作出反应，保安大叔迅速切换成了川普，漫不经心又带着几分真诚建议他：“去拍隔壁的太古里噻，那个才好看。”
“帅哥帅哥”，跟着导航没走出几步，他再一次被喊住。一位嬢嬢箭步冲了上来，紧攥住他的衣袖，刻意压低声音：“阿迪耐克三折起，要不要？” 常年在健身房举铁的小刘居然挣脱不得。“拉住的那一下，我心脏都快吓出来了”，他红着脸仓皇逃离，一路避开人流，“就差用跑的”。
两个人一推一拉，他再也没踏进过春熙路，后来去王府井看电影都绕道走。
除了阿迪耐克三折起，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五花八门的“NEW BALANCE”
在春熙路，山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
再后来没两个月，他辞去工作离开了成都。
离开前小刘告诉K，他融不进这座城市，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去哪、想做什么：
“就像那个面目模糊的春熙路，我看不清楚。”
03.
1990s
同样二十岁上下的年纪，早在老李还是小李的时候，就清楚了自己想做什么。
从给亲戚打工卖收音机起步，小李在荷花池开过档口，在骡马市开过服装店，一路跌宕辗转，直到把服装生意做进了青年路，“才真正做起来了”。
如今在城南高级写字楼四十平的独立办公室里，老李深陷在沙发中，更深陷于多年前的回忆：“赶上了好时候。”
在三十多年前的成都，选择当个体户自谋出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大多是“学历不高、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才会迫于生计去摆摊。是真正意义上的“摆摊”——刚开始租不起春熙路昂贵铺面，小李就租的那种露天临街的“架子”，小小的台面，加上头顶悬着的一根横杆，“摆不下多少衣服”。
但正是无数个整齐排列在道路两侧、满铺着琳琅货物的“架子”，吸引着成都市民和外地货商蜂拥而至，共同延展出了灯火通明的青年路夜市。它成为了春熙路百年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之一。
最初抱着“一个月赚五百块就差不多了”的想法，最后具体赚了多少钱“不太方便透露”——唯一知道的是，老李后来转行卖装修建材、开电器城、做地产开发、经营火锅店，都得益于在春熙路掘的这桶金。
成功掘金其实只需要一点勇气和一点运气，更多靠的是别的。
那时候火车尚且不能托运行李，去广州白马市场“打货”后，小李给列车员送过烟、塞过钱，“跟他们混熟了”，才得以顺利把几大包衣服带上车，再坐个一天两夜的硬座回到成都；“92、93年有了飞机”，机票一两百块钱，自己是舍不得买的，但他会拖着货去机场，挨个拜托排队的乘客帮忙托运上一包。
过程中收到了不少白眼和拒绝，但“多数人还是多好的，还有不要钱帮我们带的”。
小李卖的是女士时装，款式换得勤，风险也大，每一次进出货都必须跟时间赛跑。
开着面包车马不停蹄地把货拉到青年路档口上，天还没亮，蹲在门口的几十个人“就冲上来抢”，“口袋你都不用打开”，“抱到衣服就不松手了”，“价钱都是临时定的，不讲价”——无论后来的生意版图扩张得多大多远，老李执意将这一幕视作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说明人家认可你噻。嚯，那感觉简直不摆了。”
当年成都人流行穿什么，取决于青年路卖什么。审美得到极大认可的小李，卖过年轻人最爱的南韩衫和蝴蝶衫，也卖过高档的“雪兔牌”皮衣和“金兔牌”羊毛衫：“最好是把两三件开衫叠着穿，外头套一件皮衣，之气派。”
故事的结局你或许能预料到，又或者早已耳闻——城市面貌升级，春熙路市政改造，青年路夜市被取消，商家们搬进了九龙、金开、尚都等一众批发商场里的“写字间”。但这并不是全部。
老李告诉我，如今开在春熙路上的一些品牌店，是当年同样在青年路卖衣服、和他关系不错的几个兄弟伙开的。在当年，要想拿下西南区的代理权，厂家要求“必须在春熙路开店”，并且“规模要大，招牌要醒目”。
事实上，这些表面光鲜的旗舰店生意每况愈下，长期亏损，“房租就相当于广告费了”。
至于老李自己，除了买下的几间九龙的铺子还在收租，他和春熙路已无瓜葛。
“还是把ta留给年轻人吧，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04.
2000s
对00后年轻人小周而言，打从记事起，“春熙路”并不特指着某条道路，也不划定某个区域。
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代表着市中心的意思。在她的童年里，父母但凡说出“去春熙路”，那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句子，连国色天香都要相形见绌。
除了“不用写作业了”，它还意味着很多东西。
它意味着盛大的节日和无匹的欢乐。
每逢春节灯会，父母会牵着身穿新棉袄的她，费力地挤进春熙路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看“很大很丑的灯”。后来圣诞节在成都流行起来，她会爬上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向城市中心飞驰，到了春熙路乌压压一片全是人，人手一根充气棒槌，“感觉全城人民都出动了，管他认不认识都kao你一下”。
它意味着好闻的香气和奇异的食物。
考试拿了满分，爸爸带她去孙中山铜像旁的哈根达斯，冰淇淋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光记得“很贵”；第一次吃到汉堡是在春熙路里的德克士，咬下第一口发现“奶油”居然是咸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沙拉；还有藏在小巷子里的炒板栗，要买到的话得“排到天荒地老”，但一颗入口就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另一个要排队的是伊藤洋华堂楼下的章鱼小丸子，那是小周的最爱，通常会“先买一根烤肠，边吃边等”。
它意味着对世界开启探索。
逛街时，妈妈偶尔会把她搁在旁边的文轩书店，顺便递上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结果转头小周就摸去了言情小说专区。
看了电影《霸王别姬》，她迷恋上了张国荣，特地找去了藏在春熙路某个小区里的为你钟情咖啡馆。
她的第一副眼镜是在春熙路上的精益眼镜配的，那是“全成都最大的眼镜店”。
只不过后来的小周戴上了网购的隐形眼镜，对张国荣和言情小说失去了兴趣。她最近爱上了滑滑板。
只有在去大慈寺滑板社区的路上，小周才偶尔会绕进春熙路的伊藤，买上一盒章鱼小丸子。
“他们现在学聪明了，会提前烤好”，她再也不用站在氤氲的香气中排上半小时，也不再会对“去春熙路”这四个字产生丝毫的悸动与期待。
04.
1950-80s
“以前的春熙路，年轻人是消费不起的。”
属于宋伯伯童年的那个春熙路，是只有“打吊线（音）”悄悄跟在父亲身后，才能踏入的地方。
父亲开了一间酒楼，但凡偷听到他要和生意伙伴去看戏，是小小宋最兴奋的时刻。一路缩头缩脑跟到了春熙路上的三益公戏院门口，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现身了：“这下也不可能赶我回家了噻。”
对五六岁的他而言，开戏前的准备阶段，远比看戏本身要精彩——敲锣鼓的，吊嗓子的，翻筋斗的……“场面简直热闹”。小小宋蹿上跑下，撩起紧闭的幕布，探脑袋偷看的顽皮事没少干。
挨到九点戏看完了，恰逢对面的新闻电影院结束放映，就迎来他的了第二次高潮：“走出来路两边全是卖吃的摊摊，担担面、钟水饺、油茶、鸡丝豆花面……”除非家里炖了墨鱼鸡汤，否则这顿宵夜绝对不能错过。
关于春熙路的这段记忆过于清晰，以至于七十年过去了，宋伯伯还时常反刍。在小小宋眼里，春熙路是纸醉金迷，是美食天堂，是高不可攀的。
凤祥银楼、诗婢家、同仁堂、精益眼镜、春熙宾馆、胡开文文具店……只有行业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在春熙路有一席之地。
“以前会专程去胡开文买‘松滋墨’，自己舍不得用，都是送人用的”，一旁的刘阿姨点头附和。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和宋伯伯刚结婚，夫妻俩最常同去的，是位于春熙路核心地段的古籍书店。如今家里两间书房，加上客厅三个大书柜，其中不少旧书都是从春熙路淘来的。
更多时候刘阿姨和同事们一起逛街。86年百盛商场八百块的咖啡色皮衣，90年科甲巷六百块的雪纺短衫，94年太平洋百货一千多块钱的呢子大衣……她对每一件衣服都如数家珍，“当时还是觉得多贵的”，因为实在喜欢，“一咬牙就买了”。
偶尔“消费降级”，她也会拐进青年路里，淘几件相应又新潮的“吼货”，“那里人实在太多了，店家都是吼着卖的”。
她逛街时，宋伯伯就自己一个人去淘书。
“可惜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读书了。”看着面前塞得满当当的书柜，他扼腕叹息。
在古籍书店之前，他记得在春熙路正中心的广场上，每到黄昏，就会冒出大片铺着塑料布的书摊，“那时候很多不让卖的书，都能在那找到”。
这个地下黑书市，断续在孙中山铜像面前存在了三十几年。
而K记得，十年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她每次去春熙路时一定会迷路。这时候只要找到孙中山铜像，再面对着它往右穿出，就能找到回去的路。
“该回去看看了。”
*文中故事真实
人物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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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春熙路。
当我们试图用几片零散的碎片，小心翼翼地尝试还原春熙路真实的样子时，我们发现，春熙路是无法被定义的。它不仅是时空的集合，更是是无数人记忆与情感的容器。
正如我们无法定义成都。只有当人们的故事在这里交汇，意义才会发生。
唯一知道的是，即便它正在褪色，春熙路始终是一面镜子，映射着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轨迹。
撰文
摄影
后期
肯 亚
麦克罗
朱毁毁
renren
朱毁毁
特别鸣谢
*感谢文中所有接受采访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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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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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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