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谷办的杂志那里拿到第一笔稿费
我在上岛前，就听说陕西作家和谷也到了海南。但是，我与和谷是只知其名，不曾谋面，就请安康文友陈长吟写了封信，作为引荐。我找工作的时候，顺路拐到和谷创办的〈特区法制〉杂志社，跑了几次他都回陕西不在。第四次见到他，先恭敬地把陈长吟的推荐信双手递给人家，和谷哈哈一笑说，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何必再劳驾长群（陈长吟的小名）写信？随之就请我们夫妇吃饭。和谷办这个杂志，公家不给一分钱，开办费全是自己垫的，经费十分紧张，压力非常大。在海口市和平南一家小饭馆里，和谷要了个红烧肉，要了个烧鱼，再加一份青菜，招待我们夫妇。吃喝中间，和谷说他这次回西安，见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改编我的中篇小说《车帮》为电影剧本）、王吉成，他们都谈到我，谈到我的中篇小说《车帮》、《黄幡》、《医道》，要和谷在海南关照我。他知道我在海南，但又联系不上，只好等着我和他联系。和谷听了我的处境，很为难地说：“我没有钱，雇不起编辑，采访编稿都是自己干，也没办法安排你工作。你可以给我们的杂志写稿，每千字五十块钱，别人写稿是发表了才给稿费，给你优待，稿子写好后就给你稿费。”于是，我立即回到住处，把自己闯荡海南的流浪生活写出来，题目是《闯荡海南：精彩与无奈的世界》，大约有2万字。第三天就送给和谷，和谷大概翻了一下，又看了最后一页的页码，就对编辑部主任说：“给杜光辉开1000块钱稿费。”十六年前，在路遥去世的第二天，我拖家带口离开了秦地，跨过海峡，踏上海岛。十六年里，我在这个岛屿上，经历了贫穷、卑贱、饥饿、干渴、日晒、雨淋、台风、屈辱、困惑、迷茫、陷阱、欺骗的考验，几乎倒毙在南中国海岛的椰子树下。同时又经受了爱情、友谊、真诚、援助、奋斗、自强、挣扎、策略、机遇、成功。我踉踉跄跄却又坚定不移地挣扎着，有时脚步踏实端正，有时飘忽走样，所幸的是我没有停步，一直朝着理想地走近。在荒芜的旷野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栖息地，顽强地对抗着坚硬的现实，挣扎地爬行在文学的道路上，从一个四处找工作的盲流到国家一级作家、大学教授，付出了多少艰辛困苦，饱尝了多少甜酸苦辣，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其中滋味，可能唯有自己知道。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人们在处理事情中，都不可能十分理智和清醒。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突然放弃铁路工作的优越条件，举家带口奔赴海南，开始另一种闯荡生活。那个时期，是我文学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那个时间里，我发表了成名作中篇小说《车帮》《医道》、短篇小说《浪滩的女人》、中篇报告文学《困境的共和国铁路》、出版了散文集《浪集巴山》，参加了全国第四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作家王吉成评价杜光辉说：“从《车帮》到《黄幡》（杜光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我们不难看出，陕西文坛出现了大手笔！”作家张敏惊呼：“陕北出了个高建群，关中出了个杨争光，陕南出了个杜光辉。”对我放弃舒适的铁路工作，举家闯荡海南，文坛有各种说法。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认为：“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青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刘元举却认为：“就在他的写作出现一片曙光时，他却告别了黄土地，毅然去闯荡海南。我一直认为这是重大失误，深知他是多么的不适应海南，他与海南的氛围格格不入。因而很为他惋惜，他不该中辍正在状态的写作呀。假设他当初不来海南，安心从事专业创作的话，那么，他的青藏高原，他的可可西里恐怕早就问世了，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沉实厚重的作品。他无需再充填海南生活，够写一辈子的。”90年代初期，日夜拼命地写作使我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三百天都是靠吃中药过日子，行走不到200公尺就要休息一下。恰巧那个时期，陕西连续死作家，邹志安的去世、贾平凹常年住在医院，很多作家惊呼：陕西到了死作家的年代！同时，我也感觉到，安康山区的铁路生活，极大地限制了我的视野，禁锢我的思想，限制我的行为，心底深处涌动着一种对传统体制的反叛情绪。于是，几乎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重大举措时，我似乎很孟浪地变卖家产，带领全家登上了南行的火车。当我乘轮渡跨过琼州海峡，站在属于海南岛的土地上，别人都争先恐后地拥挤到出港口，我却转过身子，望着海峡的对岸，望着陕西的方向，视野中除了大海和几艘打鱼小船，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时候，我突然留恋起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了，留恋起铁路单位给我安排的优越创作条件，留恋起安康江北的那套住宅。不知道登上海岛后，将有什么前程在等待自己，自己和一家人能不能在海岛生存下去，自己能不能在海岛继续坚持文学创作？这种思虑和心境，在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闯海人》中，我做了这样的描写：“上岸以后，没有像人们那样朝出港口跑，而是站在码头上，脸色凝重地望着海峡，收入眼底的全是蓝色的大海和雪色的海浪。几只在海面上翱翔的鸟，鸟是银灰色。目光的远方，有早起的渔船，缓慢地游走，感觉是在梦境中飘游。蔚蓝色的天空和墨蓝色的海水在视线的尽头汇聚在一起，把家乡隔到了视线尽头，什么也看不到。此时此刻，他觉得脚下飘动，好像还站在轮船上，没有站在地上的踏实感，仿佛身临一种很飘浮的境地，像在梦中，也像在现实中。”在谈到闯海人的心理感觉时，陕西作家和谷曾经写道：“踏上海岛的土地，感觉脚踏在浮萍上，没有黄土高原那种踏实、安全的感觉，感觉随时就要掉到海里，被海水淹死！”当时，中国正在热播《北京人在纽约》，其中有句这样的话：“你想让他升天堂，就让他到纽约；你想让他入地狱，也让他到纽约。”如果把这句话的语境换到海南，可以说：“你想要他升天堂，就让他到海南；你想让他入地狱，也让他到海南。”一百个人有一百个闯荡海南的经历，每个人闯荡海南的经历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巨著。但是，像我这样从踏上海岛的第一步，就从浮萍上坠入海水，饱尝了海水的苦涩，差点被大海的狂风巨浪淹没，还是不多见的。当时的海南，经济像打了鸡血样疯狂，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汇往海南的资金，几乎都是论亿论千万计算。我腰包里揣的那点靠微薄工资积攒的那点钱，没用多长时间就告罄了。我们一家不得不从简陋的招待所搬到出租屋里，又不得不把孩子托人送回内地。我白天骑着单车冒着南中国太阳的酷热，到处找工作，晚上回到住宿的地方，在从陕西带来的台灯下，埋头写作。要写作就要有桌子，房东只提供了一张床，我买了张桌子，最后连吃饭钱都没有，一天只能吃一碗二元钱的汤粉。若干年以后，东北作家刘元举到海南看望我，听说了我那段时间的遭遇，在文章写道：“杜光辉在海南曾经一贫如洗，流浪街头，他和小郑（杜光辉的妻子）在一天只有两碗汤面条时，小郑还要把稠的拨到他碗里。因为，他夜里还要写作。”尽管一天只吃一碗汤面，但钱还是花完了。当我们被房东赶出来的时候，几个一块闯海南的安康铁路人，推着单车把我们接走了。我住在毕志林（和我同是安康铁路分局的人）的宿舍里，他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当办公室主任。他的宿舍是厕所改造的，床下边就是蹲式便池。他们把男厕所改造成宿舍，支了两张床。女厕所分成两半，一半为男，一半为女，实际上是一个门，两个便池。睡觉的时候，毕志林和司机挤一张床，让我独自睡一张床。我过意不去，要和司机挤，毕志林说：“十个作家十个神经衰弱，让你一个人睡一张床，你都睡不着，要是要你两个人挤一张床，更睡不着。”毕志林让我住在他们公司，不敢让他们老总知道。我必须在公司上班前半个小时就离开公司。傍晚，他们公司的人不下班，我就不敢回去。我看着手表，一直到六点以后，才像贼样地钻进电梯，升到他们公司那一层，再像老鼠样地钻出来，探头缩脑地看他们老总下班没有。如果他们老总下班了，毕志林就会大声说：“光辉，没事！”如果他们老总还没有下班，毕志林就格外注意电梯的出口，看到我从电梯里出来，就给我使眼色打手势，我急忙拐进楼梯，跑到楼下。毕志林的工资只有260块钱，按当时的伙食标准，连吃饭钱都不够。我住在他的公司里，晚饭就和他一块吃。我们弄了个电炉子，到菜市场买一把青菜，一把挂面，两个鸡蛋，用盐面、酱油、辣椒、醋一调，就是一顿饭。天天如此，看见挂面青菜就犯恶心，又没有钱改善伙食。和我们一块闯荡海南的还有安康铁路分局一个姓王的同事，他的电子技术在全分局都是大拿，到了海南就被美国工业村一家香港企业看中，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还管吃管住。我爱人被他安排到女工宿舍，和他们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一块吃四菜一汤。周末下午，王工就带上我爱人，一块过来看我和毕志林，王工见我们生活如此清贫，就到大英村（全是低档的饭馆）请我们吃饭，点的全是大鱼大肉类的东西。以致好多年以后，有医学专家说大鱼大鱼吃多了，会增加胆固醇，对身体有害处。我看到这些文章就骂：“放他妈的狗屁，那些一个月难得吃次肉的民工盲流，肚皮薄得像纸一样没有一点油水，那来的胆固醇？”王工请我们在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里吃过饭，上洗手间的时候，见里面挂了很多腊肉，就拿了几条藏在衣服里面，啥话不说就朝外边走。一直走到我们住的地方，才从衣服里取出腊肉，把里面的衬衣都弄得很油腻。他对我和毕志林说：“你们以后下面条的时候，把腊肉煮上一点，多少有点油水，起码不会营养不良。”我看着腊肉，看着毕志林、王工，眼睛里流出了泪水，真是饥寒出盗贼，为了生存下去，竟干起梁上君子的勾当。王工图啥，人家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工资，每顿有四菜一汤，还不是为了帮我们？世上还有比这更宝贵的情谊？
白天，我骑着破烂的单车，奔波在海口市的各条街道找工作，头顶着中国最靠近赤道的太阳，忍受着酷热的煎熬。中午，所有的公司、单位都要午休，我就靠在椰子树下，熬煎着未来的前途。跑了大半天，身上的水分大都变成汗水流出来，又被太阳蒸发。身上缺乏了水分，嘴里干渴，嗓子冒火，眼睛朦胧。到处都是卖矿泉水的，两元钱一瓶。我只能看着卖矿泉水的冰柜，一下一下地朝肚子里咽唾沫，唾沫都是稠的，还发臭，好半天咽不下一口。两块钱就可以买一碗汤粉，能支撑我在海南多坚持一天。如果买了矿泉水，是多么划不来的事情。但是，干渴难忍，生理急需水分的补充。终于，我想到了大酒店的卫生间有便后洗手用的自来水。就把自行车停在酒店门口，装成解手的样子，跑到酒店卫生间喝水。若干年以后，我在创作《闯海人》的时候，把自己这段真实经历写了进去：东湖大酒店真好，一进酒店就被空调制造的凉爽猛地一激，精神和肉体都为之一振，禁不住长长吸了口气，有意放慢脚步，充分享受星级酒店里的凉爽。他走进洗手间，钻进方格里，坐在马桶上，没有东西可供排泄，只是享受外边享受不上的清爽和凉快。这里的感觉太好了，坐在马桶上，被清凉的空气淹没，周身上下都没有一点燥热，头不昏了，眼睛不模糊了，力气又回归了，似乎能听见身上幸福的呻吟。多么想永远地坐在这里，再不到马路边的椰子树下忍受酷热。为了让站在格板外边的服务员认为自己真的在解手，就装成便秘，用力排泄的样子，哼哼有声。足足坐了五六分钟，又觉得不能再继续坐在这里了。就站起来，系好裤带后还把便池用水冲了一下。他站在洗手台边，打开水龙头。他洗了手，又洗脸。自来水捂到脸上，脸上就有了凉冽的感觉，通过面部神经，传输到全身各部，传输到大脑，全身都感到无法形容的舒服。他又捧起一捧水，捂到脸上的时候没有马上离开，有意让手里的水流到嘴里。哇——，舒服极了，水一到嘴里，嘴里就有了凉冽，干渴立即消失大半，全身神经和器官由于干渴带来的不适，也随着这口水而溃退。这时候，他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东湖大酒店洗手间的自来水了。真好，那哗哗地从龙头里流出来，清澈无比的液体，消除了自己身上的所有不适，给自己带来如此美仑美奂的享受。他真想尽情地喝上一阵，把身上的干渴彻底消灭了再离开这里。就在他又捧起自来水朝嘴里送的时候，一直守在卫生间的服务员走过来，拿着毛刷在他的衬衣上介有其事地刷了几下，眼睛不停地给他示意，让他看洗手台上的盘子。盘子里装着不少的人民币，大到百元，小到五元，还有美金、港币、马克类。在服务员的目光睽睽下，他再不能装成洗脸的样子喝水了，心里却有了感慨：兄弟，我要是有给你小费的钱，何必跑到这里偷水喝哩？水不能再喝了，他的自尊催促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但是，仅仅靠一口水无论如何也消灭不了身上的干渴。服务员见他没有朝碟子里放钱，也就停止了给他贡献的殷勤，目光里还有了鄙视。尽管没有喝上水，但他知道了大酒店洗手间的水可以不掏钱喝，这是海南唯一免费吃喝的地方。从东湖大酒店出来，隔壁就是海口宾馆，他又装成住宿的客人走进去，径直朝洗手间走去。太好了，这个酒店的洗手间没有服务员。他就没有必要再朝便桶上坐着装便秘了，直接走到洗手台前，把水捧起来就喝，一口气喝了二十多下才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又接着喝，直到把身上的干渴之火彻底扑灭了，肚子也鼓胀了，才停下来，用手抹下嘴唇，得意地走出洗手间，一边走一边在心里说：“这下把大问题解决啦，这个经验应该推广给所有需要喝水的人知道。”出了酒店，禁不住仰天长叹：“一个作家混得不如厕所收小费的！”但是，从那以后，他记熟了哪家酒店的洗手间没有收小费的，哪家酒店的洗手间有收小费的，避实就虚，少了许多尴尬。只要嘴里一感到干渴，就跑到酒店的卫生间，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才出来。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哪怕给人家校对文稿，当个文案，挣点能吃一碗汤面条的钱，我都愿意干。但是，上天偏偏为难我，工作的机会本来就不多，自己又想维护一个作家的面子，不肯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说好话。加上耳鸣耳背，人家说三我道四，竟然多半年没有找到工作。我在长篇小说《闯海人》中，把自己当年找工作的经历几乎原本不动地写到小说里：海南到了暴风雨季节，就是天晴得万里无云，抽支烟功夫就会乌云密布，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下起倾盆大雨。杜泓伯（杜光辉曾经用过的笔名）骑着自行车，披着塑料布，背的挎包里装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几本省级获奖证书、代表作，按照招聘广告上的地址，顺着滨海大道朝秀英码头方向骑去。朝一家小区拐去的路还没有修好，车轮上粘的全是泥巴。海南的红泥巴像掺了胶一样，涂在车轮上怎么都弄不下来。刚把车轮弄干净，推不上几步又粘上，把车轮和挡泥板之间的空隙都塞满了。车子推不动，只好扛在肩上走。这段路有一里多长，脚下坑坑洼洼全是泥泞，扛着粘满泥巴的车子走不稳，连着摔了几个跟头，挣扎到人家公司门口的时候，身上沾满了红泥巴，几处伤口流着血，和红泥巴混在一起，不知是泥巴还是鲜血。公司设在一栋别墅里，他站在公司门口，看着自己满身的泥巴，不好意思进去，只是探着头朝里面张望。杜泓伯赶忙给人家躬了下身子，谦卑地说：“我看报纸上登有贵公司的招聘广告，前来应聘的。”人家朝门外指了一下，说：“你站在外边等着，我让管人事的经理出来和你谈。”显然，人家也不愿意他满身泥巴地走进公司。杜泓伯赶忙朝门口退去，等了好大功夫，才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走出来。他估计这个女人就是管人事的经理，想走过去迎接人家，又怕人家嫌自己身上肮脏，只好站在原地给人家躬了下身子。人家走到离他三四米远的地方就停下脚步，问：“你是来应聘的？”“是的，是的！”杜泓伯赶忙给人家哈了几下腰，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还看了两眼，确认干净了，才从挎包里取出中国作协会员证书、获奖证书、代表作，双手捧给人家。“这是什么？”人家没有接，还朝后边退了一步，生怕他挨上自己的身子。“这是我的中国作协会员证书、作品获奖证书、代表作。”杜泓伯更恭敬地回答。“浪得虚名，浪得虚名！”他文绉绉地给人家谦虚了几句，见人家对作家很感惊奇，心里燃起一点希望的火苗。“去，去，作家来凑什么热闹？作家不去找作家协会，跑到我们公司来干什么？公司是赚钱的，作家写文章能给公司赚钱？”人家哄苍蝇样地对着他摆了下手，转身就走进去，顺手把门关了。杜泓伯望着关闭的大门，心里刚刚燃起的火苗熄灭了，又一次泛起失望，还有被侮辱的愤怒。自从他被批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后，就觉得自己头上有了一道炫目的光环，走到哪里照到哪里，自豪到哪里，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这个女人竟然不把作家当回事情，还把作家看成像苍蝇、蟑螂、老鼠、蚊子、性病、麻风病那样厌恶。越想越觉得窝囊，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失落、无可奈何。在人家公司门口站了一会儿，只得转过身子，又把自行车扛到肩上，一步一步地朝回挣扎。他想着上岛这些日子的艰难，想着找工作的苦楚，想着未来的飘渺，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痛苦，眼泪控制不住地滚流下来，和雨水混到一起，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走出去一百多步的时候，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沉重的自行车还压在身上，他挣扎着爬起来，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突然转过身子，对着那个公司的方向，猛地蹦了一下，用陕西人最粗野的话吼骂了一句：“驴日你先人！”尽管他觉得拼尽了全身力气，但在更雄浑更壮阔更宏大的暴风雨里，显得还是虚弱，渺小。蹦过之后，骂过之后，又觉得好笑，周围没有一个人，对着暴风雨有什么可骂的，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人家又听不见，徒劳无功，觉得自己竟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还有一次，我推开一个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门，看到老总正在和一个女孩子调情，女孩子坐在老总的大腿上，老总的手在女孩子胸部抚摸。老总看见我进来，立即放开女孩子，扳着脸问我：“你找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求职的，看到你们公司招聘人员，前来试试自己的运气。”说着，又急忙恭敬地把自己的资料、作品、获奖证书双手捧给人家。老总只是用眼睛扫了一下，就不耐烦地说：“你直接说你有什么特长，没看我正忙着呢！”我看了人家的脸色，感觉很不好，在人家情绪不好的时候求人家，十有八九要碰壁，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是作家，想为贵公司效力！”人家马上把我放在他面前的那堆资料朝我跟前一推，说：“我们公司不需要作家，你是作家不到作家协会找工作，跑到我们公司来凑什么热闹，专业又不对口！去，去，我耽误我的事情！”我只好收起资料，装进挎包，失望地走出人家的办公室。走出门口的时候，我听见人家对着我背影说：“道颠！”在海南闯荡了好几个月，知道“道颠”是神经病的意思。我在上岛前，就听说陕西作家和谷也到了海南。但是，我与和谷是只知其名，不曾谋面，就请安康文友陈长吟写了封信，作为引荐。我找工作的时候，顺路拐到和谷创办的〈特区法制〉杂志社，跑了几次他都回陕西不在。第四次见到他，先恭敬地把陈长吟的推荐信双手递给人家，和谷哈哈一笑说，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何必再劳驾长群（陈长吟的小名）写信？随之就请我们夫妇吃饭。和谷办这个杂志，公家不给一分钱，开办费全是自己垫的，经费十分紧张，压力非常大。在海口市和平南一家小饭馆里，和谷要了个红烧肉，要了个烧鱼，再加一份青菜，招待我们夫妇。吃喝中间，和谷说他这次回西安，见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改编我的中篇小说《车帮》为电影剧本）、王吉成，他们都谈到我，谈到我的中篇小说《车帮》、《黄幡》、《医道》，要和谷在海南关照我。他知道我在海南，但又联系不上，只好等着我和他联系。和谷听了我的处境，很为难地说：“我没有钱，雇不起编辑，采访编稿都是自己干，也没办法安排你工作。你可以给我们的杂志写稿，每千字五十块钱，别人写稿是发表了才给稿费，给你优待，稿子写好后就给你稿费。”于是，我立即回到住处，把自己闯荡海南的流浪生活写出来，题目是《闯荡海南：精彩与无奈的世界》，大约有2万字。第三天就送给和谷，和谷大概翻了一下，又看了最后一页的页码，就对编辑部主任说：“给杜光辉开1000块钱稿费。”我拿到这笔稿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路边一家饭馆里，要了一碗红烧肉，和老婆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几个月了，没有吃一点有油水的东西，连红烧肉碗里的油汤汤都倒在米饭里。后来，我给和谷写的《闯荡海南：精彩与无奈的世界》，又被《青春》杂志发表，又在我供职的《新世纪周刊》上开为专栏，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还真有了点影响。以后，只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给和谷的杂志写稿，每每都能弄回几百块钱稿酬，聊补无米之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边找工作，一边给报刊写稿子挣钱，虽说不能维持海南昂贵物价的生活支出，但多少能补充一些。后来中国出现了自由撰稿人，不拿工资完全更写作为生，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和谷的杂志社联系了一个项目，就是给海南优秀的司法单位写报告文学，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外出采访，只能提供被采访单位的总结报告、事迹类的材料，还是每千字50元的稿费，问我愿意写不？和谷觉得稿费有点太低，就给我说：“你把他们的材料语言变成文学语言就行了，不要花费太大的力气。”我当然愿意写，一下子要了七八份材料，又觉得用我的名字发表不好，杜光辉竟沦落到写这类文字的地步，还写得如此差。就问和谷，不用我的名字发表可以不？和谷说当然可以，你愿意用什么名字就用什么名字。于是，我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一天一万字，挣500块钱，把这些文章写完，竟然挣了6000块钱，好过了好多日子。没有找到工作，却有朋友介绍我给一些影视公司写专题片，挣得一些稿酬。但是，海南最初的文化商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运作很不正规，能骗就骗，能赖就赖，常常是给人家把剧本写了，却拿不到稿酬，又拉不下脸面跟人家要，吃亏的总是自己。一次，和谷给我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来了两个人，要拍反映海南反腐败的大型专题片，请我们撰稿，最少10集以上，每集1500块钱。和谷说他最近太忙，顾不过来，要我和他一块写，我写初稿他修改。真是一块大肥肉，10集就是1.5万元，我跟和谷一人7500块钱，真是天下掉下的馅饼，而且还是大大的肉馅饼。我们日夜加班，十几天后就把脚本写好了，约人家到一家咖啡厅见面。人家来了一男一女，我们把脚本交给人家，人家大概翻了几页，从面部表情上看还比较满意。而后，说了声谢谢，再没有说啥，根本不提稿酬的事情。我就用眼睛看和谷，给他使眼色。我感觉和谷很为难，不好意思给人家提说稿酬的事情。和谷又给我使眼色，让我给人家说稿酬的事情。我觉得刚和人家见面，就张嘴问人家要钱，实在为难。就这样，和谷看我，我看和谷，谁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要钱。人家坐了几分钟，就站起来说：“我还有点事情，你们继续聊。”做出了走的架式，连喝的咖啡钱都不想掏。我爱人见人家根本不提稿酬的事情，脑子一灵性，突然对人家说：“这个脚本有一处没有写清楚，我给你说一下，免得到时候拍出来出问题。”人家立即把脚本拿出来，交给我爱人，说：“你指出是哪一处？”我爱人拿到脚本后，说：“我们把脚本写好了，你把稿费拿来没有？”那人说：“现在怎么能给你们稿费，等我们拉来赞助了才能给你们稿费。”人家理直气壮地说：“拉不来赞助拿什么给你们，我总不能自己掏钱给你们？风险要共同承担，总不能把风险全压到我们身上，你们不承担一点。”我爱人说：“你们不给稿费，不是把风险全压倒我们头上，你们连一点风险都不承担？”说完，我爱人把脚本朝挎包里一塞，说：“你们什么时候把稿费拿来了，什么时候给你们脚本。要是没有稿费，这脚本就是烧了也不给你们。”那人就骂我爱人骗子，从他手里把脚本骗走------他们吵架的时候，我跟和谷一句话都不说，好赖也是个作家，在大众场所高声吵架，成何体统。那人到底没有拿到脚本，人家走了以后，我爱人说：“你们文人办不成事情，给他们写剧本拿稿酬，天经地义的事情，咋到了要拿钱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和谷就嘿嘿地笑，笑过了才说：“把他家的，给人家忙活了十几天，没有拿到钱，还惹了一肚子的气。”一次，朋友介绍我给海南一家影视公司的摄制组写高速公路的专题片，花费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到施工现场采访，查找资料，终于把脚本写出来了。摄制组的老板认真看了脚本，很不满意地说：”这个自诩为是什么意思？”人家说：“自认为就写成自认为，为什么要写成自诩为？还有这一句，挺起雄性的脊梁，雄性是形容动物的，你怎么把筑路工人写成动物？这剧本不能用。”但又不把剧本还给我们，明显得不想付给我们稿酬。我还是不好说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抹不开脸面。我爱人还是用那种办法，说：“这个剧本有个地方的数字不准确，采访的时候人家一再要求再核实一下。”老板立即把剧本交给我老婆，说：“哪个数字不准确？”我老婆拿到剧本后说：“你说这个剧本不能用，我们就拿回去，你不付给稿费我们就不给你剧本。”我们拿走剧本后，怎么都觉得不能白白丢掉一笔稿酬，就去找这个老板挂靠的影视公司。我们知道，这个影视公司有很多摄制组，摄制组独立核算，给影视公司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影视公司老总听我们说了事由，根本不想管这事情，说：“这是你们两方面的事情，应该由你们两方面协商，我不好从中说什么。”我们从影视公司出来，回到出租屋不久，那个摄制组的老板就来了，张嘴就问我们要剧本，随之就和我们发生了争吵。并给我们的房东说：“这个人是骗子，冒充作家杜光辉，他写的剧本不能用，还跟我们要稿费。又说我老婆是小姐，和我不是两口子。由于我们曾经带着孩子在这里住过，房东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又见他大吼大闹很不像话，就冲到他跟前，命令他出去，否则就要揍他。他这才骂骂咧咧地离去了。他走后，我老婆又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要是我们在内地，谁敢这么辱骂我们？到了海南，竟叫人家这样欺负？”晚上，几个在海南闯荡的陕西朋友来看我，听我说了这事情，都十分气愤，当下就要找那个老板，说非要把他的腿打断不可。我劝住他们，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门在外，远离家乡，何必跟人家争高斗低？”这几个朋友里有人在这个影视公司干过，知道里面的操作情况，就给我出谋划策，说：“他们能让你写剧本，证明他们已经和高速公路公司谈好了。你就威胁他们，他们说这个剧本不好，你就给电视台拍，他们肯定要来找你，主动把钱送到你手里。”当下，朋友就陪着我到公用电话跟前，给影视公司的老总打电话，按照朋友教的说：“你们认为我这个剧本写得不好。我请电视台的朋友看了，他们说写得很棒，他们有意向拍这个专题片。”拍专题片人家要给资金，影视单位的竞争十分厉害。影视公司的老总一听，马上问：“摄制组跟你当初谈的是多少稿费？”我说：“是1500元，写好后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他说：“我马上让办公室主任给你送去1500元，你把本子交给他，千万不要给电视台。摄制组的问题，我一定严肃批评他们，让他们给你道歉。”一个小时后，影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把钱送来了，我们把剧本交给他。更令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被一个陕西乡党坑的事情，他也组建了一个摄制组。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居住在毕志林的公司，吃饭都由毕志林管着。老婆居住在美国工业村，蹭吃人家不掏钱的饭。这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高的乡党，叫高某某，说他也搞影视，想找个高手修改本子。见面的时候，高某某拿出一个剧本，名字叫《苦楝树》，是一个有钱的老板写的，想拍成电视剧出名。但剧本质量很差，根本无发拍摄，要重新修改。如果我愿意修改这个剧本，他可以出一集1000块钱的报酬。问我能不能先把这个剧本的毛病，怎么修改，故事梗概详细地写出来，经他们认可后再签协议。我根本没想到这里面会有什么圈套，更不可能想到乡党还能欺骗乡党，何况他也知道我目前的困境，起码的同情心还应该具备。于是，我用了三天时间，按照他的要求，很详细地写了一万多字的东西。当我把这些文字交给他的时候，他很认真地看了半个多小时，对我说你先坐着，我送给朋友看一下，马上回来。我就坐在他办公室等，10多分钟后他回来了，说：“朋友没在，咱们不让他看了。我认为你的思路很好，如果我们让你修改这个剧本，一共给你500块钱，怎样？”我一愣，说：“你当初说的是一集1000块，就是这个价格也只是正常价格的一半，4集电视剧给500块钱，也太低了。”他随手把我写的那些文字还给我，说：“我只能给这个价格，我现在资金非常紧张，没办法按一集1000块支付。”当然，我不会接受这个价格，更不能让我接受的他竟然如此欺负我，蔑视我，欺骗我。于是，我只好收起写的那些文字，离去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拿着我的文稿说找朋友看看，实际上是找商务中心复印了。他把原稿还给我了，把复印稿留下了。人家只需要按我写的故事梗概，重新再写一遍就行了，何必再花4000块钱请人写哩？一年后，这部电视剧播出了。我认真地看了，完全按我的故事梗概写的剧本。我知道，我又一次被他们骗了。16年以后，这个高某某想要拍我的长篇小说《大车帮》，经朋友捏合坐在餐桌上，尽管他换了名字，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朋友问他：“都是西安人，你们认识不认识？”过去了十多年的事情，何必再把它揭穿，弄得大家都尴尬。但是，他要拍摄《大车帮》的事情，我自然推辞了。一个人可以被蛇的艳丽迷惑一次，如果继续被迷惑，就要考虑他的智商了。从那时候，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铁规矩，不论谁要我给他写东西，先签署协议，付一半定金，否则一个字都不写。在这个原则下，我又遇到一件事情，一家广播电台要参加广电部举办的全国广播剧评奖活动，希望我给他们写个广播剧。我当然答应，并要求签署协议付一半定金，人家也一口答应。广播剧写好后，按协议规定我听取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后，把剧本修改好，他们再付给我另一半稿酬。我没有想到，他们拿到剧本后，复印了30多份，给台里的业务骨干一人一份，然后集中开会讨论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一下子提了80多条意见，很多意见相互矛盾，根本无法修改。我很认真地给他们说了自己看法，编剧最好只面对导演，如果让编剧面对几十个人，人和人的口味不相同，怎么修改？就像厨师炒菜，你让他的菜里同时具有潮州菜的味道、鲁菜的味道、苏州菜的味道、川菜的味道，结果会做出人人都恶心的味道。遗憾的是这位领导不懂剧本，说：“这是大家的意见，也是台长批了字的，你不按照这个意见修改，另一半稿费就不好给你。”面对这些根本就无法修改的意见，我只好放弃了另一半稿费。过了一个星期，内地的一个广播电台也请我给他们写广播剧本，也说是参加广电部组织的广播剧评奖活动。我就给海南这家广播电台联系，说了这种情况，他们坚持要我修改，我坚持说意见太混乱，根本无法修改。对方说不修改就不给你另一半稿酬。我说不给我另一半稿酬，我就按协议规定，自行处理这个剧本了。于是，我和内地的这家广播电台又签订了协议，拿到定金后把剧本邮过去。半个月后，人家把剩余的稿酬邮给我。通过这么多事情，我觉得作家面对充满欺诈、虚伪、坑骗、作假、失信、自私的社会，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合社会的演变。当今社会是市场经济，总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不信守合同，转手为云覆手为雨，就需要以矛治矛，以盾治盾。我在海南吃了若干次亏以后，才学会了对付文化商，保护自己不再吃亏的本事。给人家写剧本，毕竟不是常有的事情，一两个月遇不到一次。没有剧本写就挣不来钱，但天天要吃饭，要坐车，要喝水，就是天天要花钱。日子还是过得很窘迫。我到和谷的杂志社，看到他手下的记者腰里挎着BB机，身上穿着名牌，抽的香烟都是有牌子的，就问和谷：“你手下的这些人活得还蛮滋润。”和谷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拉赞助，杂志社给30%的提成。他们差不多一个月都是三四千，有的人拉得好，五六千的都有，有时候还能上万。”我就眼红这些记者，说：“你也给我办个记者证，我也去拉赞助。”和谷笑了，说：“你不行，你舍不下那张脸。你以为拉赞助容易，站在人家面前跟三孙子一样，多少还得懂点诱惑、威胁、巴结、利用、色相，十八般武艺少一样都不行。再说，你耳聋白呆的，给人一交往就露出傻相，弄不成那事情。”我说：“弄不成也试试，说不定能拉来一点赞助。你说我舍不下这张脸，我到了海南，早就让人家把这张脸当屁股蹭了。”我跑到照相馆照了个证件照，和谷让办公室主任把我的照片贴在记者证上，用钢印一压，我就在瞬间功夫变成《特区法制》杂志社的一名记者了。为了当好记者，我特地买了一瓶摩丝，出门的时候把头发梳得光光的，再打上摩丝，自己都感觉头发硬硬一层，像在头上扣了个笼子。背上朋友送的公文包，公文包里介有其事地装上几本杂志，当然少不了《特区法制》，感觉有点不伦不类，但还是信心不足地上路了。我专门选择一些有名的公司，跑的第一家公司，从电梯里走出来，到了人家公司门口，门口有个注目的招牌，上边写着：记者与推销人员不得入内。我看着招牌，想起旧社会外国租界里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却在骂，狗日的比帝国主义都可恶！人却不敢再朝前迈一步了，谁也不愿意自取其辱。只好转过身子，心里嘟囔，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下午，我又跑到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门口没有贴“记者与推销人员不得入内”的牌子，我就试探着走进去。进门就有接待小姐，小姐很礼貌地站起来，问：“你找哪位？”我赶忙把早准备好的记者证拿出来，双手递给人家，还给人家奉献出一个骚情的笑脸，很巴结地说：“我是《特区法制》杂志社的记者，找你们老总谈点事情。”人家就没有接记者证，我只好把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人家很客气地说：“我们老总交代了，他一律不接待记者。”说完，就坐下来，不再看我一眼。我愣了一阵，只好转过身子，尴尬地调头走去。第二天上午，我又跑到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设在一栋别墅里，我刚走到别墅门口，就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挡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又赶忙拿出记者证，还给人家躬了一下腰。那人就没看我的记者证，转过身子对门口的保安喊：“记者来啦，不要让他进去。又对我说：“我们不需要记者写东西，你也不要白费功夫了。”在我的记忆中，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一级。我在内地时，在企业的宣传部工作，要是记者来了，都是专人陪同，吃饭的时候由书记招待。怎么到了海南，人们把记者当成了老鼠、蟑螂样讨厌？一个月后，我又跑到和谷那里，把记者证朝他桌子上一放，说：“我真的不是当记者的材料，跑了十多个公司，一分钱的赞助没有拉到，还弄得嘎肚子（蛤蟆）跳门槛，伤脸礅尻子。和谷就看着我笑，一言不发，满脸高古，过了五六分钟才说：“世上三百六十五行，记者拉赞助还没有入行。可这个行道的学问也深着哩，人家都能一个月提成好几千元上万元，你杜光辉就不行。这就是差别，不服气不行！”我刚上岛的时候，住在一家招待所，认识了一个给报纸拉版面的人，也名曰记者，姓龚，实际上就是给报纸拉赞助。给某个企业写一个版面的报告文学，企业给报社赞助多少钱，记者从中提成多少。这个人跑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那里的企业很有钱。拉到若干个版面后，就飞回海南，到报社把提成领了，再跑到珠江三角洲拉，一次都能提好几万块钱。在招待所的时候，我俩住一个房间，很能聊得来，我帮他修改了几篇报告文学，他负责我和妻子每天的吃饭费用。四五个月以后，我还在海南岛流浪。有次在街道上碰到他，他立即拉我到饭馆，要了四个菜一个汤外加两瓶啤酒，吃喝中间知道我的困境，就让我带着发表的作品、获奖证书，跟着他一块到珠江三角洲拉广告。他说：“珠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愿意在报纸上宣传自己，也愿意给报社赞助，就是怕记者的水平不高，把他们写不好。你把那么多的获奖证书，把发表的作品朝他们面前一摆，非把他们震住不可，绝对能多拉好多版面。”我没有同意，像他那样跑到珠江三角洲，到处拉广告，当时是把钱挣了，以后怎么办？我还是想在海南找个正经单位，做点正经事情，以后也混个前途。就是在海南拉广告、跑工作、写剧本，晚上还可以看书写小说。坐着飞机到处跑，怎么看书写作？龚记者等把两瓶啤酒喝完，又对我说：“原来咱们一块住招待所的时候，我看到你从内地带来了几部还没有发表的中篇小说，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了？”我说：“上岛这些日子，天天为生计奔波，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就没有把小说投出来。”龚记者说：“你转让给我一部，我付给你高价钱，绝对比杂志社给你的稿酬高好多倍。”我以为龚记者除了给报纸拉版面，还兼顾给某个文学期刊组稿，就说：“你需要就拿去，杂志社规定多少稿酬就给多少，咱也不是啥名家。”龚记者说：“你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不是给杂志社组稿。我的意思是你把小说卖给我，我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部小说以后就是我创作的，就是说你把小说的署名权卖给我了。”我惊诧地看着他，世上还有做这种买卖的？一部小说，作家极思殚虑，呕心沥血，构思多长时间，丝毫不亚于妇女十月怀胎。任何一个作家作品看成自己的孩子，世上哪有卖孩子的事情？龚记者又要了一瓶啤酒，给我倒了一杯，继续劝说我：“只要能生活下去，就能继续写下去。像现在连肚子都混不饱，怎么写作。人常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苦笑了一下，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就像女人一样，把生的孩子卖了，还能再生一个，但她绝对再生不出一模一样的孩子。一个女人一生的生育量是有限的，也是有周期的，绝对不可能像鸡下蛋那样，今天生一个，明天再生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文化积累、情感积累、体力积累也是有限的，一生的创作量也是有限的，创作作品也是有周期的。作家创作作品，无非是贪图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获得荣誉，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二是获得稿酬，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在中国，更多的作家把精神享受摆在第一位，在稿酬极为低微的情况下，坚持文学创作。我又不能不认真思考他的话，从他的口气中可以听出，肯出6000块钱买我一部中篇。有了这6000块钱，我马上就可以结束在海南的困境，租间房子，和老婆住在一起，晚上起码有个固定的写作地方。龚记者说得确实有道理，自己活着就能继续写作，不在乎一两部中篇小说。现在是在海南的创业阶段，这时候的钱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就像万丈高楼的地基，没有地基永远不会有高楼。龚记者说得也有道理，在商品社会里，什么都可以买卖？尊严是什么，不乞求别人就有尊严，有求于人的时候就没有尊严。就像今天去应聘，老总坐在大班桌后边，自己毕恭毕敬地站着，怎么不敢给人家讲尊严。尊严是个屁，尊严只有在你有吃有喝不求人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头上戴的虚无飘渺的光环，这光环谁都看不到，只有自己能感觉到。有朝一日，把事业干成了，谁会在意自己是靠出卖小说署名权发展起来的，甚至会成为一个美妙的故事记载下来。想到这里，我鼓足勇气说了一个字：“行！”。第二天，我提着从大陆带来的密码箱，里面装了5部还没有发表的中篇小说手稿。只用了两个小时，龚记者就选中了其中一部5万字的中篇小说。“杜老师，咱们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生意有生意上的规矩。咱们还是按规矩来，先签个协议，免得以后说不清楚。”龚记者拿出打印好的协议书。我接过协议，草草看了一遍，无非是双方一旦签署了协议，我不再拥有本小说的著作权，日后不得反悔之类的条文。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不会反悔的，协议就不要签啦。”龚记者从提包里取出6000块钱放到我面前，说：“签了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生意场上的规矩，咱们还是按规矩来。”我还是不想签。龚记者把钢笔帽子拔开送到我手边，直直地看着我。我只好接过钢笔，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自己像个处女被嫖客奸了，这个嫖客就是龚记者。如果仅仅把我奸了也就奸了，事情过后还要和自己的裸体合影留念，再把留有自己处女红的毛巾拿去做纪念。又仔细一想，觉得奸自己的不是龚记者，是他手里的6000元人民币，自己是被人民币强奸了。龚记者又拿过一张纸条，说：“这是收据，也请你签个字。”我在收据上草草签了自己的名字。龚记者拿起那沓子人民币，在手里拍了几下，很炫耀很得意地说：“你点一下。”我接过钱，说了声：“我信得过你。”把钱装进密码箱，提起来就走，一分钟都没有停留。这6000块钱确实是雪里送炭，帮助我和妻子渡过了在海南最困苦的日子。以后，在海南的这些年里，当人们谈到妓女的时候，常常出现鄙视的语言和表情。这个时候，我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在商品社会，谁不是在出卖自己？官员出卖自己的尊严和品节，求得仕途上的升迁；商人出卖自己的良心和脸面，以图获得最大的利润；农民工出卖自己的体力和健康，挣得一日三餐的费用。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的自尊，换来几张沾满血泪和阴精的人民币，养活自己和孩子。自己做为一个作家，连作品都可以出卖，和妓女有什么区别？一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情，总觉得自己脑门上写有“我被嫖客奸过”的字样，胸腔就盈满羞耻和无奈。如果有可能，我愿意付出10倍的价钱，把当初我出卖的那部作品赎回来。已经不可能了，半年以后，那部中篇小说在中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刊物上发表了，当然署的是龚记者的名字。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香港的一位女影星，靠拍三级片发家。当她功成名就的时候，很后悔当初走的道路，就用高价回收她当年拍的三级片，能回收回去吗？就是能把物质上的三级片回收了，能把铭刻在观众大脑里对你的印象删除吗？我在海南流浪的时候，很多好心朋友劝说我，你不适合海南，还是回内地吧，我们担心你被海南毁啦！正像刘元举说的：“杜光辉不该中断正在兴旺的写作，海南的氛围对杜光辉是格格不如的。”但是，我一直都不相信，别人都能在海南混下去，有的人还混得很不错。我又不比别人少点什么，凭什么要从海南溃退回去？于是，我就对这些劝说的朋友说：“毬！大不了卖掉一个肾，交给老婆孩子，让老婆把孩子养大，我就不信在海南混不下去！”我没有卖掉一个肾，却活下来了。于是，这段苦难之水浇出了长篇小说《闯海南》，中篇小说《商道》《白椰子》《公司》《连续报道的背后》《想当老板的女人》《都市里的另类人生》，短篇小说《夜半歌声》《哦.我的可可西里》等几百万字的作品。
过了知天命之年，我常常思考自己的人生，尤其思考客居海南这些年的人生，泛生出一些感慨。在《感谢苦难》中，我写道：苦难杀人，世间多少人的肉体与灵魂被苦难的磨石碾成齑粉，多少人的气节被苦难打磨成灿灿项圈和戒指任人曲直地装饰。苦难成人，可将人的骨头燃烧淬火，迸射出金属的鸣响，在苦难之树上结出成就的果子。有的人生，幸福多于苦难，或者只有幸福没有苦难，这是上苍的偏爱。也有的人生，苦难多于幸福，或者只有苦难没有幸福，是上苍的惩罚。唯有用苦难将骨头燃烧淬火的人，认为苦难是上苍对他的钟爱。
我一生追求幸福，幸福总是远离。逃避苦难，苦难却时时纠缠。尽管没能用苦难将骨头燃烧淬火，却也没有变成灿灿项圈和戒指任人曲直，苦难之树稀疏地挂了几个果子，干瘪瘦小不成形状，却聊以自慰。
回忆在海南挣扎过的２５个春秋，苦难重重，可以用爬行挣扎来形容，但不后悔。因为，我自认为海南的苦难将我的骨头进行了燃烧淬火，这是上苍对我的钟爱，海南对我的钟爱。如果没有海南，我的创作必然缺失相当量的作品，我的承受力肯定达不到现在这个境地。
杜光辉
杜光辉，文学创作一级，现在中文系任教，担任琼州学院当代文学创作研究所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1983年发表处女作。迄今累计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50余万字。来源：作家出版社 黄堡书院 网络综合（文中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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