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是著名作家和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次艰难的寻找。一位普通的战士雷锋,从一本《新民歌三百首》的诗集中读到了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摘抄在了日记中。在毛泽东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代热潮中,被践耳作曲、才卓玛演唱,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为流传,响彻全国,至今长久不衰。从蕉萍的诗作署名开始被忽略到确认,到隐姓埋名的真实姓名姚筱舟的被发现,一位下放劳动的普通煤矿职工写作这首诗的经过,和作者从朝鲜战场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五十年后加入党组织的传奇故事,才渐渐浮出水面。他坚持最初的梦想,虽历经生活的坎坷,入党的愿望始终强烈,终于梦想成真,令人感佩。作品真实反映这首经典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深刻记述了主人公平凡而高尚的精神境界,从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视角,诠释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的情感共鸣和时代心声。故事扑朔迷离,文笔简洁优美,弥漫着流水般动人的音乐气韵。和谷与蕉萍(资料图)
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和 谷
原载《延河》2021年5期
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①
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②
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③
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④
五、蕉萍与践耳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雷锋日记》。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节文字,顿时眼前一亮,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为这首诗谱了曲。擅长交响乐创作的他,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手法,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山歌曲调。谱曲之后,他立即把曲谱作品寄给了几家报刊。
很快,2月21日《文汇报》第3版发表了这首题为《雷锋的歌》的歌词和简谱。歌词内容出自《雷锋日记》。歌词作者署名:“摘自雷锋日记”。曲作者:践耳。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朱践耳拟的歌名叫《雷锋的歌》。关于词作者,因为不清楚这首诗是雷锋原创还是摘抄的,所以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新歌,是三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向党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朱践耳,本名朱荣实,祖籍安徽泾县,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排行老五。其父在天津开设了一家面粉厂,后因外资倾轧而倒闭,偏又染上时疫猩红热病,年仅34岁就英年早逝。幼年的朱践耳随母亲迁居上海,读中学时对音乐发生兴趣,自学钢琴等乐器,并练习作曲。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钱仁康学习和声,又入石人望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演奏。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担任乐队队长兼指挥。1947年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打得好》,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1949年至1953年,他辗转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专职作曲,为《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影片配乐。1955年朱践耳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留学期间,他所作钢琴序曲第1号《告诉你》、第2号《流水》,用音精准,情感细腻。为独幕芭蕾《思凡》而写的钢琴独奏曲《叙事诗》和《主题与变奏曲》,乐思发展逻辑严密,和声手法亦较丰富,前者运用了交响性手法和奏鸣曲式,冲突尖锐,情思奔放,刻画了小尼姑从宗教重压下挣脱出来走向生活的历程。1959年,朱践耳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由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1960年朱践耳毕业回国,翌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他选用毛泽东的诗词,写成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在构思和手法方面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深得音乐界好评。朱践耳面容清癯,文文弱弱的书生模样,平日里少言寡语,不爱应酬。不可思议的是,他如此单薄的躯体里却有着火焰般的激情和旺盛的创作能量,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圈内少见的多产作曲家。他不嗜烟酒,平日里一杯酽茶陪伴已足矣,写作困倦时会口含几片干茶叶嚼嚼,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雷锋的歌》后来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时,朱践耳已进入四十不惑的年纪,艺术的感觉和美学思想趋于丰稔。以践耳署名,无非是在践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遗愿。聂耳所谱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无疑接续了聂耳创立的中国音乐的血脉,唱出了新中国新时代的主旋律。试想,雷锋是人民解放军战士,蕉萍曾入朝作战,朱践耳也曾是新四军战士,他们生活在不尽相同的时代,却一样拥有战士的铁骨柔肠和热爱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具备诗歌和音乐的禀赋。也就是这一支山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是文化立场和审美情趣的惺惺相惜使然。他们是大地之子,生长在泥土中,像沐浴着阳光雨露和风雨的草木,在朝着天空的太阳和云朵歌唱。1963年5月间,身处陕北与渭北高原连接处的小山沟里烟尘弥漫的焦坪煤矿的姚筱舟,在一个早晨升井后,黑人一样只能看到眼睛的眨动和嘴巴的一张一合。阳光下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令人心情爽朗!忽然,姚筱舟听见矿区大喇叭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首《雷锋的歌》响彻矿区。歌词怎么这么熟悉,像是自己写的一样。没错,是从《雷锋日记》中摘抄的歌词,其实就是蕉萍写的,是姚筱舟自己写的。他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既惊讶又激动。他自从用蕉萍的笔名写作发表诗歌,一直想像大地深处的煤一样,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名实姓,免得招祸犯错误。除了经常给他方格稿纸的一位矿区办事员和送信的邮递员之外,周围很少有人知晓蕉萍就是姚筱舟,姚筱舟就是蕉萍。这笔名也暗含他生活的煤矿名称,党是妈,矿是家,自己是一棵雨打芭蕉的无根的浮萍,在悄悄吟唱安身立命的家。姚筱舟曾经读过《雷锋日记》,发现“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段文字是摘抄修改于自己的诗作,他暗自质疑甚或庆幸,但源自自己磕磕绊绊的处境,他不能去查询和申明这段文字的真实出处。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小诗竟然会成为传遍全国的好听的歌,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就被谱成曲又标明摘自雷锋日记?当初他在写诗时,没有想到会成为歌词,被插上音乐的翅膀,飞翔在辽阔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至于名分,自己当初只是一个被处分下放劳动的矿工。论及稿酬,当年这首诗得到了两元钱,一袋面粉六元钱,也算是足以为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增添了家用花销。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谢谢雷锋,是他让我这个背运的人暗自出名了。会有什么时机到来,逆转自己的命途呢?此时的姚筱舟,在矿山上只是在轻声地跟着唱,也时而怀念写作山歌时的那段情缘,并不奢望要把歌曲作词摘自雷锋日记更正为蕉萍。不久,陕西省文艺界一些音乐工作者和读者,发现《雷锋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出处,是雷锋摘抄署名蕉萍、原载于1958年6月26日《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前八句,就去信给朱践耳,向他说明情况。其实,朱践耳当初在《文汇报》发表这首新歌时,就疑虑这段文字是雷锋自己创作的,还是摘抄别人的,便在署名词作者时留有余地,署名为:“摘自雷锋日记”。这并没有错。当他收到来信,确认了原作的出处之后,《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称“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于是,根据来信提供的蕉萍的地址,朱践耳很快给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党委写了一封信,请他把信转给一个署名蕉萍的作者,寻找并确认作者的真实姓名,以便联系参加相关活动,包括支付稿费事宜。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耀拆开了朱践耳的信,仔细看过内容后,大为惊奇!难道在这穷乡僻壤的煤矿上,在芸芸众生之间,隐藏着一个不被人们所知的诗人,所写的诗歌不但发表了,而且让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抄到了日记中,被作曲家谱写成歌曲演唱,传遍了全中国。赵炳耀安排查找焦坪煤矿所有的职工名单,但在矿区的数千名干部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名叫蕉萍的人。蕉萍,可能是笔名,是焦坪的谐音,蕉萍的原名是谁,在矿区鲜为人知。于是,矿上发出一条寻人启事。小小的铜川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说是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有文化的几位才女身上,后来又一一否定,没有结果。姚筱舟听到这个寻人启事,犹如惊弓之鸟,以为发表的那首诗又闯了大祸,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被暴露出来。在一次煤矿干部大会上,赵炳儒书记大声地问道:谁是蕉萍?没有人吭气。坐在下面的姚筱舟心里一怔,当然更不敢吭声。赵书记这便动员全矿干部职工寻找蕉萍,说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人。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咱们焦坪矿要出一个大名人蕉萍了!焦坪也要在全国叫响了!姚筱舟心里暗想,赵书记着急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出于业余爱好,宣泄苦闷中压抑的生命激情,自己一直偷偷写诗发表,陆续还拿了不少稿费。是不是不务正业,搞什么歪门邪道,一心想挣外快,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身不好,有叔父和哥哥逃到台湾的家庭背景,井下火灾事故间接责任的管制下放处分,让他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入党是彻底没指望了,前景暗淡无光。这回一旦被人发现,他是不是又要遭殃了。这一夜,他又一次失眠了。有人道听途说,就是那个因事故管制期满重新做技术员的姚筱舟,经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写诗发表,还不断收到稿费,便把线索举报给了矿党委领导。第二天一早,矿党委派人找到姚筱舟,他戴着柳条帽,头上顶着矿灯,已经穿好又破又脏的工装,正在准备下井。一听是矿党委赵书记找他去,姚筱舟心里又是一阵慌张不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把寻找蕉萍的目标定在了自己头上?找上门来的多半没有好事,这些年姚筱舟总怕别人找他。但他又不敢违背矿领导的旨意,只能无条件服从,便硬着头皮来到了矿党委办公室,战战兢兢地站到赵炳儒书记面前。赵书记问他,听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蕉萍?姚筱舟立即予以否认,不,不,我不是蕉萍。赵书记见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蕉萍,便假装严肃地说,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蕉萍写稿子发表,还得到不少稿费。你也好大胆,蕉萍,焦坪,你代表了焦坪煤矿几千名干部群众?现在人证物证齐全,你还想隐瞒?老实说,你究竟是不是蕉萍?姚筱舟一看,实在是隐瞒不住了,管它是福是祸,这回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点头承认:“是,我是,我是你们要寻找的那个蕉萍,蕉萍就是我姚筱舟。”蕉萍其人,终于从潜水中浮出了水面。这时,赵炳儒书记爽朗一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承认的!你和我们焦坪煤矿一起可要出大名了!”接着,赵书记把一封信递到姚筱舟手中。他看到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从上海实验话剧院寄来的,署名朱践耳。朱践耳来信说明,《雷锋的歌》从最初发现到谱曲发表演唱的经过,已经更正了词作者为蕉萍,一心想寻找到蕉萍背后真名实姓的人究竟是谁,确认后好做进一步联系。并感谢和致敬原诗作者,为时代写出了这么一首好诗,从而演绎出一首响彻祖国大地的好歌。作为这首歌的作曲家,从雷锋那里得到思想启示,精神上得到共鸣,激流一般冲开了音乐符号的闸门,才产生了这一曲引起全国听众共情而广为传唱的时代强音。这又辗转还原到诗作者蕉萍,作曲家也很想深刻了解蕉萍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身份和经历以及生活工作近况,破解这首诗创作背后的精神密码。从东北到上海再到西北,三点一线,串起了一个矿工、一个战士、一个艺术家的心路链条,显现出一个时代不同身份的阶级兄弟不约而同的精神处境。从生活到艺术,勾连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朝气蓬勃而战胜困难的勇于前行的时代风貌。那一刻,姚筱舟的眼里饱含着泪水,他提笔给作曲家朱践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创作这首诗的背景、动机以及具体经过,感谢雷锋,感谢作曲家和歌唱家,表示将再接再厉,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在煤矿的普通岗位上继续坚持业余写作,为党和人民奉献更好的作品。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群众性音乐刊物《歌曲》杂志,准备登载受人们喜爱的《雷锋的歌》,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于是,《歌曲》编辑部发表时,就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上了姚筱舟的笔名。随后,上海唱片公司还给姚筱舟寄来了二十元稿酬。 1965年春,全国开展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王双印、李郁文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洪源词、生茂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蕉萍词、践耳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李劫夫词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张士燮词、王玉西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五首歌曲金榜题名。北京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来函邀请词作者姚筱舟进京领奖。他有些激动,终于可以去首都北京了,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是有着台湾直系亲属关系的内控人员,加上又有管制下放劳动的不良经历,过不了政治审查关,他自然没能成行。有本事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却没有政治资格上北京领取属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奖。他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委屈和疑惑。仍然被束缚在阶级斗争理念和思维桎梏中的人们,在惊异于姚筱舟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偏见,也不排除其中有世俗的羡慕嫉妒的心理在作怪。在获得荣誉的同时,姚筱舟仍然像小草一样被无形的石头压在下面,期待阳光和雨露的抚慰。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荣获全国优秀革命歌曲的奖状,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幅绣有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殷承宗肖像的苏州小丝织品奖品。他如获至宝,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汲取从泥泞中爬起来的精神力量,将绣有伟大作曲家肖像的丝织品,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姚筱舟,也第一次记住了演唱这首歌的才旦卓玛的名字。而在这位藏族歌唱家的背后,则隐藏了与蕉萍同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未完待续)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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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和谷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雷锋的蕉萍》④
和 谷
和谷,1952年生,陕西铜川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协顾问,黄堡书院院长。《市长张铁民》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作《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舞剧《白鹿原》等多部。作品译为英文、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