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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和谷先生的“七十岁”和“五十年” / 张念贻
国风泱泱 和风习习
——致和谷先生的“七十岁”和“五十年”张念贻
和谷先生七十岁了。莫道“人生七十古来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欣喜地看到身体依然健朗，精神愈加矍铄的和谷先生，饱满的写作状态和始终炽热的赤子情怀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由此相信和谷先生，“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今日，写王勇超创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业绩的新版《国风》》在手，不禁可叹：国风泱泱兮，和风习习；国风浩浩兮，和风猎猎。
世上作家万千，即便穷尽一生，依旧籍籍无名；世上写作种种，即便爆得大名，也或非议种种。人和人的性格不同、命运不同，态度不同、主张不同。谁能真正知晓谁，谁又能够真正读懂谁？当“文学依然神圣”被镌刻在石头上时，有多少人把它真正铭心刻骨。一个作家的一生，时也、运也、命也。毫无疑问，创作需要个性，但是眼下的时代与社会，当个体价值不断膨胀，人心逐利不断突破底线的时候，还有谁在追求共性和公共价值，换句话说，“小我”写“大我”绝非“我小”谋“我大”之辩。何其庆幸，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中，遇到了和谷先生，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清正文本，他一路走来，有诗歌、散文、小说，拓展到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纪文学，包括影视剧、舞台剧、解说词，他的种种探索与尝试，给了我极其有益的启示。
和谷老师，是距离我最近的文学先生、写作榜样。再次重申，向文学致敬，向先生致敬。
我读先生何其久矣。从少年时代的零散阅读到后来的系统阅读，从业余闲读到因公细读，从素昧平生到过密甚从，十余年的交往中，我对先生的反复阅读，看到的是一条完整、清晰，有迹可循又合乎情理的文学路径，我知道我的阅读依旧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相信这种心领神会是高度契合的。
诗歌是和谷先生的文学初心，陈忠实先生的《诗性和谷，婉转与徘徊》，一语道破玄机，如陈先生所言，诗性不是学而得之。而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一种追求熏陶出来的气象”，由诗而散文的过程，和谷先生笔法清正骨力绵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在想一个历经过纸上耕种，手写文本，再到电脑写作、键盘码字的作家，如何完成自己一生的散文构建、从早期的《原野集》《无忧树》《野生地》，和谷先生笔下满满的都是南凹、是耀州、是铜川，饱含乡村记忆和乡土挚爱，忠实摹写着大地风物和农耕文明，是清新的、纯净的；在他求学、工作到了城市，他的内心眷顾着西安，《寻梦西安》《秦岭论语》，他在为这座城市、这片土地寻找一种东西，一种散文美学，是真诚的、坦率的；当他从青年到中年，行迹所至，风华必至，在《独旅》《远行人独语》《巴黎望乡》中，所抒写的游子与乡愁，以君子慎独对故乡与他乡的回望与审视，是悠远的、深沉的；而在多年以后，他的《还乡札记》《归园》，有着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恬淡，有着“归来依旧是少年”的鲜活，以阅尽沧桑、如话家常的笔触，再次倾注对故土、故人的深情，是朴素的、真纯的。
报告文学是和谷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报告文学繁盛的年代突破重围的文学巅峰。一个响当当的《市长张铁民》《铁市长之死》，以文学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城市发展的拓荒期，把一个市长与一座城市的变迁与变革豪迈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又因为亲自执笔改编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赢得全国广泛影响，如陕报记者袁秋乡老师当年的报道《人民肯定了他的作品》。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和谷先生的眼界和视域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了影响时代进程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重大命运上，从“红烛”罗健夫，到多年后的“红桃”赵梦桃，似乎是一个奇特的闭环，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他写刘志丹，他写石鲁，他写赵望云，再后来他写徐山林、写赵季平、写王勇超、写柳公权，写孟姜女，写寻找雷锋的蕉萍，他写影响时代大人物，也写人间苍生小人物；同样，他写《1983：安康大水灾》，他写《渭河，你好吗》，他写《渴望黑河》，他写《照金往事》，他写《中国百年油矿》，他写《春归库布其》，他写《国风》，他写风云变幻大事件，也写寻常巷陌小变革。因为种种机缘，我在撰写陕报八十年报史、在先后策展陕西省改革开放四十年、建国七十年、建党一百年重大展览的间隙，阅读和重读和谷先生的作品，多次感慨，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与时代心灵震荡的郑重书写最终保留在作品中，几乎被历史所淹没，比如《长相思，在长安》中，那个阔别大陆几十年后，毅然逃离台湾，辗转回到故土陕西的国民党老兵种志斌，他写曾经鲜为人知，却又写出家喻户晓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
写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尤其是重大事件重大人物，对于有过类似新闻写作经历的我来说，深知其中的难度，写好、写活、写成，绝非易事，尤其是要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并尊崇自己内心向度的写作实在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写成，出版难，出版之后，取得反响之后，甚至依旧伴随种种误解，我知道和老师的多半著作，出版过程前前后后的艰难曲折，很是感喟和谷老师挑战的难度。当然，以我对和谷先生内心的共振，我也认定，许多事、许多人，无论古今、无远弗届，写作的靶向是天意与宿命，没有他，完全就是被荒芜的一段历史，被遗忘的一个人物。
先生惠我何其多矣。论理，就文学说文学，无需过多关注作家本身，往往谈及交往难免有携私之嫌，但是我依旧要说出我对和谷先生的敬重有嘉、感佩如初。相识十余年间，我和先生的实际交往并不算多，通讯往来也因时因事频繁，平日并不干扰。先生的许多书，尤其是早期众多作品，都是从旧书摊上偶遇所淘，我对先生的作品仰之弥珍，早期的《野生地》《还乡札记》《古都记事》是淘来的，后来的《音乐家赵季平》是买来的，阅读过程中，我深知要写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人，难免不为人知、容易牵一发动全身的内容变通处理，尤其是抱着善意秉笔直书，为时代立言，为人物立传，就要接受历史的考验，我在与先生的交谈中，常常听闻先生为许多人、许多事鸣不公、鸣不平。
和先生的交往，历来没有应酬式的俗交，参加会议、活动，先生对人对事对文的细心、精心，对后学恪尽提携，不遗余力推介，仗义执言，热情鼓励，总是令人春风如沐。当然，令我尤为敬重的是先生对自己的梳理，继2006年出版六卷本文集之后，2019年推出14卷本文集，给了读者一次完整阅读的机缘。即便是在望七之年，先生依旧勤勉如初，去年推出的《寻找雷锋的蕉萍》，今年即将推出的《绽放：梦桃小组》《西安道北人口述史》，都像是沉静岁月中的孕育的爆发，这是他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倾注的所有的热爱与深情。
国风泱泱兮，和风习习；国风浩浩兮，和风猎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2年8月18日晨西安城北青门张念贻，评论家，陕西画报社创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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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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