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斯诺对新中国的第三次访问（上）

作者：黄华

河北磁县人；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音频

正文

1969年7月，我自开罗回国后即参加使馆的回国同志编组的“文革”学习班，不久，驻阿联使馆战斗队通过了我的自我批评，我获得了“解放”。

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第一个号令，要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军代表认为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长期养尊处优，令我去湖北钟祥的干校——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锻炼。何理良在半年前即已去江西干校。我的岳母在捆扎行李时腰病发作，不能行动，经请准，由我一人下放到干校，家属留在北京。

黄华与夫人何理良

我于11月份到达沙洋，作为列兵，在半年里，干过不少工种，如种棉花、花生和插秧，还曾站在一头搭在高大的船舷上，另一头搭在码头上摇摇晃晃的木板条上，向岸上传递红砖等。

有一次，我的腰椎间盘错位急性发作，疼痛难忍，躺了几天。腰病稍好后，干校领导让我去干点儿轻活。我们白天劳动，每隔几天，晚上要轮流到校部值夜班。没想到，湖北冬天夜里的气温也会下降到摄氏零下几度。我从北京带来的布面貉绒皮猴儿很受班里夜间站岗战友的欢迎。作为一名老外交干部，多年工作在国外，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到农村，到五七干校，与同志们一起劳动锻炼，接触基层社会。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干部。钟祥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会被陆续调回北京工作，都非常高兴。我们班里的同志为我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这时，何理良也被从江西上高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我们和老岳母以及子女黄玫、黄宾和黄峥在北京团聚，很是开心。

1936年8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采访老革命徐特立（左一），右一为埃德加·斯诺，左二为黄华 。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我在非洲，更没有机会同他见面。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40年交情的老友。

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英文版《大河彼岸》

1960年他来中国，花了5个月的时间访问了14个省、16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

他在此书开篇引用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一段话：

“

有一种奇怪的法律，竟以河为界！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可笑呢……

”

斯诺的这段引语明显是在讽刺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撤掉横在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

在他这次访华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分别同他长谈了两次。毛主席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还说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马克河游泳。周总理对他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解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原则，实际上提出了十年后他同尼克松总统谈判中美关系的框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被誉为“东方的一声巨响”。

1964年斯诺到中国的前几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周总理在斯诺抵达北京后很快见了他，给他看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斯诺说他可以立即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

斯诺高兴地开玩笑说：“你们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访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现在又打出一张A（原子弹）。”之后，他把这些照片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现在，1970年8月，斯诺要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

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外交部有个高官不想让他来，但毛主席认为应当请他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

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受命把斯诺从瑞士请到了巴黎，同他谈了访华的事，问题迎刃而解，斯诺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

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有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

《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至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

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热烈拥抱，我们正好有十年没见面了。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

斯诺告诉我，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20年了，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

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5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他后来都得到了权威的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1968年建成时的首都体育馆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

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去采访毛泽东、周恩来，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那时的副统帅野心膨胀，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宪法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要年迈有病的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想自己取代并当国家主席。他的主张几次被毛主席否定，但他仍坚持己见。

周总理这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即是否要设国家主席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二个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问题，这事也因“四人帮”蓄意阻挠，要通过并不容易；其他议题是毛主席极关心的备战问题、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决等。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毛主席和周总理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30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三条驴腿起家的生产大队；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

1970年8月下旬，黄华陪伴埃德加·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王公路。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我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

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

“

1936年，这里只住着一百人，现在有三千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十三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有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

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成昆铁路列车穿越峡谷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

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斯诺与红军战士

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是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 END -

文字 |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有删减）

作者 | 黄华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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