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重返联合国（上）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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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音频

正文

Foreword

出席联大穿什么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照片。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历史会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前夜，恰好是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结束时。他当时还胸有成竹地对为之送行的中国元帅叶剑英预言：“中国进联合国，还要再等一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他这个看法得到当时很多人的赞同，我们自己对于当年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可基辛格坐上飞机没多久，就听到了与他预言正相悖的消息。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迅速组成。毛泽东点名由乔冠华担任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黄华，加上代表、顾问、秘书、翻译、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等，所有工作人员约40人。

代表团里的翻译人员共7人，其中英语4人、法语2人、俄语1人。整个代表团中，只有我跟施燕华一对夫妻，分别担任法语、英语译员。

从通知我们组成代表团到起程，总共才一周的时间。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可以整理下行装就走，必须置装，不能穿国内的衣服出去。

1971年，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十分严重。但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事，对极“左”思潮是有冲击的。

1966年，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状，称中国外交人员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1966年9月9日，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十个大字：“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在当时被称为“九九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国外交人员不能穿西服了，也不能穿料子的中山服，而改穿布的中山服。

记得当时的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同志，凡有外事活动，他都穿这套中山服。这是一套料子做的中山服，比较挺，他老是穿那套衣服，时间久了，料子磨得发亮了。周总理看到韩叙就说：“你怎么总是穿这套衣服？是不是没有钱做新的？没钱我出钱为你做一套。”[ 注：《动荡·反思·合作——吴建民外交思考》第5页，新华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韩叙领会了总理的意思，很快做了一套新的，穿上去神气多了，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外交人员衣着太差，那是丢国家的人。

拿到置装费后（出席联大代表团的成员，置装费比一般人要高，当时给了我1500元、施燕华2000元，女同志置装费要高一点），做衣服那天，晚上在部里吃了饭，大家集体乘车去东交民巷当时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定做衣服。

“红都”的师傅们对我们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穿，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老百姓，“红都”的师傅们也非常高兴，为我们加班他们很开心。

当时规定，出席联大必须穿中山服，在非正式场合可以穿西服。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做了两套中山服，一套单的，一套夹的，一套西服、一件夹大衣、一件厚大衣。其中有两套行头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还能穿。

当时做这几套衣服，已经觉得很奢侈了，但到了国外，发现外国人老换衣服。刚开始我们觉得换来换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但后来发现这里面有讲究，关乎礼节。1973年回国时，我就自己花钱又做了几套衣服。

1965年我去匈牙利工作时，穿的大衣是借团中央的。1965年回国之后，大衣退还给了公家。这次出国要去纽约，冬天比较冷，我和施燕华每人做了一件呢子大衣。我们在挑选面料时，师傅向我们推荐斜纹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好的料子了。我们到了纽约后，有一次到美国朋友罗森大夫家里做客。临走时，罗森大夫很客气，帮施燕华穿大衣，他拿着她的大衣，不禁感叹了一句：“我的天哪，这个大衣怎么这么沉啊！你人这么苗条，大衣要把你压垮了！”

“你们放心去吧！”

11月8日晚10时许，我在家里准备睡觉，突然楼下有人大声呼叫：“吴建民听电话！”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只有传呼电话，外交部要找我，只有打传呼电话。听到楼下的叫声，我赶快跑去接。原来，外交部通知要我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车已派出。

我是和翻译室英文组长过家鼎一起乘车去人民大会堂的。到了才明白，是总理在此会见代表团成员。

原来，在11月8日晚，毛主席会见了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出席联大代表团正代表5人、副代表5人，有包括乔冠华在内的4名正代表和唐明照、王海荣副代表参加了主席的会见。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非常兴奋，侃侃而谈。

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籍）致电时任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这份电报到了北京后，外交部内部议论纷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要去，因为毛主席1971年7月说过，不论是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去联合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去，这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图为提案通过时，代表们热烈鼓掌，欢呼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

毛主席在会见代表团成员时，斩钉截铁地说：“要去，不去会脱离群众。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怎么能不去呢？！”毛主席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心想，这次去联合国可不一般啊，是入虎穴啊！当时的中国有着强烈的反美情绪。去之前，领导和周围的好些人都告诉我，“美国人很坏，你们要小心。”

毛主席在会见代表团主要成员时，讲到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是我国的一大胜利。所以，在主席会见之后，总理又召见代表团的全体外交官。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就是应总理的召见去的。

总理见我们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会见的时间相当长，我记得在场的个别同志已经酣然入睡了，可是我当时精神很好，觉得总理讲得很重要。总理接见完之后，我回到家已经快3点钟了，睡了一小觉，9点奔赴机场。

毛主席在会见代表团主要成员时，还做了两个决定：一是由总理带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联大代表团成员，还要组织几千名工农兵群众到机场送行；二是我们所乘的去上海的民航班机改为专机。

为联大代表团送行的人群

我们是1971年11月9日离开北京的。到达机场后，在机场贵宾室等候总理。总理到后，跟代表团每一个同志握手，又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向欢送的人群致意。

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跟着走了一圈，走到飞机的舷梯旁，礼宾司的官员通知我们，让我们赶快上飞机，乔冠华及其他领导最后登机。我们这些人赶快咚咚咚地就先上了，没想到被总理发现了，总理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于是我们这些人又“咚咚咚”地跑下来，和总理握手道别。

因为我在1965-1971年断断续续为总理当过翻译，轮到我与总理握手时，我发现总理这6年里明显老了。1965年他还神采奕奕，1971年脸上的老年斑却多了起来。握手的一瞬间，不禁冒出一句话来，我说：“总理，保重！”他说：“谢谢你。”这是我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周总理。

到了上海后，我们改乘法航的飞机。那个时候去纽约很困难，要经过很多国家，不像现在12-13个小时就到了。我们晚上从上海起飞，第一站飞到仰光，第二站到卡拉奇，第三站到瑞典，第四站到开罗，第五站到巴黎，最后才飞纽约。绕了一个大圈，整个下来飞了20多个小时。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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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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