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 | 坚冰解冻

  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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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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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前后，我们对苏联的人员往来极少，维系两国关系的就是一架飞机、一趟火车，还有一个使馆。飞机、火车每星期一次，不管上面坐多少人，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开的是政治飞机、政治火车吧。使馆也就三十来人，一直是代办主持工作。中国在苏联也没有一个留学生。

到1982年秋天，我们提出交换10个留学生的建议。当时，有一个体育裁判领域的国际培训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邓小平亲自过问我们是不是派人去培训，记得最后的决策是不去。

分析国际形势

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从外部因素看，随着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地位更加突出，特别是它入侵阿富汗之后，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改善对华关系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希望改善苏中关系。他的讲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二是重申支持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从全局考虑，中方对这一讲话给予应有的评价，作出恰当的反应。

1982年3月26日，钱其琛主持首次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1982年3月26日，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两天后，中国外交部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同志作为发言人说：“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这一回应表明中方态度有微调。

而另一方面，当时中美虽已建交，但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在谈判起草第三个中美联合公报过程中，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后退。中美关系一度变得很紧张。这也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契机。

从内部因素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对外政策也开始调整，对于“一条线”外交战略也开始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1979年，在北京召开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胡耀邦同志发言，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重要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观点值得研究，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对此，宦乡和李一氓等同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认识到，如果中苏两大邻国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不改变的话，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四化”建设实际上是不利的；适当拉开同美国的距离、逐步缓和中苏紧张关系，逐步在党内取得了共识。

因此，如果说中苏关系在毛泽东时期是一个由极热到极冷的过程，那么，在邓小平时期则是一个逐渐缓和与解冻的过程。同时，苏联方面在中国拓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过程中也一直没有放弃试探改善对华关系。面对苏联的主动示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节奏上把握得十分准确到位。

着手改善中苏关系

1982年7月13日，中美双方发表《八一七公报》前夕，美国驻华大使会见邓小平，提出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方案，美方做了一些让步，核心内容是将逐步减少售台武器数量，但不能承诺在明确的限期内停止售台武器。

7月1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集我党老一辈领导人及外交部领导研议对美关系时，认为与美国进行的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可以到此为止。同时，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及改善中苏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中国既要跟美国改善关系，也要跟苏联改善关系。中方可向苏方传递一个信息，做一个比较大的姿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改善中苏关系不是无原则的，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

邓小平提出，只要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界及蒙古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哪怕一件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如果能够解决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问题，就可以以此作为起点逐步恢复睦邻友好关系。当然，解决北边的问题最重要，北边对我们威胁最大。会议还决定派人去苏联传递信息，最后确定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前往。

于洪亮去莫斯科传递的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双方应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磋商，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可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开始。

中方当时给于洪亮此行定的名义是视察驻莫斯科和华沙两个使馆的工作。去华沙其实是个幌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给外界造成我们主动去求苏联改善关系或中苏之间又要搞什么名堂的印象。

1982年8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赴苏，向苏联传递中方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图为于洪亮的说帖首页。

1982年8月10日，于洪亮率团秘密前往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中方以宴请的方式向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转达中方立场说帖。伊利切夫听后只以惯常的外交辞令回应，似乎并未吃透中方立场。

但陪同会见的苏联外交部的中国通，也就是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悟出来了，他说“有意思，我们要研究后再答复”，并一再追问，说帖中提到的“磋商”是什么意思？是苏方先做了某件事以后再磋商，还是在磋商中讨论这些问题？苏方说，如此重大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决定，须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8月18日，于洪亮从华沙回到莫斯科再见伊利切夫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伊利切夫做东宴请中方一行并称，苏方有兴趣了解中方的设想，将在研究后答复，希望中方也要重视苏方的设想。伊利切夫重申了苏方过去的建议，强调不能背着第三国讨论涉及其主权的问题。当然，看来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相信磋商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伊利切夫提出了磋商的时间、形式等问题，以及是否会讨论其他问题。伊利切夫还提出，可考虑先由两国特使磋商，再升级到国家关系谈判。

8月20日，也就是中美发表有关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后的第三天，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对我们之前转达的口信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方面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关于第三国问题，苏方表示可以协商，但不能在损害第三国的情况下进行。

这是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后，苏方就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的比较积极的回应。这就是说，中苏双方一致同意把消除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作为磋商的宗旨。

中苏正式磋商

8月31日，我们答复苏方，建议于10月上旬在北京开始副外长级特使内部磋商。9月4日，苏联答复同意于10月5日开始进行磋商。9月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对苏政策不变，仍然称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当然，同美国一样，我们同苏联也要有些来往。

1982年10月21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左中）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右二）在北京举行会谈。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政治磋商。苏方特使是伊利切夫副外长，中方特使是钱其琛副外长。其间一共举行了六次会议。

这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相互试探的前哨战，双方的立场差距较大，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标志着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恢复，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重要渠道，对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中苏之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持状况开始改变。

我那时候是中苏谈判办公室的副组长，相当于副处长，主要负责起草谈话参考，有时也参与一些翻译工作，有幸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中苏复谈不久，即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中方派黄华外长去苏联参加葬礼，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见了黄华外长。这是中苏两国外长近20年来第一次正式接触。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政策没有中断。继任的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对改善中苏关系态度也比较积极，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两国外长在参加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二是苏方主动提出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

阿尔希波夫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中国工作8年，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作出巨大贡献，1958年获得“中苏友谊奖章”。

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年底来华。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给予了较高礼遇。安德罗波夫执政没多久就去世了。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契尔年科也支持改善中苏关系，可惜也很快去世。两人执政期间，中苏改善国家关系的谈判继续进行，经济合作开始恢复，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

1983年的一天，当时我已是苏联处处长，马叙生司长把我叫到走廊上对我说，组织决定让我参加中央驻安徽整党联络组。我觉得很突然，就问这是命令还是征求意见。他说组织已经决定了。于是我就去安徽了。我当时提出把处长职务免掉，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许要改行，但外交部干部司说保留原职不动。

我到地方工作只有两次：一次是1965年去湖南浏阳搞“四清”；一次就是在安徽参加整党。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内已出现腐败苗头。在安徽期间，我经常接待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来信来访，感觉到党内不正之风确在滋长。这段经历帮助我加深了对党建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社会实践和党性锻炼，让我终身受益。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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