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丨高墙外，他们托起“落入夹缝”的童年
父亲多次入狱，母亲一度失踪，八岁的谢仁慈“几乎是流浪儿童”。
家庭重担落到了年老多病的奶奶身上。由于生活拮据，谢仁慈只付得起学校一块二毛钱的午饭，奶奶做的晚饭是白菜和豆芽混合成的素酸汤，缺乏营养。
饥饿难忍时，谢仁慈偷零食，偷钱吃饭，也因此被老师和亲戚批评指责。同学疏远她，给她取绰号——杀人犯的崽。
谢仁慈说：“没有人问我，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伤心吗？你爸爸又去坐牢了，你难过吗？你妈妈不见了，你想不想她？”
尽管人们避而不谈，阴影依然存在。《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 年，全国各级监狱内共有拘留和在押囚犯184万名，其中家庭成员内有未成年子女的囚犯占比约40%。根据司法部调研数据估算，截至2018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约为69万。
一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也被称为“法律孤儿”——父母一方或双方进了监狱，另一方死亡、失踪或弃家而走……这些孩子无人抚养，但由于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也无法享有孤儿应得的社会救助。
他们更容易迷失自我。司法部2016年的报告显示，70%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走上犯罪道路，成为问题青年的几率是普通孩子的6倍。有的孩子对民间志愿者说：“因为别人不认为我是个好孩子，我也就承认我不是个好孩子。”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徐玖平在全国两会提交提案，呼吁加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教关爱工作，再度引发公众对这一群体的热议。
实际上，2019年6月，民政部、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等12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就曾明确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事实孤儿保障范围。
2020年8月，民政部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关爱保障工作的通知》，首次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精准保障，开展专项行动，建立常态化关爱保障机制。
如今，距民政部、司法部提出建立常态化关爱保障机制已经过去三年，全国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意见，开展关爱帮扶行动。但无论是政策的精准保障与落地，还是政府与民间的协作帮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落入夹缝”的童年
四岁那年，谢仁慈遭遇车祸，被车碾断了右腿，母亲冲出去救她，失去了左腿。母亲残疾后，父亲闹离婚，离婚后父亲又想复婚。母亲不得已躲起来。
这种拉锯持续到2004年前后，一天，谢父喝醉了，去舅舅家找谢母，双方起了争执。第二天，谢仁慈的舅舅拿着刀，带着一群人来到谢父那时开的粉店。谢父见状，在混乱中也摸到了一把刀，捅向对方，造成一死两伤。
父亲被警察带走后，母亲左右为难，与家人断联。奶奶和姑姑忙着处理父亲的事，没有人照顾谢仁慈。
“（我）像是一颗被抛来打去的乒乓球”，八岁的谢仁慈被暂时安置在亲戚家，从亲戚口中得知，父母都不想争取抚养权：一方在监狱，一方残疾，都自身难保。最终，奶奶担上了抚养谢仁慈的责任。
贫穷困扰着祖孙二人。那两年，谢仁慈总拄着拐，穿脏衣服，成天吃不饱，“灰扑扑地躲在角落”。
服刑人员一般是家里的顶梁柱，入狱后家庭会陷入困境。201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44.7%的父母服刑的家庭子女，每月生活费低于200元，72.77%低于500元。2018年福建省司法厅牵头的调研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家庭中，42.8%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因贫困辍学的孩子仍占最大比例。
“彩虹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计划的发起人和西梅介绍，为供孩子上学，服刑人员的家属有时会东拼西凑地借钱，以维持家用。然而，由于顾忌服刑人员的身份，很多亲戚朋友认为这样的接济没有尽头，都不愿来往。
父亲入狱后，谢仁慈的身体和心灵仿佛活在夹缝之中。
每一毛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因为家事，奶奶情绪不佳，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没办法再送谢仁慈上学，便每天给她两块五毛钱坐公交。车票一张六毛，谢仁慈如果想回家吃午饭，一天得坐四趟，不仅奔波劳累，还只能剩下一毛。如果中午留校吃饭，其实也只能买一块二毛钱的午餐，填不饱肚子。
饥饿成了常态。奶奶为了省水电费，自己挑井水，晚上七点就关灯睡觉，没钱给谢仁慈改善伙食。奶奶做得最多的晚饭是素酸汤，用贵州糟辣椒把白菜、豆芽、豇豆煮在一起，清汤寡水。饿到极致时，谢仁慈去偷同学一两块钱买东西吃，或直接偷零食，“如流浪狗到处叼食”。
在亲戚家，谢仁慈第一次有机会吃到板栗红烧肉，却食不下咽。亲戚们围在一起讨论对策，大家都在指责谢仁慈不乖、没有好好学习、不该偷同学的钱和零食。谢仁慈成了一个问题，但“没有人问，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伤心吗？你爸爸又去坐牢了，你难过吗？你妈妈不见了，你想不想她？”
除了大人的忽视，异样的眼光也成为这些孩子不断累积的压力。和西梅在实际走访中发现，村子里一旦有一个服刑人员，四邻八乡都会知道“这个孩子的家长进去了”。一旦孩子进到学校，同学都互相传信：“他爸爸是犯人，他爸爸是个犯罪分子。”
彩虹村帮扶的孩子，不少都受此困扰。采集信息时，志愿者遇上一个纠结自己姓氏的小女孩。她不想姓“范”。志愿者不解，小女孩解释，如果不姓“范”，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她的绰号就不叫“犯罪”了。
服刑人员家中的墙面（图源CCTV《社区英雄》节目截图）
缺失的家，
彩虹的守护
和西梅有着齐耳短发，脸上常挂着笑容。2011年，她在山东泰山建立了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一年后，由当地政府购买服务，小荷公益发起了“彩虹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计划。截至2023年2月，“彩虹村”已在全国84个城市落地复制，帮扶特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2988人。
为何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起初，和西梅和她的团队没注意到这个群体，主要关注留守儿童。入户走访时，他们发现一些孩子很难交流。经过多次询问，他们才发现这些孩子的监护人可能正在服刑，没有服刑的父（母）可能死亡、走失或弃家而走。
和西梅曾遇到一个叫小文的女孩，她常打电话给志愿者，分享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偶尔还画画送给志愿者们。一次，小文突然打电话给和西梅，问她：“我能喊你妈妈吗？”
那个电话在孩子们的争吵声中挂断——其他孩子不相信小文“有妈妈”。小文在农村长大，由爷爷奶奶抚养。爸爸入狱后，小文的妈妈外出打工，再也没回过家。为了找妈妈，小文曾独自坐大巴车离家，发现妈妈有了新的伴侣，才哭着回来，没再找过。
第一次面对孩子这样的提问，和西梅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我意识到，孩子们太需要妈妈了。”
“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爸爸（妈妈）？”彩虹村的志愿者们发现，很多孩子会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曾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签订“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人子女保护和发展项目”，开展调研。结果表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更易陷入困境，心理问题发生率更高，更易有越轨、犯罪行为。父母服刑前，这些孩子可能目睹过暴力行为，而父母服刑后，孩子还要面临家庭巨变、监护情况差、亲情缺失等问题。
纪录片《穿越高墙的“见面”》截图（图源网络）
2013年，和西梅在一次活动中遇到7岁的诺诺。性格孤僻、眼神怯懦是和西梅对这个孩子的第一印象。年幼时，诺诺曾目睹父亲杀害母亲。父亲入狱后，诺诺跟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家境困难。
面对当时的情况，和西梅为诺诺制定了详尽的帮扶计划。确保诺诺吃饱穿暖、有学上之余，她也找来心理专家为诺诺做心理干预。每逢假期，和西梅就把诺诺带回自己家里，陪她学习、做家务，带她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这成为彩虹村帮扶模式的雏形。面对成长中的孩子，更为有效的是多年不间断的陪伴。彩虹村提出了“分散助养”模式，让孩子留在原居住环境，由志愿者充当“代理妈妈”，与需要帮扶的孩子结成对子，长期保持联系，关注孩子的学习、心理和生活状况。
和西梅要求“代理妈妈”：每两个月至少与孩子当面沟通一次。时间长了，孩子慢慢敞开心扉，和志愿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团队志愿者常收到这些孩子的短信和电话，甚至有些孩子主动回来做志愿。
孩子们的真诚温暖着和西梅。一位技校毕业生告诉西梅，他学习不太好，只考上了一个“3+2”的职业学校，但是他在那里学习了汽车修理，以后可以帮和西梅修车。有的孩子上学穿上了军装，问：“和阿姨，看看我穿的军装好看吗？”有的孩子告诉和西梅：“和妈妈，我现在拿奖学金了！”
和西梅算了算，在她们帮扶的2000多名孩子中，至今无人犯罪。截至2018年，有39个孩子考上了大专及中专院校，32个孩子毕业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些家庭的服刑人员里，有31人出狱后转化成为志愿者。
探索精准保障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表示：“父母犯罪，子女无辜，孩子一天天成长不能等，父母的错误不能影响孩子的生存和成长。”
2019年6月，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部署，民政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加强医疗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和优化关爱服务等。这是我国第一份全面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权利的政策文件。
2020年8月，民政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做好服刑在押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关爱保障工作的通知》，开始精准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通知》指出，为避免信息共享不及时、摸排不精准等漏报问题，将开展专项行动，摸排服刑、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中符合“事实孤儿”条件的孩子，落实相关关爱保障政策，建立定期摸排、汇报帮扶情况的长效机制。
据新闻学生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31个省份公布了对地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津贴标准。其中，天津、北京津贴标准最高，每人每月津贴约2500元；辽宁、江苏、福建等大部分省份的津贴标准在1000元至2000元的区间内。
但这没法全面覆盖亟须帮扶的“法律孤儿”。在帮扶过程中，和西梅发现，在一些家庭中，丈夫服刑后，妻子可能重组家庭、无力抚养孩子或在未离婚的情况下出走失联。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不在事实孤儿保障范围内，“政策执行的时候，就要看每一个地方的自由度是多少，可办可不办的，有的地方就给办了，有的就不给办。”
根据民政部意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这意味着，如果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并非死亡或失踪，孩子即便处在事实无人抚养状态，也不在保障范围内。
直到2020年12月，民政部、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监护人的失联情形开始被精确认定。如果情形复杂，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由村委会或居委会提案、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查验后，上报给儿童保护等相关机构确认。
借助这个政策，彩虹村帮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拿到了保障金，“基本上只要在事实孤儿的界定范围内，都能拿到钱”。但由于实际抚养者往往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年龄普遍偏大，很多人并不了解事实孤儿政策。
一些服刑家庭中，孩子未服刑的父母一方失去音讯，老人却不懂得如何报案，也无法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为了拿到这份保障，志愿者需要打印政策文件，向抚养人介绍事实孤儿政策，协助他们准备相关证明材料。
和西梅表示，目前并没有完全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出台的明确规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也还在细化探索。
目前，北京、福建、黑龙江等省份扩展了“事实孤儿”的定义，分别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被另一方父母弃养，或父母重病重残、查找不到父母的纳入事实孤儿认定中，扩大了保障范围。
彩虹村的志愿者在走访（图源受访者）
最难走的路上，
如何“搭网”？
一直以来，民间组织是我国关爱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主力。
心理救助是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帮扶工作的关键。许多孩子心理问题严重，连跟自己的亲人都难以沟通。很多时候，过去公益帮扶中常用的物质支持、活动形式难以解决问题，只能靠一对一地了解、回访孩子，争取孩子的信任，再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提供精准服务。这也意味着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资金付出。
起步的前两年，彩虹村只关注了102个孩子。这与需要帮扶的孩子数量差异悬殊。2013年年底，和西梅请专业团队对彩虹村做衡量测评，结果“挺可怕”：哪怕每个孩子静止不动，也要大约三四百年，彩虹村才能够为每一个孩子服务一次。
“哪一个孩子能等三四百年”，和西梅意识到，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2015年，和西梅向正在倡导规模化的南都基金会和好公益平台提出申请，让“彩虹村”走出山东泰安，在全国落地。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彩虹村积累关注了2000多个孩子。
但还有一个迄今也无法解决的问题——缺钱。孩子在学校需要文具，女孩需要经期用品，肢体残障的孩子需要假肢……这些都需要开销。每个成长阶段，孩子都有相应的问题。但隔代抚养的爷爷奶奶很难真正理解孩子。一些孩子即便遭遇校园欺凌，也不愿向爷爷奶奶倾诉。为了给孩子全方位的关怀，彩虹村几乎走了一条最难的路——一对一的长期关爱陪伴。
长期的陪伴和关怀需要大量资金，而“（彩虹村）项目基本上是没有可持续能力的。”和西梅直言，在大多捐赠者看来，让孩子“吃饱就行”了。长期陪伴的花销和心理辅导的费用无法量化，也很难有预期，捐赠者往往没法理解认同。
“我们的能力就是太小太小了。筹款能力、项目的运作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能力等等，都是我们组织发展的瓶颈。”2021年，和西梅在“娴院演讲”上说。
民间组织无法做到全部，还需要政府来兜底，以此链接多方资源和力量。近年来，民政、司法、监狱与民间多方合力，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障工作的实践也相继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3年，上海市建立起国内首个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信息管理系统，由上海市安帮办在各个监狱、劳教所和街道乡镇等排查，确认未成年人子女名单后，经各区县司法局发配，各个辖区的社工再逐一入户，了解登记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情况等。
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年，上海市共帮扶1734名未成年子女，其中一对一结对帮扶的有1012人，全市共发放助学金25万元和生活困难救助35万元。
2012年，福建省红苹果公益起步之初，发起人林敏明从狱警处突破，获取服刑人员家属的模糊信息，再四处打听，找到当事家庭，走访入户，提供物资支持和心理援助。
近十年来，红苹果公益逐渐形成一套以监狱为突破口，链接起监狱、民政、司法部门资源的帮扶模式。2016年11月，福建省监狱局出台文件，在全省各监狱局内设立红苹果公益工作站，将开展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纳入到监狱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号召全省监狱民警参与志愿活动。
2020年，福建省10个部门联合发放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保护工作”的文件，明确依托红苹果公益建立的体系开展工作，通过监狱支持，建立在押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信息库，打通了援助环节和政策通道。体系化的救助系统被逐步搭建起来。
尽管近年来，福建、陕西等地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信息系统逐渐建立，但能够实现的省市仍是少数。多位一线狱警向新闻学生表示，目前其所在监狱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有接触的工作主要是探监、亲情电话、写信和开放日等。而通讯、探监是服刑人员的基本权利。狱警陈俊2006年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已经在广东的监狱一线工作17年。据他了解，其所在监狱方面并没有建立专门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信息系统，与狮子会等民间机构合作的帮教活动基本上也是临时的。
这些年，林敏明也尝试在福建省外的地区招募合作机构，推广红苹果公益的模式。但成功的案例不多，大多时候只能从当地监狱拿到服刑人员家属的信息，定期走访。而在国内大多数地区，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援助体系仍是空白。
“我们要去帮助这个群体，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教程或手册，服刑人员怎么帮？家庭怎么帮？孩子怎么帮？”林敏明在2022年9月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指出了这一问题。针对其他地区的工作推广，如何借助专业的社会组织，链接起监狱、民政、司法等部门的援助资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帮扶系统和工作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彩虹村关爱的孩子送给爸爸的手工画（图源受访者）
（应受访者要求，陈俊为化名。伍铠澄、梁曼欣、刘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卢楠 姚泓冰 朱淇 | 采访
余颖欣 卢楠 | 撰文
余颖欣 吴琳 | 责编
孙安娜 | 排版
吕玲 | 一审
刘苏丽 张建敏 | 二审
刘涛 | 三审
（封面图底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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