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俄乌战争后的宗教角色：一位当神学家的深刻省思

（*笔误：标题应该是“当代神学家”）就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当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之际，我曾在本公众号简要介绍过当代捷克籍著名神学家多玛斯-哈里克（Tomás Halík）神父的文章《在患病期间的基督宗教》，同时也介绍了来自英国的教会历史教授多玛斯-奥劳夫林（Thomas O'Loughlin）神父，在面对疫情给教会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而对所谓的“圣召危机”所做的反省。该文见《再见了，所谓的“圣召危机”》。

两年后的今天，疫情似乎已经在欧美各国成了过去式，但足以让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秩序大洗牌的俄乌战争却成了”没有之一“的”黑天鹅、灰犀牛“。而正就是在此背景下，哈里克日前又撰写并发表了这篇新文：《乌克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教宗方济各的教会路线图》（Ukraine, World War III and Pope Francis’ Roadmap for the Church）。

在回顾分析了对欧洲及世界具有“划时代”（*借用教宗方济各的话“an age-changing epoch”）作用和影响力的疫情及俄乌战争后，哈里克也就宗教语言、象征和礼仪如何被政治利用来为其背书和站台的现象进行了剖析。最后，他将话题集中在了文章的要点上：正在被疫情、政教纠缠、世俗化、全球化、新媒体等因素不断淡化和忽视的“有组织的宗教”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走笔至此，又想起了如下这则短视频，更感到哈里克的话一针见血……）

作为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思想的热衷研究和推广者，我自然很欣慰地看到哈里克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经历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日进神父和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牧师。我更能认同哈里克对他俩所做的评价和对未来的期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经验中，就如同这两位神学家的，一种新的神学出现了，一种关于神和神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新概念。在如今的这场战争中，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对世界的未来形态提出新的鼓舞人心的愿景呢？”

哈里克自然也给出了他的预见和展望。我们先看一段他的原文：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迄今为止主要被视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教会失去了对宗教的垄断，民族-国家失去了政治的垄断。今天，有组织的宗教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无神论或世俗人文主义，而是不属于教会的灵修和宗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这两方面。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宗教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它在社会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

宗教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作用在晚期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被其他社会现象所取代，特别是被全球商品和信息市场（包括大众传媒）所取代。今天，全球化进程和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动荡和变化，没有了全球性的统一力量。如果现在西方的团结仅仅建立在防御俄罗斯的基础上，那是无法持久的。同样，如果世界统一的进程要继续下去，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全球化的经济方面。对世界的医治带来的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哈里克指出说，“宗教”（英文是religion）这个词的拉丁原意“联合起来”（religare），今天应该变成“重新解读”（ re-legere）：对基督宗教来说，就是重新解读圣经、传统和时代的征兆！在这方面，哈里克为教宗方济各这些年来的说法和做法大大地点赞：走出“僵化的神职化了的体制”（rigid clerical institution），推动“战地医院”（field hospital）式的、“结伴同行”或曰“携手共进”的教会（Synodal Church），践行大公主义、跨宗教和跨文化，以及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共存的政治文化。

看过哈里克的文章后，我除了认同他的许多深刻洞见外，也想到了许多个人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一、不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我都遇到过许多无明确具体的宗教归属，但却认真追求灵修生活的人士。正因如此，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代表作《当下的力量》）、尼尔-沃尔什（Neale Walsch，代表作《与神对话》系列）、撒古鲁（Sadhguru，印度瑜伽师、代表作《内在工程》）、张德芬（代表作《遇见未知的自己》）等人，就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无论他们是否属于某个宗教团体，但他们的灵修思想和实践影响、帮助、吸引了许多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人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不久前圆寂的越南籍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也是通过教导人们训练并实践“正念的力量”来寻求内心和和平与喜乐，而非简单的念经、烧香、拜佛、吃斋，更别提求签、算卦！

二、上世纪初，法国教会历史学家、圣经学家罗伊西神父（Alfred Loisy，1857-1940）曾说过“耶稣基督来宣讲说‘天国来临了’，但我们最后只看到了教会”。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教会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要为天国的愿景存在和服务才有意义。这样的思想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中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参见第五段），可惜罗伊西的时代尚无法获得教会官方的接受，最后也导致了罗伊西被开除教会的惩罚——原因当然不只是他说了这句话！而今天所介绍的哈里克神父是来自捷克共和国，就在这个国家，早在1415年时，呼吁革新教会制度和生活的扬-胡斯（Jan Hus，1369-1415）神父，被判处了火刑，但再过100年后，和他的思想基本差不多的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却在大批民众和郡主的支持下，成功地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当然，也分裂了自1054年和东正教分道扬镳了的天主教会。如今，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又因公开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而正在东正教世界中带来许多抗议，也可能会导致与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其他教会的关系破裂……宗教，再一次被卷入了政治、军事、外交的漩涡中（诸如此类政教关系的纠缠和不幸，过去和现在都太多太明显了）！

三、看到这几年来教宗方济各革新教会的努力和措施，我也和哈里克神父等人一样，感到了一阵圣神的清风正在吹来。但，革新教会绝非仅凭教宗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愿望。恰恰相反，这一革新的成败取决于每个教会成员的参与和觉悟程度。教宗本人显然非常明白这一点，我们从他《福音的喜乐》劝谕、《你们去传福音吧》新宗座宪章、周三公开接见讲道和主日三钟经讲道等内容中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基层教会团体中的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们，愿意为推动和建设“结伴同行”的教会做些什么吗？我们愿意花些时间来学习新的神学和灵修思想、改变某些固有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吗——如上述哈里克神父所说的“重新解读圣经和传统，以及时代的征兆”？！

我们还可以反省更多的方面，在我看来，这本身也是祈祷的方式了——毕竟，教宗昨天在周三公开接见讲道中还说了，为自己的苦难向天主表达“抗议”就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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