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寻求一场革命
撰文 l 尼可拉斯·D. 克里斯多夫 雪莉·邓恩
非营利行业需要反思，因为它运行不佳。我们也认为，在鼓励慈善的同时，承认慈善领域的不足与认可其成功同样重要。在一个几乎没有问责的领域，让捐款发挥最大的效力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也犯过错。在《天空的另一半》第一版中，我们对葛瑞格·摩顿森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兴办学校的事迹大加赞赏，他在《三杯茶》中动人地描述了这段经历。后来，人们发现他的组织得到的捐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购买他自己的书，让他飞到各地演讲。这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在阿富汗参观过葛瑞格办的学校和项目，印象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早知道大部分捐款的去处，根本不会向读者推介他的慈善组织。
正如我们所见，慈善业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激励那些能切实帮助贫困人群的慈善捐赠？
2012年，美国数额最大的50笔捐款中，没有一笔捐给以帮助国内外贫困人口为首要任务的组织。美国的所有捐款中，只有三分之一给了贫困人口排名前200位的大学吸收大量教育善款，而这些学校中，来自收入底层家庭的学生仅占15%。
艺术领域显然资金不足，得到的慈善捐款只占总额的5%，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但是，捐赠给博物馆的资金在相互竞争的机构中间引发涨价大战，这些机构决定着艺术品的再分配，刺激私人收藏艺术品的价格水涨船高。这难道是帮助他人的最佳途径吗?
这些捐款所换来的终极荣耀是董事会的席位。《纽约时报》的斯蒂芬妮·斯特罗姆发现，在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得到一个席位，通常需要捐款1000万美元，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差不多也需要相同的捐赠额。这些董事会席位对开拓生意很有帮助，可以使捐赠人大有所获。与此同时，这些满足捐赠人自身利益的捐款可以获得减税，也就是说，这部分税款是由水管和护士们补贴的。当一个巨富大亨给一所商学院捐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楼时，所有的纳税人都在为他补贴，而他既省了税金，赚取了公关效益，又为孙辈们挣到了入学名额。这难道就是慈善该有的样子吗？
我们坚信为艺术机构和大学捐款具有宝贵的价值。每年，我们都自豪地给母校写支票，在校董事会服务，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但是，让我们看清楚一点:大部分捐款都没有用来帮助最需要的人。
第二，我们如何让富有者慷慨解囊，用正确的方法帮助困难人口？
全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占有的财富净值大约相当于处于社会底端的3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的净资产甚至超过底层90%的人口。所以，虽然慈善捐款不能成为世界问题或美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实现比现在更大的成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关注世界最贫困人口的需求，这种变化可能即将到来。1997年受邀在联合国晚会上演讲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创始人、商人特德·特纳打开了突破口。“当时，我在去纽约发表演讲的路上，他用其特有的拖腔慢悠悠地讲，“我就在想，该说点儿什么呢?”他那冲动的“特德·特纳风格”让听众震惊狂喜:他宣布为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消除全球贫困等事业。按照名义价值计算，这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笔单项捐款。当我们问特纳为什么捐这笔钱时，他回答:“在联合国演讲我总要有可说的才行！”
特纳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铺平了道路，让他们捐款数十亿美金来援助世界最贫困人口，动员其他人来加入“捐赠誓言”。“捐赠誓言”号召亿万富翁捐出至少一半财富做慈善。(并不是每个人都领会了活动的意义。唐纳德·特朗普的捐款就少得可怜，他甚至不是自己基金会最大的捐赠人。)特纳和盖茨这样的商业巨头为慈善领域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他们重视绩效指标和投资回报的商业嗅觉。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盖茨夫妇(包括扶轮社在内的其他很多参与者)的努力，脊髓灰质炎病患减少了99%，疟疾死亡率急剧下降，科学进步也有望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比尔·盖茨最重要的遗产，也许不会是软件，而是攻克了全球疾病和饥馑。
第三，我们如何创立问责制度，以了解我们的捐款用在了好事上?我如何将注意力从庆祝捐款这个简单的事实转移到一笔捐款的影响力上?
慈善事业始于良好的意愿，如果这些组织持续做好事，那我们也不会反感它们的管理者生活得舒适体面。但是，这种微妙的平衡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拿捏。一个能力出众、薪水丰厚、专注于筹款的营销主管可能在组织策略上用力过猛，超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什么算是开销上铺张无度，什么又算是对穷人或慈善太过吝啬呢?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所幸有些批评者已经在尝试回答它们。
《坦帕湾时报》和“调查报道中心”以筹款支出金额为基础开出了一份“全美最差慈善组织”名单。榜上有名的机构中，有19家分配给目标援助对象的资金不足接收捐款额的1%，其中大部分名号响当当，或听起来像是知名慈善组织，比如癌症儿童康复基金会、美国盲聋协会、警察保护基金会。还有一个创业家族通过建立可疑的慈善连锁机构而大发横财，这些机构包括美国癌症基金会、美国癌症儿童基金会以及乳腺癌协会。
有时候，人们自以为捐给宗教事业就能确保款项得以善用。这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克劳奇和贾尼丝·克劳奇能够成功。克劳奇夫妇利用善良基督徒的捐款，创办了全球最大的基督教有线电视台三一广播网。单单2010年，他们就从捐款中赚取了9300万美元，而几十年来，在观众的帮助下，他们的累积资产已经超过8亿美元。唉!克劳奇夫妇用这些钱在加州纽波特海滩的高档封闭社区盖起了隔街相对的情侣大宅。后来，贾尼丝厌倦了这处配备网球场和游泳池的豪宅，倾心于她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购置的新房子。他们在得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也有豪宅，还有分别价值800万美元和49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同样，据为《纽约时报》报道克劳奇夫妇金融违规诉讼案的埃里克·艾克霍姆所说，夫妇两人享受一顿数千美元的晚餐与美酒，这也多亏了人们的捐款。根据两起诉讼案，虔诚的捐赠者也让贾尼丝在奥兰多奢华的洛伊斯·波托菲诺海湾酒店租了两个相邻的房间 间自己住，另一间则是为她的两只马尔济斯犬准备的。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修建“圣地之旅主题公园期间，她保留这两个房间长达两年时间。
世俗的慈善组织有时也好不到哪里去。乳腺癌是一种亟须关注和防治资金的疾病，因此“反乳腺癌联盟”看似是个完美的机构。然而，纽约州检察长对这个联盟提起诉讼，指控其募集的900万美元捐款里，分配给抗击乳腺癌的资金只有4.5万美元。
几乎事事都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去柬埔寨的西方游客通常会花上一两天在孤儿院做志愿者。然而，正是由于好心的美国人爱上了这里的孩子，捐款资助他们上学，一种新兴的生意就在柬埔寨残忍的商人间应运而生:搜寻饿得半死但样貌可爱的男孩女孩，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夺走，关进座破败的建筑，挂上“孤儿院”的牌子，然后邀请美国游客参观，神色沉重地请求他们捐款，用来改善孤儿院的居住环境，为孩子们付学费，再然后他们把钱揣进腰包，继续让孩子们挨饿。结果是，一些援助组织现已建议游客远离柬埔寨的孤儿院。
大众乐于捐款的习惯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发展。正如“慈善观察”主席丹尼尔·波洛卓夫所说：“人们捐款的一个原因是有人请求他们捐款，而请求他们捐款的组织往往是那些效率最低下的组织。”举例来说，你走在街上，可能会被一个诚恳的年轻女人拦住，请求你为非洲的粮食危机捐款。你会以为她是一个奉献出自己空闲时间的志愿者。其实，援助组织通常会请一个公司。
这家公司花钱雇人在街上请求行人捐款。这些人叫作“慈善劫客”。很多慈善组织声称，这些专业的筹资团体帮他们带来新的捐赠人，但是雇用“慈善劫客”往往要花掉募得资金的一半甚至更多。尽管拒绝一个友善的路人可能很困难，但是掏钱之前，你或许想先看看这个组织的影响力，如果你确实被打动了，那就直接向这个组织捐款。又或者，假设你接到一个消防员协会的电话，请求你为消防员的遗孀捐献25美元，你以为来电话的人可能会随时扔电话，去响应火情警报。实际上，是一个公司雇人给你打的电话，来电的人既不是消防员，也不是志愿者。也许，部分捐款会交到消防员遗孀手里，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归了打电话的公司。甚至，那些在商店收银台旁放置捐款罐收集零钱的慈善组织，通常也必须给商店交放置费，因而是店主最终拿到这些零钱，而不是捐款罐照片里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也许喜欢现场捐款的便捷和热切号召，但也要当心这样的捐款链。你完全可以回家在网上捐款。
那么，在一个充满欺诈和操纵的世界，捐款者该怎么做?以下是两条简单直白的建议：
第一，不要只因为有人请求你就捐款。特别要警惕推销电话、电子邮件投递信件，或者在街上接近你的“慈善劫客”。如果一个募捐者逼迫你立刻捐款或必须捐现金，又或者是语焉不详，你就要特别留心，或者要求对方先寄宣传资料。
第二，做研究。在本书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钦佩的一些组织(其中很多收录在结尾的“有用的组织”清单中)，可以先从它们开始尝试，但千万不要被名单所限制。如果你对一家非营利机构感兴趣，上网査査它。在慈善导航网、慈善观察或指南星及其评分网站“慈善百科”上查询你希望捐款的组织，或者查看它的国税局990表格，或联系商业促进局的智捐联盟协助你确定这不是诈骗。但是，不要执着于管理费和募款支岀所占的百分比。提防那些名字和著名机构相似并依附后者声望的慈善组织。
你也可以资助那些运用循证研究评估、投资援助贫困人群项目的基金会，比如罗宾汉基金会。这个对冲基金的宠儿，把商业专家网络铺遍了其在纽约市资助的各种反贫困项目。罗宾汉基金会依靠其精明老练的经理们协助非营利机构应对各种挑战，比如提高品牌认知度，精简财政报告，招聘出色的雇员，磋商更有利的租约等。它还在高中成立罗宾汉俱乐部，鼓励家境富裕的青少年帮助抗击贫困。和“慈善:水”一样，罗宾汉基金会有特定的捐赠人负担其管理成本，因此所有其他捐赠者的款项能够直接投入反贫困项目。
我们并不想假装我们提出的问题找得到完美的答案。老实说，我们两人在写作过程中曾在非营利机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如前所述，我们希望鼓励奉献，而不是助长冷嘲热讽。我们只是认为，捐赠需要以透明、问责和实话实说为基础，而目前这些并不总是存在。我们为消灭美国的贫困和全世界的贫困付出了数十亿美元和数十年的努力，进展虽然切实，但并不令人满意。我们远能做得更好。END
（本文转自图书《天空的另一半2》，磨铁出品。作者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 & 雪莉·邓恩 (Nicholas D. Kristof & Sheryl Wudunn) ，在担任《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员期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他们也是第一对共同获得该奖的夫妇。克里斯多夫先生又因《纽约时报》的特写专栏而再度荣获普利策奖。他也担任过《纽约时报》香港、北京和东京的分社社长及副主编。邓恩女士在《纽约时报》担任商业版编辑，同时为东京与北京的驻外记者。她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亚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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