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恩｜成为有感觉的三文鱼：照料和宰杀的编排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Marianne Elisabeth Lien），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驯化、养殖、消费、经济人类学、饮食习惯和食品生产、营养人类学和STS，她目前出版的专著有：Marketing and Modernity (1997), Becoming Salmon: Aquaculture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a Fish (2015)。[图源：sv.uio.no]

专题导言

人吃喝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喝。社会学总是关注个体处于结构与文化之间，也总是忽视我们天生就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个体总要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去购买、享受、丢弃。自然地，社会学者想要研究人们在消费什么、如何消费、这些消费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将在本专题的前几篇选文中予以一一解答。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作者讲述他们消费玉米的故事，来自中国的学者讲述中国茶餐厅和药膳的吃食。

我们消费食物，食物也在消费我们。社会学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学科，它也应该如此。但人类学有时不是，如果我们将视角转移到与人互动的要素上，往往能得到对人更完整的看法。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堪称这一领域的祖师爷，他看到了作为食物的蔗糖反过来重构了人类的权力结构。瑞泽尔和阎云翔则看到了作为快餐的麦当劳——完全是人发明创造的新食物，反过来创造了人类社会新的组织模式、新的空间生产和新的意义。

关于饮食人类学、或消费文化有趣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全部列出。加之这一领域中英文的文献远多于中文，有空闲时再逐一翻译，再成专题。本专题中所有书目都不算长，非常推荐感兴趣的读者全文阅读。

我们怎样来对待将死亡施加给动物这件事？我们怎样来处理它们的痛苦？这个问题可能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近来，从动物权利保护者到动物福利立法，这个问题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再次阐述。大多数争论都是关注能够走到我们面前、注视我们眼睛的陆地动物的，但是随着水产养殖业的扩展，上述这些问题也开始被引申到鱼类上来（Huntingford et al., 2006; Damsgaard, 2005; Lund et al., 2007）。

《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书封，2021年5月版，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图源：todayhot.news]

随着三文鱼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张，欧洲动物福利立法不再局限在四条或者两条腿、有毛皮的和带羽毛的动物。养殖鱼类也作为有感觉的动物出现。基于像三文鱼这样的鱼类也可能有能力感觉到痛苦的假设，它们因此也属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范围。虽然是否鱼类能够感觉到痛苦仍在生物学家们的争论当中，但是在苏格兰和挪威，给予养殖三文鱼这种“无罪推定”（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已经基本上成了定论。

但是动物的感觉关联到的不仅仅是福利立法和动物的神经病学。它也与三文鱼和它们的人类伙伴日常互动中的照料、同情和忽略有关。它依赖于与精密的监控科技和受训的眼睛有关的实践。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注意到我在这里称为三文鱼场所的所有组合，人类和非人类的实体在这里异质化地聚集，定义或者确立了养殖三文鱼是什么以及可以是什么。因此，如果照料被确立起来，这种确立通常已经是三文鱼场所组合中的一种本质要素（见第二章）。探索感觉能力需要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能动性结构的三文鱼组合，并且思考它允许三文鱼的福利达到怎样的范围以及人类的照料达到怎样的程度（Mol, Moser, and Pols, 2010），或者去利用同情的情感语域，使人类能够负责和回应（Haraway, 2008）。换句话说，在三文鱼场所的实践中，“照料”是什么？三文鱼场所能够允许三文鱼的感觉重要到什么程度以及人类的照料发展到什么程度？

在本章中，我主张欧洲的养殖三文鱼将会成为感觉的主体。对于与福利有关的大部分实际的、伦理的和立法的目的而言，养殖鱼类不再“仅仅是鱼”：它们也成为“动物”，属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范围。近来的法律动向已经将三文鱼的感觉提到了工业化养殖者的议程上。在挪威，它们导致了鱼类屠宰场的重建以及关于鱼类福利必修课程的开设。它们也引发了同时依赖于关于鱼类行为和认知的生物学的新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以下的问题：鱼类认识彼此吗？它们会进行社会学习吗？它们有策略吗？它们会合作吗？对于上述问题的任何一个肯定的回答都表明了某种认知能力，并将鱼进一步囊括进彼得·辛格（Singer, 1981）以及之后的兽医和动物权利保护者称之为“道德圈”（moral circle）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存在物的集合，它们的利益本身被给予严肃的道德考量”（Lund et al., 2007，引自Singer, 1981）。

然而，将感觉看作如三文鱼这样的非人类存在物所拥有或没有的特质的视角，是赋予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在这之前感觉被理解或塑造的不同方式是被忽略的。尽管支持三文鱼感觉的哲学和生物学论据无疑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也常常没有很好地思考促使养殖三文鱼形成的异质化的关系。我在这里专门思考的是在贮水池和围塘里成长的三文鱼的生动实践。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这些关系通常不仅仅关乎人类也不仅仅关乎动物。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围绕着一些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感觉得以形成，人类的情感（以及哲学文本和法律文件）得以作为一种或多或少可以被唤起的潜在文本或者框架存在。因此，我不仅仅将感觉视为三文鱼本身的一种特征，而且将其看作一种关系性特征，是上述异质化的关系实践的潜在部分。我认为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空间中存在着改善和提高的机会。在本章中，我将思考关系的纠缠是如何伤害人类以及三文鱼的，以及如何减轻两者的痛苦。

本章的剩余部分是在感觉所展开的不同实践中的一段旅程。我首先对生物学有关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研究文献中描述感觉的内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接着我转向民族志，去探索在三文鱼水产养殖实践中三文鱼的感觉是如何被表现的。这个部分旨在展示感觉如何也是在身体化实践中存在的，以及它如何是关系性的也通常是特殊的。在本章的末尾，我描述了感觉在挪威和欧盟被纳入法律范围之内以及最近的立法所产生的结果之一：鱼类福利的必修课程。最后我根据驯化的过程思考了三文鱼的感觉。

关于动物感觉的学术文献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一直延伸至生物学和兽医学。那么根据文献，动物的感觉是什么呢？它位于哪里？为了给我后面对于欧洲动物福利立法转变的描述提供一些背景，我将简单地论及这个争论中的一些关键主题。我们很快会清楚，学科背景广泛多样的文献都建立或讨论了“动物感觉”这一概念，而每一种学科都有它自己的议程。因此，感觉可以是很多事情，在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让我们先从哲学领域开始吧。

哲学中的“感觉”：受苦、感觉和动物权利

自从杰里米·边沁将承受苦难的能力作为给予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权利的重要标准，哲学就成为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重要灵感和合法性来源。边沁在他1789年的论文中发表了著名论述：“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推理，或者，它们是否能交谈。而是，它们能受苦吗？”这个论述对关于动物权利的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功利主义哲学家彼得·辛格也采取了相似的视角（Singer, 1981）。他主张对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探求应该将非人类的动物包括进来，这个主张为动物权利保护主义以及最近的动物福利立法奠定了基础。哲学家汤姆·里根（Tom Regan）同意一些非人类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但他是通过康德的人类内在价值或者尊严的概念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个概念意味着人类应该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被对待（引自Huntingford et al., 2006）。里根（1983）将尊严的概念延伸至动物，主张既然我们都是“生命的主体”，就不能认为对其他主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无礼是正当的。因此也很难为比如说获取食品的工业化养殖进行辩护。其他的哲学家，比如玛丽·米奇利（Midgley, 1983）倡导“照料的伦理学”，而巴纳德·罗林（Rollin, 1995）指出非人类动物迥然不同的种特异性（species’ specific）是道德尊重的基础。

所有这些视角都可以被看成哲学和文化方向上的一些努力，用来处理当前食品生产实践（比如工业化养殖）为欧美的社会与自然，人类和动物的秩序化所带来的一些困境。这些实践是动态的，而且与过去相比更少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但是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布勒和莫里斯（Buller and Morris, 2003）所说的：“当后现代性鼓励我们看到非人类作为存在物的独特性和主体性时，现代性继续将它们看作我们盘中的肉。”我们将动物囊括进“道德圈”的同时又食用它们，这成为一种难题。它位于对动物福利的主流诉求和对动物权利更为激进的诉求两种分歧的核心，后者导致了很多人将素食主义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虽然没有一个哲学家在谈论动物的时候明确地考虑了鱼类的状态（因此这些动物的概念是否包括了鱼类也并不很清楚），但是他们的论点都被用在了主张将鱼类囊括进动物福利范围的最近的倡议之中（Lund et al., 2007; Turner, 2006）。通过将鱼类与其他动物作比较，甚至是将鱼类作为一类动物，一套关于动物权利的完整文献作为一种话语背景被建立了起来。在这个背景中，鱼类福利的诉求变得充满了意义。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动物福利立法领域将三文鱼建立为有感觉的存在物的过程中，这种“建立世界的运动”（"worlding exercise", Tsing, 2010）是尤其重要的。

在哲学领域中塑造“感觉”还牵涉到对文本推理形式的依赖，在这里通过对文本和论点的并置，困境被发现和解决。关于推理，哈拉维提供了更具“身体化”的版本，她主张责任感和照料并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道德抽象，而是她称为“彼此交往”的结果。这牵涉到触摸、凝视、回顾和作为认识关键模式的“成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要对“世界形成的不可预料的方式”负责任（Haraway, 2008）。哈拉维没有将道德和本体论困境置于一边，去支持一些理想的规范原则，而是提出了将“与麻烦共处”作为一种方式，来对人类动物的纠缠关系的复杂现实给予适当的关注。与她取向类似的是安娜·莫尔，她主张在照料的伦理学中，“原则是很少具有生产力的”（Mol, Moser, and Pols, 2010），并且提出作为身体化实践的照料概念其实是“需求与注意力和适应性试探之间的协调”。提姆·英戈尔德（Ingold, 2011）提供了“徒步旅行”作为生活在世界上和了解世界的模板，并且提出我们“跟随发生的事，追踪成为的多种轨迹，无论它们导向何方”。我将在稍后回到这些思想，让它们指导我分析民族志邂逅中所展现的照料和宰杀的编排。但是首先，让我们转向“感觉”被塑造的另一处地点，那就是期刊、生物学实验室以及兽医学。

动物科学中的感觉：自然、三文鱼和新大脑皮层的缺失

哲学争论所处理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动物”，生物学和兽医学所研究的则是专门的动物。这种专门性通常也是种特异性，高度注意不同动物的身体中可能具有的能力，特别是当它们在科学实验中被观察时。这些身体有时用来代表某个特定的鱼类种群，比如虹鳟或者大西洋三文鱼，有时它们代表一般意义上的鱼类，可以支持三文鱼感觉的案例。因此，相关的争论就不是关于通常意义上的动物感觉而是关于鱼类——或者三文鱼——特殊的感觉。边沁的问题“它们能受苦吗？”变成了研究特定种类的鱼比如三文鱼，是否能够确实感觉到疼痛的问题。三文鱼的感觉（或者没有感觉）因此是位于鱼体之中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在它的生理和神经解剖学中的。

有关这个主题被最为广泛引用的一篇文章是生物学家詹姆斯·罗斯（Rose, 2002）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著名推论是鱼类感觉不到疼痛。它基于以下的论据：（1）对于“有害刺激物”的反应与对于疼痛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2）对于疼痛的意识和恐惧依赖于大脑皮层的特定功能；（3）鱼类缺少这些关键的大脑区域。这篇文章结论认为对疼痛的感受和恐惧对于鱼类而言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些论据，感觉位于鱼类所并不具有的新大脑皮质上。这个结论已经被众多研究神经生化受体和鱼类行为学的学者所挑战。相反的论述是这样的：即使鱼类不具有对于人类疼痛主观感受非常关键的新大脑皮质，“但是在不同种类的动物身上，同样的工作也可以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完成”（Huntingford et al., 2006）。对于这些动物而言（鱼类也包含其中），与人类新大脑皮质进化相联系的“更高的意识”对于体验与疼痛相关的不利状态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亨廷福特等人推论道，“综合而言，这些文献表明鱼类具有用来感知有害刺激物的感觉器官和感觉处理系统，而且很有可能，它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可以至少感受到一些我们将其与哺乳动物的疼痛相联系的不利状态”（也见Chandroo, Duncan, and Moccia, 2004; and Lund et al., 2007）。

伴随着这场争论的还有鱼类认知的研究，它所探求的是鱼类认知和行为过程的复杂性，这方面的证据能够支持鱼类能承受痛苦的观点可能是真实的。研究关注诸如鱼类是否能够认出彼此，它们是否可以合作，它们怎么学习，它们是否能够通过观察彼此进行学习以及是否具有空间记忆的问题。上述实验包含了许多种类的鱼，因为对于上面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回答经常是“是的”，所以这被用来证明鱼类比以前所认为的具有更加复杂的一套认知技巧，因此也支持了即使没有新大脑皮层鱼类也可能会感受到疼痛或者恐惧的观点（Bshary, Wickler, and Fricke, 2002; and Huntingford et al., 2006）。根据上述观点，感觉并不是位于大脑的某个特定部分，而是能够从种内互动研究中推理出来的。因此，他们扩展了感觉的概念以及感觉能够被发现的地方。然而受自然科学传统的影响，他们倾向于忽略人类动物关系。

当生物学家探求特定的鱼类种群比如三文鱼的感觉的时候，他们通过采样在实验室的鱼类与一般意义上的鱼类身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定的联系，并且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实验室鱼类个体的身体只在这个意义上是“重要的”，即它们可以用来有效地代表三文鱼世界。但是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动物都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承受痛苦的。任何的痛苦都必然是特定的，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动物成长的特定时刻，在一个特定的身体上发生的。这样的话它就处于一定的关系实践之中，包括在实验室的关系实践。从这种视角来看，真正地“重视”痛苦不仅仅需要人类将其抽象地概括为某种物种潜在的、一般的能力，而且需要在共同存在的复杂现实中（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承认和处理它。痛苦于是与回应的能力相关，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而且是设备、材料和使回应变为可能的其他方式。就像哈拉维所说的（Haraway, 2008），“重要性常常处在需求和能动性回应的关系中，而不仅仅是计算和排名。回应，当然是伴随着回应能力——也就是责任感——的增长而出现的。这种能力只能在多方位的关系中被塑造出来，同时也只为了多方位关系的形成。在其中通常不止一种回应性的实体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法律框架和它们的科学与哲学基础仅仅构成了养殖三文鱼生死历程中的一套要素。其他的要素还包括特定的科技、钢铁、塑料、小刀、手套、人类双手、冰、水和电压。

我认为感觉是在日复一日的关系实践中被培育出来的，这种实践发生在物质多元化的环境之中并且跨越了物种界限。就像哈拉维（Haraway, 2008）所说，道德情感是“绝对世俗”（ruthlessly mundane）的东西并且形成于“回应”的能力之中。因此照料和宰杀编排必须不仅将感觉视为一种三文鱼的特性，而且是特定社会物质组合的一种潜在功能。这样感觉就成为“一些身体向另外一些身体进行表述”（Haraway, 2008）时的特定配置的一个方面，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受到特定的安排（比如死亡）的影响。

三文鱼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动物福利监管框架里的新秀，而且是因为它们仍然还是鱼类。它们是冰冷的，生活在水中。它们大部分是脱离人类视线的，是沉默的。它们不具有人类能够识别的眼神。它们的身体语言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破译的。这些都限制了人类的回应，并且使得分担痛苦在人类动物关系中成为不太可能或者可能是不太主要的方面。因此，如果我们要跟随哈拉维的提议——如果我们要负责任地行动，“非模仿地”分担其他动物的痛苦（我们因此也具有了回应的能力）是必需的——我们就需要去思考当谈及三文鱼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人类如何为养殖鱼类的福利负责？通过怎样的实践我们才能了解或者感觉到作为感觉主体的鱼类？三文鱼如何“顶嘴”？站在三文鱼养殖场的平台上，在那里大部分三文鱼通常都是脱离人类视线的，我们又如何了解情况呢？

为了谈论这些问题，我探索了三文鱼养殖场中完成死亡的不同方式。关注死亡是强调生命与成长的沉默对立面的一种方式，是去讲述很少被讲述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也使得我们去探索一个充满自相矛盾的人类动物关系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能够明白人类意味着什么，鱼类意味着什么。注意到对于死亡和宰杀的不同安排可以说明生命所取得的微小成就，这样也与照料、饮食和生活的实践和政治产生了呼应。活得好，吃得好：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常见的经验，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获得的、照料同情与个人生命经历深深共鸣的领域。有时这种记忆会以我们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很好地解释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视线和激发我们的回应。

我将通过分享一个这样的记忆（它影响了我对于鱼类和感觉的看法），来对民族志部分进行介绍：一个清晨，我、父亲和哥哥在一艘小船上。我们在挪威南部的哈当厄高原，我们这个来自奥斯陆郊区的小家庭在暑假来到这里，短暂地回归到想象中的祖先的生计方式中。在这个遥远的湖面上度过的一周就是捕捞鳟鱼的一周，我们的捕捞更多是为了食物而非乐趣。我们的小木屋离最近的道路有20公里远，所以我们要将一周内所有需要的东西搬来。捕鱼占据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为了保证更稳定的渔获，流网会被留在湖里过夜。每天早晨我们过来，父亲拉网，哥哥掌舵，我的任务就是将鱼与网里的各种收获和船底的鱼分开，把它们放在一个桶里。有些鱼已经死了，但是大部分还是活的。我非常仔细，尽量不伤害它们，轻轻地将很细的尼龙网从它们的鱼鳍和下颌骨处绕开。它们的牙齿小而尖利。当工作做完后，我很喜欢照顾它们，所以我从船身外舀起一些水，淋在它们不再那么活蹦乱跳的身体上。这样持续了几天，后来有一天我的父亲介入了。没有用太多的语言，他让我明白如果我能结束它们的痛苦才是一种更好的关怀。他向我展示如何抓住一条鱼，让它的头向前，拇指按住它的脖子，以及需要多少力量来将它撞向船的内侧。我学会注意到这种张力，就像一次突然的痉挛，它会告诉我这次撞击是正确的。我感觉到发生在我手掌上的死亡时刻。就这样在十岁时，我有些不情愿地学会了宰杀和照料可以在一次简单而快速的运动中完成。

死亡的安排：宰杀和照料

死亡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形式出现。对于一生以增重为使命的养殖三文鱼来说，大部分死亡都是被仔细地定时的，或者安排好的。这是它们作为食物商品实现市场价值的最后一步。安排好的死亡在特别设计的三文鱼屠杀场里发生，将“动物转化为食物”（Vialles, 1994），这也是大部分三文鱼死去的方式。安排好的死亡（以及随后的清洗和加工）是一种“过渡仪式”，同时也是价值被揭示的时刻。一张标签揭示了它们的价值，标签上标明了重量、买家、转运地（哥德堡、阿姆斯特丹或者奥斯陆）以及位于中国、德国或者法国的最终目的地（见第三章“一种全球体量的商品”）。

某些死亡形式并未被安排好而且也并不为特定的人类目的服务。它们并不是将动物转化为食物，而是将动物转化为“死鱼”，或者挪威方言中所说的“daufisk”（见第二章）。一条死鱼必须被运走，它是“脏的”，是完全不能吃的，有时是令人作呕的骨头和腐烂肉体组成的泥浆。一旦被运走了，它们会被碾碎，和蚁酸相混合，做成喂水貂的饲料。如果被安排好的死亡是三文鱼从动物到食物过程的一个节点，因此也是对三文鱼作为人类食物的本体论地位的一种确认，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就是永远终结了这个过程。

另一种死亡发生在夏季的河流中，这时三文鱼洄游到上游去产卵。一些三文鱼会被垂钓者捕获而死。我们的民族志没有记述这一部分，感兴趣者可以参阅诺雷德（Nordeide, 2012）和韦恩（Ween, 2012）的书。这些死亡是有目的地“捕获”被认为是可以行动和回应的动物的结果，而所谓捕猎是一场在猎人和猎物之间公平地分配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游戏。在一些河流中也有一些偶然性的死亡，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学药品鱼藤酮。这种化学药品是用来杀一种三文鱼寄生虫萨拉旋毛虫的，但是也会伤害到河流中的“所有其他的东西”。这种伤害一直要持续到，如人们所期望的，三文鱼种群恢复的时候为止。有时死亡会威胁到大西洋三文鱼的某个特定的遗传品系，比如来自沃索河的三文鱼，它们受到威胁，或者可能濒临灭绝（见第六章）。这些死亡导致了生命的丧失或者产卵和迁移的周期无法继续，因此带来了无法逆转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但是就像鱼藤酮的例子所显示的，特定的“死亡”有时也是恢复特定形式的“生命”最后的手段。因此即使在这里，生命和死亡也是紧密联系的。但是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养殖三文鱼。让我们回到维德罗，位于哈当厄峡湾当中的养殖场维德罗，在那里60万条三文鱼已经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挪威的三文鱼养殖是世界最可持续的蛋白质产业中的一种。[图源：mynewsdesk.com]

清除死鱼：来自丧葬者的笔记

我捡起一双蓝色橡胶手套和一把小折刀，把它们放在了独轮手推车上。手推车上还有一只桶是我昨天清洗好的。我忘记了纸质表格，冲回办公室去拿，并将它放在独轮车上的桶旁边。表格夹在一块金属板上面，我推车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我将独轮车推了大概125米，最后到达金属斜道的另一端的10号网箱。现在是每日清除死鱼的时间了。清除死鱼是三文鱼养殖场的例行工作。第二章记述了照料者如何也是“丧葬者”，因为死鱼必须从活鱼中被清除出去。因此，死亡成为三文鱼养殖场中很常见的现象。我将地下室的空气压缩机开关打开，通过沿着金属走道布置的管道抽气。现在我将这根管道接上与网箱底部的扬液器相连的另一根管道。很快我听到“嘶嘶”声，网箱底部的水被吹上来，水面上半透明的大管子开始像头海兽一样动来动去，直到水突然从管口喷出来流进斜坡上的蓝色塑料容器内。我跳到一旁免得被淋湿，让水流上几分钟，仔细观察着被管中的水流冲刷着的鱼。我数着“早晨的收获”：1，2，接着两条小的，接着另一条大的，基本上都死了。过了一会儿，死鱼不再冒出来，我关闭了压缩机，断开了管道，戴上手套，抓住鱼尾，将它们一条条扔到独轮车上。我切开了那条大鱼的喉部。接着我用附在金属板上的铅笔填写表格，在网箱号“10”下面潦草地写下了“5”还有今天的日期。大部分成长中的三文鱼都是脱离视线的，直到它们死亡为止。死亡使得它们对于它们的人类同伴变得可见，这就是我们看到它们的方式。但是死亡也要被清点。死鱼的数量被仔细地写在一张纸上，并被转为电子表格，它将每天的死鱼数量计入每周和每月的鱼类清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死鱼被翻译为“经济损失”。因此，注意到死鱼不仅仅是卫生上的需要：记录也有助于三文鱼群体在管理意义上变得可见，这样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动态的经济实体被更为精密地监控（也见第二和第三章）。

每天清晨做死鱼清查是留意的一种方式，也是使三文鱼“回应”的一种方式。喂食则是另一种，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穿过水面了解三文鱼的方式（见第二章，也见Lien and Law, 2011, Law and Lien, 2014）。这些相遇互动向养殖场工人确认一切都好，也警示他们注意到潜在的问题，并且也小小地帮助了一种并非完全是拟人的人类情感的形成。哈拉维（Haraway, 2008）呼吁一种强大的非拟人情感，认为它对维持不可减少的差异性是有益的。在三文鱼养殖场，这种情感是以一种非常工具性的和间接的方式形成，并且围绕着使三文鱼“回应”这件事进行（Haraway, 2008）。检查进食和收集死鱼仅仅是展现对动物福利的关心——动物感觉的建立过程——的两个普通的例子，即使这种关心没有被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看不见的死亡：来自疫苗接种屋的笔记

并非所有死于水面上的鱼都是清晨巡查时发现的死鱼。有些鱼刻意地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从而使自己偏离了从幼鲑到食物的高速路。秋末的一个潮湿而寒冷的星期，我们参与了银化生产点的疫苗接种，这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离的可能性。幼鲑被运到此地几周之后要进行接种，这将有助于它们适应后面在贮水池和围塘中拥挤的生活。接种是半自动的。鱼从附近的贮水池被送到一个水盆里，它们就在这里被麻醉。接下来的注射是由机器完成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将幼鲑输送过来。

这是幼鲑第一次作为个体被处理，也是银化生产点的经理第一次有机会清点它们。机器清点三文鱼并且在每天结束的时候提供数字，这帮助经理决定接下来的几个月要给每个贮水池加多少饲料。

但是机器也会根据尺寸对鱼进行分类。鱼必须长到至少11厘米长，才能够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让针准确地在它们腹部注射。在传送带上更小的鱼被自动监测出来，在它们到达针的位置之前，就已经被冲进沟槽中了。这样它们就与其他的鱼分开，通过一个管道冲进了外面的一个贮水池中。当我们第二天寻找它们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在第15号贮水池。这个贮水池是半满的，也没有喂食系统，仅仅容纳了几把小小的鱼——在数量上几近于零，是这个鱼类城市中的极少数。为什么它们不被允许长得更大呢？

“没有用，”经理说，“它们已经有困难了。如果它们在最初的几周里不能进食和长大的话，它们不太可能再赶上了。”用经理的话来说，它们是“失败者”——要在流水线上消失。

塑造健康的三文鱼围绕着不同的分离实践。秩序化的实践必要地生产了一种关于他者的“阴影下的偏远之地”：那些太小而不能接种的鱼是如此不同，因此不能被置于进一步成长的轨道上了（也见Law and Lien, 2014）。在这里发生了好几件事。首先，这是每个批次或者贮水池作为一个整体被标准化的例子。由于包括鱼类福利在内的许多原因（见第三章“成为生物群：称重和清点的实践”），成为同一尺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通过将一些鱼标记为失败者，这里有一种对于生存繁衍失败的预见。第三，这里也含有照料的成分。理想地来说，疫苗“以25度角，直接从前外侧注射到腹鳍，这样疫苗就进入腹膜腔而不会损伤到下面的器官”（Stead and Laird, 2002）。机器注射是为差不多尺寸的鱼所设计的：它的注射针与鱼的鼻子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小鱼不被挑选出来，它们可能不可避免地接受到错位的注射，导致随后的器官损伤。

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两天之后，我们检查15号贮水池，但是这些小鱼都不见了。我们被告知它们被窒息死亡后，与剩余的死鱼一起碾碎成泥了。

当死亡不可预料时：来自急救队的笔记

有时死亡毫无征兆。2010年1月的一个清晨，约翰、我的女儿艾拉和我到达了一处银化生产点。这年冬天特别冷，厚厚的雪覆盖在地面上，给贮水池供水的河流也结了厚厚的冰。零下15度的温度已经持续了好几周。三文鱼养殖场位于相对而言并不是那么严寒的地区。近三十年来这个生产点一直在运行，也无购置热水器的必要——直到现在。孩子们每天放学后利用这意想不到的机会玩雪橇，但是他们在银化生产点工作的父母们却无暇欢乐。

几周之内，几十万条健康的、年幼的三文鱼变得缓慢、呆滞，濒临死亡。它们品质相当出色，本来在来年春天就要变成银化期鱼。水面上结了冰，鱼逐渐失去了方向感，鱼腹朝上，漂浮在水面上，又被冰黏住。喂食几乎是没必要的。每天早晨通常花不到一个小时完成的死鱼巡查现在占据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当我们跪在八个室外贮水池的旁边，一桶接着一桶地将死鱼装满，又将它们倾倒在旁边的容器里时，我们的手指被冻得很厉害，膝盖和手臂也感觉到疼痛。

我们用桶来清点死鱼，眼看着贮水池里的鱼一天比一天少。每天清晨带着天气变暖的希望而来，每天下午所得到的是更深的失落感。三文鱼死亡的确切原因并不是很清楚。打电话给了兽医，她在下午抵达，她的车在结冰的山路上打滑使她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她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除了安慰我们说我们至少做到了我们能做到的最好。

“我们了解得很少，”她说，“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测试：贮水池和供水的水质、pH值、铝和铁。我们检查了鱼鳃，并将冻干的鱼鳃样本送去了实验室。到目前为止，所有测试结果看起来都正常，它们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事。很有可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仅仅是寒冷的结果。”

一段时间之后，我学会了区分接近死亡和还没有死亡的鱼。有疑问时，我将它们提起来，用戴着手套的手举着几秒钟，如果感觉到任何动静，我就把它们扔回到贮水池。否则的话，就扔进桶里。当桶装满的时候，我的手逐渐适应了死亡的感觉，我的思绪开始漂移。死亡变得例行化了，但是偶尔，当我们一个小时前刚清理的水面又到处是白色的鱼腹时，我的心下沉了。我感觉到无精打采、心情沉重。

鱼的死亡是重要的事吗？从管理的视角来看，每一条养殖场死亡的鱼在理论上都是经济损失。然而在实践中，也要看情况。这个季节银化期鱼供应良好吗？是否可能存在过度供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损失就会减少。对于运作好几个银化生产点的整个公司而言，损失并不像我们眼中的那样巨大。这一年这个地区碰巧有多余的银化期鱼，那么损失的鱼就可以被取代了。

从一个养殖场工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则是不同的。十月份充满着笑话的午餐交谈，现在则是安静的和忧郁的，间或有一个黑色幽默。每次养殖场情况看起来的确很糟糕的时候，克莉丝汀都会摇摇头、喃喃自语：“真让人难过。”有传言说许多工人晚上睡不着觉。

回到奥斯陆工作的一周，我都感觉到寒冷。每次晚上我闭上眼睛，鱼腹朝上漂浮在冰水上的死鱼形象，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回顾我们的经历，我在一封邮件中向约翰写道：我们顺利返回了。艾拉和我都很崩溃……我们精疲力竭。我一直觉得冷，好像需要从内而外地融化似的。有两天是一直盖着羊毛毯子、生着火度过的。昨晚我睡不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剧烈的悲伤情绪。伴随着这种悲伤的是，白色鱼腹朝上的死鱼形象在我脑海中闪现，一些死了，一些已经冻僵了，一条接着一条围着那块绿色塑料，并填满了装死鱼的圆柱形大桶。它们互相之间挤得是那么紧以至于我无法再收紧里面的那张网，只好开始用手来清理它们。这仍然使我瑟瑟发抖，我在那儿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现在最困扰我的是这些意象。

……这只是私人的记录，但同时也是一种数据形式。我从童年开始就经常杀鱼了，但是不会经常这样情绪化。我接受兽医关于它们可能不会感觉到疼痛的看法。我觉得触动我的是关于死亡、关于生死之间的“阈限”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物质呈现，关于它托在我手上的感觉、它的重量。直线上升的数字。好像一切永远不会停下的感觉。再加上疼痛的膝盖和与之相伴随的寒冷。所有的这些都留下了痕迹。就好像你想摆脱一个噩梦，但是它却不断地回来。

我在想他们都在使用的这个词：“难过”。这是他们使用的唯一一个词……我在想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忍受这一天又一天。还有那掩藏在黑色幽默之下的悲伤。不知如何处理这些材料，我决定与克莉丝汀分享我田野笔记中的一些片段。一年又过去了，夏天再次来临，与此同时养殖场也安装好了热水器。我们所目睹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了。前天我给了她一份打印好的我的民族志记录。“读后感觉怎么样？”在她家喝咖啡时我问她。“你把握得很到位，”她说，“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我们感到那么无助。你一直在那儿，但是你仍然失败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使它变好。有时候感觉没有人真正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挣扎。但是你做到了并且你与我们一起分担了。谢谢你。”

成为食物：来自屠宰场的笔记

我们与鱼一起抵达。两个贮水池中的120吨三文鱼一个晚上航行66海里后抵达了目的地。贮水池放在服务于罗加兰郡和霍达兰郡的一艘崭新的活鱼舱船的下甲板下面。六位船员和两位人类学家陪伴了这些鱼作为活生生肉体的最后旅程，它们要去往屠宰场和加工厂。现在活鱼舱船上的一根水管正在冲洗这些三文鱼，之后它们要被运往屠宰场的拆解流水线。流水线位于一个能够俯瞰峡湾的大厅的高台上。

挪威三文鱼制作的开放式三明治。[图源：news-Europe.fr]

在高台顶端的狭窄走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和下面忙着给鱼放血的三个人。几秒之前鱼先被电击，再被运送过去宰杀。当站在高台上时，我能感觉到鱼从水平放置的管道中喷射出来时它们巨大身体的震动，传送带将它们慢慢地送到崭新的电击器这里。它们像疯了一样拍打着身体，这时好像整个房子都在我的脚下震动。电击器是一个金属盒子，位于传送带的顶端。电击是自动和可调节的，当一组六条鱼通过的时候要在每条鱼身上电击两次。

主管向我们走过来，告诉我们今天收到的鱼非常好，很壮而且新鲜，所以它们会需要更强的电击。或者说，人们需要调慢一些机器。对于更安静的鱼而言，短的电击就行了，这样它们就可以更快地通过。当主管解释的时候，他打开了盖子让我们看电击器是如何工作的。在几秒种之内，我们看到了被金属爪抓住和细电缆连接着的鱼。但是当盖子打开的时候，为了工人的安全，电源自动关闭了。很快我们听到从下面传来的呼喊声，那是在杀鱼的人。在他们面前，鱼已经堆起来了，并且拍打着身体、移动着。很明显，它们的电击还不够充分，而这是我们的错。主管很快关上了盖子，电击重新开始。

放血是真正开始宰杀鱼了，电击只是使得它们失去意识。2012年7月1日，动物屠宰的新规定在挪威开始实施。电击器是在这个新规定实施的前一个夏天安装到位的。之前，二氧化碳浴被用来使鱼失去知觉。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 2004, 2009）的科学报告指出，二氧化碳会引起很强的不良反应，其使鱼丧失知觉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因此鱼可能会在仍然还有知觉的情况下被放血或者切除内脏（见Mejdell et al., 2010）。

一旦三文鱼被放血，它们就会进入一个慢速旋转的轮子，冷水冲洗使它们变凉。一个小时之后，它们会被取出内脏，加工成整鱼放在泡沫塑料盒中，被装上在外面等候的卡车。从屠宰到加工的整个过程不超过两个半小时。每条重达4—5千克的三万多条三文鱼，今天将通过拆解流水线。这项工作也确保了当地工人的收入，这些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难民。他们的家乡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像他们所准备的三文鱼盒子要去往的目的地一样：他们的来源国包括摩洛哥、伊拉克、匈牙利、立陶宛、日本、科威特和法国。

在屠宰场里度过了一整天，我没有提到任何动物福利方面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和经理交流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阿恩非常健谈，并且强调他所说的是个人观点，他并不真正知道三文鱼的真实反应是怎样的（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他建议我应该和兽医去谈谈）。他承认他对三文鱼被电击或者偶尔没有被电击到的事实感受不是很明显。很快他又补充道，他们做的所有这些和其他可能做的事，当然是在给鱼带来最少不适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新规定的机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别设计的。但是从情感上来说，他的感受并不是很强烈。至于为何如此，他有一个理论来解释。

像这个地区的很多其他人一样，阿恩也是一位业余的猎鹿者，如果谈到鹿，他的感情就是完全不同的了。他认为至少对他来说，这与鱼是冷血的有关系：当你触到一头鹿的腹部时，他说，你能感受到它的心脏仍然在咚咚地跳着，这会对你起作用。你真的不愿意给它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他说在捕猎中大家一直努力避免伤害到鹿，这就是强调要瞄准的原因。但是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三文鱼身上时，却不会同样影响到他。他认为这是因为鹿是温暖的，像他自己的身体，而三文鱼感觉起来是冰冷的，好像已经死掉了一样。他把这个作为他的个人理论提供给我，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困惑让他常常反思。所以这个就是他完全愿意遵循当前关于电击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很强烈的感觉的原因。

这个对话让我回想起更早之前我与另一处海水养殖点的经理的对话，三文鱼的前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我们在围塘边上站稳，看着三文鱼被吸到活鱼舱船上来，他告诉我他以前帮人们饲养苏格兰高原牛。当这些动物在牧场上被屠宰的时候，它们肉的品质是非常棒的，很嫩。但是当它们被用船和卡车运到集中的屠宰场去宰杀的时候，他们的肉尝起来就像皮鞋的皮一样。他用这个故事来强调一种更一般化的关怀，即不用给三文鱼不必要的压力。接着他很快地引用了来自捕鹿的另一个故事：他的父亲过去常说最好的鹿肉就是当它还没有注意到你时你射杀的鹿。这是同样的道理，他说。

我们朝下看，看到鱼网将三文鱼逐渐向我们拉近。鱼在网中快速地移动，转弯的时候溅起水花，接着又向另一个方向跃出。尽管所有法律上的努力都是为了防止养殖三文鱼不必要的痛苦，但是看上去一些有压力的时刻还是不可避免的。

成为动物：通过立法建立感觉

感觉可以以许多方式、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设备来展开。我已经使大家注意到在三文鱼养殖场的日常实践中，感觉是如何定位、关联和固定的。立法措施及其所产生的文本轨迹诉说了另一种感觉展开的方式。上述文本是精心制作和自我论证的，它们基于这样的假设：一定的特性比如动物感觉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管辖范围是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政治范围之内的。让我们转向挪威和欧盟，看看在有关养殖三文鱼的动物福利法规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一般认为，法律架构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自然或者社会事实的。但是最近法学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强调呈现为一种事实的东西也是由包括法律实践的社会实践所维持的（Pottage, 2004; Asdal, 2012）。因此，就像法律架构维持了人与物之间的本体论区别，法律技术也可以建立——或者削弱——其他种类的区别，比如动物与鱼类之间的区别。

第一部综合性的“虐待动物法案”是1876年在英国通过的（Lund et al., 2007），虐待动物的行为在挪威被确定为犯罪行为是在1902年（Asdal, 2012）。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欧盟将动物感觉提上了它的立法议程。根据特纳的说法（Turner, 2006），这发生在1997年，有法律约束力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附件承认动物是“有感觉的存在物”，并且要求欧盟成员国“充分重视动物的福利要求”。2004年，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就养殖三文鱼的运输、击晕和宰杀发表了基于科学研究的意见，认为现存的许多商业化的宰杀方法实际上使鱼处于较长时间的受苦状态中。这些材料将“受苦”确定为养殖鱼类的一种特征，因此认为应该在动物福利立法的法律文本中为鱼类争取一个空间。他们声称，与鱼类养殖的法律责任相关，“鱼类也是动物”。这样，这些材料所从事的就是“本体论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Mol, 1999）；他们介入了事物的秩序和存在物的基本分类，通过这样做他们成为了下一步立法的一种合法性来源。

2005年，欧洲委员会（CoE）为了农业目的而设的动物保护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养殖鱼类的新意见（Lund et al., 2007）。这些在（为了农业目的的）动物保护公约下通过的意见于2005年被批准，2006年6月5日生效。意见提出：“鉴于有关鱼类的生物需求的已有经验和科学知识，目前商业使用的养殖方法可能并不能满足它们的需要，因此导致了糟糕的福利状况。”（第七条），还有“如果鱼类要被宰杀，它们也应该被人道地宰杀。”（第五条第三节; Council of Europe, 2005）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出现于2009年，这时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宰杀时的动物保护法律。法律条款3.1表明：“在宰杀和其他相关的操作中，动物应该避免任何可以避免的疼痛、痛苦或伤害。”然而，针对鱼类的特定的标准清单还没有通过。与此同时，尽管不是欧盟成员国，挪威出现了将养殖三文鱼囊括进动物福利立法的行动。一项新的动物福利法律于2010年在挪威开始生效，取代了1974年的动物保护法律。在2008年，更多的针对“水产动物”（akvakulturdyr）屠宰场的特定法律被提出。它们禁止了二氧化碳浴的使用，这也是屠宰场技术的主要变化。“水产动物”的用词取代了“水产鱼类”也可被视为本体论政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它将养殖三文鱼坚决地放在饲养动物的分类中。这些新的有关宰杀的法律以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态度对待养殖鱼类，要求鱼类在流血之前要被击晕。其中电击和敲击为仅有的可以接受的两种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比起其他常用的方法带来更少的疼痛（比如，二氧化碳浴和三叶草油）。在实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养殖鱼类使用与陆地饲养动物一样的方法被宰杀。这些与宰杀有关的法律直到2012年7月1日才被充分执行。它们比欧盟目前的法律更加清晰明了，因为它们明确了可以使用的宰杀方法，并且禁止使用了许多在其他国家常见的方法。

在美国，通过1966年的动物福利法案，动物福利被立法。根据2009年修订过的动物福利法案，“动物”一词仅仅指恒温动物；它排除了鸟类和鼠类，在其中也没有提到鱼类。同样的定义也被应用于更加明确的动物福利法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有一些指导原则呼吁“要善待在野外研究中的野生鱼类”，养殖鱼类在美国并没有像它们在欧洲（通过一般性保护避免伤害）或者挪威（具备有关宰杀方法的附加的、特定的法规）一样，在法律上得到保护以免除不必要的伤害。

法律法规可以被看作一种将三文鱼确立为有感觉的存在物以及将社会确立为一种道德集体的方法。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它们也可以被当成备忘录来使用。因此，当挪威动物福利法规规定，比如“鱼类应该被保护，在宰杀时免除不必要的压力、痛苦和伤害”以及“使用气体来麻醉鱼是非法的，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任何阻碍氧气吸收的介质”（第14条），这就建立了一种特定的宰杀标准，并且给予兽医检查官一定的原则去遵循。但是在三文鱼组合的复杂现实中，上述法律的指导原则显得太理想化同时也并不充分，没有一种备忘录可以完全消除在动物饲养中的道德和实际困境。下面让我们再度转向民族志。

挪威渔民展示刚刚捕捞上岸的三文鱼。[图源：uifsa.ua]

责任与照料：来自福利

必修课上的笔记“总是能够做得更好。”这是挪威新的动物福利法律背后的理念。新的法律要求截止到2010年，所有的鱼类养殖场工人都必须参加例行的鱼类福利课程。我们在总部办公室宽敞的顶楼房间的灯光下聚集。这是2012年二月初，是为期两天的集中福利课程的第二天。一位年轻的兽医玛丽亚和一位高级业务经理负责该课程。为了大家的方便，玛丽亚一年集中授课两次，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学生是来自于公司不同生产点的20位雇员以及一位人类学家。一些人前一晚就入住了隔壁的公寓，另一些一早驱车或坐船按时赶到。第一天授课的内容很丰富：动物权利、伦理学、哲学、人类动物关系中的文化差异、五大自由、鱼类生物学、生理学、三文鱼的“自然需要”和最新的法律框架。今天我们的重点则在于日常实践。我们被分为两组。我与银化生产点的雇员们被分在一组，我认识其中一半的人，包括两位高级经理。我也认出了一些新来的雇员，因为在12月份的圣诞晚会上他们被介绍的时候我见过。不论职位或是以前的培训情况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这个课程。所以这是所有人“返回学校”的机会。一整天都是PPT发言、讲座、问答环节，当中还穿插了许多的咖啡、小食和闲聊。

上午，我们听的是关于接种的讲座，包括注射器所推荐的长度和直径、水温、氧气水平、监控系统、管道和运输。这已经足够我的大脑运转的了，而且同时讲座也是非常实际的，包括照片，其中一些照片也显示了人们在房间里工作的情景。这些流程其实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学过了，现在再次学习是要更关注为什么它是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关注阈值，关注与鱼类福利相关的事情以及它是怎样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完成的。我们比较来自于不同地点的笔记，讨论不同方法的利弊。下午则迎来了令人紧张的集体工作环节——我们被指派的任务是：“回顾你工作地点的整个生产过程，找出福利的议题和可以继续提高的地方，并将它与目前的鱼类福利法律相联系。完成一个提高计划，或说明为什么它现在的状况已经足够理想了。”（我的翻译）

作为组里唯一一位教授也是唯一的女性，我直接被选为组长。我们坐成一圈讨论了一个小时左右，基于讨论的内容，我列了一个包括七点内容的初步表格，准备在接下来的全体会议上进行陈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用来运送银化期鱼进出不同贮水池的管道尺寸，以及互相连接的管道的尺寸应该完全一致。原因是如果鱼从一个大的管道冲进一个小的管道，管道中流体力学的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制造一场“交通堵塞”——鱼被卡住。即使它们最后还是被水冲了出来，这也不会是一种舒适的体验。这个以及其他细节我在法律文件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仅仅是因为有些人把它们提了出来。

鱼类感觉得到疼痛吗？这个在生物学家中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有些不相关了。或者可能被更直接的议题关怀所取代。比如，我怎样可以避免对鱼类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最后，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受精鱼卵的新木架，它们就像步入式壁柜里的抽屉一样方便地搁在彼此上面。他们以前用的架子是更加宽的、而且齐腰高，这导致了大量重复性的弯腰、僵硬和后背疼痛。

“这真的是关于鱼类福利吗？”有人问道。

小组内部在短时间有一点犹豫不决，后来一处银化生产点的经理利用他的权威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是的，”他说，“如果人们微笑，鱼类也会很感到很快乐。”接着他加上了一些关于整洁的话，因为到处是垃圾会导致挫败感，而且人类的愤怒也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到鱼类。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我们谈论如何好好地照料鱼类。就像以前的章节所表明的，对于鱼类福利和健康的关注渗透到了大部分的日常实践当中，并且形成了贮水池和围塘边闲谈的重要内容。然而，福利课程是我第一次明确进入这个话语空间并且完全聚焦于这个话题。这样，它就提供了一种为养殖场工人表达他们自己福利关怀的合法性空间——也就是，在话语上将自己建立为与鱼类有关系的以及有感觉的人类。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共同将三文鱼明确地建立为一种有感觉的存在物，这里的目标是负起责任，并且在这种人与鱼关系中变得更加“具有回应的能力”。与其说这仅仅是一种哲学关怀，还不如说“感觉”在这里被建立为复杂和异质化的人类动物组合的一部分，在其中两边都是新秀：三文鱼是“养殖场的新秀”，而照顾它们的人也是养殖三文鱼水下世界的新来者。我们对彼此了解并不多，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彼此负起责任。

这是否就是哈拉维（Haraway, 2008）所称的“非模拟照料”（nonmimetic caring）的一个例子？可能我们都在以一种很小的但是富有意义的方式，共同建立那种“对不可简化的差异性负责的强大的、非拟人的情感”。或者可能我们应该将这个视为更大努力的一部分，迈向莫尔、莫瑟以及波尔斯（Mol, Moser and Pols, 2010）所指的“好的照料”或者“在一个充满着复杂的矛盾性或者变化的紧张关系的世界中的不断修补”。可能分组讨论的环节就像是一种徒步旅行，或者仅仅是一种实际的和解释性的案例，它表明了当讨论到照料的时候，“品质并不先于实践，而是形成了它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一般性地或者从外部去进行判断，而是当照料进行的时候，在实践中去做一些事情。”

有一天，我又遇到了玛丽亚。她向我解释了海虱、围塘治理以及当前一些法律措施的细节。在谈话结尾，我问她：“鱼是动物吗？”

她停了一会儿，接着回答道：“它们是在动物福利立法范围之内的。这使得我，作为一个兽医，成为了它的发言人。我认为这是好事。”

建立感觉存在物

所以关于感觉我们了解到什么呢？我在这里并没有提供一种概念，而是提供了关于不同地点三文鱼感觉发生的不同方式的民族志描述。我们已经看到本体论上的不同编排如何通过不同的实践丛建立起三文鱼的感觉。我们看到在新式屠宰场的环境中，三文鱼的感觉如何通过福利法律被建立，并且被转译为有关电压和流血的特定时空安排。多愁善感是不必要的，鱼已经被击晕、无意识了。当宰杀发生的时候，潜在的痛苦也被照顾到了：道德困境明白无误地甩给了机器，起到了对人类的照顾作用。从三文鱼的视角来说，这是可行的。同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向导。

也有一些其他时刻让人很难不起同情心。当看到你照料的健康的鱼在你面前被活活冻死，失落感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当时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帮助。但是第二年就安装了热水器。法律要求将寒冬天气考虑到可能性中去，但是工人们也要求这样。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他们曾经历过的这种灾难了。

在15号贮水池，鱼儿变得无影无踪，甚至在它们被清点之前就被分类然后丢弃。通过一个机械化的、同时也用来接种的分拣装置，失败者甚至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无声无息地冲走了，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们的数量在整个“鱼的城市”中是相当少的。关于动物福利的功利主义取向也使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它们数量太少所以不值得担心。一种本体论安排将养殖三文鱼建立为一种可见的、有感觉的、被很好照顾的主体。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无影无踪的鱼”被用来说明这种本体论安排上更微妙的差异，鱼类可能是食品，也可能是垃圾；我们可能是工具性的，也可能是情感性的。一台机器既可以是宣判“死刑”的分拣机器，或者是作为福利法律的物质体现，看起来使关于濒死动物的日常照料显得有些多余。它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也从来不是无辜的。但是总是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呼唤一种行动，从动物权利和法律文本的领域，到宰杀和照料所发生的屠宰场的肮脏昏暗的角落，到养殖场和银化生产点的贮水池。在这种复杂的组合中，我们跨越物种界限回应的共同能力是可能的，但是也并不一定总能够实现——在这些地点养殖鱼类就在当下被明确地建构起来。

我并未将三文鱼的感觉置于消费者行动、动物权利运动或者科学实验室的领域，而是寻求在三文鱼养殖中的人类动物关系中形成的感觉。驯化并不一定、也不必然使感觉成为一种相关的维度。在一些国家比如加拿大、智利和美国，至少在法律范围内以及就目前而言，鱼类的感觉在食品生产中扮演着一种不同的、也很可能是并不重要的角色。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在某种环境中将人类和三文鱼结合到一起，使前者确实为后者的成长和福利负责，这种安排可能会展现一种非拟人的情感。它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并且很难完全避免痛苦。但是它建立了三文鱼的感觉并且培育了一种回应的能力。

我本可以带着解构扩张性公司资本主义逻辑的目的，从照料的思路出发（许多雇员同时也是小规模的、兼职的农民也带有这种思路）来分析这些案例。我本可以将工业化水产养殖内在的标准化过程与对当地小规模渔民的关怀并置起来。我本可以将科技与照料相并置，或者将商品与道德主体相分离。但是我并没有老调重弹上述的这些二元论，我想要说明的是，首先，在一个像这样的高度商品化的食品生产点，感觉和照料都可能会展开。第二，在实践中，长期来看照料是不确定的，是非整合的和多重的。对于个体的照料和对于集体的照料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的。科技和照料有时能够结合得很好。并且照料和宰杀可以在一次活动中被完成。

于是“做得更好”成为了一种不确定的、本体论上的安排，持续不断地发明方法使作为感觉存在物的三文鱼得以“顶嘴”。它也呼唤一种环境，在其中工人们不再是沉默的或者自动化的（就像拆解流水线上的三文鱼），而是被邀请来改进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设备从而进一步开发我们回应其他物种的共同能力，即使是几乎在我们视线之外的物种。

***

当我在写作这一章时，我告诉了一位人类学家同行阿徒罗·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我在做的工作，并且简单地谈道在法律的层面，欧洲的养殖三文鱼现在正在成为感觉存在物。阿徒罗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对此感到非常惊奇，并且问道：“为什么现在三文鱼被视为有感觉的呢？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压力吗？与动物权利运动有关吗？是最近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或者可能反映了哲学上的某种动向吗？”

我一时感到困惑，因为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个看上去简单的问题似乎有点难。但是我很快承认，是的，所有的这些都起作用，但是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有关照料的复杂模式中，上述伦理的或是科学的原则，并不都是生产性的。与三文鱼相关的负责任的行动牵涉到实际层面的不断修补，这也是与养殖的动物处理关系过程的一部分。当我经过思考得出结论的时候，我的对话者已经离开了。我延迟的回复是，三文鱼变得有感觉是因为如果它们的确承受痛苦，它们也不再是独自承受：它们在我们的照料中承受痛苦。它们变得有感觉是因为，或者确切地说是，它们正在被驯化。

*本文标题为自拟，内容选自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第五章“成为有感觉的：照料和宰杀的编排”，张雯译，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

***封面图为被捕的三文鱼。[图源：hatcheryfm.com]

〇编辑：岛民 〇排版：一介

〇审核：绿萝 / 花椒

〇专题策划：臧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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