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鹂 | 拆除浙江村

专题导言

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

鸣谢

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

Zhang Li（张鹂），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教授。1998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城市人类学、人口流动、中产阶级及其消费实践、后社会主义等。出版著作《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 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1995年底，政府开展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将浙江村内大约四万名移民驱逐出北京。在他们离开之前，很多人目睹了自己新建不久的家被推土机碾作一堆堆瓦砾。那情景让人想起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俄克拉荷马州那些被地主拆毁家园遭受驱逐的贫困农民：

司机发动声如雷鸣的引擎，开始作业……拖拉机轧过天井，继而是那些已经撒种的、踩得紧实的田地，未受蹂躏的区域大约仅有十英尺宽。转过头来，那钢铁牙齿又楔入屋角，扯碎墙壁。小屋子被连根扭断，倒向一边，好像一只小虫那样被碾碎。（注：引文选自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译文为译者自译）

住房被拆毁后，大多数温州移民逃往周边城镇或乡村地区，也有一小部分返回他们在温州农村的家。

市政府匆忙宣布他们打击浙江村混乱、犯罪行为的胜利，并宣称之所以通过这种手段将北京城内“腐朽的”“被污染的”区域清理干净，完全是为了保护居民的利益与安全。尽管无论国家还是地方媒体在报道这次行动时都遭遇到令人费解的限制，但这一事件的官方意义却无疑代表着“正义战胜邪恶”。只有党的宣传部门准备的一些简短报道得以发布。在这些报道所描绘出的光鲜图景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次事件当中发生了何种社会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我们理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又有何启示？

本章记录了政府拆除温州移民居住区的政治行动。在此我特别关注在各个层面上出现的社会政治冲突。在分析这次行动的政治动机时，我对照了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迥然不同的阐述方式。我将证明：在究竟应当看重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稳定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是体制内显现出的种种冲突的根源。

拆迁运动激起外地人种种情绪的抒发，以及对城市居民身份、国家力量、社会归属感的反思。尽管广泛的、针对政府行为的民间抵抗没有被正式地组织起来，但它的目标却是温州人的集体命运而非个体得失。同时，在与北京市政府协商时，对家乡的忠诚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也经常被人们用来请求温州当地政府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外地人与其家乡政府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政治联合，也反映出“国家”内部　逐渐增长的差异性与不稳定性。尽管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的抵抗并未能阻止拆除行动，但却对政府未来处理此类事件的策略影响深远，因此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有关共产主义中国依从策略（compliance strategies）的研究中，施坚雅和温克勒（Skinner and Winckler 1961）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控制手段往往呈现出从劝说到高压的周期性变动。这种周期同样体现在拆除浙江村的行动中。政府工作组最初寄希望于常规手段，努力劝说人们离开北京，失败之后便诉诸通过高压手段强制拆除外地人的房屋，逼迫他们搬出社区。数月之后，当流离失所的人们再次返回这里的时候，政府又转而采取另一策略，即通过本地老板们向人们提供物质奖励，以此来获取他们的顺从。

拆迁前夜的恐慌与社会矛盾

1995年10月下旬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有一场针对浙江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那时这里的服装生意和社区生活正欣欣向荣。数万户的新居民刚刚搬进大院，开始享受相对稳定、安全和有序的生活。这些做生意的人家正在忙于为一年中服装交易的“黄金时段”做准备。春节前三个月（1996年的春节在2月中旬）的生意的盈利通常是一年总利润最为可观的一部分。浙江村里处处可闻的缝纫机的“嗡嗡”声提醒人　们一个销售旺季即将到来。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市场，那些第一年居住在这里的温州人终于感到生活安定下来。一位摊主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安居乐业”来形容他的感受。但好日子仅仅开了个头，就落入政策的阴影之中。

10月下旬，有传言说市政府决定拆除浙江村所有非法建筑（主要是外来人口居住的大院），遣散那些温州人高度集中的社区。这些小道消息是由当地民警通过房东“透露”出来。尽管政府没有正式张贴任何公告，但这些消息还是迅速在外来人口和本地农民中间引发焦虑和恐慌。不久，浙江村的居民获悉北京市政府计划拆除他们居住的大院，而这一决定已被高层认可。温州人认为政府是由处于不同位置的代理人组成，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能相互矛盾，因此，多少总还是会有协商和运作的空间。由于基层政府和他们享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如果行动由低一级的政府展开，那么温州人将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资本。当了解到这次行动由中央和市政府直接负责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拆除行动的序曲，区、市政府要求拆除浙江村主路两旁大约百处服装摊位。这些临时摊位大多是当地街道政府为了创收所建。对此行为，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上述摊位属于违章搭建，侵占道路，拆除之后可以拓宽街道保证日常交通顺畅。但是很多人怀疑这是一种试探，以便预测拆除行动将会遭遇何种程度的民间抵抗。

11月1日早晨，在浙江村村口走下小巴的那一刻，我就感到有些异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感，这一片临时摊位集中的地区异常拥挤嘈杂。很多大牌子立在摊位前面，有些写着“搬迁甩卖”、“挥泪打折”、“心碎促销”。摊主们大声吆喝招徕顾客，直到声音嘶哑。几千名顾客推推搡搡，希望能讲个好价钱，此时的售价已经低到只有平时的一半。我挤进一群正在购买法兰绒衬衣和女式丝绸衬衣的人当中，询问一名摊主：“你们为什么要搬？这地方做生意多好啊。”他面露失望地叹息道：“我们也不想搬啊！但是政府突然命令拆掉这些摊位。他们说这都是违章搭建，阻塞交通，但这些摊位都在这儿快两年了，之前也没人说过。真是疯掉了！”我问他具体是谁下的命令，他只说“一些当官的”，此外并无确切信息。11月3号以后大规模的拆除就将开始，因此摊主们被要求在那天之前搬出去。他继续说道：“他们（官员）还说整个浙江村都会被推平，外地人再也不许在这里做生意。”我问另一个摊主为什么他们不联合起来去向当地政府请愿。他笑着说：“才不去。谁会听我们的？我们这些外地人在城市里没有权利。如果是区政府的决定，我们还可以讨价还价。但是听说这次是中央和市政府直接下命令。所以想要违抗那太难了。”

通过和摊主们交谈，我得知他们大多来自安徽而非温州。这些摊位（每一处大约五平方米）最初是大红门街道办事处以每年一万元的价格出租给温州人的。后来温州商人又将摊位转租给想在这儿做生意的安徽人，但将租金提升至三万元一年。

拆除这些摊位，在三个利益相关群体——安徽籍摊主、温州中间人和街道官员——之间引发了普遍的冲突。街道官员声称鉴于拆除事件是由上级政府发起的、不可预料的事件，且他们自身也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所以除了一小笔象征性的赔偿金（每一摊位不到两千元）之外，他们无法赔偿温州租户预付的费用。为了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温州中间人拒绝赔付安徽商户任何预付的租金。一天我看到两个安徽男人和一个温州女人在争论关于租金的事情。两名男子声称他们三个月之前交付了一大笔钱作为12个月的租金。摊位要拆除，做生意无法维持，他们要求拿回部分租金。其中一人声称要扣住那个女人直到钱被退回来。他骂那女人无情无义、贪得无厌。另一个人则出离气愤，一言不发地站着抽烟。和许多安徽人一样，这两个人从家乡的亲朋好友那里借了大笔的钱，但眼下却无力偿还。那个温州女人坚持说自己家也没有钱，因为资金都投入到服装生意里面了。可是接下来她又说自己的丈夫已经回乡去借钱了，如果想把钱要回来，他们就必须放她走并继续等待。两个男人并不信任她，沮丧之下，她歇斯底里地冲着他们大喊：

XX老板半年就要收三万块钱的租金；其他人七八个月也要收三万块。我收你们三万一整年，便宜那么多。你们怎么能这么逼我？！是政府要拆这些摊位，我能干什么？我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要是想把命拿走，那就动手吧，我在这儿等着！

这一时期，类似争吵在浙江村内到处可见。几天后，我去拜访一位富裕的温州人老严。在他的住处，四个安徽人堵在门口要求退回他们的摊位租金。几年前，老严以9000元每年的价格从街道租赁了一个摊位，然后转手租给两个安徽人家。但是安徽人的生意开张之后不久，摊位就被拆掉了。

可能是因为我在场，老严试图表现得礼貌一些。他把安徽人让进屋，但后者显然十分害怕他，连坐都不敢坐。老严很清楚他们来找自己的原因，但还是明知故问：“你们想要什么？”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答道：

那个，我们知道这次你也损失不少。但你是大老板，财大气粗，所以这点儿损失不可能伤到你。但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命的事情。我们给你的那些钱都是从别人那儿借的，现在身上一无所有，死也不愿意回家。你能退一部分给我们，就算是帮我们大忙了。

严老板表情冷淡。他把烟放在一边，缓缓抬起头说：

你们也就损失个两三万。他们（政府官员）来拆了我的院子（他也是一处大院的股东），我一眨眼二三十万就没了。我去那儿把我的钱要回来？我手头没有现金，你要是想要我的房子，那就动手拆了吧，反正政府早晚也得让我们拆了！对呀，你们可以把砖卖了，好歹值点儿钱。

安徽人害怕了，因为老严口中“拆了我的房子”显然含有暴力的意味。他们转而用另一种策略——打官司来威胁老严。但是老严知道他们没钱请律师，也和北京本地的官员们没有关系。他狂笑道：“去啊！我就等着这个呢。我给你们钱告我。我们之间没有法律合同，你要是敢打官司，我还反过来告你诬陷呢！”这时几个住在大院里的年轻人出现了。他们冲着安徽人嚷道：“你们在这儿干吗？他（老严）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要不赶紧从我们的地盘滚出去，我们就把你们打一顿再扔出去。”鉴于这种紧张的气氛，四个安徽人不情愿地离开了老严的住处。

争吵发生的时候，我默默地看着，拿不准应该做些什么。安徽人绝望地离开，我感觉很难过。我忍不住想他们去向何处，又怎样偿还债务。在北京外地人口的总体社会等级之中，安徽人在规模上弱于温州人。因此，无论是以地域还是阶级来划分，这种冲突都牵涉到两个关系不对等的外地人群体。这仅是全面拆除浙江村之前，本地社区当中数以百计的争执当中的一例。随着拆除计划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卷入其中，社会冲突更加普遍和激烈。接下来让我们观察一下造成这一事件的政治、社会因素。

动机

高层政府决定“清理”浙江村的一个原因与政治权力有关。在官方管理之外，外来人口社区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化的权力。流动人口中的这种权力凝结在逐步形成的社区老板群体之中，他们通过利用传统社会网络、个人财富以及与官员们所结成的庇护关系来强化自身力量。因此，对政府而言这个社区的出现已超过其控制范围并构成威胁。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一个社区只要有自己的地盘就有潜力成为一个单独的权力体系。”正是因为温州人社区的实质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异端力量，所以它难以得到上级官员的容忍。后者更为深切的关心控制、稳定，且不会从流动人口那里获得什么直接利益。

清理整顿的另一个动机，是首都北京与外地人聚居区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流动人口和流入社区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尽管城市居民和官员们享受甚至依赖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服务和劳动，但竞争有限的城市资源仍旧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倾向于将所有新出现的城市问题——人口拥挤、污染、犯罪率上升——都归咎于外地人的出现。再者，北京是中国政治权力和现代化的象征核心，也是驰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外地人聚居区内部拥挤的居住条件和糟糕的卫生状况破坏了人们对于北京理想状态的现代想象，并且有可能赶跑游客和海外投资。

第三个动机与政府的权力更迭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拆除行动会选择在那一时刻发生。许多外地人和本地居民都相信，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达到一个高峰，市政府会利用拆除行动来恢复其衰落的合法性。1994年，在一连串性质恶劣的丑闻曝光之后，市长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后自杀）被勒令下台，而王副市长之死更牵出22亿公款不翼而飞的丑闻。经过这一事件后，北京市政府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权力交接。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新班子，力图尽一切可能与前任的阴影撇清关系，以此来重建自身形象。关于改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新政府对北京公众所做出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承诺当中就包括突袭浙江村。流传甚广的谣言说温州人建设大院，是为前任市长陈希同所默许，而陈本人也从中秘密收受贿赂。清理浙江村的象征意义，是扫除前任市政府的不良影响。清理掉一个“犯罪高发”群体的胜利宣言，以及重整社会秩序都有助于市政府从中获益。

官员们所指挥开展的清除行动可以取悦那些持保守立场的高层领导。小道消息说，高层的数次内部报告都涉及流动人口聚居区内部私人权力的增强，还专门点了浙江村的名。1995年夏天，两个外地人在这一地区被枪杀。很多人相信这一事件强化了一些高层领导对流动人口社区所持有的负面态度。据说高层针对如何处理城市中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问题做出几点指示，并向市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抑制这些区域内非正式权力的扩张。1995年7月8日，关于如何管理流动人口的全国会议在福建省召开。与会官员要求地方政府将与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犯罪和混乱问题的斗争，提升到保卫社会主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作日程的首位。重压之下的北京政府要做出表率，通过清理浙江村，新一届市政府宣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高层领导的忠诚。

行动动员

11月7日，我计划就尚未正式公布但却即将来临的拆除行动采访南苑乡政府的官员。刚到乡政府办公大楼，我就发现这里已近乎人去楼空。幸好我撞见了那里的最后一个人——一位正匆忙离开办公室的秘书，她说其他所有人都去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去参加动员大会了。我赶忙奔向会场，但却被一个带黄色胸牌的中年干部拦在门外。我向他解释说自己在外地人社区里做研究，希望能参加这个会议，或是跟一些人谈谈即将到来的这次行动。他指指自己的胸牌，对我说：“你要没有这个，就不能进会场。我是行动指挥部的，所以我能在这儿。”

那是丰台区政府行动的第一天，对外宣称的行动正式名称是“大红门地区清理整顿行动”。我所在的那个会场只是五个动员大会中其中一个所召开的地点。数千名地方官员、村干部、街道委员会成员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被要求参加动员大会。我问那位守门的官员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他说：“不行。这是封闭式的。……任何新闻媒体和记者都不许采访、拍照，只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可以报道这件事。”虽然他不许我进入会场，但他显然乐于在我面前炫耀一下他对这次事件的消息灵通，所以停顿片刻之后，他继续说道：“这次行动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所有浙江人的大院都要被拆除。这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必须完成。一千名武警已经赶到这里待命，以防止有人抗议或暴动。”

这次行动之所以要以“封闭式”的方式开展，是因为上级政府害怕在拆除过程中会引发民间的反抗而不得不动用武力方式加以镇压，而媒体的报道则会损害党和政府“人民保卫者”的形象，甚至还有可能招致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一旦流动人口占据了这块话语领地，他们就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要求停止这次行动。通过使拆除行动远离公众视野，政府降低其暴力手段的可见性并切断流动人口与外界的联系。

1995年11月10日，一份正式的政府公告向浙江村的外地人和本地居民发布。它的标题是“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公告”，其中概述了行动的紧迫性及其合理性。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一份传单，内容相似但更加简化。数不清的公告和传单贴满大街小巷的建筑。公告的十二条规定中，有两条尤为值得注意。第一，所有外地人和本地村庄、工厂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都被认定为无效。因此所有建筑在这些土地上的房屋都属违法，必须在11月30日前由房主拆除。第二，公告宣称保护大多数遵纪守法，持有有效身份证、暂住证的外地居民，同时要求没有上述合法文件的人15日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但实际上，就在数千名温州人需要更新他们的暂住证的这一时期内，当地派出所却因为不明原因而关闭了。此外，所有北京地区的居委会都接到安全部门的通知，不允许接纳任何从浙江村内跑出来的外地人，因此那些失去住房的人将在城市里没有立锥之地。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图源：read01.com]

为了给拆除行动创造强硬的氛围，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社区中穿行，播放着关于行动的消息。宣传当中把大红门地区描绘成为肮脏、拥挤、犯罪滋生的地方，是一个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全与整洁而必须被清理的地点。下面一段话是一段典型的此类描述：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涌入北京所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严重妨碍了政府对大红门地区社会秩序的管理。交通拥堵，卫生条件差。现在村子里垃圾成山、污水横流。无序的人口流动对城市水电供应也造成很大压力。外来人口和本地房东之间通过建设大量非法建筑从中牟利，扰乱了北京市总体城市规划的实施。特别是发生了一些持枪或其他攻击性武器的犯罪问题。吸毒、贩毒及其他社会丑恶行为蔓延。带有强烈地下色彩的犯罪团伙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这种脱离政府管理的情况会给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安定团结带来严重影响。

如我此前所述，这些呈现和对事实的断言并不单纯是现实状况或官员们抱怨的反映。它更是权力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关于秩序混乱的话语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形式。此外，数以万计印有新颁布的十二条规定的小册子被分发。此时的官方修辞是征引“法治”来为拆除行动辩护。

此次行动的官方机构被称为“工作队”，由两千名来自高、中、低各等级且位置不同的政府官员所组成。工作队由丰台区政府领导，同时受市政府的监督。拆除行动通过每日简报向市长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负责实施日常拆除工作的工作队成员主要是基层区、乡、街道官员以及警察和村干部。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拆除所有温州人修建的大院和当地农民所建的用于向外来人口提供住房的非法建筑。整个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第二，要求流动人口和当地人自行拆除违章建筑；最后，强制拆除。

政府内部

在这次行动中，自始至终，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官员们对于如何处理经济收益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意见迥异。对上级政府而言，他们从温州人那里收不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政治稳定和政府的控制高于一切。他们更愿意牺牲基层政府的经济收益以确保稳定。用一位官员的话说：“从事情的大格局而言，经济上的损失当然不能和政治上的损失相比。”但与此不同的是，基层官员们将经济增长与繁荣看作是稳定的真正源头。

从一开始，参与行动的高、中、低三级官员之间就意见不同。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非常清楚外地人对区里财政收入所做出的贡献，不想把他们赶出去，因此从个人角度反对这次行动。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都从外地人所上缴的税款、管理费和其他灰色收入中获益。但在市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会损失太多。因此，即使他们个人反对这项行动却仍旧要将其付诸实践。

区里的官员同样对行动本身的高额成本而感到不满。丰台区政府负责出资300万元，以作为与行动相关的行政开销，例如租赁机器以及向那些将数千吨瓦砾清除出去的工人们发放工钱。这一地区的国有单位还负责工作队成员们的膳食及日常补助（每人每天20元）。

基层政府机关的抵触与不满更为强烈。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委会成员不愿卷入这次行动。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该地区的外来人口纠缠很深，现在也受到威胁。尤其是他们当中一些人自家房屋的附属建筑也是此次拆除行动的目标。在经济改革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扩张，北京郊区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政府以非农业生产的目标征用，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但是这一地区的很多农民，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群体，仍旧持有农业户口，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工作。因此他们的生计主要依赖两个收入来源：向外地人出租房屋和村集体的补助。补助主要来自向温州人租赁土地所收取的费用。这样一来，计划中针对外地人居住大院的拆除行动可能会使这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复存在。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当地农民要求中央和市政府取消此次行动。一些村干部和党支书带头在请愿书上签名，但这些信件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此后，我采访了两位辖区内大多数大院都被拆除的当地村干部。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损失：“我们这儿是重灾区。如果这是自然灾害，我们还能从政府那儿获得捐款和帮助。但这是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没处说理也没有援助。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什么也给不了农民。”在这个村子里，超过半数的农民部分依靠出租房屋部分依靠村集体补助（每人每年7000—8000元）。所有“非法”建筑被拆除之后，人均年收入降低到3000元，这一数字少到难以维持生存。该村曾经能够部分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但拆除行动之后连粮食补助都难以发放，遑论医药费。一位干部这样说：“把浙江人赶走，把大院拆除，跟断了我们唯一的生路没什么两样。这就等于弄死我们。这种行为有违改革的政策，也不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与此同时，行动指挥部不断地倡导团结、稳定、决心，要求基层政府为了政治稳定这一更高目标而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抗命不遵所可能遭到的惩罚也公布出来。上级政府反复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以便能够消除基层干部中的分歧。以下是两位上级政府的专家对基层官员的讲话，其中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热切希望工作队能够团结一致，消除杂音：

我们必须动员当地干部群众统一认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思想上统一了，行动才会统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努力工作，加强对这次行动的认识。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在的村开始。……绝不能因为某些人眼前的短期利益而牺牲首都的大局利益（行动总指挥向地方党委干部传达上层的命令）

基层党员和干部应当为普通群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党员干部必须清楚我们的目标。……这一地区所有的基层单位都要服从上级政治要求。任何抗命不遵的人必须马上上报到市政府。（行动副总指挥）

在行动的初期，工作队主要集中注意于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在流动人口和本地农民中走家串户解释为什么拆除行动是必要的；二是标示出所有的流动人口大院以及其他当地农民所建的非法建筑。将要拆除的建筑物的墙壁上都漆有一个圆圈圈住的白色大字：“拆”。在那段时间内，“拆”成为浙江村里缠绕在人们脑海中的标语。

一边是流动人口和本地农民的要求，一边是上级政府的压力，很多夹在中间的工作队成员在完成其官方任务的时候采取隐蔽形式的抵抗。例如，一些人私下里对外地人和本地农民表示同情：“拆掉你们的房子是上边政府的主意，跟我们无关。我们也不想这么干，这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他们这样做就是含蓄地鼓励外地人和本地农民坚守自己的房子。有些人故意漏标自己朋友的房子，以缩减拆除的规模。但是其中一些行为被查知而受到了行动指挥部的严厉批评。

基层政府机关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他们在政治中心和本地社区之间所扮演的关系协调者的角色紧密相关。在中国政治史当中，类似的张力关系古已有之（见　Chen et al. 1984；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on 1991；Li and O＇Brien 1996；Mann 1987；Oi 1989；Shue 1988）。随着市场化的到来，跨越官方和非官方的、更为深入和多样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得以建立。浙江村内部基层政府、外地人和本地人相联系所缔结的社会经济合作，使得对立分明的国家—社会概念模型变得复杂化。温州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不同政府机构的立场转变，要求我们用一种更为精细的方式去理解中国政府性质的变化以及流动人口社区中地方政治学（local politics）的复杂性。这次行动所显示出的不是流动人口与垄断性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位置不同的诸多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多方面的重新定位。

民间抵抗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Scott 1985）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地方政治学（local politics）和权力动态关系（power dynamics），重要的不仅是观察大规模的、可见的、有组织的抗议、叛乱和其他政治行动，而且还应注意那些更为隐蔽的社会领域当中的日常形式的抵抗。特别是像在浙江村这样政治敏感的地方，流动人口中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是十分危险的。因此，非正式抵抗在偏转、躲避拆除行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组织化的民间抵抗在行动初期就已经展开，尽管这些个体行动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未能制造大动静，但它们却是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着重提出针对行动的民间抵抗之时，我也意识到存在将日常抵抗浪漫化的危险（见Abu-Lughod 1990；Ortner 1995）。因此，为了展现一幅更加均衡的图景，同时避免将地方政治过于简化为政府统治与外地人反抗之间的对立，我试图呈现政府和社区之间冲突的多个层次的记述。

大院之外

当工作队开始在村子里走家串户时，他们遭遇了多种方式的抵抗。一些农民对工作队的官员们怒目而视或者干脆一言不发。还有些人在工作队到来之前紧锁房门扬长而去，以致没有人能进得了他们家的院子。一些房东故意离家几天，只留下在那里工作的外地租客。房东的缺席让工作队的任务更加困难，因为上级要求他们劝说房东自己拆除各家的房屋附属建筑，以期能够降低强制拆除引发的暴力的可能性。一些温州人装作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因此无法和官员们交流。外地人还暂时关闭了自家开设的诊所、杂货店以躲避检查。一份官方的报告中记录了这些消极的回应：

首先，对拆除这些私建房屋的行动普遍存在一种消极态度。一些本地房东宣称：“政府想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但是要让我们自己拆自己的房子，没门儿！因为我们指望这个养家糊口。”其次，一些地方干部私下破坏行动。时村村民汇报说：“在一次村务会上，一些干部告诉我们工作队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要说，看看它们能怎么样。”第三，一些当地居民对拆除行动的动机有所怀疑，认为这会损害农民们的利益。（Newsletter #22）

尽管当地农民所表现出的这种敌视丝毫不会令基层官员感到惊讶，上级领导却因此大为气恼。感到受挫的行动领导们命令所有不在家的房东必须本人亲自到指挥部解释其去向。如有违抗，将要承担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后果的全部责任。同时还声明说，如果没有房主出面指认那些与村子里房屋不相连的小棚屋，那么居住在那里的人负责将其拆除。但是，这份官方的通知发出之后，仍旧没多少房东遵循命令在指挥部露面。

抵抗还来自于一些依赖出租房屋为生的当地工厂工人。简报中记录了下面几个案例。一位城市工人和他的妻子共向外地人出租了十间房子，而房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政府拆除通知公布的第一天，这对夫妇绝望地向工作队说：“我们就靠这些房子挣钱养家。你们要是把它们拆了，我们就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一位70多岁的退休工人，前几年儿子去世了，只好开了一家小商店来养活自己和孙子。现在他的店铺也在拆除范围之内。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他威胁说如果房子被拆掉自己就会以命相逼。他抗议说：“理论上我支持清理外地人。但是我自己只能从村里领40块养老金，11月份才涨到100元。现在你们要是把他们（外地人）都赶走，就没人租我的房子了。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当情况牵扯到军民关系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复杂。例如，空军所属某单位出租了30亩土地给温州人盖房。这个单位派出一位代表去指挥部，要求不准拆除他们地面上140间外地人盖的房子，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党一直以来都加以维护的军民关系遭到破坏。

就连在“违法建房”上面标以“拆”字这个行动也引起了激烈的社会摩擦。在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所建筑的大院上加以标注还相对容易，但对怎样定义那些本地人所建造的私人附属房屋就困难得多。如何将某些建筑认定为非法的标准并不明确，其主要的依据是地点、建筑时间以及房主是否从村干部和区建委那里得到正式批文。一些村干部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和权力取得必要的文件，从而使自家的附属房屋免于被拆除。但是这种特殊待遇却招致那些自家房屋成为拆除对象的村民们的气愤，一些人在自家和邻居的墙上写下相反的“不拆”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另一些人则反复将已写好的“拆”擦去。当地警察拘留了一些反抗者，指控他们妨碍政府保持社会秩序的努力。

除了这些日常形式的抵抗，人们还通过烧掉或撕毁政府关于拆除行动的通告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行动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当我在浙江村内走街串巷的时候，注意到几乎没有一张政府通告是完好无损的。它们被从墙上撕下来，扯成碎片或者被写上“胡扯”、“不服从”之类的字眼。根据政府工作队报告，截至11月16日，外地人和本地人共撕掉或烧毁大约1000张公告。

作为回应，上级政府决定采取强力措施，推动行动走出僵局。他们向基层官员、干部施压，要求他们必须展现出行动前进的具体信号，并警告说不完成任务者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政治追究。外地人和本地农民被告知说，如果他们拒绝拆除违法建筑，那么强制执行将会于12月份展开，而他们也将被处以重罚。基层干部、党员被责令主动拆除自家的违建房屋以此做出表率。在工作队成员不断地施压甚至是威胁之下，一些本地居民开始拆除自家的附建房屋。一旦部分地区开始拆除，其他人便认此次行动已无法停止，因此纷纷效仿以防政府惩处。到1995年12月初，当地居民所建造的大多数“违法”房屋都已经被拆除。居住在其中的外地人被迫离开，很多人暂时搬到那些住房尚未被拆的亲戚那里。

大院之中

大院之中的外地人受到拆除行动之苦最深，也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抵抗。行动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乐观，认为鉴于大院老板们和各级官员都有紧密联系，因此大多数大院最终都会被准许保留。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当中主要是温州人，可以动员集体行动，所以他们并不害怕挑战工作队。例如，两个温州人对派来做思想工作的工作队成员说：“你们搞这个行动没用。我们有的是钱，中央里有不少南方人，他们都会　支持我们。北京市的领导也有从南方来的。等着瞧吧！我们早晚要报复你们这些家伙！”那段时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他们绕过政府规定，通过关系和贿赂来削弱这次行动。他们高估了上级领导们的地域认同。仅仅是因为几位党的领袖出身于温州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外地人就假定官员们会为他们提供政治支持，叫停行动。

工作队的成员经常感到不安、尴尬，竭力将自己与所执行的命令之间撇清关系。他们其中一人向外地人解释道：“我告诉过你这不是我的主意。我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完成我的本职工作而已。否则我也一样会丢掉饭碗。”与此同时，工作队的人担心自己在大院里受到外地人的袭击。所以每当工作队的一个分队进入一处大院的时候，总要有一些警察跟随。

外地人的反抗还会通过口头威胁表达。例如，一个大院老板当着工作队的面清楚地说：“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盖起这些房子。现在我们又接到命令说让我们亲手把它们拆掉。那样做会伤透我们的心。强制拆除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如果我们的房子被拆掉，我们就自杀！”有些人声称他们要组织人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管理部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拆掉他们的家。

随着行动的开展，一些半组织化的抵抗也有所发展。11月8号，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一些外地人以大红门地区所有流动人口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紧急请愿书，并将其递交到全国工商联和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在请愿书中，人们争论说农民工和外地业主同样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利于城市经济。他们要求这些组织帮助叫停此次行动。请愿书预计了行动所可能带来的五个悲剧性的结果：大量的资金损失；很多外地人无法偿还债务；外地家庭无法生存；犯罪率上升；严重的经济损失造成自杀问题。将这封请愿书递交到这些组织，表明了温州人对潜在的政治合作者的认识。由于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新兴的个体户及私营工商业者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向那些本该保护其利益的组织寻求帮助。但正如我在前面一章中讨论的那样，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正式的组织、协会都受到党和政府的管理、领导。因此他们所求助的这些组织也不愿意冒险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几天后，规模最大的一个外地人大院——金瓯社区中的居民起草了另一份请愿书，并将其转交给一些党内高层领导及全国人大。请愿书里说市政府清理浙江村的决定，将会破坏普通外来人口的正当经济行为和社区生活。同时，请愿书也驳斥了官方将大院描述为犯罪和无序的温床的说法，强调这里事实上是比外部更为适宜的居住、工作环境，社会秩序也更好。通过反驳官方对大院和社会秩序的想象，外地人含蓄地批评了市政府缺乏理性并且对破坏而非建立秩序负有责任。为了唤起官员的良知，请愿书同样强调了拆除所可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包括经济上损失、儿童失学以及大规模的社会混乱。

但是高层领导坚持认为外地人大院是非法建筑，且滋生犯罪。他们清楚地表明政治稳定要重于地方经济损失。政治中心的另外一些官员不愿意站出来为温州人说话，以免危及到自己的乌纱帽。

同乡联盟

当温州人向北京市政府、组织请愿未果的时候，他们同样开始积极寻求自己家乡政府的政治支持。“同乡”这一文化观念成为来自同一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其家乡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盟的一种机制。

在中国，维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微妙的议题。中央政府需要许可地方政府享有一些自治权和自主权，但又担心过度的地方自治会危害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省、市政府几乎没有自治权。但随着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中央开始赋予地方政府部分权威，尤其是牵涉经济发展问题。沿海地区广东、浙江等省经济显著增长使得这些省级政府的权力有很大提升而且强化了地方主义的复苏。在与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协商过程中，温州人借机向自己故乡的政府寻求支持。

流动人口和其故乡政府之间的联盟关系，最初是通过与这些省、市政府驻京办官员们的非正式私人联系而建立。这些官员（尤其是那些来自温州和岳清的）都是一些富有的温州人在生意上的合伙人，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北京的官员们协商的动机很强烈，并试图停止此次行动。例如，岳清县驻京办的主任就是金瓯大院的入股人之一。温州驻京办的两个官员和一位出色的商人一起投资一大笔钱在一处服装批发市场。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又被其同乡关系所进一步强化。

除了直接的个人利益，省市官员们把温州人留在北京还有另一层利害关系。每年温州商人和务工人员都会向故乡的家人们寄回大量资金，这些钱被用于投资家庭生意或是购买消费品，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一财政资源非常重要，以至于温州市和岳清县都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推动人口外出，并监控全国范围内温州外流人口的福利问题。为了培养温州外出人员和家乡的联系，1996年这两级政府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情系温州，共创大业”的新春茶话会，目的是为了引起温州在外人员重新投资家乡的兴趣。利用同乡这一观念，地方政府以外流人口对家乡的忠诚为抵押，确保源源不断地汇款回流。

在这一情形下，在北京的温州人要求家乡政府提供支援。作为温州人的代表，大院老板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出面与家乡来的官员协商。随着外地人社区和行动工作队矛盾的进一步上升，先前由几个重要的大院老板所共同肩负的社区民间领导权，开始集中于甄老板一人。他的家成为重要的会议和协商地点，影响着浙江村的命运。

在最初几个阶段，浙江和温州的官员们与在京老板们的联系还停留在个人阶段。他们发动关系网去影响工作队里的区和乡镇官员。例如，当地公安局的一位前所长是甄老板的好朋友。他已经被提拔到区公安局，但是还和甄老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行动期间，甄老板和这位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们的电话已经被监听，所以甄老板会通过第三人收到这位官员定期发出的关于行动的重要信息。有了这些关于行动时间表、官方策略以及领导态度等内部消息，领头人们可以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来延缓行动。

行动开展半个月以后，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进一步增强。大院里的普通家庭仍旧拒绝放弃自己的家，焦急地等待来自大院老板们的进一步指示。大家都在看着甄老板的大院，如果连它也挺不住，那么更小的那些便在劫难逃。因此，他的大院“金瓯”成为很多温州人生与死的象征。此时人们对家乡政府提供保护的呼吁逐步增强。浙江省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保护温州人的利益。11月20日，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向北京市政府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拆除浙江村内部非法建筑的紧急特别建议》的申诉信。一位姓周的驻京办负责人与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约见两位行动副总指挥。在这次剑拔弩张的会见中，两位负责人拒绝停止行动，相反他们要求浙江省政府采取无条件支持以确保行动按时顺利完成。他们强调这次任务是由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分派，任何违令不遵都会被等同于反党反政府的行为。在这一恐吓之下，周姓官员最终退缩，表明省政府会服从全国人大的命令，但是他强烈建议工作队为温州人搬迁留出更为充裕的时间。他强调说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强制拆除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美国的读者而言，这种协商毫不奇怪，因为在那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司空见惯。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公开的对抗会令人感到惊讶。最终，这次会见无果而终。

两天后，浙江省政府派出由八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京寻求进一步协商。这次行动指挥部的总指挥和其他重要官员都与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建议允许一些主要的大院存在，而不要把它们一次全部清理。北京方面迅速拒绝了这一提议，重申所有地方政府都必须遵守上级政府的命令，确保首都的政治稳定。在意识到拆除行动不可避免之后，浙江代表团将其重点转移到要求给温州人留出更多时间向外搬迁。温州市副市长指出：

上面的命令当中并没有具体指明行动的最后期限。有没有可能把最后期限宽限一下？我们希望清理整顿工作要面向现实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缺乏耐心和过分施压只能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将那些守法家庭的房屋拆除，让他们既不能生产也不能生存，不只会导致巨额的经济损失，同时也违背了保持首都安定团结这一终极目的。（Newsletter 67）

再一次，第二种提议被推翻。代表团大多数人在离开北京的时候都充满愤怒和失望。有些人要求直接面见中央领导，但无人理睬这一要求。浙江和温州政府对他们外流人口的支持以及他们拒不执行上级的政治命令，倒是进一步坚定了上级官员赶在冲突激化之前迅速清除外来人口大院的决心。

拆除

11月底，人们已经听说官方的协商以失败告终。多数大院老板放弃抵抗，在大约20个规模稍小的大院里，外地人在“自拆”之后大量离开。一些家庭可以租到卡车来将日用品、缝纫机和一些半成品搬出浙江村，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去向何处。一些人朝偏远的郊区或相邻省份搬迁，以躲避进一步的侵扰；其他经济状况更差的家庭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栖身之处，只好过几天无家可归的日子。此时温度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他们在社区内露宿街头。几天后许多大院被拆除，浙江村内满布残垣断壁。我走在碎砖和木板上，几乎认不出这块好似战场的地方。那些大院，食品摊，繁忙的市场，连同曾经熟悉的数千台缝纫机所发出的声响一起瞬间杳无踪迹。街上人影稀疏，多数本地人家都大门紧闭。一个昔日蓬勃的社区生气全无。

一天早晨我走进一处拆除的大院，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我熟识的吴老板。他面带憔悴前，垂头丧气。工作队要他拆掉自家大院里所有的屋顶以确保无人在其中居住。即便所有的住户都已搬走，他却无法一走了之，仍旧偷偷留下来。“一下子，我几个大院都没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呢？！我想留下来看看他们往下还要在我的院子里做什么，除非他们把这儿推平，否则我不会走。”我们走过拆掉的院子时，他让我拍几张照片，并且多少写点儿什么，把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外界：“小张，我告诉你，那些媒体都是软蛋，被政府管得死死的。当官的腐败。所以没人有种替我们说话。也许有朝一日你能做点儿什么，这段历史不能就这么抹掉了。”

金色的墙纸被扯成条状，在风中飘扬，拍打在断壁残梁上，弄出奇怪声响。那是阵阵悲鸣，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中式葬礼之中，那些破碎的纸条向已被拆除的往日生机盎然的社区致哀悼。像许多大院老板一样，吴老板也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他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家乡，前路一片阴云笼罩。

尽管大部分大院都已被腾空、拆除，位于浙江村南缘南苑乡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大院此刻还未受波及。甄老板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大院老板们，仍旧希望大部分院落都已被拆除这一事实能够让工作队满意，从而让自己的大院逃过一劫。当地政府中暗自庇护他们的官员们也要求他们尽量坚持。但是当浙江和北京两省之间的谈判破裂后，市政府向工作队施压，要求整个拆除行动在农历新年之前结束。由于害怕夜长梦多，工作队当中领头的几个官员每日轮番去甄老板家中逼迫、威胁他，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住户会听甄老板的话。但他们也不敢逼得太紧，唯恐走投无路的人们奋起反抗。

经过几天的劝说，甄老板仍旧拒绝合作。官员们把他抓起来拘留了几天，以示警告。甄老板甚为担忧自己的安全，因此决定离家躲避。他的妻子林嫂是个勇敢而又聪慧的女人，独自留在家里与来访官员们周旋。她向官员们诉说着外地人在北京谋生的艰难以及此次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当官的问起甄老板的下落，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她按照官员们的要求传呼甄老板，但从无回应。后来她告诉我，此前她已与丈夫约定，不回复她的任何传呼，但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打给她。甄老板也明白，大院的拆除不可避免，因此在外躲藏期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寻找潜在的新落脚点。

12月2日，周六，下午，强制拆除突然开始。由于是周末，居住在金瓯大院的人们在经历了政府数日以来的高压和思想工作之后，难得稍微放松了一些，但他们却没料到政府的工作队会在此刻到来。接近晌午的时候，工作队突然出现，随行的还有20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辆黄色推土机。他们打算把大院中心管委会的办公室推倒，数百名居民闻讯赶来将办公室团团围住。工作队的一名领导向人群喊话，警告他们赶快退后，不要妨碍工作。警察们围成圈把人推开，以便使推土机可以继续前进。

几个外地人还在跟警察讲话，试图劝说他们离开，但大都没什么回应。一名官员对人们说：“我们这样做是对你们好啊。清理整顿之后，你们会感觉更安全。”他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人群中有人大喊：“你怎么能说这是对我们好？！你把我们的房子拆了，害得我们无家可归，把我们赶出北京，这哪点儿好了？！”管委会的几个成员请求工作组给他们一点时间好把家具、电视和一些盆栽搬出来。几个人获准进入警察的包围圈内部，去办公室内搬东西。我还记得前不久，当这些外地人刚刚搬到金瓯大院的时候是多么的高兴。眼下，所有一切——他们的住房、厂房、希望——都将付诸东流。

人们刚把最后一件家具从办公室搬出，黄色推土机就向前开进。它巨大的铁刃紧抓住这所小房子，撞击、摇晃，一大块墙壁倒塌。破碎的玻璃和砖瓦激起灰尘飞扬，温州人眼中的恐惧、失望、愤怒显而易见。推土机后退几码，再继续前进，如是反复几次，房子终于被彻底推倒。紧接着它穿过街道，驶向另一座房子，那是年轻人们打台球、玩电子游戏的地方。不到一分钟，那儿也仅剩下一片碎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整个社区出奇的安静。大多数的人默默站着，一些女人在抽泣。一个中年妇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好朋友，终于崩溃，开始号啕大哭。她之所以感到绝望是因为她家在这所大院中占有份额（大约20万元）。由于她家并不富裕，因此所有的钱几乎都是借来的，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工作队和推土机离开后，她在地上边哭边爬，似乎试图追随某些消失不见的东西。

在这一情景中，那台黄色推土机不止是机器，还是权力的化身。拆除管委会办公室还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那不仅仅单是一座房子被拆除，还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民间权力被摧毁。官员们非常清楚，在浙江村的领导体系当中，金瓯处于象征性的核心地位。因此当众摧毁它就是政府权力的宣言，所有被认定为潜在的社会反抗力量都是其所针对的对象。此外，官员们预计只要拆掉中心，其他大院的人们自然会举手投降、老实搬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到12月12日，半数金瓯大院的居民都已搬出，散布于北京偏远城郊的几个社区以及周边乡镇。剩下的人则在一个飘雪的日子跟随甄老板迁往位于河北省的一处新的落脚点。

工作队派了六辆推土机来完成最后的拆除。到12月底，金瓯和其他一些大的院子已被夷为平地。独自穿行在废墟之中，我感到极度悲伤。一个曾经美好的、富有活力的外来人口社区不复存在，只剩下大门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我依稀还能分辨那上方油漆的字迹“欢迎光临金瓯制革大院”。平地里，一阵风卷起灰尘。出于一些原因，我不想就这样离开。可能因为我知道前几天后连这些瓦砾也将消失。这是我最后一次造访金瓯，我将向它道别。

〇本文节选自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第七章“拆除浙江村”，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插图，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摄：尹夕遠[图源：theinit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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