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研究”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

2022年十月、十一月的广州康鹭疫情以及之后的系列治理措施，使城中村一时之间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城中村被认为是混乱、无序、危险的代名词，常常被列为整改的对象，却又在一次次改造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在都市的钢铁森林间扎根。它既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又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区隔，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作为一种生产、生活空间的城中村并没有在都市治理、改建的浪潮中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注脚，而是逐渐退回日常感知、媒体报道所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消逝的附近”本身便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本专题希望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整理反思过往对城中村的对象化理解。专题前三篇文章溯源城中村兴起的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从宏观、比较的角度框定议题的讨论范围。同时，对城中村的深入观察也需要回到原初经验层面。第四、五篇文章脱胎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聚焦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大规模拆除改建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他们本就不稳定的生活、生产空间的冲击。第六篇文章则关注城中村中的女工群体，将性别议题纳入城中村研究的视野中。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则从空间、全球资本主义等角度讨论城中村等更广泛意义上非正式地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由于本人阅读与专题体量的有限，不能将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一一涵盖，尤其在劳工、性别等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所缺乏，请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浏览相关文献。

鸣谢

感谢“关注康鹭corona筹备小组”在专题策划时的宝贵意见！

文献列表

过去多数对村落城市化的研究，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以为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会使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然而我们从“城中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看到，户籍制度在这里几乎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但村落的城市化并没有因此而完成，村落的终结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过程。广州“城中村”的情况，或许有其许多超阶段发展的特殊性，但它预示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各种冲突是有普遍意义的。……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1990年代末以来，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

但是，我们无法归纳出流动人口的全部生存策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流动人口包括一群被国家招去的劳动者、不同层级的同乡共同体以及一批流浪者——受国家保护的流动人口；依托共同体的流动人口；漫无目的的孤独者。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究竟归属哪类，则取决于他们的关系性质。本章主要关注的是依托共同体的流动人口和漫无目的的孤独者，即使偶尔提到受国家保护的流动人口，也仅仅作为参照而已。本章试图回答的是，在无法获取国家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这两类人如何得以生存。

1995年9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中央某大报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可能由于当时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热点”，此件被呈送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领导向北京市做了明确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于是，对“浙江村”的清理就由北京市政府的一项日常管理工作，升格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这是后来新闻报道中所用的词句）而进行的重大任务，一时间成了北京市工作的重点，“大清理”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合法性。

大清理中，“浙江村人”的去向基本有三个：一是去其他城市的“浙江村”，二是回家，三是去河北燕郊镇。我和刘世明等人一致觉得燕郊镇的条件非常不错，完全有发展成一个新的生产和批发基地的可能。我想，如果在这里能建成新的“浙江村”，那么对“浙江村人”来讲，不仅有了去处，而且可以借转移之机解决一系列内部社会问题。对北京来讲，也不用再担心这批人回来，给大城市造成人口压力。燕郊对“浙江村”要迁到河北表示热烈欢迎，把它看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机会。……谁料1996年的新年刚过，事情却马上发生变化。

拆迁运动激起外地人种种情绪的抒发，以及对城市居民身份、国家力量、社会归属感的反思。尽管广泛的、针对政府行为的民间抵抗没有被正式地组织起来，但它的目标却是温州人的集体命运而非个体得失。同时，在与北京市政府协商时，对家乡的忠诚这一具体的文化概念，也经常被人们用来请求温州当地政府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外地人与其家乡政府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正式的经济—政治联合，也反映出“国家”内部　逐渐增长的差异性与不稳定性。尽管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的抵抗并未能阻止拆除行动，但却对政府未来处理此类事件的策略影响深远，因此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本文介绍了华南地区被称作“加工厂”的家庭作坊，这是一个汇集了外来女工情感劳动与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这些劳动的背后是外来女工对远方亲人和家乡的牵挂。当外来务工人员与城中村逐渐被城市吞入，外来女工的社交和劳动所能依仗的只有临时的工作地点与不稳定的低薪生产模式。外来女工既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是照护者；她们未被回应的渴望表明了边缘枢纽如何在安置与流动的错位中产生，而当女工们试图弥合供应链中照护劳动与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时，这一错位逐渐升级。

本文依据一个城市违规场所的个案故事，结合作者多年来相关调查的研究积累，探讨当下中国城市社会中各种“违规”、“违法”的空间发生机制，及其对于转型社会所具有的复杂意味。作者借助法律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探索路径，同时以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理论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以“空间”概念涵盖物质、社会及价值规范等多重空间，通过对由城市各级政府、开发商/动迁组、动迁户、市民、外来民工群体、公共传媒等各种行为主体所建构的“复合的叙事文本”的解读，分析在人们的法律行动中，多元的法资源怎样被运用，“违规”作为城市中共享的社会空间是如何形成的。文章最后讨论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以非正式性为核心要素的灰色地带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共享的政治文化”正在以道德主义消解法律主义的事实。 

在中国超大城市的内部和周边，存在数以百计的城中村。一般看来，城中村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题，是城市化要消化和消灭的那部分。而事实上，如果跳脱线性发展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会发现，城中村本身就是带着农民特色的城市化进程，而这一进程，服务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和参与全球市场提供了保障。概而言之，城中村的现实，让我们发现中国语境下的多重二律背反：其一，农民成为城市化的主体，发展出来了以土地而非资本为核心的封闭性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种反资本而不反市场的城市化。其二，这种抑制大资本的城市化，却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相反，它使得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更快更好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〇封面图为广州沐陂城中村的照片。[图源：zcool.com.cn]

〇专题策划人：岛民

〇编辑 / 排版：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