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 | 权力的逻辑学
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韩炳哲（韩语：한병철，德语：Byung-Chul Han，1959年-），韩裔德国哲学家，曾任教于卡尔斯鲁尔设计学院与柏林艺术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著有《倦怠社会》《透明社会》《爱欲之死》与《精神政治学》等书。（相关阅读：【荐书】韩炳哲｜倦怠社会；韩炳哲｜真实性的恐怖）
权力通常被理解为如下因果关系：自我的权力是原因，导致他者以一种违背其意愿的方式行动。它使自我能够执行他的决定，而不必考虑他者。因此，自我的权力限制了他者的自由。他者承受了作为外来者的自我意志。这种常见的权力概念不符合其复杂性。权力的作用并没有在消除抵抗或强迫服从的企图中耗尽。权力不一定采取胁迫的形式。出现反对意愿以及对统治者的反抗，这一事实恰恰证明权力也已衰弱。权力越强大，就越悄无声息地运作。当它不得不证明自身时，它已经被削弱了。
权力也不等于“意志中立”。这意味着，鉴于受制于权力者现有的权力落差，他甚至没有形成个人意志，因为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因此，统治者指挥他选择行动的可能性。但有一些权力形式超越了这种“意志中立”。因为，受权力支配者明确地渴望统治者所渴望之物，遵循甚至预先感知统治者的意志，如同是他自己的意志一样，这才是更高等级权力的标志。受制于权力者可以把他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提升为统治者意志的内涵，并怀着对统治者的十足“肯定”来执行。这样一来，同样的行动内容在权力的媒介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即统治者的行动被受权力支配者肯定或内化为他自身的行动。因此，权力是一种形式现象。关键在于，如何激励一个行动。不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而是“我愿意”，这显示了更高权力的在场。不是内心的“否定”，而是断然的“肯定”，才是对更高权力的回应。因果关系无法充分地描述它，因为权力在这里的运行并不像机械推力那样，只是把物体推离其原本的运动方向。相反，它更像一个场地，物体在其中移动，仿佛凭着自己的意志。
强制模式没有充分显示权力的复杂性。作为胁迫的权力包括强制执行个人的决定，违反他者的意志。因此，它的中介程度很低。自我和他者的行动是相互对抗的。自我不能被他者的心灵接纳。相反，另一种权力拥有更多的中介能力，它不反对他者的行动计划，而是从他的内部发挥作用。更高的权力建构他者的未来，而并非阻碍它。不去反对他者的某项行动，而是影响或作用于他者的行动环境或前因，使他者心甘情愿地做出符合自我意志的选择，甚至无须否定性的强制措施。在不使用任何武力的情况下，掌权者在他人的心灵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因果关系模型无法描述复杂的关系。有机生命体已经摆脱了因果关系。与无生命的、被动的事物不同，有机体并非简单地让外因对自身施加影响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它对原因的反应是自主的。这种对外因的独立反应能力正是有机体的特点。与之相反，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则没有反应。生命体的特殊性在于，隔断外因，进行改造转化，并促使新事物产生。例如，尽管生命体依赖于食物，但后者不是生命的原因。假使我们在这里可以谈论原因，那么，首先是生命体本身拥有权力，使得外界之物成为其某些有机程序的原因。
因此，这些过程都不是外因在生命体内部的简单重复。相反，它们是生命体自身的功效、自身的决定。它面对外部做出独立的反应。外因只是众多可能的动因之一，它由生命体本身确立为原因。生命体从未仅仅被动地承受外部因素。如果缺少生命内部的效能或决定，外因永远不会生效。不存在从外部直接延伸到内部的影响，如同动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那样。因果关系范畴更加不适合描述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制约着权力事件的复杂性，它不能被转化为因果的线性关系。它将权力与身体暴力区分开来，在身体暴力中存在武力或力量与效果的简单因果关系。这种缩减的复杂性可能会成为身体暴力的优势。此外，复杂的权力事件不能用简单的算术来充分描述。一种微弱的反对力量可以对统治权力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即便一个弱小的对手也可能获得重要性，从而获得大量权力。某些政治形势也可以赋予一个弱小的政党或国家以极高的权力。此外，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确保了权力的对等性。例如，如果自我依赖于他者的合作，那么自我就会从属于他者。自我在制定和执行其诉求时，不能再忽视他者，因为他者可能对自我的胁迫做出反应，例如终止合作，从而使自我陷入困境。这样一来，自我对他者的依赖可以被后者视作其权力的源泉，并加以利用。即便是弱者，也可以通过巧妙地利用文化规范，把他们的软弱无能转化为权力。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权力的多重辩证法。根据那种等级制的权力模型，权力仅仅从上往下辐射，而不是辩证的。一个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就越依赖于下属的建议和合作。尽管他能够发布诸多命令。但由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实际的权力转移到了他的顾问手中，他们告诉他应当如何下达命令。统治者的多重依赖性，成为其下属的权力来源。它们导致了结构性的权力分散。
权力排斥自由，这种观点一直存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者自愿服从自我的意志，在这种状况下自我的权力达到最大化。自我并不强迫他者。自由的权力并不是一个矛盾修辞。它意味着：他者在自由中追随自我。谁想获得绝对的权力，就必须不诉诸暴力，而诉诸他人的自由。当自由和征服完全重合，便实现了绝对的权力。
然而，通过命令发挥作用的权力和基于自由和自证的权力，并非两种对立的模式。它们只是在表象上有所不同。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层面，它们显示出共同的结构。权力使自我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它创造了自我连续性。自我在他者之中实现了他的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我在他者之中得以延续。权力为自我提供了属于他的空间，在其中他能够与自身同在，尽管有他人在场。它使有权力者能够在他者之中返回自身。这种连续性既可以通过强制，也可以通过自由的方式得以实现，即自由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连续性最稳固。它以他者为中介。与之相反，强制的自我连续性由于缺乏中介，是脆弱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的权力帮助它在他者之中延续，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如果中介被降低为零，权力就会转变为暴力。纯粹的暴力使他者陷入极端的被动和不自由之中。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失去了内在的连续性。面对一个被动之物，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因此，暴力和自由是权力标尺的两个终端。中介的强度增加会产生更多的自由，或更多的自由感觉。因此，权力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其内部的中介结构。
权力是一种连续的现象。它为权力拥有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自我空间。这种权力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彻底的权力丧失被体验为绝对的空间丧失。有权力者的躯干仿佛充溢了整个世界，如今收缩成一具可怜的肉身。国王不仅拥有一个自然的身体，即凡人之躯，他还拥有一个政治神学的身体，与他的王国同在。当他失去权力时，便被抛回这具渺小的、凡人的身躯。因此，权力的丧失被体验为一种死亡。
韩炳哲《什么是权力？》，王一力 译，毛竹 校，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
认为权力只有抑制或破坏作用，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作为一种交往媒介，权力确保交流在某个方向上畅通无阻地流动。受权力制约者被引导（并非一定被胁迫）接受决定，即接受掌权者的行动选择。权力是一个机会，以“提高不太可能的选项组合的发生概率”。通过消除有权力者和受权力支配者之间在行动选择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权力操纵或引导交往向某个方向发展。因此，它完成了“将行动组合从一个抉择点转移到另一个”，以便“限制人类行动可能性的不确定的复杂性”。权力引导交往的方式不一定是压制性的。权力并非建立在压制之上。相反，作为一种交往媒介，它是建构性的。因此，卢曼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催化剂。催化剂加速事件的发生或影响某些过程的走向，而不改变其自身。通过这种方式，它创造了一种时间收益。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也是生产力。
卢曼将权力限制为一种交往的状况，在其中，受权力制约者那可能的否定仿佛悬在空中。当采纳一种行动选择是不可能的，即当交往出现瓶颈时，产生了对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需求。权力应当把否定转化为肯定，尽管否定的机会永远存在。与那种总是说“不”的否定性权力概念相比，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功能在于，它增加了“是”的可能性。受权力支配者的肯定不一定是欢呼雀跃的，但也并非一定是胁迫的结果。权力作为可能性，其肯定性或生产力延伸到了欢呼和胁迫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认为权力是破坏性的或抑制性的，这种印象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只有在中介性很差的胁迫状况下，人们才会特别注意到强加给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权力不以胁迫的形式出现，它就几乎不会或较少被感受为胁迫，仿佛它被淹没在同意之中一样。因此，对权力的消极判断来自一种选择性感知。
马克斯·韦伯如此定义权力：“权力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伸张自己意志的每一次机会，即便面对反抗，且无论这种机会以什么为根据。”他进一步论述，权力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无效的”。与之相比，社会学的“统治”概念确保了“对一个命令的服从”，是“更精确的”。然而这一评价并非没有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权力显然不是“无效的”。这种印象只来自受限的感知模式。一个分化的世界制造了间接的、无声运作的、不太明显的权力基础。权力给人的印象是“无效的”，乃是基于其复杂性和间接性。与命令的统治相反，权力并不公开出现。权力的力量恰恰在于，即使没有明确的命令，它也能推动决策和行动。
权力与自由并不对立。正是自由将权力同暴力或胁迫区分开来。卢曼还将权力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均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因此，处于胁迫下的行动中不存在权力，即便服从也需要以自由为前提，因为它仍然是一种选择。另一方面，身体暴力也破坏了服从的可能性，它只是被动的忍受。相较于被动地忍受暴力，服从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由，它总是在有其他选择的背景下发生。统治者也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他受某种情况逼迫，不得不做出某项决定，那么拥有权力的就不是他本人，而是强制性的形势拥有权力。他仅仅被动地听从形势的摆布。当权者必须是自由的，以便能够选择和执行某项行动。至少，他必须在这种幻觉下行动，即认为他的决定确实是他的选择，在幻觉中他是自由的。
在每一次交往中，自我的决定是否被他者接受或拒绝，原则上是公开的。然而，自我的权力增加了他者遵循自我决定的概率。因此，卢曼将权力设想为一种交往媒介，它提高了他者接受自我决定的机会。这种权力模式确实将权力与自由观念联系起来，但这里的权力关系总是与避免一种消极状况联系在一起。卢曼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A用一场身体搏斗来威胁B，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消极的。A的权力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相较于B，他对战斗的消极评估更少，而且对双方来说都有第二个、没那么消极的备选项，双方都可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谁对备选方案组合具有更大的弹性，谁便更有可能获得决定权，因此他可以接受那些对另一方来说难以忍受的状况。”
因此，卢曼将权力与一种消极制裁联系起来。为了行使权力，自我必须有可能通过消极制裁手段将他者置于压力之下。消极制裁是一种行动可能性，乃是自我和他者都想避免的，然而他者比自我更加迫切地想避免。假如，解雇他者对自我的影响更严重，超出了对他者的影响，那么自我就不会把它用作一种权力手段。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被解雇的可能性成为他者的权力来源。用卢曼的话说，这意味着：“消极制裁只是一种准备就绪的替代方案——在正常情况下，权力以这种常态为基础，双方都宁愿避免而非实施这种替代方案。权力导致的结果是，相较于受权力支配者，掌权者更愿意接受消极制裁的执行。实施消极制裁的可能性具有威力，恰恰在于且仅仅在于它尚未被实施。因此，当权力可以被挑战时，它也就即将终结。行使身体暴力不是行使权力，而是代表了权力的失败……”
卢曼的权力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双方都想避免消极制裁的实施，这并非绝对必要的。例如，如果当权者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用另一个人取代下属，那么他就不必担心制裁的实施，也就是实际的解雇，而受权力支配者则不然。因此，权力关系的形成并不一定需要那种双方都想避免实现的选择。只要有一方想避免，就足够了。这种不对称性并不一定会减少统治者的权力。这可能赋予了他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权力意味着统治者有更多的自由。他是自由的，由于他人不再构成对其行动的限制。
严格来说，权力关系并不预设单方面的回避选择，即只有受制于权力的一方想要回避的选择。如果他者接受自我的决定，这种同意不一定是出于对消极制裁的恐惧。他者的“是”可以如此地肯定自我的决定，而不企盼任何回避的选择。自我权力恰恰在他者对自我的坚决肯定中达到了顶峰，其中不包含一丝“哦，好吧”。与之相反，对卢曼来说，权力的行使总是基于“哦，好吧”。然而强大的当权者唤起的不是单纯的默许，而是激情和欢呼。
按照卢曼的观点，权力增长与行动选择密度的提高成正比：“如果统治者能够拥有更多、更多样化的选择来实施权力，那么他的权力就更大；如果他能够对其合作者实施权力，而其合作者拥有的选择数量越多、越多样化，则统治者本人的权力也越大。权力伴随着双方的自由而一道增加，例如，当一个社会制造选择的可能性时，社会中的权力也增长了。”自我拥有多种行动可能性，以实现符合权力的交往，这当然是自由和权力的标志。自我权力的另一个标志是，尽管他者拥有种种诱人的行动可能性，但他仍然跟从自我的选择。然而，他者拥有自由，乃基于其宽广的行动可能性范围，并不必然会增加自我的权力。前者甚至可能破坏后者的稳定性。受权力支配者的自由的感觉，并不取决于他拥有的选择之数量。相反，具有决定性的是，他者向自我提供的肯定的结构或强度。坚决的肯定产生自由的感觉，而与行动可能性的数量无关。
卢曼从如下假设出发：“上级对下级的权力和下级对上级的权力，可以通过强化二者的关系而同时增加。”他援引了一种管理方案，该方案打破了影响的等级化模式：“与低生产力部门的负责人相比，高生产力部门的负责人有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管理系统。这个更好的系统为下属提供更多发挥影响的机会，以此保证老板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上级的决定没有被下级完全接受，那么上级就会丧失大量影响力，因为对决定的影响与对下级实际执行的影响不一致。很有可能，做出权威决定的上级对执行过程几乎没有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下级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能够保证上级同样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拥有更多的权力。上级试图通过解雇的威胁或其他消极制裁来执行他的决定，这当然不会增加他的权力。毕竟，它创造了一种权力关系，由于中介性差，这种关系是脆弱的。如果下属支持他的决定，他将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他的权力并不会因为下属对他发挥更多影响力而增加。相互间影响力的加强可能会提高企业的效率，但这并没有增加行动者的权力。权力的分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生产力。此外，仅仅提高相互间的影响力也不会强化这种关系。相反，关系的强化是通过相互信任或相互认同而实现的。此外，信任还能降低复杂性，从而对决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恰恰是信任和认同的交往氛围提高了生产力，而这与权力的氛围并不一致。关系的强化并不直接增加权力的总量。因此，卢曼声称，上级和下级可以通过强化关系同时增加双方的权力，这一论点缺乏说服力。
此外，权力不等同于影响力。影响力可能是权力中立的。它不具备权力特有的意向性，该意向性构成了自我连续体。例如，一个下属由于其特有的知识，能够对决策过程施加许多影响，而他不一定拥有很大的权力。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本身并不导向权力关系。它必须被转化为权力。
卢曼在论及身体暴力时写道：“权力的形成与身体暴力有一种矛盾的关系。它如同在虚拟中使用暴力，即遵循以下前提，暴力将不会被使用。暴力被虚拟化了，被固化为一种否定的可能性。”法治国家确实有可能使用暴力，当法律秩序受到侵犯时，它就会启动暴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是以暴力或其他任何消极制裁为基础的。实施消极制裁或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不是肯定权力的前提条件。一个人避免犯罪首先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法律秩序的认可。这意味着，法律是我的意志、我个人的行动、我的自由。利剑显然隐藏在法律的背后，但法律不是基于它。只能通过消极制裁手段来执行其决定的人，没有多少权力。一个组织的制裁形式很少，这并不能说明它实际拥有多少权力。从权力逻辑上讲，可以设想一个强大的组织，它没有任何消极制裁。权力和消极制裁的关联使卢曼失去了敏感性，无法感知到自由权力的可能性。
一个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也会导致它完全脱离行为人，成为一个匿名的实体。在卡夫卡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一过程的意味深长的图景，该过程也导致了行为人的异化。卢曼对现代组织的评论也似乎是卡夫卡式的：“……按照组织的逻辑，人们要求并强制执行最奇怪的事情。作为一个工人，你必须几个小时钻同样的孔；作为医院的病人，尽管生病了，你也必须在早上6点钟起床，测量体温；作为一个教授，你必须在无关紧要的会议上做记录，而这些会议几乎总是毫无结果。在这种组织机制的帮助下，可以产生最令人吃惊的行动选择，在数量和多样性上远远超出暴力所能激发的行动。”组织结构的僵化当然会产生限制。然而，卢曼将这些限制与权力混为一谈，他写道：“没有一个历史上的暴君，没有一个历史上的所谓帝国绝对统治者，能够以如此规模发展出值得重视的权力，其衡量标准是非自主决策的数量和多样性。暴政甚至也不能和这种组织等量齐观。”问题在于，卢曼在这里将非自主决定的增加理解为权力的增加，而在另一处，他假设权力和自由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他声称：“权力伴随着双方的自由而一道增加，例如，当一个社会制造选择的可能性时，社会中的权力也增长了。”卢曼使权力依赖于决策和选择的传递。一个组织变得更复杂，便拥有更多的权力，这意味着它必须完成更多的选择。这一论点是成问题的，因为选择不仅仅通过权力来完成。权力的增长并不与决策的数量成正比。
图为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卡夫卡式”指捷克作家卡夫卡的写作特色，多体现为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和不确定性。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图源：Wikipedia]
鉴于现代组织的交往结构，卢曼得出了以下结论：“无论如何，有很多证据表明，在社会进化的赛跑中，权力机制将属于失败者。”根据卢曼的观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权力的复杂性太低，因为它“着手于一个太过具体的层面”。现代组织不可能被压缩到足以通过“相互可预见的行动决策的针孔”。卢曼的诊断，将权力视为社会进化中的失败者，这可以追溯到他的权力理论方法，该方法将权力局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行动选择。权力是“人加之于人的权力”。
卢曼很清楚，权力的行使作为一个“选择过程”，“取决于系统结构”。该系统产生了某种特定行动的可能性组合，符合权力的交往就在其中进行。因此，权力是一种“结构导向型选择”。在选择过程发生时，后备选项是由系统决定的。在符合权力的交往中，行动者被钳制在系统产生的情境中，这预先决定了各自的人际权力关系。这种预先设定可能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这种前反思的预设的可能性，对卢曼来说也是隐蔽的，因为根据他的权力理论，符合权力的交往完全发生在有意识的行动选择的透明性之中。在他的权力理论中，找不到那种权力形式，它位于有意识的选择这一边，把自己刻画成超越自我和他者的连续体。
由于卢曼将权力集中在交往中的个别行动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上，因此，空间性权力呈现为一个连续体，即一个整体的形式，几乎不能被感知到。空间可以影响交往的路线，即使它没有被人们具体感知到。缺席者往往比在场者更有权力。空间的权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引力出现，通过将分散的力量聚集为一个构造物来创造一种整体秩序。它的运作方式不能用线性因果关系来描述。在这里，权力并不是作为一种原因在受权力支配者身上引发某种行动。相反，它开辟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一个行动才获得了一个方向，即一个意义；这个空间为因果线条和行动序列提供了前提。它是一片领地，在其范围内，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即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支配权。权力设置了一个地方，它先于每个单独的权力关系而存在。
权力建构不同形式的连续性。前文已经说明，权力使自我能够在他者中延续自身，在他者中看到自己。权力为自我创造了完全的自我连续性，对权力的渴望可能源自这种自我连续感。每个权力空间都有这种自我的结构，都渴望自身。这种超越个人的权力结构，例如国家，尽管不以单独个体的意志为基础，但它也有一个自我的组织结构来证明自身。国家元首的形象反映了其主体性结构。每一个权力空间都是一个自我连续体，面对他人维护自身。连续性和主体性是所有权力表现形式所共有的结构性要素。
超越个人的权力组织也有不同的中介结构。相应地，整体对待个人也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缺少中介的情况下，整体压倒了个人。在这里，权力必须诉诸禁令或指令。只有通过胁迫，整体才能延续到个体身上。然而，在强中介的情况下，连续性的建构不需要胁迫，因为个体将整体体验为自己的规定。在他与整体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强加给个人的。例如，在法治国家，法律制度不被个体公民视为一种外部的约束。相反，它代表了他或她自己的规定。只有法律才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公民。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国家，个人体验到整体是一个外在的规定。由于缺乏中介，产生了大量的胁迫。强制的连续性是脆弱的。
如果人们遵循中介的观念，那么总是相互对立的权力理论就可以归纳进一个理论模型之中。作为胁迫的权力和作为自由的权力，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只在中介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它们是一种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所有形式的权力都以建立连续性为导向，并预设了一个自我。缺少中介就会产生胁迫。在中介的最高层次，权力和自由彼此重叠。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是最稳定的。
即使一个权力空间在内部实现了强中介，它在外部，即面向其他权力空间时也可能是敌对的。在极端缺少中介的情况下，暴力再次主导了他们的关系。因此，即便是一个民主国家也可能用公开的冲突来威胁对方，或者使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要把那些相互对抗的权力空间统一起来，或联结成一个整体，就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权力领域、一个更高的中介机关。
因此，避免民族国家之间冲突的必要条件是，按照权力的逻辑，必须形成一个超国家的权力结构，即超国家的法律秩序，也就是超越了民族国家孤立状态的全球化的权力和法律。必须赋予权力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地方。全球化的野蛮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尚且不够全球化，它不是世界中介，因而制造了高度不对称的结构——机会和资源的不公正分布，它没有被涵盖在任何一个总体性的权力和中介机制之下。在赞成和反对的辩证互动中，会形成和凝结出一个中介结构。因此，全球化必须经历一个辩证的建构过程。黑格尔会说，全球化仍然缺少概念。概念即中介。在这个方面，全球运营的商业公司，其跨国结构也能推进这一中介过程。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权力形式都具有交往属性。即便是用来强迫对方采取某种行动的身体暴力，也仍然是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即便是暴力，也实现了一个与行动相关的决策。它被用来强迫他人做出或不做出某项行动。然而，当暴力被剥去了任何交往背景时，它就变得赤裸了。它的恐怖和深不可测就在于这种赤裸。例如，在没有任何交往目的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他人的任意折磨或毫无意义的屠杀，就是指向这种赤裸的、无意义的甚至是色情的暴力。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交往。对于赤裸的暴力犯罪者来说，对方做什么最终并不重要。这也不是一个服从的问题。服从仍然是一种交往的行动。与之相反，这种企图是要完全消除他人的行动、他人的意志，即他人的自由和尊严。赤裸的暴力旨在完全清除他者。
卡内蒂一再援引的那种古老的权力实践完全剥除了交往，仿佛它是权力的唯一形式：“在南太平洋，玛那被理解为一种超自然、非个体的力量，可以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它是非常值得向往的，而且能够在一个人身上不断累积。一个勇敢的战士可以大量地获取它。但并非基于他的战斗经验或身体力量，而是玛那从被杀的敌人身上转移给他。……胜利对幸存者的影响是无比清楚的。通过杀死对方，他变得更强大，而玛那的增加使他有能力获取新的胜利。这是他从敌人那里夺取的一种祝福，但只有在敌人死后他才能获得这种祝福。敌人的实际存在，无论是死是活，都是不可或缺的。战斗和死亡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杀戮行动。尸体的便利之处在于，胜者由此得以确认自身，将它纳入自身，用它来装饰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权力的增长。”这种古老的斗争不需要以利益冲突为前提，因为利益冲突会赋予它交往的属性。重要的是对他人的杀戮和对被杀者的感知。权力的感觉在这里直接显现，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交往的中介。它也不是源自他人对胜者实力的认可。如同一种魔力，权力从被杀者转移到胜者身上。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是保加利亚出生的塞法迪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卡内蒂的著名作品有自传三部曲：《得救之舌》（Die Gerettete Zunge）、《耳中火炬》（Die Fackel im Ohr）、《眼睛游戏》（Das Augenspiel）和社会学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图源：Wikipedia]
古代的意识显然将权力具体化为一种可占有的实体。但权力是一种关系。因此，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的权力。对他人的杀戮终结了权力关系。在盲目地相互冲撞的人群中，不会产生权力，而只存在身体力量的差异。只有当一个人出于对死亡可能性的恐惧，或对敌人身体优势的预判，因而屈服于对手时，才会产生真正的权力。不是导致个体死亡的斗争，而是斗争的缺席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
显然，卡内蒂对权力只有非常有限的理解。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权力等同于胁迫、镇压和征服。因此，权力关系并没有超越猫与鼠的关系：“老鼠一旦被抓住，就在猫的掌控之中。猫抓住了它，持有它，将要杀死它。但猫一旦开始游戏，就出现了新情况。它放开老鼠，让它跑远一点。老鼠转身就跑，但它已不再处于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了，而是猫拥有权力，可以把它抓回来。如果猫完全放任它逃跑，也就把它从自己的权力辖区释放出去了。但只要猫还能确实地够到它，那么在这一范围内，它仍然处在猫的权力之下。猫笼罩的空间，留给老鼠片刻的希望，但在最严密的看守之下，并没有放弃对老鼠的兴趣和摧毁它的意图，所有这些组合起来，空间、希望、看守和对摧毁的意图，可以称为权力的实际主体，或者直接被描述为权力本身。
权力比暴力“更宽敞”。当暴力“允许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时，就变成了权力。按照这种看法，权力基于更多的空间和时间。然而，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空间只是狭窄的死刑室。死刑室确实比猫的嘴巴更宽敞，但充斥着恐惧的权力空间并不是一个肯定的行动领域。为了使新事物真正出现，那种游戏必须不仅仅是杀戮的前戏。它必须以一个真正的游戏空间为前提，允许多种策略上的可能性。权力还预设了一个时段，这个时段超过了尚未完成致命抓捕的片刻。痴迷于死亡的卡内蒂显然忘记了，权力不只是单纯的杀戮，更重要的是让人活着。固着于权力的否定性中，使卡内蒂没有认识到，权力并不排除行动和自由，它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给定时间和空间。能够的时间—空间，或者自由，也许最终只是一种幻觉。但权力是以之为前提的，即使以一种假象的形式。
〇本文节选自韩炳哲《什么是权力？》，第一章“权力的逻辑学”，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本文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
〇封面为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于1807年完成的油画，描述拿破仑一世加冕场景。这既是象征性的宗教仪式，也标志着头衔的转变和权力的移交。[图源：Wikipedia]
〇编辑 / 排版：彭彭 山本木子
〇审核：弥章 / 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