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控到预判：历史能预见未来吗？
从操控到预判
历史能预见未来吗？
行外人常问，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历史有用吗？我们能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吗？
当人们希望历史是实用的，表明他们也想确定一点，历史是有科学标准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
▌历史规律无法通过“大数据处理”得出结论
这个电气时代，在名为“量化”的过程中，电脑正在蚕食对历史的研究。
但量化在施用于历史时，是有局限的。它依赖于一个叫“数据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人们把历史事实——就是人的行为，归档进入很多条目，输进电脑，然后得出来的是——希望如此——历史的规律。
但对历史来说，“数据处理”是无效的。所有东西都基于对条目的命名和对史实的分类之上，这个最基础的过程又需要量化者的个人判断。
条目如果没有揭示性，其结果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真实。
一个普通的历史学家，至少是关心历史真相而非虚假宣传的那种，会诚实地让他的“数据”自己开口说话，如果数据被关在了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口不能言，那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举个例子，在用量化方法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中，操作员把“七月危机”中所有外交档案、照会和言论分类，归入“敌意”“友好”“挫伤”“满意”等条目，每一条用一句话就其程度打分，从一到九，包括小数。这项研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结论都不算惊人：战争可能性随着照会中敌意的增加而增加。
量化方法是一种新方法，但它和由来已久的企图把历史装进一种模式的方法是一样的，而真正可靠的模式，或说历史的教训则始终不见踪影。
▌历史结论只能避免我们重蹈覆辙，不能预见未来
研究历史，的确可以基于判断推导出历史教训，但我们不该对历史教训抱有太大自信。
正常来说，我们心中对过去的经历有两种使用方式：第一，它们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处理得更好；第二，它们让我们预见到将来。
处理得更好在我们的能力之内，而预见未来似乎并不可行。
举个例子，有了之前一战的惨痛经历，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后，就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但我们是怎么加入战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预见事件发展变得非常重要时，美国人却没能用好那个正确的教训。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美国人本该预见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就因为这么做是无耻的，所以就不可预料吗？不对。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当时美国人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那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一切证据都有了，但人不愿正确解读它们，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
人倾向于拒绝相信和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在珍珠港的例子里也许是的。如果谁把1941年11月得到的所有情报喂给电脑，它应该不太会失误，几乎会马上回答“空袭，夏威夷，菲律宾”，甚至“12月7日”。但这招次次都好用吗？我们能信任电脑得出的历史教训吗？不能，因为历史会欺骗它们。它们会得当地删减，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打了个喷嚏，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
▌人无法操控历史，因为人才是历史的最终研究对象
历史上，常有强人认为自己洞察了“历史真相”。但现实的真相却是，无论这个“历史真相”是20%、50%还是100%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总之，既然是人，就会犯错。
◎激进主义：裁定了历史走向，错估了历史结论
激进主义解释的“历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可信的教条。他曾分析工业革命的作用，解开了19世纪最可怕的谜题：物质越是进步，贫穷就越是扩散和深重。他决定，这个进程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暴力颠覆现存的秩序才能结束。基于此，他裁定道，既然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与工业化同步觉醒，革命最先会在最工业化的国家爆发。
这样的分析太有说服力了，看起来历史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了。理论创建人选取的事实是正确的，思路是缜密和深刻的。他什么都是正确的，除了结论。
发展中的历史没有证明他的理论。
工人阶级过得欣欣向荣，没有每况愈下。资本主义没有崩溃。革命没有从工业化最深的国家爆发，而是从工业最薄弱的国家开始。在集体主义之下，国家没有消亡，而是大肆扩张它控制社会的权力和功能。历史看也不看他，以它自己神秘的逻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弗洛伊德：挑选的史实，可以解释一切
论对现代世界观的作用而言，弗洛伊德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贡献了最巨大的影响。自从他的理论流行，我们对人类行为的动因有了理解的新维度。不过，他坚信“一切事情”都和下意识的性和精神驱力相关，只能给历史学家提供见解，却不能给未来提供指导。
尤其是，他十分不幸地选取了两个皇家故事来说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
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牵扯到统治和继承等权力问题，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俄狄浦斯弑父传说可能来源于所有皇家继承人都憎恨父亲的实际现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和母亲睡觉，而是他们觊觎王位。
至于厄勒克特拉，阿特柔斯家族怪异极了。他们家的怪事远远要比厄勒克特拉爱上父亲多得多。比如，俄瑞斯忒斯帮助厄勒克特拉一起杀死了他们的母亲——在另一版本中，厄勒克特拉也自杀了，这个故事如何？是不是杀错了？他为什么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呢？还有，厄勒克特拉的姐姐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要杀了她祭神，这个故事又怎么说？“弗洛伊德们”对此的解释呢？他们没有解释。这不是历史的态度。
历史学家不能挑选史实，他们必须处理好全部的事实。
◎斯宾格勒：历史系统论的坚定信仰者
追随弗洛伊德的还有一位广受欢迎的小先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基于对历史教训的精深研究，宣布了“西方的没落”。
从那时起，人们就断断续续地回到他的主题，特别是在“二战”爆发和殖民时代结束那时。中国的崛起和亚非独立运动的遍地开花刺激人们焦虑地把目光再次投向斯宾格勒。欧洲完了，知情者们说，未来属于有色人种。
人们已经挥锹抡镐要埋葬欧洲很久了。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政治思想家曾说：欧洲的统治结束了，未来属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这个观点新奇又可怕，俄罗斯和美国是欧洲的延伸，前途和欧洲密不可分，长期来看是一致的。
实际上，作为思想的发源地，欧洲又焕发了生机，并取之不尽。欧洲有马克斯·普朗克、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卢瑟福、费米、尼尔斯·玻尔、西拉德。再早些还有现代思想的三位塑造者——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不知道任何发自亚洲和非洲的原创思想对现代世界产生过什么深刻的影响（可能除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但是，梭罗在其之前就有了相同的观念）。
欧洲能够在思想和实力上长期统治世界，绝非昙花一现和事出偶然。它非但没有被远远落在后面，看上去还加大了领先距离。
◎人是历史最终的研究对象，充满了未知变量
时尚的历史理论，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
但这也没让历史系统论者灰心丧气，他们坚信有一个理论体系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情境。
就像一位学院历史学家下的断语：写作历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维”。但他忽略了一点，即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学校、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以及蕴含其中的所有变量，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还要和其他变量结合：国家、气候、时间和历史情境。
总的来说，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但它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不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更不无法系统地编排归纳。
▌历史不能指导未来，为什么还要读历史？
以上内容选编自巴巴拉·塔奇曼作品《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为最传奇的“历史学家”，塔奇曼认为，历史很难指导未来。在“有用论”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悲观论调，不仅很难被许多人接受，更给了他们不阅读历史作品的充分理由。
但实际上，如果仅从“历史是否有用”出发看历史，才是对历史真正价值的贬低和误读。
在塔奇曼看来，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辨别真伪、探明真相；第二个层次，是见识和教训。
这两个层次中，当然包括“有用”，但又不只是“有用”。好比，一个愿意花时间读历史的人，不仅是想学到点什么，更爱知求真、理性谦卑，有正义感。
这依然停留在“古为今用”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不过，历史还有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最高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
塔奇曼曾说，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依然少之又少，但巴巴拉·塔奇曼当在此列。
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