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读书人的脊梁骨是如何断掉的？

读书人的脊梁骨

是如何断掉的？

文：许纪霖  编：先知书店

好莱坞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讲的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君主的故事，临上断头台之前，这个贵族高呼的就是：“Freedom！”

在中国历史当中，六朝和隋唐的士大夫继承了西周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也有这样的追求自由的风采。

▌魏晋隋唐士大夫的精神与傲骨

我曾经讲过魏晋名士的风流潇洒，嵇康在临死之前从容弹一曲《广陵散》，那是在残暴的黑暗统治之下，士大夫展现的内在精神自由，你夺走了我肉体的生命，但无法扼杀我的灵魂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唐代的士大夫延续了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在皇权面前有傲骨。杜甫如此描述李白的豪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魏晋隋唐的士大夫为何在皇权面前敢如此牛气？是因为有贵族的支撑。皇权、贵族和士大夫，这是政治中的另一个三角。士大夫阶层，按照其身份和职业来说，其实是蛮可怜的。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一根到处漂浮、自由流动的毫毛，总是要依附在某一张皮上，不是贵族，就是皇权。

当六朝隋唐世家大族比较强大的时候，士大夫背后有贵族在撑腰，所以他在皇帝面前能够直起腰来，敢于说“不”。等到北宋以后，世家大族都被灭了，皇权一统天下，士大夫的精神气儿也就蔫儿了。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做官有门第和科举两种途径，因此唐代士大夫已经表现出贵族和平民的双重精神气质。

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有贵族的自由精神，而杜甫呢，更多是平民的平等理想。你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的最大愿望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唐代诗人杜甫

▌科举的完善，使读书人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

士大夫的贵族精神被秋风彻底横扫，要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凭借门第上位没门了，大批布衣出身的底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为士大夫阶层带来草根的气息。他们来自乡土社会，与平民阶层息息相通，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关怀。

孔孟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有两重性，一重是以民为本的民粹思想，另一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英意识。宋代以后的中国士大夫，尽管依然保留着浓郁的精英意识，但很牵挂平民百姓的命运，守护农民的淳朴本色。

晚清的大儒曾国藩，出身于乡村底层，即使做到封疆大吏、一代名臣，在给子女的家书中，也要再三谆谆教导后代：咱们是耕读世家，务必不要忘记以农为本，安贫乐道。

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不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是否畅通，是否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在皇权、贵族和士大夫的三角关系当中，世家大族垮掉了，不再能为读书人的硬气作背书。士大夫作为无所凭借的自由流动资源，不得不依附于皇权，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升沉荣辱，通通来自朝廷，只能看皇上的脸色行事。

虽然少数有坚定精神信念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士志于道”，以一己之悲壮抗争，与皇权玩命儿，比如明代的海瑞、李贽，但大多数士大夫不过是一帮子关心个人功名利禄的俗儒。到了清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读书人在精神上更是不堪，个个被抽去了脊梁骨。

想想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当中那些读书人，尤其是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进中举”，那是怎样一群精神上的小侏儒、可怜虫啊！

不过，精神上可怜归可怜，士大夫阶层在底层社会毕竟还是中流砥柱、顶梁柱的。

范进中举，喜极而疯

▌士绅：底层社会的中流砥柱

士大夫诞生得很早，在西周就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级，但士绅要成为一个阶层，那是要到科举制度成熟的宋代以后了。考科举就是跻身士绅阶层的入场券。如果只是中了秀才，就是下层士绅；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

宋代以后，科举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官位没有增加。僧多粥少，于是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士绅。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做了官以后告老还乡，在地方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上层士绅。个别的，也有在官场上看透了仕途的险恶，主动选择回到家乡的。

比如晚清的张謇，他考中状元以后本来有机会平步青云，在仕途上大大发展。但是，他长期在上层做幕僚，看透权力场的险恶，于是就弃官不做，回到家乡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成了江南士绅群体的领袖。

家族社会主要凭借的是血缘关系，那么士绅社会凭借的是什么呢？血缘扩大之后就是地缘。它是差序格局里更大的一圈。

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家族，辈分高的族长可以在家族内部说了算，那么在地方上究竟由谁说了算呢？乡里的公共事务主要是由地方精英士绅来主持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要有序运转，主要靠两个传统：一个是多少年自然形成的社会礼俗，主要由家族族长代表；另一个是跟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接轨的纲常名教，代表者就是《白鹿原》里朱先生这样的基层士绅。社会礼俗和纲常名教联合，白嘉轩与朱先生携手，形成了中国乡村的秩序网络。

基层士绅维持了底层的秩序

士绅的身份有点特别，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在官面前，他代表民，在民面前，他又代表官，就像三明治中间的那层肉—两片面包是官府和百姓，正是中间这层肉把两片面包连接起来。

▌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与纽带

中国古代的士绅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阶层，中国历史的许多密码都在这里。士绅阶层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与纽带。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原因。

首先，从思想层面来说，士绅阶层共同信奉的儒家学说，既是帝国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指定的唯一经典，同时也是老百姓普遍遵循的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和风俗习惯。

这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整天“之乎者也”的士绅们也被叫作儒生，他们是儒学的人格化象征，或者说是儒学的现实肉身，拥有与天子同等的双重权威—解释天命，代表民意。

其次，从社会与政治来说，当他们进入政治的时候，作为士大夫阶层与皇帝共治天下，当他们回到地方的时候，又作为士绅阶层主持民间自治。本来皇权不下乡，行政权力与底层社会是脱节的，正是士绅阶层弥补了这一空白，将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士绅呢？士绅的身份标志，最重要的是要有功名，也就是国家通过科举考试赋予你的功名身份：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下层士绅，主要在乡间活动，举人与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有机会成为士大夫，入仕做官。

所以，范进作为一个穷秀才，周边邻居、当屠夫的丈人还是看不起他；一旦中榜举人，县长大人、退休老干部都坐着大轿来拜访他，与他称兄道弟，还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他住。

挤入士绅队伍之后就是特权阶层，有资格穿长衫，免去国家的徭役和税赋，县官也不能随便抓他，会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

《白鹿原》中有一位举人朱先生，弃官不做，就在老家担任白鹿书院的山长，不要说白嘉轩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连县长大人都要亲自来拜访。朱先生在家乡如此受人尊敬，不要以为他有国家授予他的功名，错了，最重要的不是功名，而是他有道德威望。

“权力”与“权威”两种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稀缺资源。像朱先生这样的士绅阶层，可说是有权威而没有权力。

在地方的行政系统当中，士绅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行政权力的延伸保长、甲长这类芝麻绿豆官都不屑为之，但他在民间依然有威望，以自己的威望获得主持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势。

旧社会中，士绅在底层享有威望

▌士绅的威望从哪里来

士绅的威望究竟来自何处呢？

首先来自教育。汉字比较难学，不要说书，连文字都有某种神圣性，一张纸上写了字，就不能随手扔掉，要放在专门的焚纸炉——叫作“惜字炉”中恭恭敬敬地焚化。所以，能够断文识字的就是村庄里的圣人，读书人在古代中国竟然是一个神圣的称呼。

士绅首先是读书人，中了秀才，还没有继续发达的机会，可以在乡里开设私塾，不仅是为了糊口，赚几文学费，最要紧的是在乡间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当中，老师的地位非常之高，不是因为有钱有权，而是有威望。天地君亲师，要在节日里磕头膜拜的，除了天地、皇帝、老祖宗之外，还有自己的老师。

士绅们通过办私塾、办书院，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师生网络，这叫“师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与门生的关系，被称为“学缘”，学缘关系就像我之前给你讲过的血缘、地缘关系一样，在中国社会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漱溟在民国的时候辞去北大教授，到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为了打入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当地关系网络，首先就是办乡农学校，与农民们建立师生关系，否则，一个外来人，做什么好事都无处着手。

在传统中国，士绅作为乡民们的老师，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经师”，不过是教小孩子诵读儒家经典，而“人师”呢，则是言传身教，成为百里之地的道德楷模。

孔子说“士志于道”，士绅实践儒家的理想，有往上与往下两条道路。一条是目光往上的“得君行道”，皇上开明，便入朝辅助君王治理天下。另一条道路是眼光往下的“觉民行道”，紫禁城龙座上坐的是昏君甚至暴君，对不起，那就退隐乡野作为“人师”去教化民众。

明清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朝廷政治黑暗，许多士绅宁愿不出山，就隐居在乡村，以一己之身作为道德表率，引领社会风气，打造符合儒家理想的礼俗社会。不仅要自己身正，而且家风也要纯正，按照礼教严格管教家人与子女。可见，当一个德高望重的士绅是不容易的。

清末状元张謇，辞官回乡创办现代企业，造福一方

▌亦官亦民的双重身份

除了教育，士绅的威望还来自服务乡村。

基层社会有许多公共事务，然而，古代中国的政府权力不像今天，一竿子插到底，政府财政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谁来担当？主要靠社会自治、自理、自救。社会的自我管理，要有出头人，这就是当地的士绅。

士绅免了徭役，也不从事农作劳动，但他整天还是忙得很，要为家乡父老做好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要做一辈子的好事，他的威望与人品，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士绅的服务乡村，主要有三项重要事务：公共事业、社区安全和调解纠纷。

先讲公共事业。传统的乡村，基本是自耕农的天下。虽然大家族可以解决一些个体家庭无法承担的事情，但涉及地方的公共事务，就要由有威望的士绅出面来协调解决。

比如兴修水利，全村消防，还有抚养孤寡老幼的慈善公益，以及灾荒年间的开仓济贫。这些都是今天所说的公共产品，假如没有人出来组织协调，大家只想着搭便车，那一定办不成。这个时候，士绅的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了。

第二是社区安全。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盗贼猖狂，乡村社会就要组织自我保护的武装，这叫民团。民团的人员、装备、训练和管理，都需要士绅出面来组织。都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民兵的胜利，但你要知道，中国也有民兵。

晚清太平军横扫南方，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曾国藩在朝廷的授命下，回到老家湖南，训练民团，最后以民兵的力量打败长毛。不要以为这支湘军是为清廷打仗，他们只是保卫家乡，他们是私家军，不是御林军，他们绝对忠诚的只是曾国藩个人。

第三是调解纠纷。传统中国重人情，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只有发生了人命案子，才不得已跑到县府去击鼓鸣冤，一般的乡民纠纷，就地自己解决了。谁来扮演老娘舅的角色，来调解纠纷？士绅。唯有知书达礼的士绅，双方才信得过。

美国的罗威廉教授提出一个重要看法，他说到了明清，中国出现了以士绅为主体的“管理性公共领域”，不仅是乡村，而且像汉口这样的城市，也是由士绅自我管理的。他们与国家密切互动，形成了明清社会的基层秩序。

士绅阶层之所以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与中枢，是在于他奇妙的双重身份——亦官亦民。

在乡民面前，他代表官府，官府的许多事情，有时候包括征收税赋，都要委托士绅办理。而在官府面前呢，他又代表乡民，争取地方利益，比如有了天灾人祸，就要在县老爷面前据理力争，为父老乡亲减免赋税。

官府与百姓在古代中国是两块脱节的面包，但通过士绅阶层这块夹肉，竟然奇妙地连为一体了。

晚清乡村士绅与村民合影

不过，不要以为国家跟士绅永远这样和谐默契。君主对自发性的士绅权力总是有一百个不放心，想方设法要在士绅社会之外推行一套保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通过行政权力把皇权的控制推行到基层。

稍微正直一点的地方士绅，都不太愿意出任保长这类权力爪牙的职务。本来是可以与知县平起平坐的士绅，当了保长，不是自降身价，见知县大人不等于见了领导吗？再说，乡民的利益谁来代表呢？士绅假如不能为乡民说话，在村里就没有脸面了。

到了近代，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士绅社会慢慢解体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科举制度取消。给士绅发身份凭证的科举不存在了，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了。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后，城市兴起，乡村衰落，要学新知识，只有到省城和口岸大都会才有好学校。乡村的精英都往都市流动，乡里德高望重的士绅不见了。到了民国，国家行政权力大规模向基层渗透，乡村被腰间别着驳壳枪的保长甲长所把持，他们背靠国家权力，鱼肉乡民，欺压百姓。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最容易在乡村发动？就是因为由士绅主导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老百姓对土豪劣绅不满，强烈地渴望建立新秩序，所以，革命的烈火很容易在失去秩序的乡村里熊熊燃烧！

本文选自许纪霖老师新书《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从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垮掉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伴随着旧社会权力中心化的过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少，最后随着传统文化的解体，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几乎完全“泯然众人矣”，甚至一度连普通人都不如。

虽然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全面退却，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还在。但对此国人的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好的很，遍地精华；另外一些人又一口咬定，中国的传统，统统是糟粕。其实，好也罢，坏也罢，中国文化都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传统已经浸润到民族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只有自觉地意识到生命和灵魂中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来一个彻底的大盘点，才能掌控“传统”这一内心之魔，而不是被它摆布。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许纪霖签名新书《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许纪霖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学者，“学术界的陈道明”，头衔可以说出一大堆。但许老师更引人瞩目的是他的侠气，他永远都是直白的说出自己的观点，从不更多的考虑个人得失。

许纪霖老师懂传统文化，但他更懂现代价值。许纪霖老师曾经也认为传统文化是走向现代的障碍，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也随着与国际学界更多的接触，许老师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真的水火不容吗？在许老师看来中国文化，是中国的血脉与脉络，看不清这样脉络，也就看不清未来的发展。

这本书说是“不问西东，不问古今”，但其实都在问，不过却是把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问——传统文化如何成为智慧？为什么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传统反而复兴了？只要有文化就能叫传统吗？中国人际关系与江湖社会的法则是什么？这些很多人都会想却找不到答案的话题，许纪霖老师在书中都会带着“问题意识”陪伴读者一起进行思考与判断。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签名版，从许纪霖的文化地图里，寻求传统智慧与解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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