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访谈录·科创50人】梁贵柏：要把生物医药做成“核爆点”，上海还应这样做…
张江访谈录
——科创50人
//编者按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国际一流科创人才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战场，涌现出了一批战略科学家、领军企业家、科技青年才俊等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才。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披坚执锐，在高端产业发展中不断超越，在创新创业生态建设上善作善成。近日，上海科创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科创上海”推出“张江访谈录·科创50人”大型系列访谈，讲述他们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故事，激励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梁贵柏
上海偕怡生物医药公司首席科学家
坐标：上海
领域：生物医药
“等到哪一天制药圈子里的人，至少领军人物，不再热衷每年的诺奖发布，而是能及时捕捉到1997年和2002年那两篇原始科学论文了，中国人的FIC（First in Class）差不多就有戏了。”这是梁贵柏博士在个人专栏中写下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不只是对诺奖的关注，更有着对中国创新药的期待。
那么，梁贵柏是谁呢？
“跨界”写书
不少人与梁贵柏博士的结识，起源于近些年走红的一系列新药研发科普读物，比如，《新药研发的故事》、《新药的故事》系列书籍等。而这些书籍的作者，正是梁贵柏。
《新药研发的故事》是201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讲述科学研究的书籍，国内医药行业的很多人，也是通过这本书开始熟识梁贵柏博士的。《新药的故事》系列书籍则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因为广受好评，如今这套书籍已经陆续出版了三本，第四本也正在筹划之中。
在谈到写作的初衷时，梁贵柏表示，自己写《新药研发的故事》就是想通过新药研发的历史，对中国现在及未来的药物研发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理念和经验，比如，“为谁制药？”“为什么做新药研发？”等问题。“ ‘为患者制药’，这作为口号人人都会喊，但如何真正将这个理念融入一个制药公司决策团队和大多数员工的日常思维，却是值得每个制药人思考的大问题。” 从链霉素独家专利权的出让，到伊维菌素的无偿捐赠，再到乙肝疫苗的技术转让；从银屑病、糖尿病到肢端肥大症，再到肺纤维化；从病理研究、药物研发，到临床试验、上市审批，再到聚焦讲述实验室、科学家和制药团队经年累月的探索……在书中，梁贵柏借助文字的力量，带领更多读者走进了一个跌宕起伏而又动人心魄的新药研发世界，共同见证着人类挑战病痛的曲折历史。
从新药研发一线科学家“跨界”写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无疑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本事的，梁贵柏对此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科普大致可以分成大众科普和高级科普两类。“大众科普面向受过基本教育的读者，高级科普则是写给受过高等教育但非本专业的读者。《新药研发的故事》第一版属于高级科普读物，写给医药界同仁和有志于医药事业的工作人员。《新药的故事》则在大众科普的方向上做了一些努力，添加了人文故事，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关心和了解新药的来之不易，以及新药研发对于人类健康未来的重要性。”
在当下普遍关注生命健康的大背景下，优质的新药研发科普读物受到欢迎并不令人意外。而从一个更高层面来看，这样的书籍也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新药的故事》序言中所写道的：“我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梁贵柏博士撰写的《新药的故事》大部分内容，对于目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药领域，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科普好书” ，“21世纪的新药研发仍将依赖于生命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需要更多的投入，还需要有更多像《新药的故事》这样优秀的科普书籍问世，从而提高公众的医药知识水平，使医药创新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关心和支持。”
“花式”创业
让梁贵柏“出圈”的，或许是上述近年来出版的优质科普读物，但很多生物医药圈内人和他的熟识则要长达十年甚至更久。正如梁贵柏常说的，“我是一个制药人，做了大半辈子新药研发”。
梁贵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上世纪80年代，他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后，赴康乃尔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探索天然抗癌药物紫杉醇合成的新方法。1994年，他以资深化学研究员的身份加入默沙东实验室的药物化学部，开始新药研发的工作。近年来，他从未停止关注和追踪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并回国创业继续新药研发工作。
在梁贵柏30余年的药物研发工作中，有17年的时间，在美国默沙东制药公司工作。梁贵柏进入默沙东时，其在全球制药公司排行榜里排名第一，并连续7年占据《财富》杂志“最令人仰慕公司”榜单。在默沙东的期间，梁贵柏与世界顶尖的化学家一起工作，并参与了2型糖尿病一线用药“西格列汀”的研发工作，成为当时默沙东西格列汀项目组的高级科学家。
多年新药研发一线科学家的经历，也让梁贵柏对于“一片药”如何从“0”到“1”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因此，作为上海偕怡生物医药公司首席科学家，他在上海开展的“创新药”研发也尝试了一种看起来有点特别的方式——微型公司+“端到端”的外包公司合作的模式进行新药研发。“这种模式在国外也有，但是不多。我听业内的朋友说，在美国这样类型的最小的公司是两个半人，一个科学家、一个商人，再加上半个财务，这样一家微型公司通过与‘CXO’公司合作，就可以做成一个药。那么，这种模式能不能在中国重复，是我想知道的，也是我正在实践的一件事。”
在梁贵柏看来，“端到端”的外包服务是当下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最大优势之一，可以降低新药研发的门槛，而目前自己之所以能采用这种新颖的创业模式，也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生物医药领域的产业链是很长的，我不可能从头做到尾。也正是因为国内‘端到端’外包服务的不断完善，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管是动物实验，还是药效实验，外包公司几乎所有的实验都可以做，即使我要做一个很新的实验，他们也非常愿意帮我去建这个实验室。而我要做的就是专注于我擅长的领域——找到新药研发的某个突破口。”
对于目前自己在上海开展的新药研发项目，梁贵柏笑着说，“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其中一个项目已经进入临床了，还有一个项目在临床前。估计今年年底或者最晚明年上半年，我们就应该可以把临床前的那些评估都做完了。那么，我们接下去就是要找一个下家去做临床，未来一起合作争取把它推上市场”。
关于上海乃至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的未来，梁贵柏表示“很看好”，“上海或者说长三角有很多优势，尤其是有人才方面的优势”。他也回忆起此前的一次聚会，“大概十年前，有一次老同事组织聚会，而当年西格列汀团队里面几乎所有重要的华人科学家，无论是化学、生物、药理，还是安评，组里的华人高级科学家，当时都在上海。你看，从人才的角度来讲，上海这边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了。”
但是，梁贵柏也认为，如果要把生物医药做成“核爆点”的话，上海还应该回到更原始的更基础的层面上，把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搞上去。“我们可以看看日本，近些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日本常常有获奖者。这背后离不开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发力，也奠定了其源头创新的底气。同样，上海要想成为创新药的重镇，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创新药研发是做科研，不是做产品。如果你把科研做好了，产品就随之而来了。换句话说，当上海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所谓靶点的、疾病机理方面的突破，就会反而变成是相对容易甚至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在梁贵柏眼中，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天的药物研发，正处在巨变的前夜。“虽然我们还在沿用过去的模式，研发一款新药的流程听起来跟70多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未来新药研发的模式和效率，将被彻底改变。或许我们都将有幸成为它的见证人。”对于中国的创新药，梁贵柏也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敬请期待！
科创上海
编审：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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