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双标”与偏见
文／乌里单刀
实话实说，马克思当初的确看到了许多的暴力掠夺，也看到了国家作为暴力统治与剥削的工具的本质，然而他却把罪恶归之于资本，真不知道他是脑子短路还是进水了？！
好比把金钱视为罪恶之源，强盗为了金钱而杀人放火，小偷为了金钱而偷窃，骗子为了金钱而欺诈，这是金钱本身的罪恶吗？
不，金钱本身只是没有意志的物，人才有善恶之分。罪恶在于采取抢劫、偷窃和欺诈等暴力手段获得金钱的人（渣）身上，与金钱有何干系？
同理，掠夺者通过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本，有罪的明明只是这些掠夺者，与资本又有何干系？那些栽赃在资本头上的罪名，用来形容那些垄断的暴力组织，反倒是十分的贴切。
“资本”本来是指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要素（或称生产资料），又叫资本品。资本是通往更多消费品的中转站，社会中的资本越多，生产力越高，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就越多。
那些做着小生意的小摊小贩，那些从事禽畜养殖的农户，以及经营着各行各业的商户和企业主，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他们没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没有五险一金，也几乎没有节假日。他们只有通过勤奋工作，为其他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才能获得报酬。如果他们对市场判断正确的话就能够积累资本，扩大经营和生产。
但是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谁也不能担保他们的投资能够成功赚到钱。他们可能还在艰难的谋生，运气好一点的也只比打工收入高一些，只有那些极为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够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
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都谴责过商人和资本家的“贪婪”，只不过如索维尔所说：“贪婪”概念几乎从不用到“公家”身上，无论是就其所课税收的数量，还是其甚至对工人阶级家庭所课之高额税收方面，知识分子都不曾评价过公家“贪婪”。
罗斯巴德也说过，另一种实践证明是可取的、能使国民顺从某人意志的办法是，使人们具有一种负疚的心理。攻击私人财富的增长为“贪得无厌”、“实利主义”或“极度的富裕”；攻击赚取赚取利润为“剥削”和“放高利贷”；指责互利交换为“自私”，由此，人们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更多的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公家”那里。负疚心理使公众甘心情愿这样。
或许某些同志会说，公家收上来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能一样吗？那就奇怪了，花个钱还需要找个中介？民众自己的钱不能自己直接花掉吗？
来看看人们是怎么花钱的：人们花钱不是直接享受钱本身带来的服务，而是拿钱——这些钱是早前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去购买我们同胞的服务，这样我们的同胞也得到了钱，接着他们就可以花钱去购买其他同胞的服务，其他同胞又得到了钱……
你看，这难道不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所以为什么你要把钱给公家，然后再由公家把钱花在你身上呢？放个气还得脱裤子？
知识阶层就是如此喜爱用双重标准看待社会事物：牛肉面涨两块钱是哄抬物价，口罩涨价几毛钱到几块钱也是哄抬物价，但是从农民手里花十几万块钱一亩收上来的地，转手以几千万一亩卖出去的行为，却从未有人指出是哄抬物价。
知识阶层经常把商人骂做奸商，指责资本家唯利是图，但是同样的评价从来不会用在消费者身上，尽管消费者也同样唯利是图地不停寻找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并且只要找到更加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们就会无情的抛弃原来的商家，让这些商家亏本甚至破产倒闭。
靠写作谋生的知识阶层，在同等条件下也总会希望自己的文章稿酬越多越好，这种“唯利是图”本就是人之常情，哪怕是因为故作清高、死要面子不承认，也依然否定不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却从不觉得自己“唯利是图”。
他们中有些人成功地经营着自媒体，靠着读者的打赏和广告、甚至自己也在自媒体平台上卖货而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自己就是十足的商人和资本家，然而他们却一边靠着资本赚取利润，一边大骂资本的贪婪，何其分裂！
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逃不过知识阶层的偏见。他们敌视市场、敌视工商业等这些能让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东西。
人的行动学公理告诉我们，只要自由不受限制，人们总是会通过行动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想尽办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生产与交易这些工商业活动就是人们改善自己生活和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唯一合法正当的手段。
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现实经验的观察中，我们都能够明白，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白手起家，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摆脱贫穷，甚至创造出一个巨大而惊人的商业机构，进而让更多的穷人受益。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老话也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穷人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活动，包括从事任何不伤害他人权利的职业劳务并从中获得收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摆脱贫困，过上富足而体面的生活。
市场的交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由此产生了同情友爱的道德情愫。这就是为什么孟德斯鸠会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再重复一遍：是社会合作产生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维系了社会。
说实话，贫困问题与社会和谐以及道德文明的问题很好解决，经济学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太简单了也“有罪”：你们这些愚昧的大众，竟然不需要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帮助也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化就能和谐友爱地相处？那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又如何能够得到体现？
《知识分子与社会》里的这句话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这种简单枯燥的原因，并不能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特殊才能的机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通过谴责他人而展示自身美德的机会。”
当然了，人的动机无法猜测，猜测别人的动机也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所以相信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是好同志，只是稍稍缺乏一些经济学知识。
但如果以其真实的行动而非以其言辞来判断知识分子，那么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一方面批评行动人的不理性，批评“失灵”的市场，指出了“这届人民不行”；另一方面批评“公家”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指出了“这届公家不行”。于是呼之欲出的结论就是：“这届知识分子很行，按他们的想法来干吧！”
等一下！公家的不作为（这里是指对个人权利保护不力，而非不干预市场）和乱作为不也是一种失灵吗？呼吁失灵的公家去纠正“失灵”的市场，你们是认真的吗？
我们从未说过市场是完美无暇的机制，只是说市场机制能够比非市场机制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却树起稻草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过你们中的“自由派”倒是非常聪明的为自己辩护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自己这样子真的很“双标”吗？
《知识分子与社会》有这么一个事例：伊利诺伊州前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竞选美国总统，并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抗。《纽约时报》把史蒂文森称作“最好的一个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的研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样描绘，“艾森豪威尔响亮的击败了史蒂文森”，这显示出“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反智主义”。
不过，据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比齐罗斯所说，史蒂文森“可以做到几个月或者几年都不读一本书，还能够相当快乐”。不止一个人曾报道过史蒂文森对读书没兴趣，麦克只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没有人把哈利·杜鲁门看作知识分子，尽管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他的阅读内容包括大部头的厚重书籍，如修昔底德以及莎士比亚的著作。他是“一位能用古拉丁语欣赏西塞罗著作的总统”，当弗雷德·文森大法官引用拉丁文的时候，杜鲁门能够指出其中的错误。
然而，阿德莱·史蒂文森有辞令上的技巧、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哈利·杜鲁门却没有。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都将说话不加伪饰、直来直去的杜鲁门，看作仅比乡下佬稍多那么一点点文化素养的人。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由其学识水平决定，而是要看他有没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有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可与喜爱！
知识阶层的道德双重标准和偏见，除了表现为直接的歪曲和抺黑之外，还表现为对新闻事实有意的选择报道和信息过滤。比如：
不断报道黑人或其他非白人族群在收入方面低于白人的数据，非白人族群住房抵押贷款申请比白人更多遭到拒绝的数据，或者在经济下滑期间非白人族群比白人更多遭到解雇的数据；与此同时，不去报道白人在所有这些方面也比另外一个非白人族群情况糟糕，例如亚裔美国人。
甚至当所有这些族群的相关数据都掌握在手的时候，亚裔美国人也往往被影响力形同社论的“新闻”故事所筛选掉，因为一般社论的矛头都明确指向：白人种族主义是其他非白人种族陷入更低收入、更低职业地位以及遭遇其他不幸的根源。
上面是美帝白左记者的做派，本朝记者也好不到哪去：当网约车出现人命案件时，各路媒体会铺天盖地的大肆报道。相反，当出租车发生同样的事故，媒体却毫无报道的兴趣，甚至视而不见。
统计数据也能被筛选，无论是通过删除与所渴望之结论正好相反的数据（例如关于亚裔美国人的数据），还是通过限制数据发布——仅向那些在相关问题上所持立场与数据掌控者的立场相吻合的人发布数据。
统计数据在源头上就被过滤了，甚至当这些数据是用纳税人的钱所资助的统计，其信息收集的表面目的是为全面掌握情况后的政策选择提供事实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在实际中却好像成了保护那种主流构想的手段。
索维尔说道：我们也无需推测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有意的在撒谎。看起来更可能是这种情形：一旦他们找到支持他们预设的统计数据，他们就没有动机去多走哪怕一步。
对于索维尔的这句话，我只能表示：不要低估他们的无耻！
上一篇：知识分子与语言腐败
延伸阅读：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本文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
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
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