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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 文化共生：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图景
作者：万明
百年来，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形成了诸多专门研究领域，诸如“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 (也称“西南丝绸之路”) 等。实际上，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不是一两条交通道路，而是四通八达、辐射广远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历史轨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构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互动的中外文明开放系统，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明代郑和七下印度洋，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郑和七下印度洋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在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指“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郑和七下印度洋，打造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全面贯通的新局面，联通了亚非欧，为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明朝永乐三年 (1405) 至宣德八年 (1433) 的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当时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促进当时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600多年来，中国与印度洋各国关系的佳话，流传不衰。
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述的是他亲自抵达的诸国的宗教信仰情况。他身为通事，了解是比较全面的。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呈现的文化共生特性
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周边族群密切交往与迁徙移居，这一地区诸国呈现了多元文明的交汇和融合现象。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的人文环境，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伊斯兰文明，另一类是印度文明；郑和七下印度洋，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话和交流。最好的历史见证，就是郑和在锡兰国 (今斯里兰卡) 所立迄今传世的有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的石碑，它反映了对多元文化的价值认同，使文化共生精神跃然其上。立碑时为永乐七年 (1409)，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最早记述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是曾随郑和两次下西洋的费信，费信在所著《星槎胜览》前集《锡兰山国》中，记述他于永乐八年 (1410) 到锡兰山时见到此碑，记曰：“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碑文印证了文化的多元共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性之一。
宗教文化是印度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影响上至国家政治生活，下至人们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日常生活，在其中都印下了深深的烙印。《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存放在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中。此碑是郑和代表明朝永乐皇帝对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三大航海保护神的尊崇和奉献。从航海文明背景来看，共同的航海保护神，是在同一海洋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产生的文化共生现象。文化共生是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产物。
此碑的三种碑文，所体现的内容大同小异，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共生实态；随此碑展现的，是明朝君臣对印度洋上所有神明恭敬有加的多元并蓄文化观。永乐皇帝与郑和的布施寺院与立碑，是真心诚意认同印度洋上这三位神明作为航海保护神，诚挚地敬奉，表明了明朝中国对印度洋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心态，具有认同印度洋多元文明的广阔胸襟，并不是唯我独尊，只以中华文明为尊，而是一种平等开放的文化思想。与此同时，也表达了明朝皇帝与使臣对信奉这些宗教神明的各民族的尊重和友好，绝不是今人揣测的所谓“外交智慧”。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并蓄，摒除冲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通过碑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态势。锡兰处于中国至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这里汇聚了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教。可以看到印度洋上各种文明的融合与共生，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特点鲜明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
郑和七下印度洋，拓展了中外文明对话与发展的新空间，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共生的特性，也充分表现出明朝对外关系的特质是包容和开放的；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15世纪在印度洋上，海上丝绸之路被极大地扩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明在印度洋相互交融、相互激荡，海上丝绸之路上各种文明的相遇、共生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营养成分和信息交换提供了前提，也为航海发展提供了契机，文化共生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并蓄，摒除冲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特别重要的是，印度、中国、伊斯兰文化圈交错重叠。文化共生——印度洋共同的航海保护神为中国航海船队护航，中华文明融入了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共生格局之中，郑和下西洋，推动印度洋文明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形成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共同影响作用的多元复合文化，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中国航海文明吸收多元海洋文明的合理元素，经过交流、吸纳和融合、会通，成为自身航海文明的一部分。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总之，15世纪初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上，呈现出多元、包容、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鲜明的文化共生特性，这是西方东来之前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真实图景。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文明交流的广度、强度和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温15世纪初中国与锡兰以及印度洋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化共生的历史，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演进将有新的发展态势，在广度与深度上也都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曾随郑和四下西洋，在郑和使团中担任通事教谕。到过占城国、童龙国、灵山、昆仑山、交栏山、暹罗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他每到一地，抓紧公务之余“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储采纳，题曰《星槎胜览》。”于明正统元年定稿。《星槎胜览》原本，“文学芜俚”，“词多鄙芜”。后经昆山周复俊“稍加删析，录一净本，六梅斋中。”被陆深父子收入《古今说海》，以后辗转采录，又见于《历代小史》《纪录汇编》《百名家书》等，流传甚广。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文化共生：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图景》，原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5月27日
作者：万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