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数字经济能否“改写”宏观经济规则？丨《北大金融评论》

编者按

本文为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北大金融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彭文生教授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里的第一个十年，人口红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二个十年，人口红利在消退，金融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依靠地产和信贷扩张支撑经济；未来十年，新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因素将是数字经济，它对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或正在发生。本文后附购刊二维码，敬请阅读。

文 / 彭文生（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回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过去二十年里的第一个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人口红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断增加。第二个十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人口红利在消退，但金融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依靠地产和信贷扩张支撑经济。未来十年，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消退，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生产者对消费者比例也将下降。金融周期从2017年开始进入下行调整。

旧格局：人口红利与金融扩张

从金融周期视角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和欧元区）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一轮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现在处在新一轮金融周期的上升阶段。中国目前处于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期，过去十多年依赖房地产和信贷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人口红利有两个概念：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即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即青壮年与单纯的消费者（老人和小孩）的比例，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储蓄和投资，以及收入分配。

就中国而言，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发生。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也在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储蓄、投资和资产估值。例如，主要经济体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与实际房价呈正相关。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实际房价有所反弹，但相较于人口红利高峰期还有较大差距。从人口角度看，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从人口结构与金融的视角总结过去几十年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可以观察到：1950至1970年间，育儿负担重，储蓄率低、自然利率高，同时金融受压抑、财政赤字货币化，宏观经济主要体现为通胀膨胀、金融稳定和贫富分化下降，财政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作用；而1980年至今，属于人口红利阶段，储蓄率高、自然利率低，同时金融自由化，银行信用扩张，通胀消失了，但带来了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等问题。

总之，过去几十年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资产泡沫、金融风险、贫富分化，一个思考未来如何缓解的视角是：人口结构及公共政策这两个方面对金融的态度，是否有影响宏观格局的新因素出现？我认为新的因素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问题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解决传统金融问题的帮助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以及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对金融信贷的约束，让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

二、数字金融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大数据的应用可降低信贷对抵押品的依赖，有助于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

历史上我们对金融创新有过多次的期待，数字金融能否在控制总量的情况下改善结构？我觉得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流动性资产（或者说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

传统金融过度扩张有两个因素，即房地产作为抵押品和政府信用担保。对抵押品依赖的降低有助于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但新金融平台涉及到公共政策问题——应该采取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新金融平台导致的混业经营的主要风险是把政府对银行体系和间接融资的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增加金融的总量和顺周期性。

新金融平台的另一个风险是新型产融结合。历史上，美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把产融彻底分开，但新金融平台能否带来新型产融结合？新型垄断产生新型关联交易，是否会侵害消费者权益包括隐私？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格局：数字经济的崛起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对商业模式和经济环境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由此产生的新经济体系，一般被称为“数字经济”。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在微观层面，一些数字经济活动的价值不是通过货币化体现，所以难以纳入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定量分析尤其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数字经济微观层面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出发，对其在宏观层面的含义作一些定性分析，这对我们理解宏观经济和政策框架的演变有帮助。

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大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微观经济分析里，很多经济现象源自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能提升效率。

二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活动相比，规模效应大。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是零。传统经济活动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排他性的，数字资产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大家可以共享。

三是数字经济会带来无形资产垄断租金。数字经济的规模和网络效应容易带来先发优势，容易带来“赢者通吃”的局面，并在边际成本以上定价，带来垄断租金。全球价值链也使得数字经济时代无形资产“赢者通吃”效应在全球范围里获得垄断租金，加大收入分配差距。

数字经济的这三个微观特征，引申到宏观层面的具体含义是：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大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包括劳动力）使用效率，有助于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第二，信息对称所带来的共享经济可以提升存量资本的产出。这降低了对新增投资的需求，有利于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下降问题。第三，带来负面的结构影响，尤其是收入分配加大贫富分化。

以上是数字经济的一些基本概念，从宏观来讲，包括三个基本含义：

一、数字经济增加有效供给（有效劳动力和有效资本供给）。这意味着增加储蓄、降低通胀、降低自然利率。虽然结构性摩擦可能存在，但从整体经济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供给效率的提升，抑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物价和利率上升压力。

二、数字经济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数字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垄断性，相关的投资者获得的资本回报率高、关键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获得的收入高，一般资本回报（平均利率）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则因为竞争增加受到抑制。

三、上述特殊资本高回报率和一般利率低水平在大类资产的一个体现是创新类或者数字资产之间高估值和低风险利率的反差。过去四十年全球范围内房地产高估值和低风险利率广泛受到关注，一般观点是低利率（外生的）促进了房地产高估值，但数字经济带来的供给（储蓄）增加和分配不均意味着低利率和风险资产高估值具有内生、共生的一面。

除了从实体层面讨论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还要关注金融层面。在旧格局下，人口红利有两个渠道促进房地产价格上升，即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消费需求和储蓄增加带来的投资需求。房地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虚高，可以称之为“理性泡沫”，但从金融层面看，房地产是信贷的抵押品，带来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平衡的冲击就大了。数字经济带来的供给过剩、贫富差距、资产高估值等对宏观平衡的含义，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金融。

数字货币：财政还是金融？

回到宏观经济旧格局和当前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与货币的两种投放方式有关系。从历史上看，广义货币有信贷和财政两种投放方式，对经济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差别。财政扩张带来的问题是通胀、挤压私人部门；信贷扩张带来的问题是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由私人部门债务不可持续而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超过财政扩张，同时，财政具有天然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而金融则只是锦上添花，信贷扩张会加大贫富差距。

数字经济在提高有效供给的同时，会带来新的挑战，即增加过剩储蓄和加剧贫富分化，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抑制通胀、降低自然利率。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维持经济增长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放松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向自然利率靠齐），进而促进信贷需求和投资，以消化过剩储蓄；另一个是放松财政政策，财政扩张直接提升总需求，绕过信贷体系，实际上提升了自然利率。二者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一方面接受自然利率下行、引导市场利率趋向自然利率，另一方面提升自然利率。两个政策选项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需要平衡。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太依赖信贷，继续降低市场利率，将加大私人部门债务和贫富分化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我们需要从信贷投放货币这个极端向后退一些，更多地依靠财政投放货币。

财政扩张的空间有多大？近期，引起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财政和央行同属政府的特征，我认为在央行印钞能力的支持下，政府没有财务约束，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财政扩张的空间比过去四十年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要大。

财政预算赤字增加是财政扩张的一个方式，但不少国家预算赤字面临政治约束。其实，央行扩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行为，可以绕过银行信贷（包括新金融平台）投放货币，降低货币扩张对信贷的依赖，进而缓解由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资产泡沫、金融风险和贫富分化问题。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的空间很大，我认为央行扩表是最重要的载体。

央行扩表依靠什么手段？下一个可能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如果央行对数字货币支付利息，财政部对国债也支付利息，那为什么不通过发行数字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发国债？即使不直接通过数字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一旦一般投资者参与了央行的数字货币，他们对利率不是那么敏感，政府的融资成本会下降，实际上是把商业银行获取的部分铸币税归还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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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杂志2019年第1期（创刊号）

本篇编辑：张琦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