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思考全球疫情冲击下的“大隔离经济学”框架
以下为点评全文实录
非常感谢汪涛博士的精彩演讲，汪涛博士在瑞银负责亚洲经济研究，也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在加入瑞银前，汪涛博士还在美国银行、英国BP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事过很多工作。我和汪涛博士都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金融发展局内地机遇组的成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交流。汪涛博士的研究独具风格,逻辑框架清晰，对中国和国际经济的运行理解深刻。汪涛博士今天的讲座，系统地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宏观金融的风险和其历史的形成，以及本次疫情的冲击和防控的措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角度。
结合前面我们邀请到的曹远征博士和相关的多位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本次疫情的冲击，能够使我们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学思考形成一个大致的框架。本次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史无前例，所以开始有研究者将这一次新冠疫情产生的冲击称之为“大隔离”，与历史上的“大萧条”相对应，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既然有不少学者研究“大萧条”，还有的专门称之为“大萧条经济学”，伯南克就在研究大萧条领域成果丰硕；那么，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大隔离”的巨大影响，以及这么多学者参与研究“大隔离”，应当也有条件考虑思考“大隔离经济学”。有研究者预计，当前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大隔离”，可能是未来人类在面临生化危机时的一个预演，如果真是这样，就更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了。
参考“大萧条经济学”，从尝试探讨“大隔离经济学”框架出发，结合近期不同专家从不同侧面所进行的探讨，我今天尝试着把研究大隔离经济学的可能领域梳理一下，尝试梳理一下众多专家的研究，对如何探索大隔离经济学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
一、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历史视角
首先，要将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危机和以前的历史危机进行对比，从历史的视角来凸显此次新冠疫情的独特性以及与以前危机的相似性。本次新冠疫情是在全球化环境之下爆发，且在各个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较高情况下出现经济社会运行的停摆。2008年金融危机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是由于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相比之下，本次疫情下金融机构到目前为止相对比较稳健，资产负债表指标相对比较健康。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当时全球化程度有限，同时没有强有力的央行，且货币政策受到金本位制的约束。与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相比，当时全球化程度有限，且由于是在二战后期，关注度主要集中在二战上。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大隔离产生的冲击与以前的历史危机进行对比，以此寻找此次危机的独特性与相似性，从而更好地评估此次危机的影响。
二、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国别视角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基于不同的体制、资源、文化、社会、经济的传统和比较优势，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模式，也取得了不同的效果，目前还在不断探索演变之中。如何对不同模式的形成、演变和经济效果，进行比较评价和评估分析，可以说算是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国别视角。
三、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经济运行视角
“大隔离”同时给供给侧和需求侧带来冲击，给经济运行带来冲击。供给侧的冲击包括：产出能力的影响、供应链的调整、供应链的中断、局部的隔离产生的冲击等等多个方面；需求侧的冲击包括：大量需求的消失，特别是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地区的需求下滑显著，对需求结构的影响和带来的转变等等。
如何评估“大隔离”带来的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持续的时间、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冲击的方式等等），是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的前提。只有清晰地评估直接受冲击的程度、产业、群体和地区，才能对“大隔离”产生的影响有清晰的把握，政策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当前来看，这有赖于疫情的发展和演变。但是从经济运行角度进行评估也是必需的。我们可以把大隔离对经济运行状况影响的评估，称之为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经济视角。
四、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政策视角
大隔离经济学的政策视角是指各国应对新冠疫情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及其效果的对比。经济政策当然首先会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也不止于此。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虽然会有人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不是疫苗，无法直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它们确实起到了维持经济体系平稳运行、防止经济运行中断的作用，而且促进了市场信心的平稳。特别是在市场恐慌阶段，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其独特的作用。
此次新冠疫情中，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较之原来的政策框架都有程度不同要显著突破，欧美不少发达国家的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商业票据、企业债券，甚至ETF，都被视为带有现代货币理论色彩的政策事件。在特定的危机市场环境下，这些政策操作的积极意义在于提供了流动性，维持了市场信心的相对稳定。同时，从客观效果看，美国的股市在短期大幅下跌之后又有明显的回升，可以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工具短期内产生的积极作用，虽然长期内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市场来说，资本市场的稳定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息息相关，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房地产在中国市场上的影响。
不过，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许多超常规的政策工具使用，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例如是否会带来持续的低利率、高债务、大量的僵尸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等，是否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阶层的继续割裂，等等。
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各个国家在应对疫情时都不同程度意识到，救助政策产生效果的前提，是首先需要识别出真正受到冲击的群体、产业、个人和企业，然后精准地把资源支援到这些受冲击大的群体、行业、个人和企业。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这显然也面临着显著的挑战。比如，当前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候鸟似的来回奔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城市农民工，受到的冲击实际上相当大，他们也不容易被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所覆盖，该通过何种方式把救助送达给他们？再比如要救助一些在银行根本没有账户、与银行基本没有信贷业务往来的小微服务业，该如何送达救助？这涉及该如何采取精准纾困，并需要反思整个政策实施体系的完备性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避免出现寻租和资源浪费。
五、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国际视角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大隔离”，其冲击之所以如此广泛，不仅仅是疫情本身，也与当前面临的国际格局的重构、全球化出现局部逆转等息息相关，这也是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应该重点研究的内容。疫情导致的“大隔离”之后，究竟是逆全球化加速，还是出现新形态的全球化（例如区域化），还是再全球化，还是说可能出现并行全球化，或者是有的人担心的去中国化，这个格局尚未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这种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构，还融合着一些文明的冲突、一些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与国际冲突的互动、叠加了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将来也需要综合起来展开研究。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所以我们要积极推进全球化。如何在疫情的冲击下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的平稳，防止其大范围的中断，如何积极开拓内需来替代进口，保持产业的竞争力，是中国的政策决策者所需要关注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防止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和某些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安排，并设立了海外央行的回购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所以虽然美国受疫情冲击较大， GDP在全球的占比下降，但在这次疫情冲击带来的危机时，美元的重要性反而还上升了。目前的这种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干预体系实际上是排除人民币的。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原先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是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的，这是由于当时担心金融市场开放可能会带来较大波动的可能。而现在的全球金融脱钩和去中国化，有可能会进一步地倒逼经济上的脱钩。因为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会导致中国未来在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获得国际融资和支付结算支持等方面受到制约，当前中概股面临的挑战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权衡下来，在这个时期里，中国还是应该从全球化的大局出发，积极地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提升中国的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的能力。
六、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退出视角
为了应对疫情，不少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大突破，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显著加深，这只能是视为为了应对疫情而采取的非常规政策，将来还必须要回归常态，因此，在探讨大隔离经济学研究框架时，还应该包括将来“大隔离”相关政策的退出安排，路径及其效果评估。
不少欧美国家经过史无前例的刺激后，政府的债务大规模扩张，这将导致未来出现通胀的格局还是通缩的格局？有的分析表明，逆全球化导致的成本上升具有通胀的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债务、廉价的资金成本会导致僵尸企业增多、资金效率降低，容易产生通缩的压力。究竟是通胀的可能性多还是通缩的可能性多，这个问题有待研究。如何校正因为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的微观效率降低，如何应对债务的大规模上升，这些都有待研究。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客观上要求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必须把每年政府支付债务的利息水平控制得较低，才是可持续的。这种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环境，会给未来的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哪些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这是今天我听完汪涛博士的演讲后的几点思考，也是结合这段时间不同专家分析疫情冲击的一点总结梳理。面临当前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疫情冲击，需要我们汇集众多专家的研究，尝试着构建一个大隔离经济学的初步框架，不断去思考、去探索、去完善。总体来看，这种系统的梳理和思考目前还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需要更多优秀的专家来贡献自己的思考和智慧。比如今天汪涛博士的精彩演讲，就让我们深受启发。再次感谢汪涛博士，感谢各位积极热情的参与，也感谢各位参与组织讲座的同学的细致工作，谢谢大家。
5月7日（周四）19:00-21:00
崔历博士将莅临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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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吴一凡、黄宇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