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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真理的科学家丨纪念周培源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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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有锋芒的人，有人沉默、有人顺从、有人阿谀时，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
8月28日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培源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集理论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以91周岁高龄离世前的六十余年间，是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参与者、教育兴衰的目击者、捍卫真理的不朽者。
五年前的初夏，我有幸走进了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一座三层的百年建筑——“科学馆”。二十年前周培源先生百岁诞辰日两天后，冠以其名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在清华正式成立，他早年的得意弟子林家翘 (1916-2013) 先生以86周岁高龄永久性地从美国回国，出任中心名誉主任，在科学馆二楼办公。三楼一间办公室的主人，就是翌年回国定居的杨振宁 (1922-) 先生。在华人世界声名远播的周、林、杨三位世纪老人，让这栋老楼又一次焕发了青春。
那次能与周先生的研究中心“亲密接触”，完全是托另一位物理学家之福。上一年秋，我的一篇长文《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百年纪念》发表后，引起了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的创始人潘国驹 (Phua Kok Khoo，1942-) 博士的注意。他亲自发电邮给我给予鼓励，并赠送我林先生的论文选集和另一位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黄克孙 (1928-2016) 教授的两本著作，同时表达了出版林先生纪念文集的意愿。遵循他的想法，我与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雍稳安博士联系上，前去拜访商谈，并向中心内林家翘先生的雕像致敬。
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届本科毕业的林家翘，直接受教于周培源，他在恩师的提携下于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却因二战爆发的战火去不了英伦，第二年他再次得到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郭永怀 (1909-1968) 和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钱伟长 (1912-2010) 同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留学。1941年，他们仨都跟爱尔兰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辛格 (John Lighton Synge，1897-1995) 教授写了硕士论文。之后钱伟长继续跟随导师读到博士学位，于1942年奔赴加州理工学院，在国际空气动力学权威、钱学森 (1911-2009) 的博士导师冯·卡门 (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 手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直至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母校。郭永怀与林家翘则再次同行，前往加州理工，双双于1945年在冯·卡门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正教授的位置上回国效力，十二年后因飞机失事而牺牲，1999年被追认为共和国两弹元勋。林家翘则长期任教麻省理工，成长为世界驰名的应用数学家，1953年晋升为正教授，1962年被遴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以“学院教授”的学校最高学术头衔退休。他漫长生命的最后十年将自己的智慧之光也洒在了母校清华。华人力学三杰郭、钱、林，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周培源的教导和影响。
周培源出名很早，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就当上了国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在之后的一甲子中，他科研有创造性成果，学生更是不可计数。但是他一生中最为国人所知的并非是他的科学发现，而是他的科学家良知，其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半个世纪前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疯狂时代，1972年，70周岁的他临危不惧地发表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反政治潮流地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驳斥了风行一时的极左论调。在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时期，对一名科学家而言，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那时，我正在高中读最后一个学期，在这之前的四年中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数理化基础知识。但几乎每天读报的我却读到了《光明日报》当年10月6日登载的周培源雄文，感到颇为振奋，于是乎第二天的14周岁生日也比以往过得多一点笑容。当时我太乐观地预测高考很快就要恢复，但等到五年过后春回大地的金秋十月，恢复高考的号角才传遍神州大地。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写过周培源最杰出弟子林家翘百岁诞辰纪念文章的六年后，我涌起一股新的激情，拿起笔来缅怀周培源先生不凡的一生。
出色的求学史
周培源确实获得了极好的初等教育，好到他在17周岁时顺利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当插班生，那是用庚子赔款退款办起的一所西式学堂，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专向大洋彼岸的合众国输送学生，直到它在1928年升格为清华大学而不专司其职为止。第二年周培源以全班第二的成绩升入高等科，于1924年毕业。当年年底他一生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发表于《清华学报》，受到他的数学老师郑之藩 (1887-1963) 的夸奖，后者未来的女婿就是世界级微分几何学家陈省身 (1911-2004) 。
1924年9月，周培源考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继续读书，接连获得了数学物理学学士 (1926年3月) 和数学硕士 (同年12月) 学位。1927年春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苏格兰裔的数学家、数学科普家及文学家贝尔 (Eric Temple Bell，1883-1960) 教授的指导下，于第二年春完成了博士论文《在爱因斯坦引力场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The Gravitational Field of a Body with Rotational Symmetry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并于1928年6月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留美三年多的时间内，周培源就依次戴上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三顶学位帽子，这是相当惊人的快速。
清华大学新闻网对周培源先生的介绍，谓他的博士论文“获得最高荣誉奖”，这个叙述不完全准确。在美国的大学，学位获得者中的优良分子可以被授予三个等级的学术荣誉称号，用拉丁文表示，其中最高的一等是“summa cum laude”，其他两等依次为“magna cum laude” 和“cum laude”。但是它们不全是对学位论文质量的评比排序，而是基于对读书期间的“综合打分”，其“评级”的主要依据是学生所修全部学位课程的“平均成绩”，英文为“grade point average”，简写为GPA，比如对第一等而言，几乎每门功课都必须拿到“优”。因此周培源博士证书上印的summa cum laude不主要是评定他博士论文的“最高荣誉奖”，而是表彰他读学位期间总体表现的“第一等荣誉”。
事实上，加州理工学院在以summa cum laude荣誉授予周培源博士学位的证书上这样写道：“表彰他在广义相对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的深造所表明的科学成就和研究能力 (in recognition of his attainments in science and ability in research as shown by his investigations in General relativity and by pursuit of advanced studies in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此处除了我用斜体字表示的因人而异的不同术语外，这一段是对“第一等荣誉”的统一叙述。我在网上看到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鲍林 (linus Pauling，1901-1994) 1925年的同校博士证书，上面写的主要内容与周培源的一模一样，只是他的研究领域和所学科目放上的分别是“物理化学”和“化学及数学物理”。
周培源能在超短的时间内写出很好的博士论文，并且修课成绩甚佳，达到门门4分 (美国大学课程按四分制记录成绩，4分等价于中国的“优”，相当于百分制的90分或以上) 或GPA至少在3.9以上，这是“天赋加勤奋”的双管齐下。然而，老年时的他十分谦虚，对女儿回忆道：“我并不聪明，但十分勤奋。中国有句俗话，以勤补拙，我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事实是，许多人读学位时也“十分勤奋”，至少在我读书时的那个岁月，勤奋到晚上10点学校强制熄灯后，躲到厕所里借光看那看不懂的严格极限定义或用手电筒照亮放在被窝里看高等微积分的也不乏其人，可是考试还是拿不到渴望的90分。考虑到周培源读博士时的专业是公认难学的数学与理论物理，他说自己“并不聪明”是没人相信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普遍比较“贬低”自己，和当今不少人的“自信”不太一样。
但是光聪明是不够的，周培源称自己“十分勤奋”确是真话。美国的大学实行学分制，修满必要的学分总数目就可毕业，所以本科学业三年完成、博士阶段两年结束的大有人在。他继续告诉女儿，他在三年半内连得三个学位的原因是“勤奋。别人夏天都休息时，我到各处去选课，所以很快修满了学校规定的学分。”
顺便一提，美国从小学到博士研究生的所有阶段教育，鼓励和表彰的方式提倡“多多益善”的理念，尤其是中小学生，拿回家的奖状奖杯多如牛毛。对大学本科生而言，学期或学年平均成绩优良的同学也能进“校长名单”或“院长名单”，课业成绩好的大学生研究生也能被系里提名，按自愿原则加入全国性的荣誉团体，所依据的还是“平均成绩”，鲜有“研究成绩”，因为创新成果不像课程成绩总平均分那么好算，只用到加法和除法就够了，省了提名者一大麻烦。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课程门门全优，或言之GPA = 4.0，也被系里请进一个用三个希腊字母ΦΚΦ (Phi-Kappa-Phi) 命名的全国性荣誉学生团体，但这却和我的研究能力毫无关系。然而衡量一个学者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其创造力，而非成绩单。
周培源在26岁前就官方记录在案地证明了自己不但有卓越的学习能力，而且有出色的研究能力。1928年秋，踌躇满志的他奔赴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跟随只比他大了九个月的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 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半年后又赶去瑞士的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访问量子力学史上的另一个先驱泡利 (Wolfgang Pauli，1900-1958) 。在这两位当时还未获得各自诺贝尔物理奖的天才的影响下，周培源以理论物理学家的身份，完成了在海外读学位和博士后的学习和科研阶段。然而，他日后最有名的工作并不在理论物理，而是在力学，更精确地说，是流体力学中的难题“湍流理论”。
科学的耕耘人
周培源同时代的中国留学生，是吴健雄 (1912-1997) 那一代学子的老师辈，如后者所述，那一代留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念完书就回中国的。”他们深知，科教落后、积弱贫穷的祖国，急需掌握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新生代学者为她打下科学启蒙、技术救国、启迪民心的第一桩。周培源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拿着国家的钱出来留学，我们就是要回来做事。”1943至1947年期间当周培源一家住在美国时，他参与了战时科学研究，美方知道他的价值，想说服其移民继而入籍，但周培源婉拒而回国。当时他这样表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职务，可以随时离去。”
周博士第一次回国正是时候，清华成为国立综合性大学才一年，年轻气盛的罗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凭借庚款的雄厚资金做后盾，海内海外招兵买马，甚至渔翁得利地从陷于“易长风潮”的东南大学获得名师，逐步建立了一支壮健的文理工科教授队伍，并开始了与欧美科教界交流合作。很快，学校的学术声誉逐渐力压群芳，校园内科研教学气象万千。欧美著名数理学家也接受邀请访问清华，如法国的阿达马 (Jacques Hadamard，1865-1963)、英国的狄拉克 (Paul Dirac，1902-1984) 及美国的维纳 (Nobert Wiener，1894-1964)。在这样热烈的科教兴国氛围中，周培源积极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在清华他讲授了从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到相对论力学、电动力学的几乎所有近现代力学课程。
30到40年代进校的清华学子以及全面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学子，有相当一批后来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也有一批日后散布世界，为他国贡献了才智，更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中有许多人听过周培源的课、在他指导下写过学士论文或当过他的研究生，几代物理学家中除前述的郭、钱、林外，还有王竹溪 (1911-1983) 及其硕士生杨振宁，加上彭桓武 (1915-2007) 、胡宁 (1916-1997) 等，有人统计过，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看一个科学家，他教过的成名学生多寡当然是个重要的指标，但是他自己的科学成就也是应该被恰当度量的。周培源先生的科学生涯起始于理论物理，与“力”这个物理学中最悠久也是最关键的概念相关。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包含了“爱因斯坦引力场论”，几乎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同义词，博士后的一年研究的都属于量子力学。然而，他却在尺度位于“宇宙力学”和“粒子力学”之间的“流体力学”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具原创力的工作。
周培源学术生涯的前十年集中于广义相对论。在芝加哥大学读硕士时，他就开始沉迷于此。他去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学位，三个月后就向普林斯顿大学主办的《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投稿文章《洛伦兹变换的新推导》(A new derivation of the Lorentz transformation)，翌年元旦后被他修改完成的该七页论文于当年11月在《数学年刊》第二系列第29卷上发表。这位26岁的青年，如果放在当下，绝对是“杰青”人选，因为《数学年刊》在中国被认定为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名刊。可惜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大，断言的依据是在“谷歌学术”网页上只看到“引用次数3”。我读了这篇短文后的感觉是，学物理出身的周培源运用数学分析的能力很强，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大量修读现代数学课程的结果。
更早几个月，即1928年3月，周培源在《美国数学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第35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代数二次型定理及其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A theorem on algebraic quadratic form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这篇四页文章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只有两次引用记录，而且都是被写作“周培源年谱”的中国学者引用的，尽管《月刊》是全世界读者人数最多的数学期刊。
之后的几年，周培源继续耕耘于相对论领域，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三篇在《美国数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上，这是英国大数学家西尔韦斯特 (James Joseph Sylvester，1814-1897) 于1878年在他任教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办的，也是当今的数学名刊之一。第一篇刊登于1931年4月，有20页长，与他的博士论文同一个标题，应该是其缩写，在文末他感谢了贝尔教授的指导；第二篇共10页，1937年10月发表，标题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中场方程的各向同性静态解 (Isotropic static solutions of the field equations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第三篇则是《论求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各向同性静态解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finding isotropic static solutions of Einstein's field equations of gravitation)，从标题看内容与第二篇密切相关，发表于1940年。但这三篇名刊文章的被引次数都只是一位数。此外，周培源还单独或与学生在国内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如1933年创刊的《中国物理学报》(1953年更名为“物理学报”)。
回国教书七年后，周培源利用清华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再次赴美，这次他去了东海岸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因为他从撰写硕士论文起就爱戴不已的爱因斯坦是那里的首批六位永久教授之一，并且威望最高。他的愿望是亲耳聆听相对论缔造者的教导，特别是冀望获得广义相对论的真传。虽然没有看到书面记录周培源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切磋相对论”在他翌年回国前达到了何种地步，但是他自始至终参加了爱因斯坦在研究院主持的“广义相对论高级讨论班”。上述那篇发表于1937年的文章就是在他跟随爱因斯坦学习期间完成的。但正如他在文末所言，此文的一般结果在1936年夏前已得到，那时他还在国内，因此他既感谢了清华大学给予学术假，又感谢了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款待，但没有感谢爱因斯坦。
国内媒体将周培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修一年并参加爱因斯坦的讨论班这件事，描绘成他是“唯一一个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中国人”。但是我没有看到正式记录说他和爱因斯坦有过“共同研究”，甚至爱因斯坦对他的研究有过什么具体指导我也未能发现。但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是，周培源对相对论引力场论中的坐标系有着自己的困惑和想法，认为它有“物理意义”，便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问他的坐标“属于哪一种时空？”但年近花甲的老人“没有回答”。直到1982年，80高龄的周老先生给出了他的一个解释：《论Einstein引力理论中坐标的物理意义和场方程的解》，发表在《中国科学：A辑》。
周培源一生中最辉煌的科学成就是他提出了求解湍流问题的“脉动方程 (Equation of fluctuation) ”，这是他1937年5月从爱因斯坦的身边回到即将遭受日寇铁蹄全面蹂躏的祖国后，从理论物理转到流体力学研究的创造性学术贡献。照理说，经过十年的知识积累和初步研究，加上亲受过相对论大本营的讨论班淬火，他正可以在对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方程的继续求解中放手大干。然而，他携带全家返回清华的第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7月7日！之后，爱国深切的周培源目睹日本飞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看到中国极其落后的航空工业，敏锐地感到国家迫切需要应用力学的人才，便从当年底就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广义相对论转向了湍流。他不仅鼓励出国的留学生学习力学和航空，而且带头扎进流体力学的大海。此后长达约40年里，他都没有再回到旧爱相对论，直到70年代末，他从行政领导职务上退休后，在年近耄耋的高龄才重新回到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中。
1937年10月，周培源就在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开设了流体力学的课程，到了第二年4月，他正式丢开相对论，跨进湍流理论，并指导“湍流小组”中的郭永怀、胡宁、林家翘等人的研究。在流体力学中，湍流是一种与层流完全不同的流体运动现象，它以压力和流速的无序变化为特征。人们常看到湍流现象，如烟筒冒出来的烟雾。因为湍流机制十分复杂，带有混沌性，彻底搞清它极端困难，完全的数学求解至今还是一个“未决问题”。1940年，周培源进入湍流新领域后的第一篇论文《关于Reynolds 求似应力方法的推广和湍流的性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这篇中文文章为他五年后的出名英文作品打下了基础。同时，在战时生活的极度困难中，他还指导了几篇关于湍流的学士和硕士论文。至今人们还流传着这位“周大将军”跨上大马飞跃十几里去校教书的故事。
1943年，周培源利用学术假第三次赴美，这一次他回到博士母校当访问教授。在那里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好的研究，由此他于1945年4月在布朗大学主办的《应用数学季刊》(Quarterly of Applied Mathematics) 第3卷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On velocity correlations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 equations of turbulent fluctuations)，虽然只有七页，却是独创性的杰作，迄今已被引用超过650次。他在同一卷第3期以及两年过后的同一杂志第5卷第3期上也各发表了论文《在两无限平行板间湍流流体的压力流动》(Pressure flow of a turbulent fluid between two infinite parallel planes) 和《沿半无穷平板的湍流流动》(The turbulent flow along a semi-infinite plate)，但影响却不及第一篇。如果我们比较周培源一生中在《美国数学杂志》和《应用数学季刊》各发表的三篇论文，就知道期刊“档次”与论文“价值”的关联度并非想象的那么大，而关联的英文词“correlation”作为关键词正巧出现在周的代表作标题中。周培源的论文记录再一次提醒中国学术界：是时候结束不甚注重文章的创造性，仅俯首对“名刊”奉若神明了！
让我们听听力学权威林家翘对周培源最卓越工作恰如其分的叙述吧。周先生去世后，林先生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 的1994年第47卷第3期上发布了讣告，写道：“1945 年的一篇关于湍流理论的论文为随后数十年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框架 (A 1945 paper in the theory of turbulence provided the framework for decades of subsequ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林先生介绍道：“周的方法植根于普朗特、泰勒和冯·卡门的经典著作，涉及可以定量测量的统计平均值。他和他的学生们开发了越来越好的逐次逼近方法 (Chou’s approach, rooted in the classical work of Ludwig Prandtl, Geoffrey Taylor and Theodore von Karmen, delt with statistical averages that can b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He and his school of students developed increasingly better methods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然后林先生总结道：“这项工作激发了对湍流和混沌的大量新研究 (This work stimulated a great deal of new research in turbulence and chaos)。”一名学者，一生中如果做出一项工作能激起后人的大量新研究，就会在科学史上“流芳百世”。我在谷歌学术网站检查了周培源上述开创性论文的引用信息，发现他的一些接棒人的文章已被引用了几千次，有一篇甚至被引用了17700次。周培源的先驱性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是“培育新浪之源”！他被公认为湍流模式理论 (modeling theory) 的奠基者。
我们用一位西方学者对周培源的评价来结束本节。1995年出版的美国《流体力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s of Fluid Mechanics) 刊登了周培源晚年与他的女儿周如玲博士合写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国湍流研究五十年》(Fifty years of turbulence research in China)，文章正文的前面有康奈尔大学的著名流体力学教授John Leask Lumley (1930-2015) 为之撰写的导言。其中说：“在湍流领域，他被誉为计算建模之父 (In the area of turbulence, he i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computational modeling)。”在导言的结尾段，Lumley教授根据学术成就以及对国内外研究的影响力，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四位流体力学巨人，他们分别是“美国的冯·卡门、苏联的柯尔莫哥洛夫 (Andrey Nikolaevich Kolmogorov，1903-1987)、英国的泰勒和中国的周培源 (I have in mind von Kar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Kolmogorov in the (then) Soviet Union, G. I. Tayl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ei-Yuan Chou of China)。”
真理的捍卫者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由于全国范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周培源加入了北京大学，任教务长兼数学力学系教授，并负责筹建国内第一个力学专业。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副校长。如果说在清华的23年间，他教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那么在北大的更长时间内，他的教授职能则由教学转为管理，但从未停止指导学生，继续耕耘于流体力学，直至离开人世。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执掌者、国家科技决策的参与者、国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成为货真价实的社会活动家。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四十年闪光的业绩中，作为国内和国际有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和1955年起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在动荡岁月里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怕得罪政治权贵、不违背内心世界的传奇故事，最令人钦佩，直到今日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周培源的第一个令人感动的传奇与爱因斯坦有关。根据亲历者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 (1934-2018) 的回忆，故事起因于一位与周培源同姓的中学物理老师对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质疑。合理质疑并非坏事，但在特殊年代此事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 (1904-1989) 得知后，政治开始入侵科学。当陈伯达找到周培源要他带头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后者却说出令人动容的“犯上之语”：“狭义相对论搞不动，广义相对论有争议。”然而陈听不进相对论专家的直言，还是组织人马“批斗”爱因斯坦。自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那时全国性的大潮流，是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科学圣人”如爱氏者也难以幸免。1969年10月23日，在一次中科院审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文章《相对论批判》的特别会议上，革命小将以为应邀参加的周培源会“人云亦云”地附和他们，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回忆爱因斯坦”的委婉方式来称赞爱因斯坦。周培源面对黑色浪潮，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坚持了科学精神，难能可贵。“一个科学家应该说真话”是他对女儿说过的一句看似常识的话。后来，他的学生武际可 (1934-) 教授说道：“他是一个有锋芒的人，有人沉默、有人顺从、有人阿谀时，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
在中国，周培源的正直与胆识第一次广为人民知晓，正是因为本文开头提到的他于“文革”中期公开署名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70年代初，快到古稀之年的教育家周培源痛心地目睹了动乱导致科教领域遍地凋零的状况。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明白其可怕的前景，但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却只能选择藏话于心，哪敢“乱说乱动”，当时“四人帮”这四大“左王”还在台上张牙舞爪，只有极个别视真理为生命之士才敢发声。回溯世界史，坚持日心说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Galileo Gelilei，1564-1642) 遭受的宗教迫害是众所周知的一大事件。
那时，对科教现状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到了1971年底，总理进一步发动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给了周培源一个发声的机会，在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毅然发言，强烈呼吁要重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语惊四座。他警告与会者，如果忽视这些，将是不可原谅的无知和短视行为。第二年夏，第二次访华的杨振宁以科学家的远见建议总理“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两周后的7月14日，周总理会见包括林家翘在内的美籍华裔学者12人代表团时，不仅宣布了杨教授的建议，并且给在场的周培源发布指示：“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秋，周培源终于推出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于10月6日发表在以科技文教人士为主要读者的《光明日报》上。其实这篇文章早已写好，因为它就是他在上年底的那个高教工作会议发言的文字版，但《人民日报》迟迟不让其问世，因为姚文元 (1931-2005) 给它贴上了“冲击教育革命”的标签。周培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的谬论，强调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这篇与以张春桥 (1917-2005)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言论为代表的奇谈怪论对着干的战斗檄文，说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心里想说却嘴上不敢说的话，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更进一步，周培源教授还上书周恩来总理，阐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周培源先生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崛起打响了第一枪，真是功不可没！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过古稀之年的周培源老当益壮，继续做出新贡献。这时，他作为受到党和政府器重、知识分子爱戴、国际人士尊敬的社会活动家，不仅在国内文教事务，而且在国际交流舞台上以他的知识、睿智、风度和涵养赢得了广泛的敬重。我这个岁数的人都记得，从70年代到80年代，报纸上出现国家领导人会见国外著名科学家的新闻时，都会看到周培源的名字，他的角色几乎等价于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并不只当出头露面的“荣誉性人物”，而是多办实事，例如建国后中国第一批公派赴美52位“访问学者”这四个字的“留学职称”，就是周培源在1978年访美会谈互换留学人员时聪明地建议而被对方接受的。
今天，在国际动荡激烈进行、地域政治不断冲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更加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数学是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李克强总理前所未有地号召全国的数学家全力加强数学研究，以带动和支持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周培源一生的探索科学、栽培学生、敢说真话、坚持真理，给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亿万大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总是无穷的。
写于2022年9月17日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出品：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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