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reb Cortex︱崔芳/刘洁/古若雷课题组合作揭示资源匮乏抑制亲社会行为的神经机制

撰文︱崔芳，黄晓璇

责编︱王思珍

时间回溯到2020年春节：那时的微博、朋友圈都在紧张讨论哪里能抢到口罩、酒精、消毒液。如果此时，你意外获得了一批正规的医疗口罩，你会怎么做呢？

A． 全部都留给自己

B． 自己留下一大部分，将剩下的几个口罩分给他人

C． 自己留下几个，把其余的都分给他人

人类在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长期经历饥荒、自然灾害等资源不足的困境，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稀缺性心态”——此种心态使人类在面对资源匮乏时，会产生自私偏向，将资源更多地归为己有，减少对他人的关注[1-3]。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不乏“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的高尚事迹。例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尾声，我们看到当年一部分人为了登上救生船而用尽各种手段，不顾他人死活；同时也看到另一部分人主动放弃生存权利，没有加入抢夺资源。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些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能是由个体的共情水平高低决定的。

共情（empathy）指的是“分享他人情感以及采择他人视角”的能力，包括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共情被认为是分享、帮助和关怀等亲社会行为背后的重要动机，也是理解“真正利他”行为的关键[4-6]。前人研究发现，个体对他人的共情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帮助他人；具有更强共情体验的个体会倾向于给他人分配更多资源[5, 7, 8]。

共情水平能够预测资源匮乏情况下的亲社会行为吗？2022年2月4日，深圳大学心理学院的崔芳副教授、刘洁博士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古若雷研究员合作课题组在国际神经科学领域顶级期刊《Cerebral Cortex》上发表了题为“How resource sharing resists scarcity: the role of cognitive empathy and its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的论文，探讨了这一问题，阐述了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亲社会分享行为减少的神经机制及其与共情之间的关系。

研究假设为：资源匮乏通过抑制共情相关的神经活动减少资源分享行为；因此分享行为受到资源匮乏影响的程度，应当与个体的共情能力存在负相关。为了验证上述假设，崔芳课题组在经典“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设计出“噪音解救资源”范式来模拟现实生活中关键资源缺乏的情况（类比于疫情中的口罩，或饥荒中的食物等）。该范式具体规则如下：被试与另一名同伴（实际由研究人员扮演）同时处于高强度噪音的威胁下。此时被试获得实验系统分配的“噪音抵消资源”，然后需要决定是否与他人分享这些资源来消除噪音威胁（图1）。实验操纵了资源的充足性水平，设定了“充足”、“不足”和“极度不足”三种条件，对被试在三种条件下的资源分享行为以及相关神经活动进行比较。

图1 实验范式示意图

（图源：崔芳/刘洁/古若雷课题组）

图2 实验一流程及结果：（a） 任务试次示意图；（b）资源充足及不足条件下，被试的资源分享比例（sharing rate）; （c）分享比例受资源充足性的影响程度，与被试共情量表得分的相关性

（图源：Cui F, et al., Cereb Cortex. 2022）

实验一（磁共振实验）的行为结果揭示，在整体水平上，资源越匮乏，被试越倾向将资源留作自用，亦即分享比例更低（图2 b）；另一方面，认知共情得分越高的被试，受资源匮乏的影响程度越小，其分享行为在不同条件下更稳定（图2 c）。脑成像结果表明，资源匮乏水平与颞顶联合区、内侧前额叶皮质、后扣带皮层的激活相关（图3 a）；其中，右侧颞顶联合区与内侧前额叶皮质之间的连接强度受到资源匮乏的调节，而该调节效力又受到了被试认知共情得分的影响（图3 b-c）。

图3 功能磁共振结果：（a）资源充足与资源不足条件下的神经激活差异；（b）功能连接分析结果；（c）个体认知共情得分与功能连接强度相关性。

（图源：Cui F, et al., Cereb Cortex. 2022）

由于前人研究发现催产素可以作为外源性因素增强共情体验，实验二（行为实验）进一步探讨摄入催产素是否能够调节资源匮乏条件下的资源分享倾向。结果表明：催产素调控只对具有高认知共情能力的被试产生效果，增强他们的分享行为稳定性。

文章结论与讨论，启发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资源匮乏会显著抑制人类大脑中与共情相关的脑区活动，同时也干扰这一网络内部的连通性，从而抑制利他分享的行为倾向。上述效应受到个体认知共情水平的调控；催产素仅能在高认知共情水平个体身上促进分享行为。

本研究存在以下两点局限性。首先，未来研究应该考虑设计替代任务设来检验当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因为本研究中的使用有害噪声是暂时性的，可能无法与现实生活中某些会造成有害后果的资源匮乏类型直接类比（如因为食物匮乏造成营养不良或脱水）。其次，任务中如何营造匮乏情景也需要更为慎重的考虑（例如，采用文字叙述、照片或视频等呈现），因为情景的呈现形式会显著影响认知/情感共情在决策中的参与程度。

亲社会行为对情境因素的敏感性及其脑机制，是当前社会神经科学和决策神经科学的交叉热点，本研究的结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亲社会决策的不稳定性。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本研究可以为预测、调控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个体社会行为提供科学基础。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我们认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ac017

崔芳副教授（左），第一作者 ；刘洁博士（中），共同通讯作者；古若雷研究员（右），共同通讯作者。

（照片提供自：崔芳/刘洁/古若雷课题组）

北京师范大学罗跃嘉教授、中科院心理所敬一鸣副教授、深圳大学黄晓璇同学（硕士生）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171013，31871109，31900779，32071083，32020103008，318994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363）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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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  

1. Shah AK, Shafir E, Mullainathan S. 2015. Scarcity frames valu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402-412.

2. Zhu M, Ratner RK. 2015. Scarcity polarizes preferences: The impact on choice among multiple items in a product clas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2:13-26.

3. Hamilton R, Thompson D, Bone S, Chaplin LN, Griskevicius V, Goldsmith K, Hill R, John DR, Mittal C, O’Guinn T, Piff P, Roux C, Shah A, Zhu M. 2019. The effects of scarcity on 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47:532–550.

4. Singer T. 2006.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0:855-863.

5. Decety J. 2011. Dissect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mediating empathy. Emotion Review. 3:92-108.

FeldmanHall O, Dalgleish T, Evans D, Mobbs D. 2015. Empathic concern drives costly altruism. Neuroimage. 105:347-356.

6. Zaki J, Ochsner KN. 2012. The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Progress, pitfalls and promise. Nature Neuroscience. 15:675-68

7. Preston SD, de Waal FBM.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1-20; discussion 20-71.

8. Zaki J. 2020. Integrating empathy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1:517-540.

制版︱王思珍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