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为何抹去《奥本海默》中简·塔特洛克的双性恋取向？
《奥本海默》电影里对简·塔特洛克的描绘，是单向度的
诺兰抹去塔特洛克的酷儿身份，同时也抹去了J•罗伯特•奥本海默智识上的微妙演化
原文地址：
https://inkstickmedia.com/the-one-dimensional-depiction-of-jean-tatlock-in-oppenheimer/
简·塔特洛克
译者：LilyZ
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文化研究者，观看作为一种短暂摆脱庸常的手段。
在防止核扩散的社群中，许多人都对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发表了看法。他们赞扬这部电影在描绘原子弹发明者方面的历史准确性，同时也批评了它缺少对这项发明的受害者的呈现。研究曼哈顿计划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格里菲斯（Chris Griffith) 夸奖了这部电影的技术细节；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的人赞扬了电影与主题之间的相关性；美国军备控制和不扩散中心的John Earth和安娜·舒曼（Anna Schumann）同样认可了电影的历史准确性，同时也批判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不足”。然而，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还没有找到一条评论，专门指出诺兰在描绘全球历史上的这一重要片段时，对简·塔特洛克（Jean Tatlock）的双性恋取向的抹去。
《奥本海默》电影基于《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改编，这本书由凯·伯德 (Kai Bird)和马丁·J.舍温(Martin J. Sherwin) 合著，并获得了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电影中有的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参考了原著，有时则是逐字对照原著。因此，我认为诺兰没有理由在片中歪曲原著作者伯德和舍温对塔特洛克的叙述。塔特洛克的性取向、她的自杀行为、她对奥本海默的思想、工作和甚至安全许可听证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也同样影响了全球LGBTQ+社群的历史，因为塔特洛克是其中的一份子。考虑到电影的长度、预算和演员阵容，我认为诺兰有社会和文化上的责任来展现真实的塔特洛克，包括她作为酷儿对于奥本海默个人和政治思想的影响。
奥本海默眼中的塔特洛克，究竟是谁？
塔特洛克是一名美国精神学家，也是美国共产党刊物《西部工人》（Western Workers）的记者。她比奥本海默小10岁，在她22岁时，经由奥本海默的女房东玛丽·埃伦·沃什伯恩 (Mary Ellen Washburn)介绍，在一次家庭派对上认识了奥本海默。而沃什伯恩，碰巧也是塔特洛克当时的情人。《奥本海默传》中对塔特洛克和奥本海默这段分分合合的爱情罗曼史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挖掘，但电影却没能够呈现出这段关系中任何细致的并有深度的内容。
剧照《奥本海默》
“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政治和哲学上的思想和积极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诺兰的电影视角里，由弗洛伦斯·皮尤（Florence Pugh）扮演的塔特洛克是被高度性化的。从躁狂和抑郁地哭泣，到把奥本海默的花扔进垃圾桶里的场景，诺兰片中的塔特洛克呈现出在情感上疏离、冷漠甚至有时是歇斯底里的形象。诺兰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塔特洛克，却未能捕捉到她身上更真实的浪漫、聪慧，以及和奥本海默之间的相互联结。更不用提及，她曾与奥本海默两次订婚。
塔特洛克
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政治和哲学上的思想和积极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从1936年他们相遇的那时起，奥本海默就沉浸在左翼的圈子里。塔特洛克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美国共产党员有许多联系，她介绍奥本海默认识了很多共产党成员的同伴。他们中有肯尼斯·梅（Kenneth May）、约翰·皮特曼（John Pitman）、奥布里·格罗斯曼（Aubrey Grossman）、鲁迪·兰伯特（Rudy Lambert）和伊迪丝·阿恩斯坦（Edith Arnstein）。奥本海默后来还通过加州伯克利大学教师工会中的349分会，认识了哈康·谢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谢瓦利埃后来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原因是349分会在1937年至1942年间定期举办政治讨论沙龙。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塔特洛克还把彼得夫妇和托马斯·阿迪斯博士（Dr. Thomas Addis）介绍给奥本海默认识。阿迪斯的左翼政治思想对奥本海默的反法西斯行动产生了影响，并间接影响了奥本海默向美国西班牙援助委员会（United American Spanish Aid Committee）捐款。
根据伯德和舍温的描写，奥本海默的朋友兼同事恩斯特·劳伦斯(Ernst Lawrence)对奥本海默对于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事业的转向十分反感。劳伦斯曾在实验室的黑板上看到邀请奥本海默参加鸡尾酒会的内容，为了顾及实验室里的西班牙保皇党的政治立场，劳伦斯把黑板擦掉了。而正是奥本海默在社会意识上的这一转变，以及他和这些通过塔特洛克结识的人的关系，在1954年时被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政治化，并遭到了严格的审查。
作为精神病学的专业人士，塔特洛克还鼓励奥本海默学习心理学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奥本海默被心理学深深吸引，尤其是埃里克森（Erikson）关于“同一性形成”（identity formation）的研究。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Dr. Siegfried Bernfield）是一名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arxist Freudian ）教育者。作为精神病学学术训练的一部分，伯恩菲尔德博士对塔特洛克进行了精神分析。而奥本海默也在伯恩菲尔德博士的指导下学习了精神分析学。塔特洛克还向奥本海默分享介绍了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歌，奥本海默将人类历史上首次核爆炸实验命名为“三位一体（Trinity）”，正是受到了多恩的诗歌的启发。
剧照《奥本海默》
诺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隐喻修辞
诺兰片中的塔特洛克对于自己的女性特质和性魅力充满自信，但现实中却有很大的不同。雪莉·斯特雷辛斯基（Shirley Streshinsky）和帕特里夏·克劳斯（Patricia Klaus）合著的书《原子弹爱情故事:罗伯特·奥本海默生命中的非凡女性》（An Atomic Love Story: The Extraordinary Women in Robert Oppenheimer's Life）记录了塔特洛克过去写给一位朋友的真实信件。在信中，她写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被迫去相信这一点。但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讲，我认为我自己不可能是同性恋，因为我身上缺乏男子气概。”伯德和舍温在书中指出，当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训练，迫使塔特洛克将自己关于性的一切想法和行为看作是病态的。此外，塔特洛克的另一位朋友也提到了她向自己袒露是女同性恋这件事，而且为了克服女性对她的吸引力，她几乎“人尽可夫”。在《奥本海默传》的脚注中，米尔德里德·斯图尔特（Mildred Stewart）和多萝西·贝克（Dorothy Baker）这两位加州文学人物，有着多产的LGBTQ+文学作品，也口述证实了塔特洛克的双性恋取向。
然而，奥本海默并不只是塔特洛克生命中的另一“夫”，带着强大的男性自我意识来帮助她克服对女性的爱慕。《薄伽梵歌》是一本怪诞而笨重的小说。在《奥本海默》影片中，塔特洛克要求奥本海默在与她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朗读其中的部分。诺兰加入的这一直白的性场景令人觉得有些尴尬，也转移了观众对“三位一体核试”、“曼哈顿计划”、和“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的注意力。对于以上这三个部分，诺兰则按时间顺序进行了严格改编。在现实中，奥本海默和塔特洛克相互影响并激励着对方。在某种程度上，在那个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没出版《第二性》，也还没有出现第二波女权主义以及性革命的时代，这段关系使得塔特洛克明显的双性恋取向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奥本海默在眼看着三位一体试爆成功并发出亮光的瞬间，忧郁地回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句子。
塔特洛克从来没能亲眼看到三位一体核试或者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带来的任何结果。塔特洛克于1944年，大概也就是三位一体核试的一年半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走之前留言道：“我对一切都感到厌恶……献给那些爱我的、帮助我的人，献给你们所有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也想付出，但不知怎么的，我麻木了。我拼命想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失败了……我想我的一生都成了累赘——至少我能从这个正在战斗中的世界中卸下一个麻木灵魂的负担。”
电影中有一处很小的细节：塔特洛克的头被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托进浴缸，暗示了一种阴谋论的可能，即塔特洛克并不是自杀的，而是在联邦调查局(FBI)的监视下被谋杀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谋杀是真实的情况，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她的精神分析师，都表明自杀才是她死亡最具可能的原因。事实上，《奥本海默传》书中指出，沃什伯恩向她的朋友透露，在塔特洛克去世的那天晚上，因为感到“非常抑郁”，她曾要求见自己。沃什伯恩对于那天晚上没能去到塔特洛克身边而感到非常内疚和悔恨。诺兰选择忽略了塔特洛克的遗言，取而代之的是以阴谋论为基础来制造悬念。对于塔特洛克不太了解和熟悉的电影观众，会产生一种印象：塔特洛克被阴谋干扰，同时也无法适应奥本海默逐渐在科学界及其他领域越来越重要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塔特洛克的遗言让我感受到了她在挣扎着努力迎合一个异性恋的父权制社会，奥本海默也是如此。诺兰试图消除这些，使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异性恋规范化。
剧照《奥本海默》
“诺兰的作品除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奥本海默和塔特洛克的关系解放了彼此，也提供了一个将两人从压抑中解脱出来的空间。”
奥本海默对于女性的同情心和情感是这个传记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考虑到他与塔特洛克这段原本浪漫的智识联结后来被事无巨细地审讯，还使奥本海默失去了安全许可证。伯德和舍温强调，在哈佛学习期间，奥本海默对性的压抑是一种为了在科学界取得卓越成就的虔诚奉献。但也是据他们所写，奥本海默的朋友安妮·T·威尔逊（Anne T. Wilson）说：“他不是那种主动发起性征服的人……女人被奥本海默像重力一般吸引着：威尔逊也说，‘他真的是女人们的男人’……但与此同时，这个男人本性仍然非常害羞，甚至不谙世事。‘他非常地善解人意。’”也正如诺兰所呈现的，奥本海默虽然有婚外情，爱慕别的女性，但最终还是保住了婚姻。妻子凯蒂有着复杂和残忍的一面，却也是奥本海默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支柱。然而，诺兰的作品除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奥本海默和塔特洛克的关系解放了彼此，也提供了一个将两人从压抑中解脱出来的空间。这种对非常规亲密关系的抹去，和对栖息于这段关系中的解放的释放，本身也是对酷儿特质的抹去——是将微妙的动态关系扁平化处理，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符合异性恋规范的隐喻修辞。
在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类型电影中有一些隐喻：异性恋父权制度里的男性自我、阳具和男性的暴力倾向这三种常见的隐喻相互交织。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诺兰没能把隐喻深化，是因为他误将奥本海默那句《薄伽梵歌》里名句的来源，归到了塔特洛克的身上。事实上，奥本海默自己才是来源。1965年，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档纪录片中说：
“我们都知道世界将不再一样了。一些人笑了，一些人哭了，而大多数人都沉默了。我想起了印度经文《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毗湿奴试图劝说王子履行职责，为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变成了多臂的形态。他说：‘如今，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曾这样想过。”
剧照《奇爱博士》
曼哈顿计划的其他成员对原子弹的成功感到欣喜若狂。诺兰捕捉到了瑟伯(迈克尔·安加拉诺饰)、欧内斯特·劳伦斯(乔什·哈特内特饰)、理查德·费曼(杰克·奎德饰)和爱德华·泰勒(本尼·萨夫迪饰)的兴奋。那么，为什么诺兰没有在捕捉奥本海默和塔特洛克的关系方面下同样的功夫呢？
最后，诺兰高度性化版本的塔特洛克是戏剧化的，作为妻子的凯蒂对塔特洛克的嫉妒是反应过度的。在影片中，诺兰展示了在奥本海默被审问与塔特洛克以及共产党的关系时，凯蒂想象塔特洛克双腿骑在奥本海默身上，并逐渐对自己的视觉化想法感到愤怒。考虑到诺兰没有重点关注到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智识演化上的影响，这一幕显得尤其不合时宜。
最终，对于撤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的决定，影响更大的并不是他与塔特洛克的关系，而是谢瓦利埃事件。这个事件指的是1943年2月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夫妇与谢瓦利埃夫妇共进晚餐时，谢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夫妇，他们的共同熟人乔治·埃尔顿（GeorgeEltenton）可能向俄罗斯人提供了技术情报。当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被质疑与这些人的来往时，奥本海默为了保护谢瓦利埃的名字而闪烁其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最终做决定时给出的理由是，奥本海默在这场间谍活动阴谋论的审讯中缺乏配合，构成了“性格上的根本缺陷”，结果导致了他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电影的不足
奥本海默追求权力，追求在科学和政治领域赢得卓越的声誉。当然，全球纳粹运动对整个世界的真实威胁也是他行为动机的来源。因此，在道德层面，他能够为他的科学变得军事化而辩护。奥本海默拒绝成为在隶属于曼哈顿计划的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里签名的70个人之一，这些签名者里面包括莉莉·霍尼格（奥利维亚·蒂尔比饰），他们签署了《西拉德请愿》（Szilárd petition），要求第一颗原子弹用于无人居住的岛屿上，以作示威。诺兰出色地展现了奥本海默对卓越的渴望和对维护自己声誉的承诺的履行。
同时，为了使奥本海默身上因为其自身的智慧和外界权力而无法忽视的父权特征得到缓解，诺兰采用了展现奥本海默解除原子能武装，而非继续追求权力和发展氢弹的方式，然而，这一努力却因为他抹去了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自身社会意识觉醒的影响而几乎变成徒劳。正是因为奥本海默积极致力于防止战后军备竞赛，并拒绝协助泰勒研制氢弹，导致了他的同伴们在听证会的证词中背叛了他。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意味着他的信誉被撤销，意味着他的智力和才干被削弱，意味着他受到公然的羞辱，也意味着他关于解除原子能武装的观点的失信——这也许是他的故事中最悲剧的部分。
剧照《奥本海默》
诺兰抹去了塔特洛克与自身性向的斗争，是完全没必要的。由于塔特洛克在奥本海默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电影故事核心的一部分。这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损失——酷儿和其他类型的观众，他们本可以从体会塔特洛克这个酷儿角色的影响力和地位的表现中受益。
塔特洛克和奥本海默
-FIN-
编辑：小甘
何以存有最后的希望？
豆瓣：illusion
想要看懂《奥本海默》，配乐至关重要
由50年来证明：没有他就没有美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