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无法模仿金敏喜和黛安·基顿的知识分子风穿搭

《欲望都市》的片头，莎拉·杰茜卡·帕克扮演的女主角凯莉·布雷肖，身着芭蕾舞短裙，在纽约繁忙喧嚣的街头，忙于躲避来往车辆溅起的污水。慢镜头以带有一丝戏谑的意味，展现出独立女性的耀眼、背后闪现的脆弱感、还有围绕着她的翻滚着的现实。

凯莉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但也多少沾一点边。作为纽约报纸情感专栏作家，她以强烈的时尚嗅觉保持自身的时髦：性感的Slip Dress、Fendi的Baguette包、具有艺术气息的超大首饰、浪漫梦幻的蓬蓬裙（与T恤搭配）、现今被大多数高奢品牌逐出门户的皮草......

另一个将性感与知识相结合的经典形象，是专心阅读小说的梦露。生命力充盈的她热爱阅读，这一事实与这具被浓缩为性感符号的身体形成令人们好奇的反差。

在人们的眼中，精雕细琢的外表与智慧的头脑，似乎是永不该交织的河流两岸。这一约定俗成的看法或许成型于人们对于时间的看法：大量的时间，我们要用于外在还是内在？或许你无法保持中立，必须二选一。

但，对于时尚有一定见解的人，会将之视为一门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对自身存在的体认。

《欲望都市》：It’s not a bag. It’s Baguette!

2022年，金敏喜现身柏林国际电影节，她身着小众品牌Toogood的白色连衣裙，剪裁简约轮廓优美，铜氨丝与亚麻混纺的面料在闪光灯下不动声色地撒发柔和又细碎凌厉的光。如同月光下微微浮动的海面，颇具洗尽铅华之感，令人想起波提切利画笔下《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清新柔美，如一阵清风迎面吹来。

有趣的是，和之前身着Lemaire光彩照人的她相比，金敏喜的头发似乎有失打理，与精致绝缘，白发隐现。金敏喜的这缕白发是美与独特的之间密切关系的体现。当人们谈论手工制品、孤品时，人们谈及的，是物品本身的独一性、稀缺性。人的魅力亦是如此。金敏喜的几丝白发，是苏珊·桑塔格那著名头发的再现，是后者更为内敛的东亚版本。它宣告着她们俏皮的离经叛道，是对装备齐全式工整之美的打破，和对美的别样追求与重新构建。

衣着的的功能并非被局限于承载美的容器，而是借由审美去表达穿衣人自身。正如杜拉斯在《情人》的开篇：“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备受摧残的的面容容纳着更多的故事。

杜拉斯笔下年轻的自己，头戴礼帽，身着茶褐色色无袖真丝连衣短裙，以皮带束腰，嘴唇明艳，海风吹过，裙子鼓起，如稚嫩的海鸟。关于那顶帽子，作家这样写道：

“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退去不见了。正好相反，它变成这样一个女人有拂人意的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情人》第14-15页）

当我们想起年老后因酗酒而面部变形、拖着沙哑嗓音的杜拉斯，在这岁月的两端、虚实之间，我们将会感知到魅力是如何生于其间——它来源于杜拉斯笔下破碎的青春年月，那件真丝连衣裙的质感来自于它被磨损到几近透明的质地，男帽则以创造不合时宜的怪异催生出美。就像鸟儿的轻盈生于它将落未落的瞬间。

当我们谈起“智性穿搭”（Intellectual fashion），或者说，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风穿搭”，我们谈论的并非清晰罗列的总结或单纯的穿衣技巧。

因为单纯的模仿好比希望捕捉天上的一团云，或是肢解一个绝美之人。我们或许应该遵循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显现的那份妙不可言的走神：

“我爱云……匆匆飘过的浮云……那边……美妙奇特的云！”

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则是通过穿着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种族身份，她常将现代服饰与美洲原住民传统服饰“惠皮尔”混搭，以丝巾与发辫穿插盘起。画作《两个弗里达》中，一个弗里达身着欧洲服饰，另一个则身穿传统服饰。

珍妮——侯麦《春天的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哲学老师，拥有一颗理性的头脑。她在影片中的穿着，是无法脱离侯麦设置的精细背景来观赏的。

珍妮在电影中的存在常令我想起人像摄影：他们是底片上的一抹曲线，无论在视觉上，还是文化表达上，都和他们的所处有所连接，化为一体，正如树扎根于所长的土壤，正如戈达尔强调的“关系”（relation）的重要性。

人物珍妮被侯麦置于一个20世纪60年代经典法式中产阶级的环境中，这个环境拥有充足的文化资本，有花、有画、有大量的书籍。珍妮衣物的色彩与背景的画幅、植物、家具、墙面等元素互相呼应。

例如毛衣的蓝色与背景失焦处花朵的紫色互相映衬；

女主的黄蓝相间的衬衫则和公寓背景的两幅画的配色一致；

甚至多人物的着装和环境共同完成了配色的互补：男主的女友伊芙更是在首次见面时，身着一件和用餐瓷盘有着相似花色的连衣裙。

这些在当下依然具有借鉴意义的时髦搭配，尤其是色彩的调和，紧扣影片的季节——春天。在侯麦的这部影片中，春意和情欲的萌芽狡黠地体现在人物的衣着上，随着人物衣服的改变形态，呈现出花朵漫野盛开的动态感。

大色块需要小面积装饰点缀，例如丝巾、大项；色彩搭配方面，经典配色或是同一色系之间的互补，从美学层面讲虽无革新之处，但异常轻盈明媚。

侯麦对于春的表现，令人想起2001年开始大为流行的日本TeamLab团队创作出的光影艺术互动展营造的美丽景象。

珍妮虽是知识分子，但她的衣着理论遵循的是导演侯麦的审美依据，这意味着她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一个在现实无立锥之地的幻影，因此，她的着装完全服务于电影也是必然结果。

但在另一部电影中，情况大有不同。

《安妮·霍尔》 的扮演者黛安·基顿在影片中向我们展示她本人从男性着装审美体系取来的时尚概念，实现了电影人物与演员本人之间的“越界“（transgression）。“像真人一样四处走动。不要说太多，穿你想穿的衣服，” 这位女演员在她 2011 年出版的回忆录 《Then Again》 中这样记录导演伍迪·艾伦在片场对她的指导。而她本人想穿的是“SoHo 街头的酷女人”所穿的——男装。“安妮·霍尔的阔腿卡其裤、男式背心和领带都来自他们。”黛安·基顿解释道。

安妮头上戴的那顶著名的圆顶礼帽则是基顿从《教父》的制作设计师的情人那里“盗用”而来的：“我从迪恩·塔沃拉里斯 (Dean Tavoularis) 未来的妻子奥罗尔·克莱门特 (Aurore Clément) 那里偷了这顶帽子，有一天，她出现在《教父2》的片场，穿着一件男式休闲短上衣，帽子低垂在前额上。奥罗尔的帽子为安妮·霍尔的造型画上了点睛之笔。”  

安妮·霍尔的造型在其问世之时是对性别规范时尚的显着进步飞跃。当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女星玛琳·黛德丽在影片中便以男装示人；1966 年，伊夫·圣罗兰 (Yves Saint Laurent) 推出著名的吸烟装（“Le Smoking”）—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燕尾服式套装。但这类反父权着装尚未形成主流，直到基顿扮演的安妮·霍尔以饱含敏感清丽的中性美学造型出现在大荧屏中。就这样，从男性那里借来的一丝汉普顿马术风格—背心、奶油色围巾，外搭棕色粗花呢西装外套就这样成为永久流传的大众女式穿搭之一。

《安妮·霍尔》的首席服装设计师露丝·莫雷 (Ruth Morely) 并不喜欢这一被伍迪·艾伦称为“男性与流浪汉相结合的造型”，但对莫雷来说，就风格而言，“安妮·霍尔就是纯粹的黛安·基顿。”

关于中性美学，不能忘记的是，上世纪20年代，Coco Chanel女士在海边穿着原本属于男装的阔腿裤，挑战当时的着装礼仪规则

作为纽约文化名流的弗兰·勒博维茨曾借马丁斯科塞斯的一部纪录片《假装我们在城市》广泛播撒她的幽默魅力，以及她独属于自己的雅痞风穿着——Anderson＆Sheppard定制男式西服外套，白衬衫，牛仔靴，李维斯牛仔裤和玳瑁眼镜，以及考尔德手作袖扣。

和安妮·霍尔依然纤细的女性线条相比，这位评论家和公众演讲家的着装和轮廓可以说是完整的男装。勒博维茨的穿搭倒令我想起另一个话题，即服饰的性别暗示与去性别化之间的转换：洛可可时代到现今男性着装风格的转变，以及高奢品牌对去性别化的推波助澜。米兰大学政治学博士出身的Miuccia Prada女士在Prada 2015 秋冬系列秀场的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了一本册子，上面写有一句标语式的话：“我们的性别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而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往往受制于我们的性别”。 本次系列的男女装有着相当高的相似度。

无性别主义（Unisex）服饰成为潮流，剪裁没有男女之分，总体更偏向于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化，女性性征的表现在这里被抹去（图为PRADA秀场）

而在2015年的PRADA以及GUCCI秋冬系列，在男装系列中，蝴蝶结得到了大量使用，涌现华丽轻柔的风格。“甜茶”（Timothee Chalament）在出席《骨及所有》威尼斯影展首映紅地毯上，穿著了Hadier Ackermann 為他定制的紅色露背裝，亮面修身，重现20世纪60年代搖滾巨星的华丽感。路易十五年代男性衣着中常见华丽蕾丝和荷叶边、勾画小腿曲线的绑腿裤、妖娆的高跟鞋、泡泡袖甚至是刺绣裙的风潮重返人间似乎指日可待。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萨冈的穿着风格或许更接近人们心中当下流行的智性穿搭，当然，极简风格在现今也是名声鹊起。极简主义，是乔布斯著名的黑色高领衫、李维斯501牛仔裤与纽百伦992；是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功能主义；也是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的经典书架——书架存在的终极价值所在，是凸显书本身，而非喧宾夺主，并且要质量上乘耐用。

纪录片《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系》回顾琼·狄迪恩作为严肃作家的一生，同时也令不熟悉她的观影者关注到她自成一派的穿衣风格。一头短发，身着黑色西装的她，摩登又飒爽；

2000 年，狄迪恩接受 CSPAN 采访，一件宽大的黑色西装，一副 oversize 墨镜，内搭圆领暗色针织衫。

但如果结合她的文字来看，文如其人，也许她在耳边别起的那朵花更能体现她素雅略显冷感的气质；而一袭剪裁简单的素色及裸长裙，连带着那一头长发所散发出的疏离与脆弱感，更是她，指间点燃的香烟是唯一一丝暖意和坚毅。

在这张照片中，狄迪恩 于 1977 年 2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肯特菲尔德的马林学院发表演讲。

2015年，CELINE邀请这位美国最好的散文家合作，拍摄出的照片惊艳众人，也是高奢品牌跨界文化界的成功例子。照片中年事已高的琼·狄迪恩留着白色短发，身着黑色，颈挂线条简约的金饰，半张脸被CELINE黑色墨镜遮住。

据《卫报》消息，狄迪恩的拍卖包含这副她极具标志性的Celine大墨镜，拍出了2.7万美元（约19.2万人民币）的价格。

琼·狄迪恩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极具特色——

一方面，嬉皮士文化兴起，年轻人从异族文化中获得装束灵感——多彩的土耳其长袍、阿富汗外套、布料上常印有寓意和平的花，喇叭裤、彩色串珠、扎染、甚至是百衲衣；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女性则热衷穿剪裁精致的套装；更有被肯尼迪总统夫人带起的迷你群风潮，由Mary Quant设计。琼·狄迪恩的穿着则不属于任何一股潮流，她是她自己。

至于萨冈，永远的俏皮少女形象：极短发、海魂衫、法式船鞋、西裤塑造；但更是她性格中的的那份“凌乱感”赋予她形象一份难以模仿的魅力，短发、海魂衫、法式船鞋（甚至是赤脚）、西裤，不应该是文静的代表，也不是内敛乖巧的代名词，这副装扮实在需要一个灵动、离经叛道的灵魂，否则便会平平无奇：

我们看到的“极简主义”穿搭代表名人乔布斯的衣物虽是极度体现将头脑置于身体之前的绝佳例子，但其出自三宅一生之手的定制属性彰显的是“低调的价格不菲”。

迪特·拉姆斯的设计理念浓缩在一句“Less but better.”里。与其对应的，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的理念：“Less is more.”

穿搭的精髓在于个人特质，在于个体对自我价值的梳理与回述。

例如“臭名昭著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清楚自己是谁，去自由地选择衣物，大胆地树立风格。

大法官金斯伯格“臭名昭著的RGB”的外号灵感来源于著名说唱歌手比吉·斯莫斯的绰号“声名狼藉的B.I.G”，粉丝们这一灵感进一步彰显了大法官作为流行文化偶像的地位。标准的法官袍是为男性设计，在袍子领口处预留有展示男士衬衫与领带的空间，而女法官则只能露出脖子，于是她与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商量，在法官袍中加入了Jabot这样的具有装饰意义的假衣领。

衣着也或是一种内心向往的表述。齐泽克的短袖大裤衩人字拖也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因为内在足够强壮。时尚从来都关乎文化，衣着从来都指向的是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结果，拥有独立的审美体系，是否是智性穿搭/“知识分子风穿搭”，似乎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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