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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读书㉖丨陈映芳:没有任何人的受难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罗东 文化客厅 2020-03-02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社会学家陈映芳。在她看来,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特点之一是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而这个社会的免疫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每个人的观念、能力及权利决定。“重建正常社会的免疫机制在中国迫不及待,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采写 | 罗东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研究、城市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学等。著有《城市中国的逻辑》《“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等学术作品。



01

没有任何人的受难是无足轻重的


新京报:自春节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

 

陈映芳:学校放寒假后,去了日本的冲绳,前几天刚回上海。从机场回小区,先填表登录,作为“返沪人员”,物业经理要求我们自觉在家观察14天。

 

去冲绳原本只是为了避寒度假,没想到经历了一次比较特殊的时空体验。因为是短期在外,每天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轰炸式信息的影响,同时又要考虑回国的方式和回国后的应对,那种心绪很特别,写作是做不到的。

 

不过,由于刚巧住在冲绳县立图书馆附近,所以,大部分日子里,会坐到里面去看几个小时的书。那既是把自己从疫情关注中暂时拉出来的有效方法,又可以安宁地、随心随意地跟着自己的兴趣读点书,在这种特殊时期,感觉有点奢侈了。

 

另外参观了几个很有特点的冲绳民间历史博物馆,回国前还去看了下被烧毁的首里城现场(几年前曾去参观过复建后的首里城)


《城市中国的逻辑》,陈映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版


新京报:在日本度假这段时间,参观了哪些地方?在读什么书?

 

陈映芳:冲绳图书馆里有一层是地方资料馆,全是有关冲绳的历史和现实的各种类型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丰富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冲绳”本身,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可能经历过的、以及已经被意识到的大部分问题。从个体、家族的迁移历史,到与民族认同、国家权力及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种族群性、地域性的悲剧性遭遇,特别是二战中的大灾难。冲绳学已经形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我觉得,冲绳研究,还有今天冲绳“县民”集体建构的“冲绳认同”、“冲绳意识”等,其中所包含的与人类命运相关的许多问题意识,其角度和力度,是以其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很难抵及的。

 

冲绳曾是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被称为“钢铁飓风”的冲绳战中,20多万人丧生(包括美军两万多人),而日本方面死的其实主要是冲绳人(一般说是12万多人,也有15万人的统计),其中9万多是平民。几乎三分之一的冲绳人葬身于这场战役。而今天的冲绳则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最重要的地域社会之一,也是阻击国家右倾化的地方政治力量。我一直很想了解,冲绳人(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从那样的灾难性历史中走过来的?那里的人性、社会,是如何从尸骸遍地的瓦砾中获得重生的?

 

灾难的体验,理应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文明化的动力,以及制度设置的必要参照。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受难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无足轻重,不然,灾难的再次降临就无可避免。但这些事实上并不容易。冲绳民众、学者,以及冲绳一代代政治家,自战后以来面对历史、面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力量,他们的各种努力充满曲折和挫折。那样的艰辛过程和今天的复杂局面、特殊成就,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宝藏。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但匆匆的浏览给了我不少刺激——避免悲剧历史重现的方式,首先只能是直面历史、记住历史,而这恰是每个历史体验者的责任。说实话,这种时候,看到冲绳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海量的战争受难记忆和相关研究,内心更是充满纠结:我们的生命受难体验、灾害记忆,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地被风化?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政治力量的干预,普遍的社会心理也会是集体失忆的重要机制。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应该还会是我今后阅读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京报:有看电影或电视剧吗?

 

陈映芳:在网上看了韩国电影《寄生虫》,还在日本油管上看了几部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张的电影。看推理片是日常爱好。看《寄生虫》有点受媒体影响,还对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导演如何讲社会分化问题有点好奇。这两天看到新闻说这部电影已经推促韩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为半地下住宅里的贫困市民改善生活设施。在正常社会,电影人的社会批判就该有这样的社会效应。



02

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公平问题就无从解决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

 

陈映芳:接下来争取能逐渐回到学术工作的状态中。此前的一些议题还会继续。如何在研究中吸纳这次事件中的个体感受,还没认真想过。但可以预想,通过这次事件,有关大数据治理、网络信息管控、全球化等等的视角,会影响许多同行的研究,对此我并不太乐观。

 

新京报:疫情之下的城市风险治理,你有关注到什么议题吗?对此有何思考?

 

陈映芳:好像还没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思考。社会学界不少学者在SARS事件、汶川大震时,都很踊跃地跟进调查、研究。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可能是学术失语现象会更引人注目。按常理,救灾赈灾会刺激人性,很可能给社会带来转变的契机,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期待。但许多理论假设与社会预期似乎多趋于失效。思考、研究是需要内心疑问的,可这次疫情为什么会以这样方式暴发,管控、应对的方法为什么是这样的,等等,似乎没有那么多疑惑困扰我。社会风险的增加、城市生活秩序的脆弱,早已是学界的普遍担忧。当然,担心的事就这样真的发生,而且这么惨烈,唯有悲哀。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什么政策建议?

 

陈映芳:任何事物都有包括政治性在内的社会性一面,灾难也是,不管什么类型的。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特点之一是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这个社会的免疫力的强弱与我们每个人的观念、能力及权利有关。重建正常社会的免疫机制在中国迫不及待,责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以前在和华东师大唐小兵教授的一次对谈中,涉及年轻人的保守倾向,曾谈到相关的问题,这里想再重复一下:

 

“社会的公私领域分离现象,是年轻一代保守化的重要背景,但这几年大家已经看到了,没有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那么社会公平问题,以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种种问题,都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公域不存,则私域难保。从私域重回公域,在私民生活之外扮演公民角色,这是如今中国不同世代的人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陈映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值得推荐的书?可以是实用类、知识型的,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也可以是娱乐消遣的。

   

陈映芳:推荐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关于大饥荒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本书分析得非常清楚、深刻。

   

这种时期,人真的需要幽默感来抵挡恐惧。现在大家主要在网络上寻找娱乐资源。国内还有哪些真正有助于安顿人们精神的、有益于人性智慧的幽默艺术?几年前似乎还有些,现在很难看到了。



采写 | 罗东

内容编辑 | 徐伟 李永博

值班编辑 | 崔健豪

校对 |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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