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20年第5期 | 学术共同体共谋：特邀学者笔谈（十五）

感恩图书情报学

臧国全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四十年前，在长长的高考招生报考专业目录中，我坚定地选择了“图书馆学”（当时北大还没有情报学专业），出于对图书的挚爱与感恩（当时对图书馆学的认知就是管理图书）。挚爱起源于童年，那个年代的偏远农村，图书极为稀少，在城市工作的舅舅春节回家探亲时偶尔带回几本书，爱不释手。感恩源自人生的改变，一个农村的放牛娃，通过阅读图书，成为大都市里高等学府的一名学子，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四十年来，图书情报学是我学习和工作的主旋律，几乎占据了整个时间和空间，为之学习知识，为之教书育人，为之探索未知。

图书情报学是我从学的主科。从大学到研究生，从学生到教师，从课堂到自修，图书情报学都是我的主修。四十年来的时代变迁与科技进步，丰富了这个学科的知识内涵。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不断充实；研究对象从文献、数据、信息到知识逐步演化；研究内容从传统的文献情报编目描述、标引索引、分类主题、加工处理、组织检索、分析利用、决策参考到现代的数字信息采集获取、清洗处理、建模优化、保存策略、挖掘利用、开放共享、结构转换等日益扩展；研究方法从定性、定量、可视化、调查、实验到大数据挖掘等渐渐延伸；研究范式从传统小数据的抽样调查到大数据的全样品分析；服务社会的分工领域从传统的文化和科技部门（图书馆和科技情报机构）到现代社会的各类信息机构和数据企业。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从学的知识主体，虽然外延不断扩展，但内核仍是图书情报学。

图书情报学是我从教的主题。授课对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图书情报学是我教学的重心。四十年来的学科发展与知识变革，丰富了这个学科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信息资源载体的数字化转换出现了电子出版物，并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出版物的基础理论、制作技术、制作规范、知识聚类、知识产权、知识组织、词汇控制、标引方式、检索方法等知识项目；因特网的普及出现了数字图书馆，并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图书馆的建设理念、构建技术、设计规范、结构框架、资源获取、信息保存、知识标引、产权管理、用户行为、个性化服务、数字参考咨询等知识项目；数字化资源的普及出现了个人数字图书馆，并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图书馆的建设理论、管理软件、信息抓取、资源控制、知识组织、技术支持等知识项目；传统信息资源的数字转换和原生型数字资源的快速增长出现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项目，并由此产生了这类项目的资源质量、管理质量、服务质量、风险类型、风险检测、风险监控、经济要素、经济评价、运行机制等知识项目；信息组织对象的多元化出现了元数据，并由此产生了各类元数据的功能界定、标引范围、元素收割等知识项目。所有这些知识项目都构成了我从教的内容，虽外延有所扩展，但内核仍是图书情报学。

图书情报学是我从研的主攻。从课程论文到学位论文，从地方项目到国家项目，图书情报学都是我科学研究的选题。四十年来的科研环境迁移与社会发展，丰富了这个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信息资源传统存储到数字化存储的转换导致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是我一直的研究领域。传统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转换需要研究制定数字转换规范以及依据该类规范实施的数字转换质量控制模式，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需要研究制定保存过程的质量保障标准以及依据该类标准实施的质量认证模型，数字保存的可持续性要求需要研究识别保存过程的经济要素以及依据该类要素实施的经济评价模型，数字保存过程高风险化特质需要研究保存型元数据以及依据该类元数据实施的风险监控模型，作为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最主要一种策略的数字迁移需要研究迁移质量指标体系以及依据该类指标体系实施的数字迁移风险评估模型，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应用带来的个人数据隐私关注需要研究隐私边界界定和隐私风险识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隐私保护技术法律政策。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从研的选题，虽外延有所扩展，但内核仍是图书情报学。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感恩图书情报学，引向了我求学之路，引导了我工作航向。

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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