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坤 | 青年马克思对货币认识的演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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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对货币认识的演变及其意义

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全国马恩文本与文献研究会理事，国际卢卡奇协会会员。2015 年10 月—2016 年9 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柏林洪堡大学访问研究。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曾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部，译著4 部。

摘要：青年马克思对货币认识的演变是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货币视作支配市民社会的利己主1义原则的表现，认为货币是人的异己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将货币视作人异化的类本质和外化的能力。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发现了货币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关联，从而在对货币的理解上取得了重要推进。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货币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特征的关系问题。青年马克思通过对货币的认识，初步实现了货币拜物教批判，接受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并对同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改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货币；价值

对于刚刚步入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货币具有异乎寻常的魔力。货币对一切旧社会关系的破坏，对一切旧价值观的夷平，以及货币所塑造的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是任何一个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民族都要遭遇的最直接、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近代以来诸多思想家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也不例外。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对马克思的货币问题并未给予太多的注意。历史上，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专门研究的，只有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以及苏联早期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而他们更多是立足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资本论》等著作来进行研究的。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货币问题，则鲜有人问津。在青年马克思著作里，货币是一个具有关键地位的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1843—1846年哲学世界观发生重要转变的几部核心著作之中，构成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一、对货币问题的首次遭遇：《论犹太人问题》

货币问题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之中，成为建构其理解现代社会特征的支撑点，是在写作于1843年10月到12月中旬的《论犹太人问题》之中。在这篇文献里，马克思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从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应从自己的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主张，推进到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议题之上。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的主张并不符合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的实情，因为在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里，人们不需要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反而成为人的私事；既然政治解放并不以宗教解放为先决条件，那么宗教解放就并非必须的。但在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里，宗教并未消失，反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与政治并行不悖的一部分，这就昭示了政治解放的不彻底。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里，人处于双重的生活之中，同时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的、代表普遍利益面相的公民（citoyen），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经济的，代表私人利益面相的布尔乔亚（bourgeois）。这种人的分裂，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的充分体现。在指出这种分裂后，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这两重主体并非形式上简单对立的，相反，二者内在深刻地统一在一起，因为“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恰恰在于，现代社会的全部矛盾正蕴含于市民社会的逻辑之中，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必要补充，公民是追逐特殊利益的、利己主义原则的布尔乔亚的必要补充。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才是这种二重化和分裂的根源。犹太人的世俗生活原则，恰恰与现代的市民社会的统治性原则相一致。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就必须内嵌于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之中方才能实现。

 正是在以上语境之中，货币出场了，因为金钱正是犹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的世俗的神。所以，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这样，马克思借助于犹太人问题这个中介，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原则的指认，这就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己主义原则以及“现代的反社会要素”。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要素，在现代社会只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己主义原则的必要补充和衍生，政治在观念上“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这样，问题就被推进到市民社会之上。接下来，马克思做出了《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货币问题的最重要表述：“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在这里，马克思对货币所做出的第一重认识，就是发现了货币是市民社会原则的化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因为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家们将之视作非历史的、自然性的存在的做法，但马克思此时对货币的认识仍停留在较为简单的维度之上，因为只要追问一句“为何货币一定从市民社会中产生”，问题就将到达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此时的马克思并不可能做出更多的认识，而只是继续慷慨激昂描述金钱所代表的原则：“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接下来，马克思做出了关于货币的第二重认识：“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以我们熟悉的人本主义逻辑来界定货币：它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异化的本质。在下文中，马克思对这一认识做出了两点补充：其一，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造成了一种蔑视和贬低自然界的自然观；其二，人只有借助于金钱这一异己本质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和生产。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借助货币所进行的市民社会批判，已经存在一些独到的洞见了。借助货币问题，他实现了此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借助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异化劳动思想的几个关键问题式。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已经开始逐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二、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穆勒摘要》：对货币理解的重要推进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曾经将货币和私有财产相并列，共同视作人的异己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则将关注点更为聚焦于私有财产之上，用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并用这种解释方式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阐明自己的研究任务时，已经用“货币制度”来指称他所面对的社会：“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政治经济学范畴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判断，货币在这里便等同于黑格尔哲学里“精神”的逻辑学。正如逻辑学是精神的同一性环节，货币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客观的等同性作用。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将货币等同于“价值”，这当然还远非对这两个范畴的科学理解，但货币所具有的客观抽象性、等同性的功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

 较之于以上两处关于货币的简单表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笔记中有专门一个补充片断探讨“货币”。他首先强调了货币所具有的能够购买一切的特性和能力：“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 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货币的独特性，就在于具有联系一切人和物的普遍性中介，这一理解和前文“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语境中的运用具有相近的内涵。那么，货币所具有的通约、交换一切人和物的“神力”是怎么来的？接下来，马克思再次重复了《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货币所做的第二重界定，那就是认为货币是人的异化的本质。“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仍然在用一种典型的抽象的、带有较强的人本主义色彩的方式来理解货币，认为货币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外化，是人外化的能力，还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因为这里的“人”和“人类”，以及“本质”和“能力”都停留于一种抽象性之中。马克思接下来对这一理解做了更进一步的展开，他指出：“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由此可见，货币是一种异己的、反社会的力量，正因此，货币使“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同时变成了“纯抽象的观念”，也就成为一种“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而货币又进一步将现实中的不完善性和幻象固定为“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于是货币便造成了个性的颠倒。事实上，货币拜物教的初步内涵在这里便已经有所体现了。

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关键推进，发生在《巴黎笔记》中的《穆勒摘要》之中。根据MEGA2的考证，《穆勒摘要》的写作时间在《巴黎笔记》的后期，此时，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有了较大进展。因此，在《穆勒摘要》中，他超越了《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所做的抽象的、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理解，开始进入到对货币和资产阶级社会内在关系的讨论。

在《穆勒摘要》的第三部分“论交换”中，马克思集中阐发了他对货币的新理解。在他看来，穆勒和李嘉图在谈到“货币和金属价值的这种平衡并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时，看不到在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规律之外，还有需求和供给的处于现实运动中的矛盾规律，他们无法看到抽象规律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而要看到这种变化和扬弃中的规律，就要看到交换、看到货币。马克思肯定了穆勒将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因为“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那么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解：“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是从现实维度的产品相互交换的中介活动出发，将货币视作在这种中介活动中人和社会的行动异化出的“物质东西”。产品的交换、中介活动和物质东西这几个表述，正体现出对货币的新理解。产品的交换，是现实层面的社会的人的活动；中介的引入，标志着不再简单将货币当作人的异己本质，而是看到它是人活动的环节；物质东西，则凸显了货币的社会现实性。接下来，马克思将重点落在了中介概念之上。货币是人外化的中介，是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这个中介切断了人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并成为一种新的联系，从而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真正的上帝。这段对货币的理解，看起来更多是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即人—物—中介的关系来表述，但马克思随后就为其灌注了社会和历史的内容。

 借用基督的三段论，马克思首先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来论述货币的形成逻辑，认为它是私有财产和社会之间矛盾的产物：“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货币是外化的私有财产和外化的社会，货币和私有财产与社会有着本质的联系。正因此，马克思接下来追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答案就在于，私有财产前提下的交换必然发展到价值，价值也就是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活动的必然产物，这种中介活动最关键的特点就在于它并非人的关系，而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就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价值的讨论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突破。价值被理解为私有财产之间的抽象关系，而货币就是这种关系的“自为存在”。马克思在下文中对货币与商品生产或者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关系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主要仍集中在私有财产概念之上。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只是从异化劳动来理解私有财产以及货币不同，马克思开始具体阐述私有财产到货币的发展过程。在这里，私有财产、交换和分工几个概念处于相互交织的关系之中，私有财产“不再是这种财产占有者的劳动产品”，“脱离了曾是它的生产者的占有者”，也不再是占有者的个性表现。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及产品的分离。私有财产从两个方面与价值、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在两个角度：一方面，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要求相等的东西、等价物的出现；另一方面，劳动成为“谋生劳动”，劳动者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得收入来源，但是他的劳动不再是个人的生产，而是以价值、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马克思在后一方面的讨论更为深入，他认为谋生劳动正是人的劳动的分离，社会的本质要在异化的形式即分工之中存在，而分工之下，占有私有财产的个人，实现其社会本质，就要借助于等价物。他再次给出了关于货币的界定：“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作为等价物的存在，而货币现在是谋生的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中介。”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对货币的理解：货币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货币也是私有财产以及谋生劳动的结果。人的本质、社会性的维度在私有财产之下异化为本质的丧失和反社会的利己主义，在新的社会形式中即商品生产社会中，这种社会性的重建必须借助于交换的中介、等价物，这样货币便出现了。

马克思指出了商品生产社会和货币之间的本质关系，认为货币形式是这一社会内容的必然结果，这标志着他在价值理论问题上的重大推进。图赫舍雷尔便高度肯定马克思对货币和价值的理解，他指出：“马克思虽然是以一种还很一般的方式，但他终究已经在《札记》中天才地指出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之间内在的、绝不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本质上的联系，因而为创立他的货币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三、新的统治形式与资本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货币

在完成了对货币理论的关键推进后，马克思借助对货币的理解，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性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人的哲学展开批判。这一批判所立足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进行了批判分析。在这一语境中，货币问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货币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穆勒摘要》中取得的成果。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借助对货币的科学理解，系统批判了施蒂纳的哲学。施蒂纳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以为只要在头脑中消除了“金钱的真理”的观念便可以超越货币的束缚，对此，马克思强调：“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并且只要这些关系存在时货币总是‘真理’。”这一判断正是基于《穆勒摘要》中对货币所做相关判断的概括。此外，在批判施蒂纳哲学的根基即利己主义原则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这表明，此时马克思已经完全不同于《论犹太人问题》中简单地将货币和利己主义原则等同，而是看到了二者的历史逻辑关系，并从现实的金钱关系来理解利己主义的形而上学抽象。在批判施蒂纳所谓“无比性”概念时，马克思强调，在现代社会，个性已经完全被社会的同一性力量所消灭，而这种力量的表现就是货币，一切人和物都要由它来衡量，货币因此是“衡量一切人和物的tertium compara-tionis[用作比较的根据即标准]”，是一切事物的共同尺度。

除了对《穆勒摘要》的延续以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货币的新发展，则是以历史的、具体的方式，将货币作为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核心特征的重要环节，以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主手稿第三部分，马克思主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特征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他首先详细比较了前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特征。例如，前资产阶级社会处于地域局限性之中，而资产阶级社会则产生了发达的分工与广泛的贸易；前者受自然界的支配，而后者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前者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地产，而后者则是积累起的劳动即资本占统治地位；前者之中的人处于家族、部落的人的依赖之中，而后者人和人之间则仅仅通过交换联系在一起；等等。在这一语境中，货币恰恰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新的统治形式：“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正是资产阶级掌握社会权力的手段和工具：“……根据物质的历史，是贵族第一次用世俗享乐的福音代替了福音的享乐；而清醒的资产阶级先是辛辛苦苦地劳动，并且非常机智地去使贵族得到资产阶级自己的法律所禁止自己得到的享乐（同时贵族的权力通过金钱的形式落入资产者的口袋中了）。”由此可见，货币正是在统治形式的更替、社会权力的交接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与建立在货币之上的统治秩序相一致，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资本形式也完全区别于历史上的资本形式。马克思还比较了中世纪的行会资本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资本的不同。他指出，中世纪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处于不发达的交往和流通之中，因此是父传子、子传孙的，是等级制的。现代资本则以货币来计算，“体现在哪一种物品都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以货币为计算的资本，由货币搭建的关系，打破了宗法制中的师徒关系，建立起“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此后所明确使用的雇佣劳动关系。

货币所代表的统治形式和资本的新形式，其核心特点就是建构了一种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并创造出一种物的力量。例如，马克思将货币与机器一同视作一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生产力转变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的体现，这种力量是客观的、物性的。他指出：“在货币权力的支配下，在普遍的交换手段独立化而成为一种对社会或个人来说的独立力量的情况下，生产和交往的各种关系的独立现象表现得最明显了。因此，桑乔又照例对货币关系同整个生产和交往之间的联系一无所知。……对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在货币危机中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货币的物质力量，也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实……为了摆脱困境，我们的利己主义者把小资产者的通常想法颠倒过来说，企图以此造成假象，好像个人对货币权力的关系只是一种由个人随心所欲地决定的东西。”在这段引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货币权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物质力量。在此后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更为清楚的语言表达了货币的物性特征：“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 ，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所进行的历史描绘，已经非常接近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勾勒的“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和“物的依赖性的社会”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分。以货币为统治形式的社会，正是一种“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打碎了人和人的直接交往，使得“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样一重认识，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中也得到了类似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一句话，资产阶级将以家庭关系为代表的直接性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另一方面，货币又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破坏性的物质力量，并以货币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货币所扮演的衔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中介功能凸显出来。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就集中体现在货币身上。正是在对货币的科学认识水平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联系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的理解，这不正是马克思所做的自我批判么？

四、结语：青年马克思对货币认识的意义

通过梳理我们看到，从《论犹太人问题》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几个理解层次。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认识到货币是统治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的体现，并开始将货币理解为人的异己本质，这只是批判的表象层次。这一理解层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一定的延续，他在此更为明确地将货币视作人的异化的本质和外化的能力。与此同时，货币作为一种客观的制度，是客观的抽象等同性的表现的一面也得到了强调。在《穆勒摘要》中，他对货币的认识取得了最关键的突破。他开始从现实的生产过程探究货币产生的原因，认识到货币产生于私有制和交换，并且已经看到货币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联系，从而发现了货币与价值的内在关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则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性的角度，凸显出货币作为一种全新统治形式和现代资本形式的表现，并在此之上强调了货币所具有的物质力量。青年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并未停留在货币的表象和货币主义的幻象之上，而是将货币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即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在一起，将之作为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着眼点。正是在这一思考线索的牵引下，青年马克思借助对货币问题的探析，实现了如下几个理论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青年马克思通过对货币的研究，已经初步完成了货币拜物教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大拜物教中，货币拜物教恰恰是马克思最早加以揭示和批判的。正如青年马克思曾指出的：“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尽管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在此时还未建立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体系之上，但马克思从货币这一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概念之上，便做出了截然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判断，为此后逐渐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性和内在矛盾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口。

其次，借助对货币的认识，青年马克思迅速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巴黎笔记》中初次面对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还更多立足于一种道德立场上，批判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原则和见物不见人的非人性，并且将之视为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即犬儒主义）”的集中体现。与这种认识相关，马克思对于货币的认识，还大致停留在将货币简单视作人的异化本质和外化能力之上。然而，伴随着对货币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关系的认识，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货币与价值的内在联系，从而开始接受了劳动价值论。货币是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通过交换完成社会化的必要中介，而价值是一定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通过货币，马克思明白了劳动价值论对于打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

再次，借助对货币的认识，青年马克思还同时完成了对同时代几个理论对象的批判。如对施蒂纳哲学的批判，以及间接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施蒂纳和蒲鲁东无法认识到货币的历史性以及货币是特定生产方式之下的必然真理，而是将货币视作观念性的东西，认为货币可以从观念中克服，或者可以被用“更为平等的”交换手段所取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已经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形式是一定生产方式的本质产物，不进行社会革命而单纯变革货币这种交换手段便实现公平，只是痴人说梦。由此可见，对货币所进行的社会性、历史性认识，有效地帮助青年马克思完成了对唯心主义哲学、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的批判性超越。

最后，同样借助对货币的认识，青年马克思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边沁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时代里的统治性意识形态。青年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这些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在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一现实的反映，而货币则为具体解剖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货币具有的交换的纯形式属性、客观的等同性、对宗法关系的取代，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为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世界观提供了帮助。

当然，我们还必须强调，从思想发展的总体历程来看，青年马克思对于货币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对货币的科学、系统的理解和把握，只有建立在成熟时期科学的价值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之上。但对货币的认识，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青年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我们完整把握马克思成熟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第11—1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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