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日本的边境论———北海道、冲绳的边境性
前言
就人类学的学科史而言，人类学(anthropology)学科与西方殖民地及殖民主义的关系差不多始于人类学诞生之际，人类学有关欧洲周边社会的认知及研究成果也被运用成为殖民地支配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一直推动在英国设立人类学大学课程的坦普尔爵士(SirＲichardCarnacTemple1850－1931)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大学制度化的人类学教育，养成人类学习惯(the anthropological habit)既可以加深对于殖民地的他者的理解，也能获取其知识以加深共感，最后获得他者的尊敬。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后来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都开设了人类学课程，有了专任的教师，这使得人类学成为了一门专业的课程。20世纪初，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展开的文化心理学及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似乎与殖民主义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其实也反映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博阿斯(F．Boas，1858－1942)的同化(assimilation)问题研究就是一例。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解放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法国学者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1920－2016)曾在1951年提出过“殖民地状况”(colonial situation)的概念，并在1955年的著作中认为殖民地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殖民地状况也有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后辈库泊(Hilda Kuper)所言，一般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所谓正统意义上的作为对欧洲国家的依赖及从属；二是在特殊意义上表示少数白人在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里支配非洲的大多数人。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也能够较好地用以阐释60年代非洲独立年的现象。
80年代中，承接“语言学转向”(Lingustic turn)理论的影响，在社会科学中，殖民地研究似乎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又一阵研究热潮，文化·社会人类学自然也积极参与其中，美国历史人类学女性学者斯托勒(A．L．Stoler)开展的一系列殖民地研究颇引人注目。斯托勒认为对于殖民地及殖民主义的研究，既有的后殖民论(postcolony)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局限性，比较论才应该是研究的重点。另外在进行殖民地的比较研究时，与其强调其社会经济性背景，还不如从殖民主义的话语(Discourse)性特质、话语的分类、话语的序列化等的修辞来展示混在性(hybridity)性质的民族志的国家论。这类研究其实是沿袭了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1972年在《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呈现出来的话语分析研究。
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中，殖民主义尽管其中包含有现代性，但是殖民主义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性，也不能完全还原于现代性，其实殖民主义是复杂的一种形态的同时，也可能是矛盾着的支配的诸样式与各种各样的反抗。但是，除朝鲜半岛这些存在着海洋关系的海外殖民地以外，在日本的北端及南端的蝦夷地(北海道)、琉球王国(冲绳)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被纳入日本近代国民国家体系中的。这北南两地都明显地呈现出了国内殖民地的形态，而国内殖民地又是与其国内的相对于中心的边疆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签订，新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得以成立。在成员国共同达成国联规约的第23条(b)中，有“承诺对于在属于自国监理的地域内的土著居民确保公正的待遇”的内容。这是世界第一次提及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的权益问题，而土著居民总是存在于中心与边疆这种框架之中。这条内容也在二战结束后引发出了比利时议题(Belgium Thesis)。比利时议题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概念“非自治领土”(Non 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密切相关。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的第73条中认定“非自治领土”即是“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并“按各领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环境、及其进化之阶段，发展自治；对各该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适当之注意；并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渐发展”。
因战后新的国际关系的确立，比利时虽然不得不遵从联合国的战后决议放弃自己的殖民地刚果及卢旺达乌隆地，但是其要求将“非自治领土”的概念扩展为“非自治的土著居民”(Non Self-Governing indigenous peoples)，也即是要纠正将殖民地限定在海外殖民地的“海水谬误”(salt-water fallacy)的认识。在比利时看来殖民是不分海外国内的。其实在1946年的联合国总会上，英国已经提出过在一些主权国家中存在着从属性的非自治的国民，而且要求联合国注意这些问题。因此在二战后浩浩荡荡的去殖民化潮流中，还需关注国内的原住民支配问题，而日本也正是存在着对北海道未自治的原住民爱依努人的支配以及对早已存在自治政治的冲绳的支配问题。
01
日本殖民论的兴起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有造认为从历史比较论的角度出发，日本帝国近代的殖民地支配有四大特质，第一是“后发帝国主义”，第二是“近邻侵略主义”，第三是“内地同化主义”，第四是“工业开发主义”。如果与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叙述的欧洲帝国时代的1870－1914年相比，日本的确晚了25年。然而，如果仔细剖析“帝国”的概念，就会发现，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帝国也呈现出了多种样态。
首先是“商业帝国”概念与“殖民帝国”，这两个帝国主要是商业据点的获取与人口移居的殖民形态。其后还有“异民族支配帝国”以及以标榜国民国家主体的在国际秩序下的“国民帝国”。如果将这样的概念引入日本近代史的分析中，就会发现，日本列岛北部的北海道(蝦夷地)及冲绳(琉球王国)其实也呈现出了“殖民帝国”及“商业帝国”的样态。因此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虽是后发资本主义，但其殖民帝国的历史应该从1869年在蝦夷地(北海道)设立“开拓使”开始。而在琉球王国(冲绳)，特殊的殖民时间更是超越了北海道200多年。1609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的入侵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琉球在海洋贸易中的利益，攫取其商业利益是最大的目的，因而是越洋商业据点地占据，也符合“商业帝国”的样态。
近代日本的国内殖民实践的肇始应该是1869年的蝦夷地—北海道的“开拓使”的设置。1869年6月30日明治维新政府的“蝦夷地开拓之件”的会议上，在地理位置上蝦夷地作为日本“皇国之北门”的重要性被再次确认。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蝦夷地，即北海道北部“日俄杂居”现象的存在，由于爱依努人已经开始被进入北海道的和人(yamato日本本州出身者)在“场所承包责任”的制度下所奴役，爱依努人对和人产生了不信任感，而俄国人对爱依努人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爱依努人反而更加信赖俄国人。
为了对抗俄国的南下政策以及避免爱依努人被俄国人的南下政策所用，明治政府决定一方面在蝦夷地实施开拓政策，鼓励更多的日本本岛人移居，以增加日本本岛人人口比例，另一方面对爱依努人则实施怀柔教化政策。随着1869年7月12日“政府勅书”的发表，锅岛直正被任命为“蝦夷地开拓督务”，即是首任北海道开拓使，作为蝦夷地的北海道就成为“皇威隆替”之地。正是因为此勅令的存在才毫无争议地表明了，对于明治政府的国家权威而言，蝦夷地还只是一种历史、文化、社会存在差异的异邦性质的存在。
1870年6月(明治3年5月)明治政府所确定的开拓方略中除了整备海运、促进移民、奖励垦殖、扩大渔业、增加生产、开采矿山6条要务的强调外，尚有后续的三个策略：1.与日本内地一样确定府县制制度；2.布置海军及陆军以加强防御；3.兴办各类学校推行皇民化。然而这样的针对爱依努人的皇民化教育政策，在具体的学校设置中变为了次要，而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日本所需的北海道开拓和人人才。“开拓使仮学校”1876年8月在札幌以“札幌农学校”为名正式开课。从生源到课程设置都围绕着北海道的开拓实务，课程设计更是完全套用美国体系。
1890年在北海道的札幌农学校，开始出现与农业政策学相关的日本最初的殖民政策学(colonialstudies)，最早由1883－1886年留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归来的佐藤昌介主讲。1907年札幌农学校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农科大学，依旧设有“农政学殖民学讲座”。此时的殖民政策学还偏重于基于农业经济学的开拓学，相当于“农业殖民地”的认识。由于此门课程是根据日本天皇的《勅令240号》开设，因此也可以将其认作当时日本政府的国策。此后，殖民政策学讲义开始进入日本的各大学。
因北海道的原住民是爱依努人，在此不得不提及的是日本爱依努学(アイヌ学)的兴起。爱依努学的历史比北海道开拓史晚了很多，是在日本昭和时代由民俗学、语言学的研究开始，金田一之助与知里真志保是其代表人物。知里真志保不仅仅在爱依努语言研究方面贡献突出，也将语言研究成果与历史学、民俗学乃至于考古学结合起来，深入到了爱依努人的历史及其精神世界的建构。
然而，爱依努学来源于帝国的学问知识体系，就根本而言是为了建构出探索“大和民族”共同起源的参照系。而帝国学的根本在于历时性的“无裂缝的连续的形成法则”，对于非同时性的、同时性存在的帝国北侧的爱依努与历史中的爱依努之间的断裂，爱依努学并不关心，这也就为日本“边境论”留下了发展空间。
关于日本早期的殖民研究，“北大学派”(北海道大学派)无疑是先驱性的存在。北海道大学的竹野学在总结“北大学派”的殖民学时，认为按不同时间，其代表者为佐藤昌介(1856－1939)、新渡户稻造(1862－1933)、高冈熊雄(1871－1961)、上原辙三郎(1883－1972)和高仓新一郎(1902－1990)。
佐藤昌介本是札幌农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1883年至188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农政学，归国后回到母校任教，1891年升任校长。佐藤殖民论的出发点首先是殖民作为理论的实践性意义，佐藤殖民论的要点在于从农业中的人口问题引入殖民论。日本国土的狭小与农业人口过剩问题，这与其留学的美国的“大农业”完全不同。“猫的额头大小的土地”与“过度的集约”以及稻米栽培的特殊性，“最小的农地”、“最高的租金”、“最多的劳力”等等，都无法与欧美相比，出于对“不借助财富的力量，文明化不会真正到来”的认识，其主张日本内地的过剩农民移居到北海道殖民地方式才是解决日本农业发展窘态的最佳策略，同时也能为日本帝国的发展增加财富的生产。
在最初的日本殖民论主张的学者中，曾在国际联盟中任过事务次长、《武士道》(Bushido：Soul of Japan)的作者、札幌农学校的第二期毕业生新渡户稻造也独树一帜。新渡户稻造被称为“容忍殖民体制的人道主义殖民政策学者”从自身立场或从日本帝国的立场，界定了殖民、殖民地、殖民政策的概念。其认为殖民地就广义而言是不在领土概念之内的“人们的移住之地”，就此意义，夏威夷就相当于日本人的殖民地(colony)，横滨则相当于西洋人的殖民地(colony)。狭义而言是指新获得的领土，领土中有本国人定居，而新领土与本国存在政治关系。“新领土”的新是“在语言、风俗、制度、思想等方面，国民所感到的不一样的、新鲜的，而领土的新旧并非是地理性的区别。”
在殖民政策的认识上，新渡户稻造认为有三因素影响殖民政策。第一、需根据海外殖民地的气候、生产产出、经济组织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殖民政策；第二、因殖民地民族的历史、宗教、风俗、习惯不同，需采取特殊的统治形态；第三、殖民地民族与宗主国的交流困难，会更容易形成主从关系。在殖民地的治理中，新渡户稻造认为一是采取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强制使用宗主国语言，鼓励通婚，实现德国法学家莫姆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所言的“以剑获、以锄保”。另外则是在帝国主义的支配形态下，采用自制政策(Self-governing Colony)承认殖民地的和平的分离独立。
自佐藤昌久及新渡户稻造以后，两人在札幌农学校培养的弟子自然也继承衣钵，加入了殖民论队伍，其中高冈熊雄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冈熊雄本是佐藤昌介及新渡户稻造的弟子，在札幌农学校读完研究生后留校，其后1900－1904年留学德国波恩大学及柏林大学。留学期间的1902年加入了台湾总督后藤新平、新渡户稻造的欧美视察团队对普鲁士王国的波兰住民的政策实施进行了考察，1903年其长兄札幌市市长高冈直吉到德国考察，高冈熊雄也随其在此考察了波兰人居住区。也因此高冈熊雄十分熟悉德国的殖民政策及实践。
高冈熊雄的国内殖民论承接德国国内殖民理论，将社会政策与殖民理论结合。普鲁士的国内殖民三类型：国家性国内殖民、个人性国内殖民、营利性国内殖民也是由高冈介绍到日本的。高冈也直接将其应用到了北海道开拓的政策研究中。其早期著作《普鲁西内国殖民制度》不仅仅是普鲁士王国的殖民政策介绍，诸如普鲁士王国将“国家性国内殖民”对应为“民族政策”，由国家将其他民族的土地买下在转让给入殖者；将“个人性国内殖民”对应为“社会政策”，鼓励个人或团体的殖民行为，国家只需要进行辅助。高冈认为维持及新生产出中农才是殖民的最理想状态。为了回避殖民及殖民地所含有的“支配”、“从属”，高冈将日本的内地殖民置换为“社会政策”，将大地主的土地分割，鼓励中、小农的形成，能够解决阶级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也能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高冈参照德国的例子，确立了移住北海道的三种方式，土著法(homestead law)、先占法(act of preemption)、以拍卖方式公地的现金卖与法(the mode of sale for cash at public auction)。
其后，矢内原忠雄作为新渡户稻造的弟子，也为殖民论的拓展做出了贡献。其殖民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殖民地体制的一般研究；二是帝国主义的实证研究；三是殖民史及殖民学科史的研究。由于矢原信奉基督教，其信仰主张为通过个人的救赎，达到民族的救赎，最终达到人类全体的救赎。因而在研究中持有反战、和平的立场。体现在对朝鲜殖民的认识中，矢原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的统治制度”，批判了日本的对朝鲜民族的歧视。但是，矢原也仅仅是认为日本的神灵体系与朝鲜的神灵体系相同，因而形成了朝日平等的主张，这在“北大学派”的殖民论中是难得的亮点。
02
北海道的边境化
北海道旧称“蝦夷地”，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开始有和人进入居住。室町时代(1336－1573)在渡岛半岛的南端，和人开始建设了一些称为“舘”(tate)的居住地，居住在这里的和人也被称作是“渡党”，随着和人移住者的增加，和人与爱依努人之间的雇佣矛盾、商贸矛盾也在增加，两者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也开始频繁产生程度不等的冲突。1475年爱依努人首领胡奢麻尹(Koshamain)与和人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最后蛎崎家族依靠武田信玄的武力击败了爱依努人，也顺势成为了蝦夷地的最有力者。尽管如此，在15世纪蝦夷地还是当时日本的“异域”，爱依努人还大多只是和人的贸易对象及雇佣对象，幕府及松前藩并没有过多地干涉爱依努人的生活及其文化习惯。
16世纪末，俄国的势力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开始了堪察加半岛的经营，并尝试沿着千岛群岛南下，逐渐地在北海道北部四岛上形成了俄罗斯人与爱依努人的杂居形态。1792年(宽政4年)拉克斯曼(Adam Laxman1766－1806)作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YekaterinaII Alekseyevna)的使节，随军舰到达北海道东北部的根室，提交了女皇的国书要求通商，并附带送还了因海难漂流到千岛的三名日本渔民。此次通商要求虽然被幕府政权巧妙拒绝，但同时也给幕府敲响了警钟。从此，日本开始警惕来自北方的俄帝国的觊觎。
1869年(明治2年)7月，日本明治政府蝦夷地设置“开拓使”，8月将蝦夷地更名为“北海道”。开始了更为积极的召集移民开拓北海道的政策，这其实与日本当时的军事、经济需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相关。其实在1868年3月尽管松前藩还存在，还拥有一定的对北海道的支配权力，但是明治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强制性地设置了箱馆法庭，并派出了总督镇抚当地，强势介入北海道的行政事务，体现出了明治新政府的中央集权的意图。
1854年作为主权国体的明治政府与俄罗斯帝国缔结了“日露友好条约”，但双方在桦太地区均未设定国境，而任由俄国人及爱依努人自由杂居。1853年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以及南方不冻港的诱惑，使得俄罗斯的南下更急切。同时也刺激了明治政府的北海道政策，明治政府的推行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政策对于北海道的煤炭、森林资源的获取更为重要。
对于移民方，明治政府在1869年推出“移民扶助规则”，不仅向新移民提供住房、家具、农具、种子，还提供三年的粮食补助。这一策略大大减轻了移民成本，还为新移民筑牢了发展的基础。在开拓使顾问美国农务局局长的卡普隆(Horace Capron)的建议下，明治政府开始实施“开拓使十年计划”，作为国家重要国策，由政府掌握经营煤矿的开采权、并推进道路的建设。同时推动西方特别是美国式大农业的引入。但是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国内政府与藩、藩与藩的诸矛盾尚未彻底解决，新政府也缺乏足够的直接管理的财力，明治政府不得已于1869年7月开始实施了“分领支配政策”。
所谓分领支配即是依靠日本旧有的藩政制度，将北海道细分，由各藩分别支配管理。但是，由于各藩并不积极参与分领支配，所以明治政府强制要求金泽、鹿儿岛、静冈、名古屋、和歌山、熊本、广岛、福冈、山口九大藩参与。其后，为加强中央集权，1871年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因此实行了不到两年的分领支配政策被彻底废止。可以说，分领支配政策对北海道的殖民的实质性贡献不大。
北海道的殖民历史在“北大学派”高仓新一郎的认识中要清楚明了得多。高仓新一郎1902年出生于北海道带广，是高冈熊雄的学生。其还是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就曾因为组织《资本论》的读书会被捕，但最后免予起诉。高冈的代表作《爱依努政策史》(『アイヌ政策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一针见血地指出原住民政策与殖民地的土地政策史是北海道殖民政策的最主要部分。
其借用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利厄(PaulLeroy-Beaulieu1843－1916)的论述将北海道的殖民历史与政策对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土人殖民地(eingeborenkolonien)，也等同于商业殖民地(colonies de commerce)，殖民政策以非同化政策为主；第二阶段为混合殖民地(mischkolonien)，也即是剥削殖民地(colonies deexpoloitation)，此阶段进入殖民政策的同化时代。第三阶段为移居殖民地(einwandererkolonien)，也可以称为居住殖民地(coloniesde peuplement)，殖民政策已经转换为社会政策时代，这三个阶段的划分非常符合北海道的历史。
依高冈的研究可知，1514－1789年松前藩支配时代的北海道是典型的商业殖民地，入殖的和人通过物产在北海道与日本内地的双向流通获取商贸利益。而爱依努人依旧还拥有自己的自治，只是在物产流通环节成为入殖者的被雇佣者。1789年因国后·目梨之战，蝦夷地成为了江户幕府与南下的俄罗斯直接对峙的地理空间。又因渔场的承包责任制(場所請負制度)的确立，进入了“剥削殖民地时代”，和人逐步开始了对土地、物产、人力资源的占有及支配。1868年明治维新时北海道“由剥削或投资殖民地变为移住殖民地”。1869年渔业的承包责任制的废除，解消了爱依努人与和人间的剥削性雇佣关系，相当于“爱依努人的奴隶解放”。由于和人大量的、持续的移入，1886年至1889年短短三年，北海道的人口增加了五倍。因爱依努人作为异域的被压迫者身份到国民国家成员的身份变化，直接导致了1899年《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的颁布。
在这里，由“旧土人”概念的运用可知爱依努人还是处于被歧视的境地。《保护法》内容有：1.没收爱依努人的土地；2禁止爱依努人的渔业及狩猎；3.禁止爱依努人的传统风俗；4.爱依努人有义务使用日语；5.依据日本内地方式改换名姓并编入户籍。借此，明治政府开始鼓励爱依努人从事农业生产，禁止文身等习惯，并强制更改姓名，毫无疑问，这就是爱依努人的“国民化”也即是同化政策的推进。也因此，高野斗志美将《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定位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同化政策的法律依据。
03
冲绳的事例
冲绳(Okinawa)是日本本州的称呼，在7世纪中国的《隋书》中称为“流求”。在中国的朝贡体系内是琉球王国。12世纪至15世纪是冲绳领主时期，领主被称为“按司”，此时代，冲绳岛分为“北山”、“中山”、“南山”三大领域，1404年明朝势力进入到冲绳，希望冲绳承认从属、接受册封，但是直到15世纪末明朝的册封才被接受。1429年尚巴志统一冲绳岛，在认同中国的天下构造下，展开与中国、日本、朝鲜、吕宋、暹罗的中间贸易，获利颇丰。1609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3000人攻入琉球从此冲绳开始了既被德川幕府支配，也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但是与中国的朝贡不同，由于德川幕府下的萨摩藩贡租繁重，并且增加了诸多贸易限制，从而使冲绳凋敝。
如果将冲绳与大国(centralstates)或地域性大国(regionalpowers)的关系引入冲绳的历史认知的话，冲绳历史可以较为简单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王朝时代、日本帝国时代(明、清王朝、德川幕府萨摩藩双重从属)、美国托管时代、日本国民国家时代。但是这四个阶段无论怎样看，冲绳都存在着从属性的关系。尽管如此，冲绳依旧享有一定的政治、外交权利。1854年7月11日(咸丰四年6月17日)琉球政府尚能够单独与美国签订《琉米修好条约》。条约签订后，萨摩藩非常不满意，要求更改第一条，但是琉球政府并未修改，在这里也能看到琉球政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琉米修好条约》的有效性，21世纪才见到日本政府的政府见解。2006年日本众议院的会议中认为此条约非日本国家主体签订，应该在1879年琉球处分时，因琉球政体的瓦解失效。
与北海道不同的是，日本近代末期，日本及冲绳都面临着欧美殖民地主义的冲击，1816年海军军官霍尔(BasilHall1788－1844)率英国舰队护送威廉·皮特·阿美士德伯爵(William Pitte Amherst 1773－1857)到中国的途中，航行至那霸，要求通商，并在那霸滞留很长时间。1844年法国军舰来冲绳要求建立与琉球王国的贸易关系、容许法国传教士的自由传教。1853年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的美国舰队也来过冲绳要求自由贸易。但是都被琉球王国背后的实际的支配者萨摩藩拒绝了。1869年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废除了德川封建体系，建立了近代国民国家体系。为应对西洋殖民地主义的扩张以及确保自己势力范围，明治政府试图将琉球收入版图之内。由于琉球王国自身与中国清王朝的反对，琉球王国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带有双重从属性的政权。
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出于近代化以及富国强兵政策的需求，明治政府最终出手，将琉球王国改为琉球藩，任命琉球国王为藩主，在晚于北海道开拓使设置3年后的1872年开始了对琉球直接的支配。此时由于中国清王朝在欧美列强的打压下，自顾不暇，故而丧失了“宗主权”。1879年明治政府派出军队及警察到冲绳，强迫琉球藩主交出了首里城，尽管也遭到了许多琉球人的反对，琉球藩最终底变身为冲绳县，被正式编入日本国民国家体系中。
1895年后由于日本拥有了台湾这样的海外殖民地，因此冲绳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庆应大学社会学者小熊英二称其为是“两义性的立场”，即冲绳既不是日本本土，也不是日本的新殖民地。美国社会学学者赫克特(M．Hechter)1975年提出了“国内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或者称为“文化性分工”(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理论。正如赫克特所言，如果中心都市的周边地域居住着异民族或少数民族集团时，会因为其不同的文化被划出一条分界线，这就是典型的文化性分工，如果异民族或少数民族集团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压迫、剥削，在文化上也处于支配从属关系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国内殖民地。
在大阪大学的冲绳研究者山崎孝史的认知中，属于国内殖民地冲绳的两义性还体现在其他三个方面：第一、明治政府虽然强制性的在冲绳设立了冲绳县，但是在土地、租税、地方制度等方面，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琉球王国的传统及习惯，这也使得冲绳的近代化显得滞后，与日本本土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直至1912年冲绳才开始实行与日本本土完全相同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第二、冲绳的周边化其实与日本资本主义的激速发展是同步的，冲绳变成了向外部区域(中心区域)提供劳动力的地方；冲绳的劳动力输出不仅仅是向日本的本土工业区，甚至扩展到了北美洲、南美洲的农业生产区。
冲绳由于存在着琉球王国400余年的王朝历史，有着自己的政治、社会制度体系，萨摩藩也是通过旧有的制度体系来获取商贸利益，明治政府统辖冲绳初期，也没有动摇原有政治、社会制度体系。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不关注冲绳的制度改革，在冲绳的边疆化过程中，冲绳似乎成为了日本政治家的政治抱负实现地。如山県有朋(1838－1922大正时代日本内务大臣)所言：“行政、税收尽量保存旧惯故俗，务必安抚民情。另，应致力于冲绳的砂糖、牛马、煤炭的殖产，石垣岛、西表岛尤其有望。”可见，砂糖、牛马大型牲畜以及煤炭才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急需资源。首任冲绳县县令(琉球处分)松田道之(1839－1882)就要求冲绳的士族必须协助县政的开展。“如果冲绳士族拒绝协助冲绳县政，那将是自己接受社会的侮辱，恰好与亚美利加的土人、北海道的阿依努等是一样的作态。”
2015年6月，在冲绳县公文馆发现了明治政府内务省官员给松田道之的公文书中，明确提出了明治政府应对冲绳士族、旧支配层反对势力的策略。一是让废王尚泰告谕琉球士民服从新县政；二是清除所有琉球政府外派的地方官员，改由地方士民自由推举；三是在县政中采用数名原官员以协助管理。其实在琉球处分以前，明治政府的内务省顾问———法国的法律专家博阿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就曾向伊藤博文提议冲绳置县一定要先收服琉球人民的民心，但是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了。1912年以后，日本政府开始着力于冲绳民众的生活样式的改良。如禁止赤足、推行火葬，限制冲绳方言使用，推行标准日本语教育。
冲绳学是以那霸出生的伊波普猷(1876－1947)的“日琉同祖”论开始的。虽然在琉球王国的历史上有过亲日的政治主张，诸如琉球王朝的摄政羽地朝秀(1617－1675)、三司官宜湾朝保(1823－1876)就是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但是，明确指出琉球文化与日本本岛文化存在着历史性亲缘性的就是伊波普猷。伊波继承了其国语老师田岛利三郎(1870－1931)的琉球语言文化的研究，并开始了自己的冲绳的传统歌谣“Omoro”的研究，具体以Omoro研究为中心，逐步展开了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的分析。伊波普猷认为“大和(yamato日本)文化南渐”与冲绳的历史文化关联密切，甚至还使用了“大和=父/琉球=母”的构造来说明其与日本的历史性、文化性关联，但是，冲绳也以语言、风俗习惯的独自发展建构出了冲绳作为日本边境的地域社会的认同。
从某种意义而言，伊波普猷是从冲绳内部主动靠向日本政府同化政策的，但又没有忘记冲绳历史文化的地域特殊性。在这里同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了一体两面。同时，伊波普猷也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对冲绳文化的压迫，使冲绳陷入文化、经济困境的元凶即是帝国主义。1947年离世前的伊波普猷的一段话即是明证。“只有在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宣告终结时，冲绳人才会从‘苦海’(苦世nigayo)中解放出来。在享有盛世(甘世amayo)的同时，完全发挥出自身特长，才能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
冲绳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冲绳地域文化以及冲绳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但是同时也彰显出了冲绳人对日本本岛的历史认同，也因此日本明治政府在冲绳推行的同化政策存在着两个侧面：一是日本中央政府强制政策的实施，二是冲绳民间的积极响应同化，尤其是在琉球原支配体制中的“青年派”成员。斯坦福大学的日本帝国史研究者彼得·杜乌斯(PeterDuus)曾言，1918年以后的欧洲有两个手段使得新的支配体系的正当化，一是使用托管的概念，二是泛民族主义(pan-nationalism)的意识形态。冲绳“青年派”对同化的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出了日本本岛的泛民族主义，也使得日本的冲绳支配拥有、有了正当的理由。
冲绳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不同，以及与中央文化的距离，再加上曾经独立的政治体制，因而社会成员一体感强，自立意识强，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冲绳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然而自萨摩藩介入琉球以来直至明治政府，歧视、制度差别、传统文化的无视外来者的政治经济支配的成立，使得冲绳成为了冲绳史研究者安良城盛昭所称的“殖民地性质的非殖民地”。总体而言，冲绳边境论的意义，在于厘清了冲绳问题的历史性构造，也确立了冲绳在地域政治中的位置。
04
边境论中的北海道与冲绳
日本文化人类学界对于北海道以及爱依努人的研究是二战结束以后才出现的。1952年的《民族学研究》上刊登出的杉浦健一的文章《沙流爱依努的亲族组织》与泉靖一的《沙流阿依努的地缘集团的IWOＲ》就是最初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来自于1950年开始实施的“爱依努民族综合调查”。就在此次调查中，泉靖一的一次遭遇，颇能说明日本人与爱依努人的关系问题。
在一次调查中，泉靖一团队遇到了一位“身着军服，披一件满是污垢的外衣，消瘦的背上背着一个装着所有财产的背包，还在背上轻轻的晃悠着。正走在从小酒馆到旁边杂货店的路上，足袋露着脚趾头，踉踉呛呛的，年纪应该过了七十岁”的爱依努老者。“他大概是感觉到了有镜头对着他，马上走向路边并路边弯下腰，再猛然回头，死死地盯着拍照的人，两手拿着一块大石头。当我们拿出钱包时，这个充满敌意的老阿依努人突然变得温和了。‘不就是要我当模特吗，要我摆什么姿势’。”从这里可以看到，距北海道开拓已有80年的20世纪50年代，爱依努人生活的窘态以及对日本人的仇视。而经济生活的困穷、对日本人的不满，是与日本的带有压迫、歧视性的殖民政策有很大关联的。连泉靖一也感叹说应该让偏见、歧视远离爱依努人。然而这种对爱依努人的歧视如同部落问题一样，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也依然存在。
这样的由人类学者在北海道观察到的实例，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提示殖民主张、介绍殖民经验、推进殖民实践的“北大学派”北大学派难以关注的。但这样的客观事实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引发了从经济史研究的立场出发的、在日本展开的北海道“边境论”的研究。
边境论的研究一开始矛头就指向了代表社会进化观的所谓北海道的“开拓史观”或者“殖民史观”，北大学派的殖民论自然也是批判对象。如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者小松善雄所言：“本来就北海道展开的边境·内国殖民地论，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构造性特质的关联性上，提出了重新看待北海道经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正确的视角。一开始就意味着是拓殖史观=开拓史观的内在性批判。”其实边境论是想确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因未被占有的自由土地与世界市场的存在才能成立的农耕殖民的角色，与资本主义的外延性发展的神话间的关系。也即是将北海道的农耕殖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相结合的内部殖民论的视角呈现。
最初的边境论是想回答有关北海道的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意义上的边境?第二、如果是边境，那么其在世界历史中应该属于何种形态的边境?第三、北海道的边境性是在什么时期，怎样形成的?经济学者斋藤仁在其著书《北海道农业金融论》中认为：“北海道最初被日本资本主义发现时，大部分的土地还是没有专属者的边境地方，其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移居者被累积性增加，未开垦地的农地化、无主地的私有化不断推进。另外，也完成了以爱依努种族为主的落后的原著种族的国民经济纳入，也即是说，是边境地方的作为内部殖民地的发展的进行。”
斋藤所论是源于列宁的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立场的“边境论”。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使用过“边疆区”及“边疆地区”的概念。“经济分析要求我们在谈论俄国资本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中部农业区和边疆区区分开来，前者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后者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残余，带有自由农民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边疆地区指的什么呢?显然是指的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用来发展农业的土地”。可以看出，列宁所言“边疆区”是应对俄国中心部的概念，而“边疆地区”是专指农业发展的预备地，是美国型的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进化的经济性基础。
所谓美国型农业即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斋藤论中，北海道等同于列宁所言“边疆地区”，再将边境的资本主义发展引入，因此边境论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国内殖民地论。斋藤还认为1887年是北海道变身为国内殖民地的具体时间，就在这一年，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也就顺理成章地移植进北海道这样的边境。
边境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汤泽诚认为北海道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殖民地，“与‘边疆地区’是同义词。其根本特征在于：第一、有着移住者能够很容易入手的自由的未被占有的土地的存在；第二、存在着愈加复杂化的世界性分工以及世界性市场。由此殖民地能够通过农产物的大量生产形成专业化，另外与这些生产物的交换能够获得工业产品(列宁)。”由此，在日本经济史学界出现一系列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边境论研究。
铃木敏正在总结边境论的理论范式时，认为斋藤仁、汤泽诚诸学者的边境论研究主要都基于以下理论体系。除过上述的列宁的“商业性农业理论”、“市场论”以外，尚有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也即是近代殖民理论及地租理论、市场形成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揭示过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这是洞察力深刻的认识，体现在北海道的内部殖民研究中，也是爱依努人的历史上居住土地与其自身的分离。
在对有关土地所有权及地租的地租论(Landtax Theory)的讨论中，马克思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总是超过利润的余额……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其实这也是在北海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追逐的目标。而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也正是北海道的和人入殖者的真实的历史写照。抛开单纯的经济史视角，国内殖民地论强调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民族问题(assimilation同化等)、二是政治性歧视构造，而北海道也满足这两点条件。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同属于日本帝国的内部殖民地，但在日本的各种社会制度形成实施时，日本本州自不必说，冲绳都要晚于北海道。比如边境论中最重要的地租问题，日本本岛及北海道都分别于1873、1877完成了资本主义所需的地租改革，而冲绳整整滞后了40年。也即是说在不同的内部殖民地也会出现殖民政策实施的差异。相对于北海道而言，在冲绳边境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萨摩藩的经济利益需求的实现，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兴起时，冲绳就成为了日本的政治家的殖民政治抱负的实现之处。
边境论认为冲绳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展开再加上边境性隶属及经济贫困，在冲绳随着边境的经济性的隶属关系的确立，也即是国内殖民地构图的确立。再加上冲绳工业化的挫折，更加深了经济性、市场性隶属关系。这种关系还体现在冲绳向日本本州的劳动力输出上，如在日本关西大阪地区就有大量的冲绳出身的产业工人。可以说，日本的边境论较为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帝国主义与边境形成的关系，也展示了边境的隶属关系与贫困化的构造，同时也能看到边境劳动力再生产的帝国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
北海道与冲绳都属于日本国内殖民地范畴，其理由在于两地都存在以下特征：1.两地的公共事业高度依存于中央官厅；2.二次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例低；3.农业产品多为原料作物；4.离中央市场远；5.兼职机会少。两地位于日本列岛的东北及西南，自然环境、气候、物产都因经纬度的不同与日本本岛存在差异。
在两地域周边的国际环境如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中、即便是再加上日本的总体环境中，都是异质性的存在。两地在近代，都遭受日本的不同程度的歧视，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同化。在北海道尚有爱依奴人的问题，就是的边境论中出现了双重性。北海道由于存在史前文化问题、爱依努民族问题，因此形成了“北的文化”，冲绳由其生态气候的独特性、与大陆交流的独自性以及独自的地位的复权，形成了“南的文化”。从其边境性的实际存在，可把握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构造。
结束语
在19及20世纪，北海道及冲绳作为日本帝国的北南两端，虽然其历史、文化不同，被纳入日本国家的时间不同，但随着日本的近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形成后对两地的经营，都带有国内殖民主义色彩。20世纪50年代，日本边境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开始了以辩证唯物史观的研究。其中以吉村朔夫为代表的冲绳边境论，较为深刻地分析、解释了冲绳边境化的过程。
历史学者今西一在论述有关北海道、冲绳的国内殖民地学术讨论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边境论的学者们，将北海道爱依努人的悲惨状况，引入日本本土的半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殖民地”、“边境”中说明了“殖民地性质的近代”是文明化带来的悲剧，而日本的国内殖民地研究，使得朝鲜半岛、东南亚的殖民地统治的比较成为了可能。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受到质疑，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会认为其中暗含有民族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性质的一面，但仍然否认不了将历史性现象从进步与发展的观点来统一的把握给予了可能性，以及其革命性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殖民研究虽然呈现出了多样性，然而是指也是在经济性帝国主义的主题上折射出了帝国主义的其他侧面，另外，多样研究领域诸如移民研究、社会思想史的跨学科合作，也使得殖民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以中生胜美、山路胜彦、清水昭俊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人类学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始，陆陆续续发表了很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体现出了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内部批判立场，而这些内部批判与日本边境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人类学在讨论历史脉络及现实脉络中的文化事象及社会事象时，总离不开分析工具，而分析工具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对于文化的认识。而文化概念学科理论中不断认识的多样性问题。自1871年泰勒(E．B．Tylor)的包括性文化或文明的概念形成以后，有过如塞维斯(E．Service)、斯图尔德(J．Steward)、哈里斯(M．Harris)所主张的作为自然环境适应体系的文化；尚有基辛(Ｒ．M．Keesing)、古迪拉夫(W．Goodenough)的文化即观念体系论；也有施耐德(D．Schneider)、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象征体系文化论。此四类文化概念并非是相互对立的体系，反而是相互补完的关系。也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关系论(Ｒelationismus)是在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在警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化，而舍勒(Max Scheler)的出发点是要超越近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此看似矛盾的认识的相互补充，恰恰建构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体系。
其实，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是不再讨论语言的语音、语义与真实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而是回到语言本身，使语言成为思考的起点。就此意义而言，所谓殖民话语的出现，无非是要回到殖民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本身。殖民的历史事实与表象的关联可以出现诸多话语阐释，然而在捕捉殖民事实的本质上，唯物主义的认识也还十分有效。虽然边境论在国内有传统的西北史地学视角、在国外还有詹姆斯·斯哥特(Jams Sccot)的zomia论视角、即便是最近风靡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古典中国边疆论视角，也是通过“连续的交涉”(continuously negotiated)的过程来说明，边境并非为单纯的“境界线”，而是应该从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甚至包括环境性过程来考察。然而马克思、列宁的唯物历史视角立场的边境论依旧有极强穿透力。
也因此，在讨论殖民主义与国内殖民主义时，无论怎样运用语言论的转回，无论怎样的殖民主义研究的批判与再批判，都不是简单的“理论与实证”“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性质的理解，而应是“理论与实证”“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的相互补充（注释和摘要、图标等省略）。
首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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