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的演变和启示
远东的人口问题是决定俄罗斯远东政策和亚太政策的重要变量，其中滨海边疆区作为俄罗斯面向亚太的窗口，其人口数量和构成的演变尤其值得研究。本文以滨海边疆区常住居民的族群构成为主要线索，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该地区的人口结构演变，解读了亚洲移民在该地区的巨大作用以及俄罗斯与东亚各国互动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因素。这段历史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面对过去的“黄祸”论和当前的“中国人口扩张”论，从而进一步理解俄罗斯远东所面临的人口困局及其对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制约作用。
01
研究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演变的价值
人口危机是苏联解体以来困扰俄罗斯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在1993年达到1.486亿，此后连年下降，跌到2009年的1.419亿，直到2010年才开始缓慢回升，至2014年恢复到1.437亿。“地广人稀”的矛盾在远东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远东联邦区多达616.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居住着622.7万人（2014年），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01人。更为严重的是，远东人口在1991年达到806.4万之后一直在下降，在20余年时间里减少了将近200万，降幅达到22.8%，即便在整个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在2010年恢复正增长之后，远东联邦区依然没能挽回颓势，从2009年的646.0万下降到2014年的622.7万。
在人口外流问题最为严重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锐减还牵涉到“守疆固土”，因而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其中，中国对远东的“人口扩张”尤其引发了俄罗斯各界的担忧，“中国移民的威胁”在近几十年时间里一直不绝于耳。事实上，人口问题早已成为俄罗斯当局推动远东开发和亚太经济合作的重大障碍。它不仅是俄罗斯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敏感问题。中国一方面是俄远东开发最具潜力的合作伙伴，同时也受到所谓“人口扩张”的猜忌和指责。鉴于这种“双重身份”，中国有必要深入了解俄远东人口问题的历史脉络、现状趋势以及对俄亚太外交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俄远东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社科院、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东北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重点在于俄远东人口问题对中俄经济合作（尤其是劳务合作）的影响。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远东人口问题对整个中俄关系，特别是俄罗斯对华心态的影响，从而将这项研究拓展到了宏观层次。然而，该研究在微观层次同样需要发展，尤其是地域的细分化。远东联邦区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但目前对俄远东人口问题的研究通常把整个远东作为研究单元，恰恰忽略了这一庞大地理单元所拥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本篇论文正是要在微观层次有所突破，因此将远东联邦区最重要的行政区域——滨海边疆区选为研究对象。该区域在远东人口问题中兼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它是远东联邦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达到193.9万（2014年），占整个远东联邦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和远东的其他地区一样，滨海边疆区面临着人口减少、劳动力紧缺的困境，是集中体现远东人口问题的缩影。而它的特殊性在于，该区域是俄罗斯面向东亚各国的窗口，亚洲移民在该区域的历史作用是远东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滨海边疆区如同俄罗斯亚太外交的“传感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人口构成一直在触动俄罗斯敏锐的神经。正因如此，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的演变对于分析俄罗斯远东政策中的人口因素而言是当之无愧的最佳样本，也是细化、深化俄远东问题研究的必由之路。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盛极一时的“黄祸”论加深了解，继而看清当前的“中国移民扩张论”的历史脉络，而且对宏观层次的中俄关系也具有不少启示意义。
本文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线索是“人口构成”。这无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年龄、性别、民族、职业、文化水平等多个侧面。但在本文中，笔者单单聚焦于“族群构成”，考察对象不仅是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口，而且也包括常驻外籍人口，特别是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移民。事实上，本文参考的俄文文献也经常把常驻外籍人口放入总人口中计算比例。另外，俄方统计并没有对“中国人”的人口构成进一步细分，因此本文中也将中国人整体上视为一个族群。
人口统计的地理范围同样需要澄清。现在的滨海边疆区成立于1938年，而在1938年之前，并不存在与现在的滨海边疆区完全对应的行政单位。为了前后比较的一致性，本文选取了1860-1938年期间在地里范围上和现在的滨海边疆区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分析对象，它们分别为1888-1902年的南乌苏里斯克区（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округ）和乌苏里斯克区(Уссурийский округ)；1902-1917年的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县（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 уезд）、伊曼斯克县（Иманский уезд）、奥利金斯克县(Ольгинский уез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即现在的乌苏里斯克市）等三县两市；1922-1926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和斯巴斯克县；1926-1932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区；1932-1934年的滨海州；1934-1938年的滨海州和乌苏里斯克州。在下文中，笔者将经常使用“滨海地区”指代这些行政单位。
表1 滨海地区行政区划变更一览图
02
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的历史演变
（一）人口构成的初步形成期（19世纪中叶-1897）
从19世纪中叶《北京条约》的签订至1897年的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为止可以视为滨海地区的人口结构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滨海地区的人口基数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国内外的移民不仅决定了人口的总体走向，也决定了当地的人口构成。在俄罗斯当局“移民固边”政策的支持下，大量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移民到该地区。与此同时，土地的诱惑和动荡的朝鲜半岛局势也使该地区吸引了大量的亚洲移民。俄罗斯当局对亚洲移民的态度从早期的默许逐渐转向警惕和限制，“黄祸”一说初见端倪。截止1897年的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滨海地区初步形成了以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四大民族为主干的人口结构。
1. 国内移民
受制于农奴制，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对国内移民的态度一向是谨慎而保守的。即便是在1861年农奴制取消之后的20年里，沙俄政府在国内移民的问题上仍然没能放开手脚。直到1881年通过《关于农民移居国有土地的临时规定》以及1889年颁布《居民自愿移民至国有土地的法律》之后，俄罗斯国内的移民环境才开始逐渐宽松。但对于1860年才并入俄罗斯的滨海地区,当局采取“移民固边”的政策势在必行。早在1861年，沙俄政府就制定了《俄罗斯人和外国人迁居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的规则》和为远东移民提供优惠条件的命令。其中前者规定，凡无地农民和其它阶层有进取心的人都可以自费迁移到阿穆尔州和滨海州定居；每户移民家庭可以得到多达100俄亩的土地。但即便是这样，在1881年之前流入远东的移民仍然少之又少，且大部分为哥萨克、军队和流放犯人。1859-1882年间，整个滨海州仅接纳外来农民5705人，年均只有238人。
19世纪80年代起，滨海地区在接纳国内移民方面迎来两大利好。首先是在交通方面，187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至敖德萨的海上航线开通。随后在政策方面，1882年6月，沙俄政府出台《公费向南乌苏里边区移民》的命令，规定在3年之内每年由国库出钱从欧俄地区通过海路向远东迁移250个农户。此外,政府决定对非公费移民也提供相应的财政补助，使得通过海路来到滨海地区的自费移民大幅增加。1883-1897年间，共有29093人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通过海路移民至南乌苏里斯克区，其中公费移民4688人，自费移民24405人。按移民的来源地划分,来自乌克兰各省的移民超过移民总人数的一半，这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乌克兰人在滨海地区人口构成中占有较高比例。
2. 国外移民
由于缺乏详实的统计数据，现在还很难查证在《北京条约》签订时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居住在滨海地区。随着俄罗斯远东开发的深入，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俄当局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内移民政策效果不佳，导致远东地区的开发不得不依靠雇佣大量中国劳工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中国移民的足迹随之开始遍布远东各地，1881年，滨海州和阿穆尔州的中国人总计达到了15228人。季节劳工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从事建筑、采煤、淘金、航运等工作。1892年乌苏里斯克铁路开始动工兴建，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劳工的到来。此后几年，每年有1万中国人以季节工的形式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
到了1897年的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整个远东的华人人口已达42823人，其中南乌苏里斯克区20880人，乌苏里斯克区3119人。在两区合计24000多中国人当中，仅有266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
关于朝鲜人定居滨海地区的最早官方记录可追溯到1863年。由于当时沙俄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外国人(1882年取消了对外国人的优惠政策)，对朝鲜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了1871年1月，南乌苏里斯克区的朝鲜人已经达到了3750人。由于为当地的俄罗斯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粮食，俄罗斯当局起初将朝鲜移民视为开发远东必不可少的力量，于是对朝鲜移民采取了默认甚至鼓励的政策。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沿着俄朝、俄中边界分布于俄罗斯境内的朝鲜人已达8768人。
到了1884年俄罗斯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朝鲜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已经成为了重要议题之一。经过1884-1888年的俄朝磋商，这个问题有了初步定论。朝鲜人根据移居时间的不同被分为三类，其中只有1884年6月25号之前迁入俄罗斯的朝鲜人才可以获得俄罗斯国籍。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时间限制并不那么严格。朝鲜人成为了这一时期唯一大量加入俄籍的亚洲移民。
从19世纪80年代起，朝鲜人移民俄罗斯的速度大大加快，到了1897年举行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整个滨海州的朝鲜人已达24306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滨海地区，其中南乌苏里斯克区22380人，乌苏里斯克区888人。
从19世纪70年代起，滨海地区也开始出现少量的日本移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居住于城市，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1875年开通了通往日本的航线），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办了企业。但总的来说，滨海地区的日本人仍然维持在较低规模。
1897年，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提供了关于滨海地区人口构成的最初的详实资料。中国人和朝鲜人占整个滨海州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0%，而在南乌苏里斯克区，两个民族的人口比重更是双双超过了17%。至此，中国人和朝鲜人在滨海地区人口构成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同为亚洲移民，但中朝两国移民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从事的行业上，中国移民的主体部分是季节工，而朝鲜移民早期大多为农民。从事行业的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理分布和性别结构。中国移民在远东的分布相对均匀，除了滨海州之外，在阿穆尔州也有大量的中国人。与之相反，朝鲜移民几乎全部集中在滨海州，其中又有绝大多数居住于滨海州南端的南乌苏里斯克区。两大民族的城乡分布差异也十分明显。中国人主要居住在城市，1897年中国人占符拉迪沃斯托克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4.9%，而朝鲜人的主体部分则居住在农村。
由于对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作用巨大，俄罗斯当局起初对亚洲移民的到来并不排斥。但随着中国人和朝鲜人数量的大幅增加，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愈发引起了当局的担忧。1868年的“蛮子战争”使俄罗斯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移民的威胁。此后, “黄色邻居的威胁”开始频见俄罗斯报端。1886年阿穆尔总督管辖区全会上已明确提出“中国人有害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同年制定的阿穆尔总督管辖区十年规划中,解决“黄祸”的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
在应对“中国黄祸”的过程中，俄地方当局起初将朝鲜人视作重要的制衡力量，认为其不仅是中国人的“天然竞争对手”，而且也更加容易管理。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俄当局在各项政策上明显倾斜于朝鲜人。但随着朝鲜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管理上的失控，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朝鲜移民的作用。
总而言之，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首的亚洲移民在1897年就已经成为了滨海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亚洲移民的影响力增强，“黄祸”论开始蔓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俄罗斯及苏联当局从未间断限制亚洲移民的努力，以求达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口构成的平衡”。
（二）人口构成的发展期（1897-1917）
1897-1917年的20年间，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生变化，亚洲移民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变量，并不断触动当局的神经。在俄罗斯帝国灭亡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祸”问题进一步引起当局的重视，使其连续出台限制亚洲移民的措施，人口结构的内在矛盾呈不断激化之势。
1. 国内移民
世纪之交的移民政策条件和交通条件在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904年，沙俄政府迫于国内革命形势签署了《关于移民国有土地的规则》，全面撤消对国内移民的限制，并对移民提供实质性财政支持。这一举措使国内移民的大环境得到了质的改善。1897-1916年间，俄罗斯的国内移民总数前所未有地达到了522.8万人。交通方面，乌苏里斯克铁路（1897）和中东铁路（1901-1903）的竣工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重大突破。由于铁路运输大大节省了移民的时间和成本，促使政府从1902年开始放弃通过海路运送移民。
随着移民条件的改善，国内移民开始大规模涌入远东地区。1897-1903年，共有6万多移民从俄罗斯各地来到滨海州。移民潮在1904-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而暂时中断，随后又迅速恢复。鼓励移民的政策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初期最为奏效，仅1907年就有6.17万人迁移至滨海州。1906-1916年间，共有16.53万国内移民涌入滨海州。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移民的进程再度放缓。
这一时期，乌克兰人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移民势头。在整个1897-1916年间流入滨海州的228503名国内移民中，来自乌克兰诸省的移民多达141019人。乌克兰人在南乌苏里斯克区的农村人口中占有多数（1897年人口普查时占当地农村人口的41%），他们对开发兴凯湖低地的草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1906年起，随着适合乌克兰人耕种的草原地带消耗殆尽，来自乌克兰地区的移民占国内移民总数的比重开始逐年下降，从1906年的73%下降到了1910年的31.4%。大量的俄罗斯族贫苦农民和季节工的到来也是乌克兰移民比重下降的原因之一。滨海州接收的国内移民中来自邻近的西伯利亚诸省的移民比重从1908年的2.4%攀升到了1910年的19.3%。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同构成了滨海地区俄籍人口的主体。得益于政府对国内移民强有力的推动，这一群体的人口比重相比于1897年略有上升。
2. 国外移民
根据1914年的人口统计，在滨海地区的40.81万人口中，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口（不包括俄籍朝鲜人和土著民）达到307751人。在其余10万多所谓“外国人”当中，中国人和朝鲜人依然占据多数。
以短期劳工为主的中国移民相对容易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俄罗斯国内革命运动都使中国人的人口数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但随后又迅速恢复增长。朝鲜人的人口波动相对较小，但从结构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在国籍方面，俄罗斯当局对朝鲜人的日益警惕和限制使其获得俄罗斯国籍的难度大大增加，导致俄籍朝鲜人的数量长期停滞不前。其次在所从事的行业方面，早期定居俄罗斯的朝鲜人大多数为农民，但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朝鲜人逐渐实现了就业的多样化。除了继续扎根农村之外，一些朝鲜人也开始从事商业和文教活动。他们开始在滨海地区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和俄罗斯人、中国人展开竞争。
表3 滨海地区中国人与朝鲜人人口统计
（1900-1902，1905-1914年）
从表中不难看出，在20世纪的头十几年里，亚洲移民的绝对数量实现了一定的增长，但占滨海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却有所下降。俄罗斯当局的移民政策无疑对这一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当局的鼓励政策使国内移民迁往远东地区的规模迅速扩大，这一点在1907-1908年最为明显。虽然在此期间中国人和朝鲜人在绝对数量上都实现了增长，但由于同期从俄罗斯各地来到滨海州的移民分别达到了6.17万（1907年）和2.24万（1908年），使两个亚洲民族的人口比例都出现了下滑。其次，当局为了抑制亚洲移民的增长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包括强化居民登录制度和出入境管理、禁止部分企业雇佣华工和朝鲜人、遣返以及有限规模的强制移民等。
如果说在1897年之前“黄祸”一说只是一个雏形，那么进入20世纪后，它已经成为了俄地方当局当局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03年的第四届哈巴罗夫斯克全会上，“黄色劳工”和“黄色人种”的影响成为了重要议题。尽管会上有人将中国劳工称为“俄罗斯边疆毫无疑问的最大敌人和政治层面上的巨大威胁”，但考虑到中国人对当地工商业不可或缺的作用，会议拒绝通过任何极端的排华措施，认为“与中国劳工的斗争只能通过持续吸引俄罗斯劳工到边疆的方式进行”。1907-1908年，大量国内移民的到来又导致远东地区的工作岗位极度紧缺，激化了劳动力市场上中、朝、俄三大民族的矛盾。于是，当局出台一系列排挤亚洲移民的措施已不可避免。
其实早在19世纪末，驱逐华人的做法就已屡见不鲜。从1908年起，当局对亚洲移民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从出入境管理和居住权扩散到工农业的各个领域。1908年8月份，尼古拉二世对阿穆尔总督温捷尔伯格（П.Ф.Унтербергер）的提案予以批准。根据该提案，身处远东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必须持有以年为限的俄罗斯证件，必须在专门指定的地点过境，只许身体健康且有劳动能力的中国人入境等等。在一系列排挤措施的影响下，滨海地区的中国人从1910年开始明显减少。只是在一战开始后，大量俄罗斯人上前线导致滨海地区劳动力极度吃紧，才使中国移民再度迎来一个增长期。
与中国人不同，朝鲜人在1910年后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11年对朝鲜人抱有好感的贡达特季(Н.Л.Гондатти)接替温捷尔伯格出任阿穆尔总督。相比于中国人，俄罗斯当局对朝鲜人的看法要复杂一些。温捷尔伯格（1905-1911年在任）和他的继任者贡达特季对于中国人都是持敌视态度，但对朝鲜人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俄当局对朝鲜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温捷尔伯格以“黄祸论”为出发点，认为朝鲜人极难同化，即使加入俄籍也不可能认同俄罗斯，而且朝鲜人的涌入蚕食了本来预留给国内移民的土地资源。因此他认为，所有的黄种人，不管是中国人、朝鲜人或日本人都应通过非武力手段慢慢驱逐出境。贡达特季的看法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朝鲜人对远东的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是极易被同化的民族，将其“俄化”是充分可行的。贡达特季的在观点某种程度上与俄当局一直以来试图利用朝鲜人制衡中国人的想法相一致。
虽然从19世纪末到一战开始前的这段时期，滨海地区以俄、乌、中、朝四大民族为主干的人口构成基本维持了稳定，但随着俄罗斯当局阻击“黄祸”的行动日益频繁和具体化，人口结构的内在矛盾也暴露无遗。
（三）动荡和大转折期（1917-1938年）
苏维埃政权接管远东地区之后，从本质上仍然沿袭了沙俄对亚洲人的基本定位和限制政策。20-30年代，人口数量对比的变化和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朝鲜人逐渐取代中国人成为“黄祸”的主力。随着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彻底解决“黄祸”问题上升为苏联当局的重要课题。面对30年代远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斯大林最终决定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将亚洲人全部驱逐出远东地区。
1. 1937年强制移民之前的人口概况
亚洲移民方面，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在一战期间增长不少，但在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现返乡浪潮。到了1923年人口普查时，滨海省南部（即和现在的滨海边疆区大体相当的三县两市）的中国人人口为37608人，相比1916年的37180人变化不大。而朝鲜人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特别是1919年朝鲜3.1运动失败，导致大量的政治难民加入到移民俄罗斯的行列。
苏维埃政权于1922年末接手远东地区，此后经过几年时间才完成了对难民和军事人员的整理工作。到了1926年，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恢复了结构上的稳定，但具体的人口比例相比于1914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朝鲜人的强劲增长。
朝鲜人比例的增长得益于其他民族人口增长的相对停滞。由于战乱，流入滨海地区的国内移民（不包括难民）在1915-1926年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使俄、乌两大民族的人口比例大幅下滑。同期的中国人虽然绝对数量增长不少，但其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滨海地区对中国季节工的需求量，人口结构的单调性使人口增长潜力受到限制。事实上，从苏联成立到1937年的强制移民，滨海地区的中国人数量一直徘徊在3-5万人之间。
俄、乌两大民族的人口比例下降引发了苏联政府对滨海地区人口结构的担忧。从1926年起，苏联政府继承沙俄政府的传统，开始向远东地区进行战略性移民。20年代后期的移民以农业移民为主，但收效不佳，不仅完不成既定的移民计划，而且返回率很高。于是政府于1930年决定暂停以单个农户为单位的移民计划，转向以整个集体农庄为单位的移民。随着滨海地区的工业发展，这一时期除了农业移民之外也出现了不少工业移民，但其返乡率甚至比农业移民还要高。鞑靼人和莫尔多瓦人通过工业移民迅速增长，在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到了30年代末，鞑靼人达到了1.1万，莫尔多瓦人达到了1.53万。
在苏联政府多方面强化国内移民的措施下，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开始发生细微变化。1931年，滨海州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别达到33万和22.23万，人口比重分别上升到40.7%和27.4%。同期朝鲜人虽然增加到15.91万，但人口比重下降到19.6%，而中国人仅为3.21万，人口比重为4%。
2. 1937-1938年强制移民
尽管进入30年代以后人口构成发生了当局乐意看到的变化趋势，但苏联并没有停止彻底解决“黄祸”问题的步伐。对亚洲移民固有的定位和东北亚国际环境的变化使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通过“强制移民”这种极端手段解决滨海地区的人口构成问题。
首先，在对亚洲人的政策上，苏维埃政权的出发点与沙俄政权是大同小异的。“黄祸”仍然是对亚洲移民的基本定位。在当局看来，来自东亚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虽然对远东地区的开发贡献巨大，但同时也在挤压着当地苏联公民的经济空间。他们难以融入到苏联社会，也不可能认同苏联的国家利益，因此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这一时期，“黄祸”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人不再像以往一样站在“黄祸”的中心，朝鲜人取而代之，成为了“头号”防范对象。朝鲜人的威胁不仅在于数量，而且还在于分布。虽然沙俄和苏联当局数十年来一直努力避免朝鲜人的人口分布过于集中，但收效甚微，朝鲜人的主体部分仍然沿着俄朝边界分布。
此外，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加重了苏联对亚洲移民的担忧。日俄战争失败后，俄罗斯在对日关系中长期处于守势。国内战争时期日军对远东的大规模军事干涉令苏联心有余悸，而“9.18事变”更使日本对俄远东的安全威胁进一步现实化。在此背景下，朝鲜人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心腹大患”。首先，朝鲜人在苏联境内的抗日活动有可能成为日本向苏联挑衅的借口。其次，“日韩合并”之后的朝鲜人已经变成日本国民，日本有理由要求在朝鲜人占人口比重90%以上的波谢特地区建立自治区域，为蚕食这一地区打下基础。最后，朝鲜人可能为日本谍报网服务，甚至在日苏之间出现冲突时直接协助日本。在多重威胁之下，苏联当局的强制移民计划逐渐从酝酿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1937年斯大林下令将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强制迁移至中亚地区
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会议和苏共中央于签署了《关于迁出远东地区边境地带的朝鲜人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为了杜绝日本的间谍活动的渗透，必须在1938年1月1号前将所有居住在远东边境地区的朝鲜人迁移至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在被强制移民的17万朝鲜人当中，有7.45万被迁至乌兹别克斯坦，其余的人被迁移至哈萨克斯坦和列宁格勒等地。紧随其后，中国人也在1938年被强制移民。大约有超过1万中国人从滨海地区强行迁出，他们中的大部分通过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境内。
1937-1938年的强制移民是滨海地区人口变迁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苏联当局通过极不人道的手段一次性解决了长期困扰沙俄及苏联的“亚洲移民”问题，从而使人口结构达到了它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到了1939年，滨海地区形成了俄、乌两大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局面。
至此，滨海地区的亚洲移民终结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延续近80年之久的历史足迹。驱逐亚洲移民之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滨海地区人口的比重增加到93%左右，而人口数量分列3到5位的莫尔多瓦人、鞑靼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总人口中仅占微乎其微的比重。这种状况为此后几十年的人口结构定下了基调。
（四）稳定期（1938-1991）
从强制移民的完成到苏联解体，滨海边疆区就再没有出现过足以引起人口构成激烈变动的移民潮。因此该地区的人口构成也得以维持长达数十年的稳定。
二战并没有对滨海边疆区的人口造成大的冲击。1946年，滨海边疆区的人口为902577人，相比1939年略有减少。战争结束后，政府又恢复了向远东移民的政策。从1946年到1959年，远东移民进程的主要特点是移民方式呈现多样化。在这一时期来到远东的国内人口，既有政府按计划组织招募的工人和农民，也有复员后留在远东的军人，既有从其它城市分配到远东的教师和专家，也有响应党、国号召到远东参加生产建设的青年。此外，还有押送远东进行劳动改造的政治犯和自发移民至远东的人。
由于住房等安置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加之薄弱的经济社会基础，导致当局向远东移民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表现是居高不下的返回率。1950-1958年间，虽然每年有13.35万到17.58万不等的移民涌入滨海边疆区，但每年同时也有10.04万到16.16万不等的人口从边疆区迁出。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然增长开始超越机械增长成为滨海边疆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出于战略安全和开发远东地区自然资源的考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苏联当局均加大了向远东移民的力度。60-80年代向远东移民的手段可以概括为以物资刺激为主，号召宣传为辅。在经过60年代的探索之后，当局在70年代把重点放在提高远东居民的货币收入上。如，1970年，国家向每一个迁往滨海边疆区的家庭拨款7000卢布左右，当时该边疆区的月平均工资为153.7卢布，而全俄为126.1卢布。这些举措虽然使自愿前来的移民增多，但居高不下的返回率仍然没有改观，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移民效果。
50-80年代期间，滨海边疆区的人口构成在总体上维持稳定的同时也开始出现细微变动。乌克兰人已成为新移民中的少数，到了1959年，乌克兰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下滑至13.2%，而这一趋势在60-80年代仍然在延续了下来，使滨海边疆区出现了俄罗斯族“独大”的局面。另外，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莫尔多瓦人的人口数量相近，比重长期维持在1%左右。
二战后的远东地区再次出现了朝鲜人。他们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另一部分是从中亚回归的朝鲜人。斯大林去世后，之前遭受迫害的朝鲜人开始得到一些公正待遇，被允许报考高等学府以及参军，也开始有一小部分居民获准自发迁回远东。到了1959年，共有6592名朝鲜人居住于滨海边疆区，这一数字在1989年达到了8454人。
滨海边疆区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40余年时间里保持人口总量的增长和人口构成的稳定，离不开苏联政府积极的移民政策。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因素，苏联当局不得不依靠物资刺激等经济上的倾斜手段维持滨海边疆区乃至整个远东地区人口的机械增长。然而，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末已难以为继。
（五）苏联解体后的不确定期（1991年至今）
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陷入深刻的人口危机，滨海边疆区也不例外。人口外流是滨海边疆区人口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人口外流的主要群体。随着中国移民的涌入和朝鲜人回归滨海边疆区的步伐加快，关于该地区的人口构成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一场新的互动过程将不可避免。
1. 总体趋势
造成如此大规模人口外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经济的衰退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苏联时期，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货币收入上的倾斜政策使远东地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俄罗斯其他地区，这样才保证了流入远东的人口多于流出人口。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当局再也无力保障远东居民的货币收入，使远东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大幅下滑。
由于俄、乌两大民族人口基数庞大，其人口外流尚不足以冲击滨海边疆区的民族结构。截至2010年人口普查，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人口构成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朝鲜人的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了小幅上涨。
2. “中国移民的威胁”再次显现
1937年的强制移民使远东地区的亚洲移民几乎销声匿迹，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黄祸”一词逐渐被人淡忘。但随着苏联解体，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同时，大量中国人也以非法移民的形式来到远东地区，引发了俄罗斯人新一轮的恐慌。
朝鲜人在强制移民到中亚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恢复合法权益，并逐渐融入到俄罗斯社会的漫长过程。俄语成为了多数俄罗斯朝鲜人的第一语言，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朝鲜人也逐渐摆脱了“外国人”的标签，真正成为了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8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治氛围的转变促使朝鲜人更积极地谋求合法权益，并为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获得补偿。在政治环境上迎来有利变化的同时，滨海边疆区有关部门也出于自身利益向中亚朝鲜人发出了“回乡”号召。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迅速增加，到了2002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已跃居边疆区各民族的第3位。除了数量上的增加，朝鲜人的政治活动也日趋活跃。
苏联时期，远东地区只有数量很少的中国人。随着8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解冻，远东地区才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中国劳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维·拉林等学者将80年代后期以来远东中国人的发展状况大致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初始阶段（1986-1991）、高潮阶段（1992-1993）、受控阶段（1994-1998）和稳定阶段（1998-至今），比较客观的概括了苏联解体后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发展进程。
解体之后的远东地区出现了大量前来务工和经商的非法人口，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移民与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共同构成了非法人口的主体。由于非法人口的猖獗和官方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准确估计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数量一直是个难题。2002年的全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在俄罗斯境内的常住人口为34577人（其中俄籍3979人），到了2010年，中国人的总人数下降为28943人，但据俄罗斯专家估计，中国人在俄罗斯境内的实际人数约为20万-45万。2010年的普查还显示，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只有2857人，而这一数字显然遗漏了大量非法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无法反应中国人在该地区的实际人数。滨海边疆区当地居民对中国人的数量有截然不同的估计，有60%以上的居民认为该边疆区居住着10万以上的中国人。
随着大批中国人的涌入，俄罗斯人对当地人口结构的担忧与日俱增。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人物到大众传媒尽皆大肆渲染中国的人口扩张对远东地区构成的威胁。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扩张论”传承了1937年以前“黄祸论”的思想内核和主要内容，仍然把主要焦点放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首先在政治方面，俄罗斯认为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远东进行人口扩张，企图用和平手段占领远东。经济方面，俄罗斯认为中国人侵占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挤压了俄罗斯人的经济空间。至此，中国移民再次成为了俄罗斯的主要猜忌对象。
03
结论和启示
移民是100多年来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毫不夸张地说，其人口构成的变迁史就是国家不断操控和干预移民进程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即有自然演化的成分，也有强制扭曲的因素。纵观滨海边疆区的百年移民史，俄罗斯在移民问题上充满了低效和矛盾，虽然不能称其为“失败”，但也足以称得上“困局”，它主要体现在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上。
第一，生存条件与政策导向的矛盾。一般而言，自然条件、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是影响一个地区能否吸引移民的三大要素。若从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角度考虑，滨海边疆区很难成为国内移民理想的目的地。相比而言，政策因素却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使得历届俄国政府都过分依赖于政策因素。俄罗斯当局长期以来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抵消了生存条件的制约作用，使滨海边疆区以及整个远东的人口能够维持机械增长。但问题在于，远东地区直到苏联解体为止始终未能形成“以移民促发展，以发展促移民”的良性循环，而是一如既往地依靠政策优惠填补先天条件的不足。其结果必然是移民返回率的居高不下以及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苏联的解体导致以往的政策优惠迅速瘫痪，于是远东人口的直线下降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战略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矛盾。滨海地区是俄罗斯的“新边疆”，面对人口众多的东亚邻国，俄当局急需用“俄罗斯人”填充这一地区，以维护自己在远东的主权和战略安全。在人口构成方面，当局一直谋求在滨海边疆区建立一个以东斯拉夫族群（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主的人口结构。然而，这样一个人口结构根本无法满足远东开发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成为了令俄罗斯“又爱又恨”的群体，他们对俄远东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对当地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38年之前，俄国及苏联当局曾频繁采取措施限制和打压亚洲移民，并且常常用一个族群制衡另一个族群。如今，随着中国移民再次触动俄罗斯的神经，这套限制和制衡的策略正在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过往的历史证明，这些策略仅仅是权宜之计，无论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都不是治本之策，其结果只能是“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亚洲移民权益”的“双输”。
俄远东的人口困局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及国家安全担忧是中国在对俄合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曾经的“黄祸”论和当前的“中国人口扩张论”呢？中国国内对“黄祸论”多为负面看法，将其视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对于“中国人口扩张论”，我们更多是强调其捏造和夸张的一面。但通过回顾滨海边疆区人口构成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当局和民间对远东人口结构的担忧确实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作为支撑。如果说以往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如何驳斥和批判这些论调，那么在中俄关系发展到新时期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种换位思考的精神，正视俄罗斯在远东人口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敏感性，在实际合作中摸索增强互信的方法，缓解俄罗斯的担忧和猜忌。
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日益向亚太地区倾斜，俄罗斯愈发希望将远东及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和东北亚国际合作对接，从而真正融入亚太。中国同样需要通过东北亚国际合作为发展乏力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注入新的活力，而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日本、朝鲜、韩国也对地区内的国际合作寄予厚望。然而，在美好的合作意愿之下是诸多棘手的具体问题，俄罗斯远东的人口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在全球化时代，人口危机已经超出了俄罗斯国内问题的范畴，成为了阻碍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制约因素。东北亚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市场容量方面各具优势，本可通过这些要素的充分流通进一步挖掘地区经济潜能。但俄罗斯远东的人口困局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措施恰恰使这些要素的流通出现了断裂。如何建立互利互信的对话机制和合作机制，使俄罗斯从现实和心理上摆脱人口问题的困局，理应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同课题，并放到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层面上加以解决。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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