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际政治理论与观念史研究的结合——以朝鲜王朝末期的对外观念为例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政治理论一直由重视“物质”因素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所主导，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观念”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学界对观念因素的关注日益提升，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的兴起便是佐证。然而，这些注重观念因素的学说在具体案例方面并没有对东亚的历史情境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缺陷。运用国际政治理论阐释东亚观念史的具体案例，一方面可以补充和完善现有国际政治理论的盲区，另一方面可以为东亚地区的对外观念变迁提供国际政治视角，做到两个研究领域的互补。在两个研究领域的相互参照中，本文除了验证国际政治理论对东亚历史情境的解释力之外，还将试图发现朝鲜王朝的对外观念史中有别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一般假设的“东亚特点”。
01
国际政治中的观念因素研究与东亚的对外观念史
为了将国际政治理论和观念史研究连接起来，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观念”因素进行一番梳理。尽管所谓的“国家间政治”和国家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成形。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一样，国际政治也需要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政治理论孕育了多次范式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争论点之一就是观念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剧变再度冲击了以物质动因为基础的传统范式，使国际政治学界重新审视观念的作用。尽管物质层面的利益和实力分配依然被看作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但观念对利益的“塑造”作用已经开始引起重视。正如马克斯∙韦伯早已指出的那样，“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观念上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的行为。然而，常常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印象’（world images）——如同铁路岔道上的扳道工一样——决定着行动在利益动力的推动下运行的轨道”。观念是否起作用不再被质疑，问题在于观念以何种方式起作用。针对这一问题，1993年由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主持编写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该著作提出，观念可具体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而观念对政策的影响有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到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和粘合剂的作用；观念可以根植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在系统解释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方面，《观念与外交政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建构主义的悄然兴起预示着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相比于先前的范式对力量分配的关注，建构主义更注重观念的分配。温特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共有观念建构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国际秩序的天然属性，而是出于观念的建构，国家间的互动和实践既可以建构出互相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和互相视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也可以建构出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进步的，即从霍布斯文化到康德文化。
在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三足鼎立的同时，还有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将观念因素列为核心变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将“身份认同”这一观念因素作为主要线索，勾勒出几大文明相互竞争与冲突的世界。另外，理查德∙勒博的著作《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也是值得一提的。勒博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受精神、欲望、理智和畏惧等四种动机的支配，其中精神因素（对荣誉的追求）一直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勒博不仅突出了精神因素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核心动机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现实主义范式与基于畏惧的世界相吻合，而自由主义范式与基于欲望的世界相吻合，从而给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充满“物质性”的理论范式赋予了“观念性”。
综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观念因素一度被边缘化，基欧汉等新自由主义者率先肯定了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试图分析观念的作用机制，但新自由主义者没有脱离理性行为体追求物质利益的固有框架，因而使观念停留于“塑造”利益的辅助变量。而在冷战后兴起的建构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几个重要理论中，观念成为了独立的核心变量，从而彻底改变了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从近几十年的趋势来看，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以观念作为分析维度的国际政治理论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范式的一种突破，但即便出现了这种建设性的趋势，西方中心主义的老问题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虽然力求得出普遍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域的规律，但它毕竟是以欧美的国际政治实践为基础的，往往对东亚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研究。正如康灿雄提出的“我们是否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质疑，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规律，并不是欧洲国际社会的翻版。在对观念因素的研究中，东西方历史实践的差异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为不管多么宏大高深的观念都是以特定地区的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按照克拉斯纳的观点，“观念只是被用来整理（codify）已存在着的实践，而不是用来开创新式的秩序。”正是因为观念与实践的这种关系，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观念因素同样离不开对东亚历史情境的具体分析。在这一点上，温特的建构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勒博的国际关系文化理论均试图谈及东亚的历史或现状，但远没有做到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案例加以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的国际政治研究已经出现了某种“知识转向”，即从单纯的表象性知识（通过超然的抽象思维再现客观世界的知识）转向背景性知识（行动者通过自身经历获得的实践知识），从“自文化”（西方主流文化）转向“他文化”（非主流、非西方的文化）。在具体的、非西方的实践知识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以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权衡东亚历史实践的“反向格义”不仅无损于既有理论成果的科学价值，而且还可以挖掘比较稀缺的东亚案例，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对于东亚的对外观念史研究而言，与国际政治理论相结合的尝试同样是有益的。尽管对外观念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但长期以来，对外观念的变迁史一般被视为思想史研究的专属领域，很少借鉴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在传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显出惰性的情况下，观念史研究同样需要注入新的视角。观念史研究对新视角的需求与国际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关注非西方的具体实践经验的趋势是相互契合的，这就更加凸显了东亚的观念史和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相互阐释、相互验证的价值。
02
朝鲜王朝末期的观念变迁：无政府文化与行为动机的视角
作为朝贡体系（又称华夷体系或天朝礼制体系）的核心成员和“华夷观念”的坚定信奉者，朝鲜王朝自19世纪中叶起面临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冲击，对国际社会的性质、运作原理和对主要大国的认识均发生巨大转变。从国际体系层面上讲，朝鲜逐渐摆脱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进入到近代主权国家的条约体系，从自我认知的角度上讲，朝鲜从“礼仪之邦”和清朝的“属国”转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自主之邦”。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激烈的路线斗争，甚至出现了19世纪80年代与清朝维持宗藩关系，却与西方列强平等缔约的“两便”或“两截”体制。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朝鲜才基本摆脱了在“属国”与“自主”之间徘徊的困局。然而，刚获得“自主”地位的朝鲜很快便陷入了日俄争霸的局面，这种局面给朝鲜王朝的当政者们提出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的问题。最终，正是朝鲜在文化和情感上更加依赖的日本葬送了朝鲜的独立。
19世纪70年代，力主斥洋的“斥和碑”立于朝鲜各地，1882年高宗下召开国，“斥和碑”被销毁掩埋。
以上是对朝鲜王朝末期的一般性历史叙述，这段历史的主线无疑是从朝贡体系转向主权国家的近代条约体系。这一转变既是体系层面的，也是观念层面的。温特在《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中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以及理查德∙勒博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提出的四种行为动机可以为这种变化提供国际政治层面的阐释。
从朝贡体系转向近代条约体系，这一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无政府文化的转换？事实上，无政府文化的阐释至少在“近代条约体系”这一端是可行的。朝鲜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接纳的近代条约体系在形式上已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此时朝鲜面临的国际环境同时具有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特点。从霍布斯文化的角度上讲，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国际社会依然是弱肉强食的原理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欧美列强在非洲和亚洲还在不断掀起瓜分殖民地的浪潮。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提升等因素又导致国家间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按照美国学者布鲁斯∙柯明斯的观点，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甚至在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看来也是一种时代错误，可见当时的国际社会也带有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洛克文化的特征，吞并他国的行为并不被视为天经地义。然而，从历史事实上看，日本最终还是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并实现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因此可以认为，在朝鲜面临的近代条约体系中，霍布斯文化的特性还是略胜于洛克文化。
与近代条约体系不同，朝贡体系的界定要棘手得多。朝鲜与朝贡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建立起了类似于“君臣”或“父子”的关系，而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以及体系边缘的日本建立起了“近邻”关系。对中国的“事大”和对其他国家的“交邻”共同构成了朝鲜王朝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对于朝鲜人而言，朝贡体系是属于“华夏”的文明世界，而体系外的国家则是野蛮的“化外之邦”。这种对外关系模式和认知结构显然无法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所包含的“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的身份建构来解释。而且朝贡体系是否可以界定为一种无政府国际社会也是值得商榷的。朝贡体系是一种上下有别的等级体系，而关于朝鲜王朝是明、清王朝名义上的属国还是实质性的属国，学界也存在争议。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无政府状态的理想假设显然与朝贡体系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假如否定朝贡体系是一种无政府国际社会，那么朝鲜王朝末期的体系转变可以理解为从非无政府文化转向霍布斯或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方法，那就是抛开朝贡体系是否与无政府国际社会相吻合，单单以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安全感”为切入点观察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等级观念比较明确的礼制体系，朝贡体系在进入成熟阶段后有效地限制了成员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对朝鲜而言格外明显。尽管朝鲜王朝在其前期和中期经历了元明交替、壬辰倭乱、明清交替等不稳定因素，但自1636年满清入侵（丙子胡乱）以来，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在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方面，朝贡体系达到了和康德文化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类似的效果。也就是说，单从对外部世界的“安全感”来讲，脱离朝贡体系并进入近代条约体系实际上是从接近于康德文化的环境倒退到近似于霍布斯文化的环境。对于无政府文化总体上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建构主义假设而言，朝鲜王朝从朝贡体系到近代条约体系的转变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反常规的案例。
和温特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一样，勒博关于四种行为动机（精神、欲望、理智、畏惧）的理论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朝鲜王朝经历的体系变迁。勒博认为，理智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动机，而且也是保障由精神或欲望主导的国际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工具。一旦理智无法控制精神或欲望，原有的世界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转化为基于畏惧的世界。朝贡体系虽然在其形成阶段反映了国家实力的分布和成员国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但在逐渐成熟之后，“礼”和“义”成为其核心内容，使朝贡体系成为近似于由精神动机主导，并由理智为其提供支撑的国际社会。尽管朝贡体系对于朝鲜而言也有满足欲望（物质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一面，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礼仪之邦”和“小中华”等精神层面的荣誉才是朝鲜王朝的第一诉求，而这一诉求又得到性理学（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等理性工具的支撑。19世纪中叶以后，朝贡体系在物质和观念层面都迅速衰落，导致朝鲜王朝无法用以往的普遍规则和理性工具满足自己的精神动机，这意味着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方式面临着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对朝鲜来说实际上是“畏惧”取代“精神”成为主要行为动机的过程。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朝鲜是从类似于康德文化的国际社会转移到与霍布斯或洛克文化相当的国际社会。而如果以勒博的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则可以认为朝鲜从一个以“精神”为主要动机的国际社会转向以“畏惧”为主要动机的世界。无论哪种分析框架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朝鲜王朝对外部世界的安全感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急剧下降。伴随着安全感的降低，对外关系的基本逻辑也面临着巨大变化。按照韩国学者李昊宰的观点，分辨出“第一敌对国”，找出可以制衡它的“第一协助国”，成为了朝鲜王朝的重要课题。这种思维对此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03
“春秋战国”话语的兴起
温特的建构主义和勒博的文化理论为朝鲜王朝末期的体系变迁和观念变迁提供了国际政治视角的大图景，这种阐释对于观念史的研究而言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抽象和粗线条的理论终究需要具体的史实来支撑，也就是说，单纯的理论套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朝鲜王朝具体的观念史中找到契合点，才能做到理论与案例的相互验证。
一个时代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当时的“话语”之中，朝鲜王朝末期的对外观念也不例外。相比于泛泛的历史叙述，对主流话语的分析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朝鲜王朝末期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和媒体对国际社会的理解。
如前所述，朝鲜王朝从19世纪中叶起逐渐融入近代条约体系，随之也开始接纳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念。但直到俞吉濬的《西游见闻》问世（1889年脱稿，1895年出版），朝鲜的知识分子才开始熟练运用万国公法、势力均衡、中立等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通过已知信息理解新事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律。在消化外来话语之前，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精英们更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古典知识来理解新的国际政治现实，他们在东亚的历史长河中发现了最接近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情境——春秋战国。在朝鲜王朝的最后50年里，“春秋战国”经常出现在重要的政治文本中，甚至可以说成为了朝鲜理解新世界的标志性话语。
朴珪寿（1807-1876）是最早主张与欧美列强接触的朝鲜政治家之一，也是朝鲜开化派的思想导师。他对自己的弟子，后来同样成为朝鲜政界核心人物的金允植说到：“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夕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会盟征伐，将不胜其纷纭矣，我国虽小，处东洋之纽枢，如郑国之在晋楚之间，内治外交，不失机宜，则猶可自保，不然则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谁咎焉？”短短数语之间，朴珪寿已经通过“春秋列国”的话语否定了旧体制，阐明了弱肉强食的原理。“诸强并峙”，“昧弱先亡，天之道也”等表述虽然是东亚式的，但这些表述与国家通过“自助”求生存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别无二致，也是以畏惧为主要动机的国际社会的写照。
以朴珪寿为开端，“春秋战国”观念开始在朝鲜政界迅速扩散。1882年，国王高宗（1863-1907年在位）正式废除斥洋政策，下达拆除斥和碑的诏令。他在诏令中说到：“挽近以来，宇内大势，迥异前古……舟车遍于地球，条约联于万国，以兵力相衡，以公法相持，有似乎春秋列国之世……”。可见“春秋战国”观念已经被站在权力顶端的君主所接受。除了金允植等处在当政者地位的稳健开化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激进开化派也在使用“春秋战国”的话语，其核心人物朴泳孝在亡命日本后的1888年向高宗呈上《建白书》，在谈论世界形势之时第一句便是“方今宇内万国，猶昔之战国也，一以兵势为雄，强者并其弱，大者吞其小”。
近代媒体也对“春秋战国”话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最早的近代媒体《汉城旬报》在1883年的一个新闻稿中对天下之势做出了如下论述：“……（秦汉统一之后）虽割据不一，要东洋诸国，皆臣服中土，使华夏久守一统之权。去战国之世远矣，天又将合地球之全局，成一大战国。”从“华夏”的“一统之权”到全球合为“一大战国”，这段表述可以说高度浓缩了朝鲜王朝的对外观念从“华夷”之分转向无政府文化的过程。
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视角上看，“春秋战国”话语不只是朝鲜的精英们为理解新事物而采纳的权宜之计，更是反映了深刻的观念变迁。为了接纳霍布斯式的无政府文化和以畏惧为主导动机的国际社会，朝鲜王朝需要“春秋战国”这样一个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高度吻合的概念。反过来通过“春秋战国”话语，我们可以看到温特和勒博的理论框架能够在朝鲜具体的观念史中找到契合点。这也说明，即便是以西方的国际政治实践作为基础的理论，只要它尊重人类共有的心理和历史规律，还是可以对东亚的历史情境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当然，抽象性和简约性是所有理论的一般特点，这也决定了用理论阐释现实的局限性。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更适合解释全局性的观念变迁，通过霍布斯文化和“畏惧”动机的视角，我们可以推导出朝鲜王朝对外部世界的安全感急剧降低，继而催生分辨“第一敌对国”的需求。但对于哪个国家成为第一敌对国，抽象的理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从朝鲜王朝将俄罗斯建构为“敌人”的例子来看，东亚的实际情况与标准的理论假设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
04
“敌人”的建构——“恐俄”意识
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敌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作为对朝鲜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分别被朝鲜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视为头号敌人。在这些“敌人”观念中，“恐俄”意识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对俄罗斯的恐惧始于1860年朝俄两国开始接壤，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一国将另一国视为威胁，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考虑。客观意义上的敌国可以说是具有实质性威胁的国家，假如没有这种实质性的威胁，那么可以认为威胁是主观的，所谓的“敌国”观念并非出自真实的敌对关系，而是源自其他途径的观念建构。
那么，朝鲜的“恐俄”意识是否具有客观事实基础，俄国是否可以视为实质性的敌人？答案是否定的。1860年，俄罗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吞并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并正式与朝鲜接壤。这一事实确实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但它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可以马上以新领土为跳板威胁朝鲜的国家安全。在并入俄罗斯后的头几十年里，滨海地区（Приморье）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就人口而言，1858-1897年间，移居此地的所谓“忠于俄罗斯”的国内斯拉夫移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只有区区51881人，反倒是迅速涌入的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使俄罗斯当局深陷不安。该地区在经济方面几乎不可能自给自足，大部分物资仰仗于俄罗斯内地或对朝陆路贸易。也就是说，滨海地区不仅没有成为俄罗斯进军朝鲜半岛的前哨基地，反而使俄罗斯承担了巨大的防御负担。
正是因为上述客观条件的限制，俄罗斯在1895年之前的远东政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力求不刺激其他大国。即便自1895年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之后，俄罗斯对朝鲜的关注也要根据各大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斗争而随时调整。俄罗斯在远东的首要关注点始终是中国，朝鲜本身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重要。
除了俄国的能力和意图之外，还应注意到，朝俄两国在1884年之前的直接接触甚少，俄国实际上从1895年才开始积极介入对朝鲜半岛事务，因此可以认为，朝鲜对俄罗斯的敌视同样不是源自直接接触中的认识偏差。所谓的俄国“威胁”既缺乏客观事实基础，也缺乏两国间的互动基础。毫无疑问，对俄国的敌视主要是主观层面的观念建构，而观念的主要来源是外部的注入。
作为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对手，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中后期均热衷于鼓噪俄国的威胁，尤其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与俄国争夺霸权的英国成为了“俄国威胁论”的主要策源地。英国版的“俄国威胁论”对日本和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英法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均面临着俄国的实质性威胁（清朝与俄国之间有《北京条约》和伊犁事件，日本与俄国之间有北方领土之争），这自然加深了两国的“恐俄”意识，也促使两国把自己的“恐俄”意识传递给被视为战略要地的朝鲜。朝鲜方面，由于缺乏独自搜集外部信息的能力，朝鲜对中国和日本提供的信息高度依赖，而且对这些信息缺乏应有的辨识能力。这为外部观念的流入提供了可能性。
观念的流动同样是以“话语”为媒介的，“春秋战国”话语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空壳，而是包含一定的内容和逻辑。作为一种话语模型，“春秋战国”由“合纵连横”，即国家间的对抗和结盟这两个相反的形象结合而成。而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其焦点都是最具威胁的国家——“秦国”。这意味着，朝鲜在运用“春秋战国”话语的同时，也会面临“谁是危险的秦国”的问题。从话语的角度来讲，哪个国家被比喻为“秦国”，它就自然而然会成为朝鲜的第一敌对国。观念的流动和话语的作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最早将俄国比喻为“秦国”的朝鲜人是1866年丙寅迫害时被捕的天主教徒南钟三。南钟三在受审时供述说：“俄罗斯占据天下的九分之一，如同过去强大的秦国，具有鲸吞他国的势力，不只是对朝鲜的威胁”。作为天主教徒的南钟三或多或少是在为法国的利益代言，可见早在1866年，来自外部的“俄国威胁论”就和朝鲜本地的话语找到了契合点。此后，中国成为了“恐俄”意识的积极散布者，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于1880年撰写的《朝鲜策略》便是这种观念流动的产物。黄遵宪向朝鲜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建议，其防范对象便是俄国。他在《朝鲜策略》中写到：“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日俄罗斯。……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嗟夫！俄为虎狼秦，力征经营三百余年……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从原文中可以看出，《朝鲜策略》对俄罗斯也使用了“秦国”的表述，而这种表述在此后数十年中被朝鲜王朝的政治家和媒体所沿用，可以说对朝鲜人心中的“俄国形象”起到了定调作用。
作为朝鲜最具代表性的官办近代媒体，继承《汉城旬报》的《汉城周报》于1886年10月刊文指出：“诸大国各肆其鲸吞蚕食之心互相兼并互相猜忌亦互相救援，颇似春秋五伯争雄之世，而俄罗斯为诸国所忌，因忌生嫉，合纵而连横，又成战国同谋抗秦之局。”这里同时出现了“春秋”、“合纵连横”、“秦”等表述，可以说极好地浓缩了当时朝鲜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朝鲜王朝末期的知名官僚和外交官闵泳焕在1894年撰写的《千一策》中也写到：“时势之第一曰，俄罗之强，天下无敌……于是灭波兰、侵土耳其、略中央亚细亚、干涉欧洲诸国之事，曾不谓蚕食诸侯者，复有今世之赢秦也。”此外，尽管没有将俄国明确比作秦国，但俞吉濬的《言事疏》（1883年）和《中立论》（1885年），朴泳孝的《建白书》等反映朝鲜王朝末期国际政治观的重要文献均把俄罗斯列为朝鲜王朝的头号威胁。而继《汉城旬报》和《汉城周报》之后，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媒体也持续鼓噪俄国的威胁，将“恐俄”意识深深嵌入到朝鲜人的观念中。
综上，朝鲜王朝末期的“恐俄”意识主要源自外部观念的注入，而非俄国实质性的威胁，1895年之前更是如此。观念的流动与“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秦国”等话语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话语是观念流动过程的真实写照，而话语本身也对观念起到了强化作用，助长了“恐俄”意识在朝鲜的扩散。
和朝贡体系一样，朝鲜将俄国建构为“敌人”的过程同样无法用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俄国没有对朝鲜的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两国之间也缺乏建构彼此身份的互动过程，因此，朝俄关系的实际情况显然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有很大的距离。俄国在朝鲜人心中的“敌人”形象主要源自外部的观念注入，而这些观念又得到了朝鲜本国话语体系的发酵和强化，这一过程可以说体现出了朝鲜案例的独特性。
05
身份认同的重塑与朝鲜在日俄之间的选择
作为研究“观念因素”的代表性理论，温特的建构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以“身份认同”作为核心概念的。但两者谈论的身份认同显然不是相同的概念。建构主义强调国家间通过互动实践形成的相互认同，而文明冲突论谈论的认同事实上是指“归属感”。认同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可以说是“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前提。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一个人可以在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在亨廷顿看来，位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文明”将成为人类区分你我的核心认同，并上升为未来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尽管在学术层面饱受争议，但对于解释1895-1905年的朝、日、俄关系而言，文明冲突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
如前一章所述，在1860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恐俄”意识一直是朝鲜政界的主流观念。但观念与外交实践并非始终保持一致，或者说，观念并不对外交政策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恐俄”意识对朝鲜的影响固然巨大，但这并没有妨碍当政者根据实际需求推行“引俄策”。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对朝鲜的自主权利造成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假想的俄国威胁，使朝鲜的当政者开始积极谋求俄国的“保护”。这一方面是实际情况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逐渐消化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理念。
1896年初，高宗为躲避日本的跋扈而躲避至俄国公使馆，并在那里滞留一年有余，这就是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此举将“引俄策”推向了高峰，而朝鲜的社会舆论也出现了罕见的对俄友好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是短暂而脆弱的。作为军事要员滞留朝鲜的斯特列利比茨基（Стрельбицкий）步兵上将在1897年说到：“朝鲜的亲俄派阵营中并没有坚持希望通过俄罗斯的帮助阻止日本扩张的坚定而永久的同盟者。”果不其然，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仅过1年后的1898年，朝鲜最早的民办报纸《独立新闻》就把俄罗斯比作“世界各人种中的豺狼”。到日俄战争爆发之初，朝鲜社会的整体舆论倾向已经站到日本一方，甚至以排日著称的《大韩每日申报》也明确表现出“反俄”态度，指出“俄罗斯在满洲撤并问题上屡次违背誓约……已为全世界所不信……（日本对俄宣战一事）在世界看来也是日本正确处事”。
出现这种变化，现实层面的原因自然不可忽略。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来，俄国一改之前的谨慎作风，开始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虽然一开始以“保护者”的形象博得了朝鲜的好感，但后来借俄馆播迁事件对朝鲜的主权多有侵犯，招来了越来越大的反感。然而，日本的扩张政策并不比俄国更加温和，因此，观念层面的原因才是朝鲜人站在日本一边的主导因素。对于这一时期的朝鲜，最重要的观念问题莫过于身份认同的重塑。
除了接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和以畏惧为主导动机的国际社会，朝贡体系的崩溃还意味着朝鲜需要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朝贡体系下，朝鲜王朝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礼仪之邦”和尧舜故疆中仅存的“硕果”，对于朝鲜人而言，置身于朝贡体系意味着对“文明世界”的归属感，这一点甚至比国家认同本身更重要。脱离朝贡体系，意味着朝鲜需要在两个层次上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朝鲜需要从传统的藩属国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朝鲜人需要找到位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大共同体，以便取代朝贡体系。19世纪80年代兴起于日本的“亚洲连带论”和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催生的“人种相争”的话语体系正好迎合了朝鲜对大共同体的需求。在民族国家的认同之上，朝鲜逐渐接纳了地域和人种层次的认同，开始将自己视为“黄人种亚洲文明”的一员。
到了1895-1905年之间的所谓“朝鲜半岛上的日俄对峙期”，“亚洲连带”、“东洋”和“黄人种”等词汇已经成为朝鲜舆论的主流话语之一。1898年4月的《独立新闻》刊文指出：“大韩与日、清两国不仅同处亚洲，而且同种，身体和毛发相同，文字通用，风俗也有很多相同。三国应当特别亲密交往，相互保护和帮助……东洋三国应同心阻止欧洲的侵犯，这样东洋才不会成为欧洲的属地。”到了1899年11月，《独立新闻》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乃黄人种和白人种角立争斗的时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已被西洋人占领殆尽）唯有朝鲜、日本和清国的黄人种尚未落入其手，然而近日俄罗斯南下之势和其他国家东进之势犹如潮水借助风势……欧美各国虽然各不相同，但针对东洋的黄人种却会协同一致”，可以说明确地以人种作为旗帜提出了“亲日反俄”的主张。
作为朝鲜王朝末期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尹致昊把“黄人种”的认同提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他在1902年的日志中写到：“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具有基于人种和宗教、文字同质性的情绪共同体意识和利害共同体意识。日本、清国和韩国为了把远东守护为黄人种永远的家园，并为了把这个家园建设成大自然本来设想的美丽幸福的地方，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理想。”在日俄战争导致朝鲜丧失主权后，执着于“黄人种”的尹致昊提出了自相矛盾的言论。他在1905年的日志中写到：“作为韩国人，我没有理由对日本的接连胜利感到特别高兴。日本的所有胜利都是在韩国独立的棺材上钉钉子。但作为黄人种的一员，……我为日本的光荣胜利感到自豪，日本正在提升我们黄人种的名誉。”在这种话语环境下，我们不难推测朝鲜在日俄之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谁是第一敌对国，谁是第一协助国有了明确的答案，问题是这一答案明显是“观念性”的，脱离了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实际意图。
在朝鲜王朝末期的认同建构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文明冲突”的元素。当然，冲突必然是双方的，在日本和朝鲜大谈黄人种的团结和“亚洲连带”的同时，俄、美、英、德等国的政坛也出现了欧美共同抗击“黄祸”的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曾任俄国陆军大臣，并在日俄战争期间出任俄军总司令的库罗巴特金的言论。他说到：“二十世纪的亚洲一定会看到基督教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场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基督教国家结成同盟来反对异教种族，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在亨廷顿的著作问世100多年前，这里已经在上演东亚版的文明冲突。
然而，朝鲜王朝的案例与其说佐证了文明冲突论对历史情境的解释力，不如说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文明冲突”如何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偏好乃至抉择。朝鲜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接受了“黄人种亚洲人”这样一个身份，到最后才发现这一认同的始作俑者日本只是把它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亚洲连带论”和西方国家的“黄祸论”遥相呼应，的确造成了人种与人种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表象，而朝鲜的很多精英们却把这种表象上升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理念，蒙蔽了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最终，正是“同文同种”的日本葬送了朝鲜的独立。
06
结语：朝鲜案例的“东亚特色”
本文运用温特、勒博和亨廷顿的理论对朝鲜王朝末期的对外观念变迁进行了阐释。这三种理论中包含的无政府文化、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等框架为这一时期的观念史提供了国际政治层面的视角，相对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阐释方法，是一次创新和突破的尝试。反过来，朝鲜王朝末期的观念史，尤其是通过“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秦国”、“亚洲连带”、“黄人种”等话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可以说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比较稀缺的东亚案例。
案例的价值不仅在于验证理论，更在于对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与理论强调的“共性”和“简约性”不同，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往往充满了“个性”和“复杂性”，作为非西方案例的朝鲜王朝更是如此。关于朝鲜案例体现出来的“东亚特色”，尽管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但还是有必要进行一番归纳。
首先是东亚无政府文化的转变过程。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中，无政府文化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体系内成员的互动。而东亚无政府文化的转变首先并不是由于朝贡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变化，而是由于外部行为体（欧美列强和日本）在短时间内对原有体系施加了巨大冲击。这些外部行为体把自己原有的无政府文化移植到了东亚国际社会，从而使东亚地区的无政府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从“康德”到“霍布斯”的倒退。这种现象显然与建构主义的理想假设存在巨大差异。
其次是认同建构的单向性。认同的建构本应是国与国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但步入末年的朝鲜王朝显然缺乏这种互动能力。19世纪后半叶的朝鲜是以时代的“落伍者”和新制度的“学习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夹缝中的朝鲜与其说是和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东亚地区的无政府文化，不如说是被动接受其他行为体强制注入的信息。在与他国建构相互认同的过程中，朝鲜也更依赖从外部注入的观念，而不是与对象国的互动。将俄罗斯建构为“敌人”的过程正是体现了这种“单向”的认同建构。
事实上，以上这两点也不足以全面归纳朝鲜案例的东亚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相结合的尝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国际政治理论对东亚观念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但也进一步暴露出以西方理论解释东亚现象的局限性。国际政治理论若想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顽疾，其长久之计依然在于更加扎实地研究非西方地区的国情和历史，找出符合这些地区历史规律的逻辑和叙述方式，并实现其理论化（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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