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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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新，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韩豪杰，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当代韩国杂志”微信公众号，全文请见《当代韩国》2021年第1期
内容摘要：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两国的战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政策安排发生变化，形成了两国的“两极战略分化”。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这种结构性变化也影响其他国家的相关认知和政策。其中日本“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以期把握时局动向，争取主动”，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形成了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回应维护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既是地区大国也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在中美竞争的时代背景下，研析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及回应对中国而言是适时且必要的。
01
日本对中美整体性竞争的认知
竞争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总体性态势，两国间的竞争既存在于整体层面，也存在于具体领域层面。日本对中美整体性竞争的认知，主要聚焦于竞争的态势、实质和影响等方面。
（一）对中美竞争态势的认知
对中美竞争态势的认知是日本对中美竞争认知的基础，中美关系总体特征、中美竞争的空间范围与领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种认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而渐趋深入和统一，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美竞争的空间范围突破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中美竞争涉及多个领域。对中美关系总体特征的认知，日本经历了一个由分歧到统一的过程。2012年，习近平访美时提出要“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有日本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秩序从美国单极体制转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要在这种新环境中考虑。此时在日本国内，强调中美关系合作性和竞争性的声音并存。这种分歧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和两国关系的变化逐渐消弭。2014年初，以增进中日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为宗旨的霞山会的常任理事阿部纯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过是中国版的“G2”，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阿部纯一在2015年再次发文，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是踩了美国的“老虎尾巴”，中国拒绝妥协的态度迫使美国启动“航行自由行动”。这篇文章再次点明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姿态，与其在2014年的观点相呼应。2017年，恰逢特朗普访问中日韩三国，“里根”号、“尼米兹”号、“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齐聚关岛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演习，日方认为这一举动不仅针对朝鲜，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威慑。2019年12月20日，在北约峰会结束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冈崎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今后的世界形势，中美的对立会成为主轴。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美国需要拉拢甚至倚重日本，而不会轻易放弃日本，中美突然握手，对日本再搞一次‘越顶外交’的可能性很小”。
在确认中美关系以竞争性为主导面的前提下，中美竞争的空间范围与领域成为日本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2012~2014年，日本认为由于美国的厌战情绪、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国内经济危机、中国较大的国际影响力、中美不断扩大的双向文化交流等因素存在，中美在安全保障、经济依存、国际合作治理三个层面均有共同利益基础。这意味着中美在关键领域尚有合作余地，多领域竞争的局面不会出现。2015年，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存在经济战略竞争，这种竞争是围绕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展开的。2017年，日本学者的视野超出经济领域，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还有安全问题、情报活动、价值观等领域和议题上的冲突。随着涉港涉疆问题的升温、南海问题的变化和北约峰会的召开，现实情况使日本不断调整对中美竞争空间范围和领域的认知。到了2019年，冈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太平洋的问题，同时也是欧亚大陆的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中美竞争进一步升级和深化。菅义伟继任首相后，在外交上继承安倍路线，延续了“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和深刻化”的判断。日本对中美竞争空间范围和领域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扩大化的过程。
（二）对中美竞争根源与走向的认知
中美竞争的根源与走向是理解中美竞争的关键性问题。由于相似的历史经历，日本对这一问题具有更切身和更深刻的认识，更倾向于参照日美竞争的历史来寻求答案。日本国内对中美竞争根源的认知涉及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分析较为深入；对中美竞争走向的认知则存在一定分歧。二战后日本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状态，在国内实施适当的发展战略，在国际上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持，实现了迅速发展，并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94年，日本GDP达到4.7万亿美元，同期美国GDP为5.3万亿美元，“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88%”。在此背景下，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加剧，美国在安全、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对日本进行限制和打压。彼时美国的对日政策给日本造成了严重打击，成为日本重要的历史记忆。“日本GDP规模于2000年下降到美国的50.5%；2010年又下降为35%，并被中国超过，失去了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美国的23.3%”。
当前的中美竞争关系也使日本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之击”。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竞争的实质是亚太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遏制之间的矛盾，使两国的战略形成了一种对抗性姿态。美国方面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对亚太地区经济地位的追求、国内的权力过渡，中国方面外交方针的调整、国家利益在对外宣传中的增加、对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排除在外的担忧等更是强化了这种对抗性姿态。
关于中美竞争的走向，田原总一朗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方面都将超越美国，并且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已然超过了美国，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拜登并没有声称改变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中国这一强大的威胁仍然存在，中美之间没有和解。内田树在2019年初预测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内学者在中美关系是否会走向“脱钩”和中美“对立”“脱钩”是否会长期化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三）对中美竞争对日本影响的认知
中美竞争对本国的影响是日本对中美竞争认知的落脚点。总体而言，对于中美竞争对日本的影响，日本方面的认知是较为理性的，既看到了竞争给日本带来的机遇，也看到了其中的风险与挑战。日本国内一部分人认为中美竞争为日本创造了战略机遇。这种认知背后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追随美国的脚步，坚持以日美同盟关系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在“新冷战”背景下实现日本的再次崛起；另一种则是中美对立能凸显日本的战略价值，有利于从中美两方面分别攫取利益或者实现“第三空间”外交。日本学者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依附于日美同盟的日本维护其国家利益造成挑战，日本不得不考虑在亚太事务中扮演多种角色，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2020年12月13日，中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出席并发表讲话。日本方面认为，陈希的讲话中避免对日本提出更强有力的批评，其原因是在中美裂痕加深之际，中国一直表现出加强与日本的经济联系的立场。这种解读背后体现了日本认为可以从中美竞争中获得更多利益的认知。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美竞争为日本带来的挑战更多。这种观点认为中美的对立会将日本卷入其中。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讲，中国永远是日本的邻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中美对立并不会长久，拜登当选将会使中美关系得以改善。日本当然需要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日本不可能拥有美国那样的权力，同时日美协调也并不意味着日本要与美国处处一致。日本必须考虑与中国如何共处，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避免引起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美对立意味着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平衡外交”政策施展困难。在中美两国互相关闭领事馆之时，共同社发消息称日本政府表示担忧，“这是由于日本将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与美国步调完全一致将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但如果倾向于中国则会给日美同盟带来负面影响。“如何维持与美中双方的距离、保障日本的和平与稳定”成为课题。
02
日本对中美在具体领域竞争的认知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风潮盛行，右倾化态势明显，“谋求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成为保守势力所谓的‘核心国家利益’”，其国家利益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从不同领域的国家利益出发，日本对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形成了自身的认知。
（一）对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认知
中美竞争体现在地缘战略竞争上，表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压制中国”与“看管中国”意图并存。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瞄准中国周边的地缘战略。与之对应，中国也不断寻求突破地缘战略包围圈。中美的地缘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息息相关，日本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深刻影响着其决策与行动。日本对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认知总体表现为认同美国构建对华包围圈，甚至主动提出相关战略设想。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组阁后就提出日本需要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共建“日美澳印四国联盟”，以破解可能出现的日美同盟难以应对中国崛起的困局。日本还提议仿照美国成立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提高日美同盟的互信程度。安倍在任内推行双边和多边外交相结合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在安倍看来，北约军事集团（NAT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是多边主义。日本要坚决支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多边安全体制”。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日本领导人宣称“中国投入巨额经费增强军力，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在国际上不发挥作用就难以保卫日本及地区安全”，而日本国内社会对这一主张的认同度也较高。
但同时，日本又针对中美的地缘战略竞争划定了底线。日媒称特朗普缺乏对外事务经验，放弃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加深了对国际社会的孤立。削减驻军和提高驻军费用等摧毁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其被拜登所取代是理所当然的。拜登越是致力于恢复国内团结，就越会被迫实施对华敌对政策，最糟糕的结果是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在此情况下，日本向美军提供驻军基地，自然会成为中国的敌人，并且会受到弹道导弹的攻击。美国海军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海上封锁并不能使中国屈服，美军在对华战争中获胜的概率要比在越南战争中低得多。菅义伟也承诺要与中美双方“密切合作”。防止拜登挑起战争并且陷入与中国的战争的泥沼是日本的首要国家利益。
（二）对中美经济竞争的认知
中美经济竞争既体现在双边经贸摩擦上，也体现在经济战略冲突上。中美经贸摩擦由来已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经济互动不断增加。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美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中美经贸关系在发展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2018年，特朗普政府掀起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既引发了中美经济关系的恶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日本作为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美国贸易摩擦对象国，对这一问题认识深刻。有学者对比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经贸摩擦，认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无法利用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的多边机制从法律层面解决问题，需要两国政府通过政治磋商寻求政治解决。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日美经贸摩擦中，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是由民间主导的，而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是由特朗普团队主导的，并且与美国国会和政府形成共鸣；二是日美经贸摩擦围绕特定产业的有限争论点展开，而中美经贸摩擦涵盖广泛的争论点，“朝着经济、政治、安全保障等多领域相互交织的复杂对立状态发展”，因此两国政府的协商需要从复合角度出发，而由此带来的谈判进展缓慢又会推动双方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在经济战略的冲突上，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形成同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马田启一将中美围绕TPP展开的进攻和防御行为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之间的冲突，即美国希望通过TPP这样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的产物围攻中国，追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则在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日本不能“隔岸观火”，日本在中美竞争中并非旁观者，无论是美国提议的TPP，还是中国提议或深度参与的中日韩FTA、RCEP，日本都是重要参与主体。在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经济战略的前提下，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一个从犹豫不决到积极加入的变化过程，这既是发展国内经济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也是适应国际政治结构和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变化的选择。
（三）对中美其他具体议题竞争的认知
中美竞争除了地缘战略竞争和经济竞争两个突出领域之外，还覆盖一些具体议题。如“修例风波”以来围绕中国香港问题的争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竞争等。日本对中美在这些具体议题上的竞争也有着自身的认知。“修例风波”以来，日本跟随西方国家，支持“港独”分子的相关活动，指责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市民“人权”的“践踏”。2020年7月9日，安倍晋三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视频会议中，针对中国香港通过和实施《国家安全法》表示“重大担忧”，强调这将使“一国两制”政策大幅后退。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日本有一部分民众受此影响，对中国形成了一些错误判断，传播了一些不实信息，并造成不良影响。
03
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
日本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影响了其决策和行动。基于国家利益，日本在不同领域和议题上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回应。总体来看，日本的回应形式可以概括为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日本以其柔软的身段在中美竞争的夹缝中闪转腾挪，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一）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
2020年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国家基本方针表明日本仍然坚持“开展以有效的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并且要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呼应，“战略性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发展”。日本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地缘战略上，日本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和巩固以美国为轴心的联盟体系。日本一方面积极巩固日美双边同盟，另一方面不断推动“日美印澳联盟”的发展。此外，日本还致力于与美国主导的其他同盟发展关系。2013~2017年，日本政界受到“海陆冲突”地缘政治思想影响，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日本地缘利益的威胁，因此加快TPP协议的谈判，并制造领土争端干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2019年北约峰会结束后，冈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本次峰会首次正面提及中国崛起的威胁并加以应对，这对日本来说不是坏事，并且认为日本可以在峰会提到的网络、电磁波、宇宙空间等新领域与北约推进合作。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日本紧紧跟随美国的脚步。2017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表示支持。2018年，日本为重启商业捕鲸，还仿效美国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2020年，在中国香港事务上，日本又在美国纠集下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外长以及欧盟的高级代表共同发表声明，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这一立法决定。
（二）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
日本已经认识到，相较在所有问题上支持美国，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同时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认为，中美竞争对日本而言可以简化为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尽管安全利益的优先级高于经济利益，但中日之间不存在“零和竞争”。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既是日美间贸易体制和对朝政策分歧等联盟裂痕影响下的被动选择，也是“借对华合作平衡日美关系，牵制特朗普对日用强的意图”的主动选择。总体而言，日本主要致力于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的签订上。
一方面，日本在经历了几年的抵触后，出于发展国内经济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政治结构和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等原因，开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协商，不断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三）开展“第三空间”外交
中美竞争沿着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发展，在日本看来，美国实力优势的削减和中国的不断崛起对日本构成了挑战。日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其他利益，必须探寻降低中美影响的新的道路，拓展中美关系框架外的“第三空间”外交成为一种可行选择。早在鸠山政府时期，日本就试图通过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倡导，在东亚建立新的秩序并成为这一秩序的领导者，但由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远离同美国的伙伴关系而失败。安倍时期，尤其是在中美竞争加剧和特朗普政府采取内向型政策后，日本政府以“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印太构想”等为指导，积极开展相对独立的外交实践。一方面，日本积极推行多边外交。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在11国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欧洲，日本借助亚欧会议等促进对欧洲的外交，并且在2018年7月18日与欧盟签署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在印太地区，日本继续推行其“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基本国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磋商，构建供应链互补关系，以缓解三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2016年8月在第六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上，日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除此之外，日本还积极推进信息自由政策（FOIP）等新的多边倡议。
另一方面，日本也利用双边外交巩固既有合作成果。英国脱欧后急于寻求新的经济伙伴，这与日本的战略不谋而合。日本积极与英国发展经贸关系，通过邀请英国加入CPTPP等措施与英国加强联系，而英国则支持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成为“第六只眼”。双方形成了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互助。在亚洲，日本对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大力开展政府开发援助，提升这些国家的安保能力，加强防务联系。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制裁大战”愈演愈烈，日本虽然在其中站在了美欧一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私下派特使赴俄罗斯进行解释工作，寻求日俄关系的‘和解’”。
04
结论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具有复杂性、现实性和灵活性特点。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尽管日本国内不同主体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认知，但有共识不断扩大的趋势。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和回应，反映出日本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
为平衡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寻求在中美之间开展一定程度的“平衡外交”。但考虑到日本安全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首要地位和日美同盟关系在外交关系中的基轴地位，菅义伟内阁的对华外交势必只能在日美关系框架下展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如果中美竞争加剧，日本的腾挪空间将会越来越小，这一方式的可持续性堪忧。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必然会追求安全利益而向美国倾斜。日本兼具世界大国、中国邻国和美国盟友等多重身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日本因素，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使其成为中国应对各种挑战的助力而非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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