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关于权势转移的思考
世界在变，变化很大，很快，有些跟不上，很多问题一时也难有结论，需要进一步观察。面对变化的形势，人们都会有许多思考，这里我就权势转移问题写一点思考性看法。本来我也不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因此，可以“随心所欲”，放开一些想，把想到的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权势对应的常用英文是power，有的表述为权力、力量等，就国际关系与秩序而言，还是表述为权势更贴切些。权势，有多种界定，就国家而言，可以指对外的综合影响力，影响的范围可以是地区，也可以是世界。这里，所论及的权势，主要是指一国对世界具有主导性或居霸权地位的实力和能力。因而，权势转移也就是主要指由一国向另一国转移。
按照这样的界定，百年大变局，涉及权势转移就有两个大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转移什么，二是如何转移，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
回顾一下历史，真正能称得上世界霸权的国家很少。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中国都曾称雄于世，但也都是地区性的，其权势没有扩展到世界范围。德国、日本曾发起挑战，试图称霸，但也只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前者主要是欧洲，后者主要是亚洲，像荷兰、西班牙、法国等作为殖民宗主国，势力远及美洲、非洲，但难称得上具有世界主导权势的大国。权势扩展到世界的只有大英帝国，其权势曾远扩至全世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权势的衰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被认为是自己从帝国的神坛上跌落下来，进行了“和平的权势转移”，并且通过英联邦实现了“软着陆”。所称“和平转移”，主要是指英国的权势由美国接替，英美之间并没有掉进“修昔底德陷阱”而为此发生大战。美国也不是马上从英国那里接过权势的接力棒成为世界霸权。
按说，二战后，美国具备了这样的实力，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势推动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但美苏争霸，各组集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权势能力。实际上，只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同时，由于二战后建立的世界体系及规则是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规则，因而，人们往往把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性权势追溯到二战结束以后。
如今，美国的权势衰落，出现了权势转移的问题。几乎所有有关权势转移的话题都聚焦在中美两国。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特别是冷战之后，一家独霸，而中国被认为是继美国之后综合实力最强、最有潜力成为对世界拥有主导性权势的国家。因此，中美对决就成了权势转移的主战场，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秩序走向的主线。
大变局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吗？乍一看，也确实如此。明显的表现是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在奥巴马当政时，中美关系就出现了权势转移引起的紧张，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把中国列为头号威胁，从贸易制裁到技术封堵和军事施压，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呈对抗之势。对于这种畸变，主流的解释是权势转移，即美国极力阻止中国替代美国。按照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权势守成者绝不会容许挑战者上位，因此，美国压制中国是美国的必然之举。由此，不少人认为，中美陷入了“新冷战”，也许会发生热战。在此情况下，世界其他国家面临选边站的现实，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每到一处也是力劝人家必须站在美国一边。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思考。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含义。从世界发展的未来大趋势看，由一个大国主导世界的时代难以再现。权势转移的新含义并不是由一个大国再传给另一个大国，因为权势会分化和分解，体现为多个层次：基于国家的权势分化，走向“多向化”，一是更多国家参与，这种参与，有些是通过自身的能力，有些则是通过制度性的参与；二是非国家实体权势提升，这里的非国家实体主要是指国际与区域组织、大公司集团，以及有影响的社团。同时，传统权势的体现主要是国家的硬实力和与之相应的软实力，在权势分化与分解的情况下，国家也许不能集权势于一身。
就美国而言，其实，美国所体现的不主要是自身的衰落，而是其权势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的衰落。一则，美国付不起维持霸权的代价，同时也没有能力继续号令天下；二则，“历史没有终结”，世界将朝着多样性、多中心发展，美国面临的是群体崛起的竞争。“让美国再次伟大”可能不是重塑霸权，而是重整分裂的社会和处理自身累积已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退群或许是一种面对这种现实的无奈选择。现实地看，被认为是挑战者的中国所拥有的权势肯定增大，但中国没有替代美国做霸主的打算，中国也承担不了这个代价，也没有能力做到，他者也许不会接受。面对中美加剧的冲撞，理性者劝美国要接受中国权势上升的事实，劝中国不要试图替代美国，世界其他国家也不要选边站。其实这还是一种基于权势转移的传统理性思维。
新时代，权势转移不等同于权势替代，而是结构的改变，权势由过度集中向分散化转移。在此情况下，如果美国所关注的主要是由其领导创建的规则和体系不被颠覆，那么它与竞争者就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权，因为捍卫体系的稳定、遵守基本规则也是后者所同意的，并且符合其基本利益，后者所要求的主要是调整与改革，能够反映其基本利益，这样的调整，一是必要，二是对大家可能都有利。在此情况下，正如不少人建议的，美国应该承认他者力量提升和诉求增加的现实，放下霸权的思维和架子。对美国来说，痛快地接受这个现实并不容易，做起来也不舒服，但存在达成国内政治共识的空间，也符合美国公众希望把资源更多用于国内发展的诉求。这样，也可以为中国提供更大、更多的空间，对中国来说，一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没有称霸的图谋，二是通过参与和推动多边、地区合作，缓释作为唯一挑战者角色所带来的压力与对抗性。
世界由一个大国权势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回不去了，世界需要新秩序。中国倡导构建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符合这样的大势。但就像任何一个历史大势的转变一样，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把握。在历史的过渡期，新旧交替，矛盾多发，充满风险，最关键的是避免发生由大国权势争夺引发的大战，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
大国不同于中小国家，可动用的资源和人才多，可以成为先进技术、强大军事的领先者，因此，凭借实力扩张与称雄的欲望往往很强。从历史上看，大战实际上都是大国之战。但是，当今和未来，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代价越来越大，因此，发生的概率也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任何一方都承受不了相互毁灭的代价。
如今，我们看到，战争都是发生在小国之间，或者国内对抗势力之间，尽管背后往往都有大国介入的影子，但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大国之间尽可能避开直接的冲突。像美国入侵伊拉克、占领阿富汗那样的案例也许今后不多见了，因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开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付得起和愿意付。当然，大国的国际干预不会消失，可能会更倾向于用“聪明干预”（smart intervention）的方式。
如果按照上述新型权势转移的逻辑，即权势转移的典型特征不是权势替代，而是权势的分解和分散，那么，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权势的有序与和平转移。按照这样的逻辑，国际社会，包括守成大国和被认定为挑战者的大国，就可以寻求共同话语、协调利益，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助推竞争与合作并行，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两个大国你死我活的对抗。为此，在理论上、舆论上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推动国际共识。事实上，各方角色参与新格局、新秩序构建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比如，一些国家组建中等国家联盟，发挥特殊的参与和平衡作用，对于中美两国对决，或者所谓的“G2”主导世界并不满意，也不想选边站，这就为权势转移提供了运作空间与缓冲地带。
美国和中国需要进行自我调整，既要调整认识、理念，也要调整行为。据观察，美国国内政治正在趋向以“孤立主义”为导向的保守主义，认识到美国的问题主要出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因素所导致。这也许会为美国营造逐步接受权势衰落现实的一种国内环境，逐步理解并接受以分解与分散为特征的权势转移新趋势。正如最近有的美国专家所说，美国人也要明白，“美国并不理所当然地领导世界”，“美国必须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转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理性地接受权势衰落和转移也难，一些极端的行为也会发生，重要的是防止引发集团性对抗。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考虑崛起的综合影响，增加自身战略与目标设定的透明度和相融性。比如，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之梦，对这个目标需要表述得更为清楚，让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避免引起战略误解与误判。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但也要清楚，届时立于舞台中央的不会只有中国，还会有其他者，这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不能认为中国引领世界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面对过渡期的不确定性，人们还是担心，如何应对权势分解与分散出现的乱局和没有大国霸权的“无序世界”。其实，如今的世界还是有基础秩序根基的。联合国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其主要功能是规定了国家间相处的基本原则，建构了维护世界基本秩序与和平的治理机制。联合国体系是维护二战后世界70多年无大战的基石。
我们看到，尽管美国政府把中国说成是最大的威胁，不遗余力地拉拢其他国家组织围堵中国的联盟，实际上真心跟随者寥寥无几。很多国家也许在担心中国挑战、防止中国一家独大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但在与中国对抗，甚至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方面还是慎之又慎的。当然，美国还有军事同盟体系，以往，盟国也以各种方式协同美国的行动，但是，在新时代权势转移上，愿意为美国称霸而战者恐怕不多。至于中国，为了自己的发展，不会为获取主导权势而发起对抗。不争霸、不称霸，誓做新型大国，是中国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尽管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内涵和方式发生变化，出于维护权势的惯性，在实力对比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基于维护各自利益的考虑，各方也会形成激烈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原来拥有优势的一方，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特别是为了维护高技术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与遏制。但是，与势不两立的对抗不同，只要不关闭大门，竞争下的联系与合作空间还是存在的。就技术而言，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本质上是互联的、是抵制封闭的。
在思考权势转移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当今和今后，涉及全球共性利益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全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气候变化排在首位。气候变暖加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生存和地球生态可持续所面临的威胁日益严重。这是传统大国权势主导所无法应对的，必须依靠全球制度构建和国际社会集体参与。这是新时代国际秩序构建的中心议题，美国现政府在这个领域不仅不愿发挥领导作用，反而开倒车，竟然退出本该承担义务的《巴黎协定》。还有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不是传统权势所能应对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权势的转移，可能有助于摆脱传统权势观的窠臼。
总之，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不能仅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基于历史经验的认定来看待和对待当今权势的转移，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共识、行动和角色。(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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