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同盟”的悖论—重新读韩美关系史
前言：韩美关系具有两面性，但不仅只有两幅面孔
任何国家关系都不能只从一个侧面去认识，国家关系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面性。但是韩美关系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太大。而且，看待美国的观点成为区分韩国国内进步和保守的最明确界限。在韩国，对美国的两种认识日益固定化，并没有通过相互影响发展为更加均衡的对美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自具有偏向主张的理念更加确定。对忠于美国的保守势力来说，美国是韩国为了生存必须依靠的对象，只要是对美国提出异议的势力，无论是谁，都会被抨击忘恩负义，被套上所谓“从北（服从于朝鲜）”或“亲朝”的框架，作为国家的敌对势力进行攻击。最重要的是，这一派别的势力几乎垄断了国家权力，亲美路线是维持权力的最可靠保证。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相比，虽然相对努力自律，但未能摆脱“亲美”和“反美”的二元基本框架，近年来，即使相对进步的人物当选总统并掌握了政权，也要与保守共享权力结构，整体既得权仍然被保守势力占据。因此，即使美国不顾韩国意愿推行单方面政策，不仅韩国政府没有抵抗，且有时还非常合作，这其中包括损害韩国国家利益的情况。美国和韩美同盟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其神话消除了韩国对美政策成为变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神话加持下，韩国对美政策的亲善成为了常数。
然而，韩国与美国的利益可能不一致，即使同盟关系再重要，也不能超过韩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对策性的认识逐渐产生，一方面抵抗依靠亲美的独裁体制，另一方面又直接向美国提出批判性意见。但对美国的批判性主张下，为反对韩美关系层面“独裁”而发出声音的人中也表现出了多样性，从批评美国为独裁政府的积极支持势力，到提出撤走美军或废除同盟的强硬反美，再到对美国持批评态度却在分裂秩序解体之前只能依靠美国的现实论，都存在多种问题。
韩美同盟被神话化了，对“韩美同盟”这一理论上瘾了。合理性和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示微，外交领域乃至所有领域都被还原为“韩美同盟”问题。就像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结构的长期惯性而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是安保问题一样，国家关系也只被看成是韩美同盟这一棱镜折射出的图景，这并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一问题对当下现实也是具有支配性的。
贯穿本书的正当性以及具备现实性的主题意识都需要加深韩美关系的讨论，韩美军事同盟的弱化对国家利益有利。因此，为了韩美关系的发展，恢复自律性是为重要任务，走向正常的国家对国家间关系，这不是关系弱化或恶化，而是关系升级。这既不是反美，更不是“亲朝”，而是确保国家关系的合理性，也就是制度化。这能预防因感情而爆发或走向倾斜的难以预测的结果，使得两国关系成为更加健康的关系。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韩美关系的健康未来，我们应该带着积极性说话。现在应该果断地摆脱70年的神话，纠正“永远的同盟”这一悖论，能够确认其悖论被纠正，就是达至"有话不说，无话不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美国是韩国有很多话想说却不能说的国家。
第一部分 从相遇到同盟
一、半岛分裂、朝鲜战争的根源及美国。
美国虽然没有考虑朝鲜半岛的特殊情况或民族势力，而是积极准备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战略，问题在于美国的亚洲战略与对战败国的占领政策极为相似，把韩国国内的日本人当作联合国的同盟国，积极保护他们。通过让日本占领军在韩国境内直接、无限制地移交权力，像占领者一样行动。与早期相比，美国比苏联更无视朝鲜半岛的当地情绪。虽然这一过程中，法律和秩序得到强调，但是美国却带着优越感试图移植美国秩序。因此，尽管美国的军政政策最终起到了将权力移交给韩国过渡政府的作用，但其最主要目的是集中力量清除以后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的组织或势力。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当时韩国进步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派别将无法立足。韩民党和李承晚作为最符合美国目的的势力，英语极好且具有保守的理念倾向，如果美国像救活日本一样救活李承晚等亲日派，他们只能忠于美国，从这一点来看，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妙方案。
当时，民族内部应该站在主体立场上了解矛盾的本质，但首先民族内部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国际冷战秩序的巨大力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苏的世界重组争端开始初期，朝鲜半岛并没有形成如此尖锐的对决格局。相反，其主要对象是欧洲、日本、满洲等，朝鲜半岛是周边或附加关注的对象，但在被美苏占领后发展为尖锐的对决场所。因此，在这种格局确立之前，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通过韩民族的团结和快速适应掌握主导权。但是，由于政治势力之间不断展开主导权斗争，普通国民在此缝隙中经历了意识和理念的严重混乱，对政权和体制矛盾没有任何影响。随着“莫斯科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后，民族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速。为了对抗苏联的攻势，美国开始按照美国大道对韩国国内的左翼势力进行大规模抓捕，积极推进南方的亲美势力化。此后，美国和李承晚的反共攻势如火如荼地展开。屠杀济州岛居民三分之一的“4·3事件”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发生的。
朝鲜战争是同一民族之间进行的同族相残的内战，同时也是包括美国、苏联、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战争。另外，对于韩国和朝鲜来说，这是全力战，也是全面战，而对美国、中国、苏联来说是“局部战争”。因此，朝鲜战争也被称为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代理战争”。朝鲜战争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进行的最大的战争，也许正因如此，杜鲁门说这是一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虽然这是说美国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从韩国的立场来看，这听起来像是把韩国当作了替罪羊。在美国，朝鲜战争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虽然可能这一称呼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场战争没能消除分裂体制。在世界战争史上，朝鲜战争是处于休战状态最长的战争，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不管有多久，严格来说，停战体制也可以说是战争状态。这里不谈统一，而是要明确认识停战体制具有的不稳定性，才能够拥有将其改为和平体制的最大理由。
朝鲜战争后，逐步形成了由苏联、中国、朝鲜组成的北方三角和由韩国、美国、日本所组成的南方三角之间的对立。北方三角同盟以朝鲜为中心，朝鲜与中国及苏联两个双边同盟相连，南方三角同盟以美国为中心，与韩国及日本的两个双边同盟相连。但三角形的同盟关系不仅制度上不存在，而且实际上也很模糊。从美国的观点出发，韩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存在而长期处于矛盾关系，这是南方三角同盟的薄弱环节。因此，美国认为韩国和日本必须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积极施压双方改善关系。
无论如何，韩日之间根深蒂固的问题存在，包括歪曲历史的争论、日本主张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妄言问题等，很明显这是因为日本的不认真的历史态度，但也不能否认其"幕后操纵者"是美国。表面上看，“韩日基本条约”的达成似乎使韩国和美国一起向日本施压以索取钱财，但由于不是以请求权的名义向日本提出道歉要求，所以这一条约也不能说服拒绝以谢罪为由并支付金钱的日本。相反，因正统性争论而并不安定的朴正熙政权被美国逼迫，最终，“韩日基本条约”以日本希望的方式达成妥协。
二、“尼克松冲击”与维新体制。
1970年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出现巨大变化，尤其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乔治·凯南的理论支持使得杜鲁门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反共主义封锁政策，经过了"大协议"期，这一政策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动摇，最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不得不摸索退出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掌权的尼克松总统与典型的现实主义外交参谋基辛格一起修改了杜鲁门主义，试图向主张缓和东西紧张局势的尼克松主义转变。在此过程中，美国将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是，中美关系改善并没有告知作为美国同盟国的韩国和日本，而是隐秘地、闪电地、单方面地进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韩国和日本陷入了巨大的冲击之中，特别是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朴正熙来说，韩美同盟稳固是化解其发动过的政变非法性的最重要手段，但美国的世界战略变化再次使其感到不安。作为不得已之计，朴正熙一方面与美国主导的对话步调一致而着手改善南北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包括开发核武器在内的自主国防，同时为了集中国内政治权力，策划维新独裁。
朝鲜半岛问题、朝韩关系问题以及韩美关系问题都非常复杂、层次颇多，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和历史方面尤为突出,也在分裂国家的不同力量中处处反映出来。从分裂的起源看，具有全球、东亚、朝鲜半岛以及韩国政权四个中层结构，且这也是围绕南北、四大国（中国、美国、日本、苏联）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朝鲜在经历半岛分裂和朝鲜战争后，都正式致力于国家建设，但在理念和体制不同的情况下，都建立了具有集中的物理力和强制力的类似国家体制。
美国确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紧张缓和”战略，认为这并不使韩国在安保问题上感到不安，而是认为如果美国的和平攻势使冷战体制尖锐的对抗格局减弱，不仅可以减少美军开支，还可以减少韩国军队规模，就能够得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通过改善美国与中国及苏联的关系，就可以控制朝鲜的冒险性军事挑衅，在苏联和中国的同意下，可以奠定朝鲜半岛的和平基础。美国在签订《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时最担心的就是对同盟的牵连。简言之，对美国来说，即使缩小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规模，也完全可以确保对朝防御，且这也是在美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节省相当经费的妙计。如果韩国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国有可能被牵连其中的忧虑也得以被消除。
三、紧张缓和局势与韩美关系恶化
20世纪70年代，韩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韩美对国际局势战略观点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假设世界战略变化并一贯将其应用到东北亚朝鲜半岛，但韩国希望优先考虑朝鲜半岛的特殊情况。对韩国来说，美国的存在感是绝对的，而对美国来说，韩国只是世界战略的适用因素之一。韩美同盟的起源和维持基础是威胁认识的趋同化，但20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了韩美在威胁认识上的差异。不对称同盟中的威胁认识出现差异时，其影响也必然是不对称的。换言之，美国对韩国的反对非常不满，但韩国却把美国强行改变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二部分 超越神话化的“同盟”
美国多次为了本国利益和统治的效率性而支持独裁者，这违背韩国国民对民主主义的渴望是无可辩驳的。不仅是韩国的政治家，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依赖性也是存在的，在野党政治家们为了得到美国的认可而向美国求助，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但是美国制造这种结构性因素更为重要的一点不容忽视，美国没有清算殖民地的残余，反而利用军情构筑亲日势力，使朝鲜半岛成为冷战对决的最前线，使韩国成为军队和警察过度扩张的国家。也就是说，韩国的在野党政治家得不到美国的认可，也无法完全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当时在野党的力量和政治力量已经超越了这种结构，无法选择反美。笔者认为，即使今天的韩国其进步势力已经三次建立政权，但都没能完全克服这一点。
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还邀请作为韩国保守政权的全斗焕成为首次访美人士，对当时韩国非民主、非法政权给予认可，赋予其正当性，向世界展示了积极的支持者形象。这是白宫计算好的行动，如果巩固全斗焕的在韩地位，他将成为新冷战最前沿的朝鲜半岛坚实的追随者。美国政府认为，“光州民主化运动”基本上是暴徒的暴动，而美国为恢复韩国的稳定和秩序不惜提供帮助是正确的选择。这其实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的国家令人难以想象的自我中心歪曲，“韩国人和田鼠是同一个民族，无论谁成为领导人都会服从。”当时的驻韩美军司令官约翰·威克姆（John Wickham）的著名妄言可以表现出美国的认识。
一、对韩国来说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20世纪80年代，军事独裁以及对美国的抵抗变得尤为突出，当时接连发生的美国文化院纵火或占领示威正是这种动向的具体反映。1980年12月光州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发生，1982年3月釜山美国文化院发生了纵火事件，1985年5月占领首尔美国文化院的静坐示威事件发生。光州抗争后频发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光州民主抗争是韩美关系历史上的核心分歧点之一。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一代开始提出"美国究竟对韩国意味着什么"的本质问题。在此之前，在冷战体制和南北分裂的结构下，韩国根本无法考虑反美问题。当然，虽然有部分过激势力的反美主义，但没有得到广泛的共鸣和支持，政治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对此，美国的认识也是一致的，美国确信在光州之前，韩国并不存在反美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人对美国的绝对信任逐渐消失。当然，光州运动以后，在韩美关系中“同盟”的神话仍然非常强大，韩国反美只是“反美情绪”的程度，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势力化的“反美主义”。但是,美国对光州以后变化情况的新认识在之后也表现出倒退性的思考。
美国起初并不看好韩国国内提出的问题，但韩国的反美示威比预想的要猛烈，最具代表性的是2002年美军装甲车导致两名女中学生死亡事件，该事件成为美国关注韩国国民舆论动向并近距离进行监控的决定性转折点。光州事件则告诉了两国，韩美两国关系虽然特别，但不能超越各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对韩国来说，即使美国表现出相对善良的帝国面貌，本质也和过去的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对贪婪的外来势力极具常识性和现实性的认识，作为一种契机，也提醒了韩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摆脱过分的对美依赖。
二、卢泰愚政府的北方政策和美国
从1980年代末开始冷战体制趋于崩溃。1980年后半期到1990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变化的漩涡中，朝鲜半岛也不例外，作为外交应对，卢泰愚政府的“北方政策”登场。北方政策是指针对中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朝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这些国家大部分在相对韩国的地理位置上都位于北方，内容主要是通过探索改善与这些北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增进经济利益来促进南北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这一“北方政策”是为了实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和南北统一的政策和方法。
北方政策的目标得到明确提出是1988年卢泰愚总统的《7.7宣言》和当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卢泰愚总统在《7.7宣言》中宣布，将朝鲜从敌对对象转变为和平共处、交流与合作的对象，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创造条件，追求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改善。接着，在10月的演说中卢泰愚总统继续宣布:“希望我们的友邦国家增进与朝鲜的关系，为朝鲜的开放和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希望与朝鲜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增进与我们的友好关系，也能与朝鲜保持更好的关系，与他们更加合作。”这意味着：一是在冷战体制剧变的可能性下，韩国通过改善冷战体制中的敌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来改善安保状况；二是韩国积极争取改善南北关系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实现和平共处。这两个目标需要有机地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即使韩国改善与周边强国的关系，如果与朝鲜的关系得不到改善，冷战体制下的安保问题也会持续下去。
关于北方政策成果的争论是有关韩国外交对美的自主性问题，即北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项自律的外交政策。北方政策是韩国政府与美国没有事先协商而推出的，是韩国政府的先发制人的、自律性的政策变化的主张，这和从一开始就是韩美协议事项，反而美国的要求影响到政策变化动机的主张相互冲突。对于北方政策的自主性争议，也有折中的中间立场。折中论的核心论旨是，解放后，韩国外交政策的自主性因美国大东北亚政策和地区内强国的利害关系而受到制约，但从冷战过渡到后冷战的状况下，随着这些制约条件的减弱，韩国发挥自律性的空间增大。实际上，卢泰愚政府的“北方政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国际政治学者全在成将此解释为美国对朝鲜半岛"相对友好的放任"，这一概念分析认为，美国孤立主义倾向增大时，在强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战略重要性相对较小时，且在强国之间实现势力均衡时，韩国处于相对被放任的状态，韩国利用这一倾向发挥了部分的自主性。这种解释证明，即使考虑到"强国政治"这一独立变数减弱带来的自主性是有条件的、有局限性的，也需要承认韩国自主外交的必要性。
三、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和美国
阳光政策是通过南北和解和交流合作来引导朝鲜走向和平、改革和开放之路的积极对朝政策。虽然在外交上与被称为“包容政策”或“干预政策”（与engagement一词相似），但实际上此政策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内容。金大中总统就职演说中阐明的阳光政策三大基本原则：首先，不允许朝鲜的军事威胁或武力挑衅。其次，在正式放弃吸收统一的同时，也放弃一切动摇或威胁朝鲜体制的行为。最后，立足于1991年南北签署的《南北和解与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协议书》，即《南北基本协议书》，推进韩国和朝鲜交流与合作。可见，金大中政府“阳光政策”除了对朝包容政策外，还包括确保军事遏制力、国际合作、国民协议等内容。而且，这也是追求和平统一的统一政策。同时，也是"先和平、后统一"的和平优先政策。总之，此政策意图先实现和平共处，在时间上逐渐诱导朝鲜变化，然后实现统一。
与上述意图不同的是，“阳光政策”被那些把南北统一视为民族至上课题的人批评为“分裂永久化”，被相信朝鲜会崩溃的人批评为“帮助朝鲜延长生命的反国家性尝试”。同时，这一政策对朝鲜来说也不是什么可喜之事。问题本质在于美国政府，当时美国共和党执政，尽管冷战结束已经多年了，但美国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卢武铉政府和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是以冷战体制解体为前提的，因此，不可能与当时美国政府的思考共存。这种情况，实际上至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三部分 新的挑战和韩美关系的未来
一、李明博政府对同盟的重新调整
韩国历届政府都没能摆脱亲美派的阵线，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保守政府还是进步政府都没有例外。当然，二者存在相当的不同之处,保守政府把加强韩美同盟作为权力的基础,而进步政府则与保守政府相比,摸索出了韩美同盟的相对自主性。金大中政府是第一个在分裂现实和冷战结构下掌握政权的韩国进步势力，可见韩国政府的亲美路线是近乎常数的，就连进步政府也没有脱离亲美路线，这是不争的事实。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文在寅政府就像胸前被镶嵌着红字一样，在朝鲜半岛分裂和韩美同盟的框架下，如果试图促进细微的变化，就会重新被烙下“亲朝”、“亲中”或者“左派”的烙印。甚至在韩国和美国，很多情况下双方的合作和联合，都会面临着“亲美”等理念批判的攻势。
在这种背景下，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执政的9年间，保守政府对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自主性探索提出了抗议，具有相当程度的冷战回归倾向。当然，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美国政策变化等也是重要原因。但可以说，主要原因是之前的十年进步政府的成果被“抹去”，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作为保守的既得权势力具备冷战思维的惯性。也就是说，在后冷战的世界状态中，韩美同盟依然是依靠冷战惯性的至上主义。自1953年签署以来，韩美同盟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为防止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为维护朝鲜半岛基本稳定做出了贡献，现在面临重新调整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韩美同盟变化提供动力，还消除了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这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李明博政府认为前任金大中政府实施的阳光政策以促进南北关系改善，却反而使韩美关系恶化，通过强有力的掉头从而转向了韩国对朝强硬政策。另外，由于前任政府的自主性探索使得韩美同盟受到了损害。为了恢复美国方面的信任，李明博政府采取了积极的亲美政策以恢复韩美同盟在过去10年间的破坏为宗旨。从就任初期开始，李明博政府就提出了韩美同盟的未来蓝图，就是所谓的"韩美战略同盟"。2008年4月15日，李明博总统在与布什总统的韩国社交会（Korea society）上提议说:“面对21世纪新的国际环境，韩国和美国是可以为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当时，韩国战略同盟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价值同盟”、“信赖同盟”、“构建和平同盟”。
韩美战略同盟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布什总统在2008年4月韩美首脑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认识到中国问题是韩美两国以建设性方式合作的机会，这在21世纪同盟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美国于2000年5月发表“Joint Vision2020”，这一政策包括了到2020年为止美国的世界战略，其核心也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人”，并明确表示，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将继续派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积极接受韩美同盟重新调整方向的一系列韩国国内研究也指出了韩美战略同盟的特性，在美国布什政府的对华牵制下，韩美同盟实际上有可能被捆绑在韩美日三角同盟体制下，成为封锁网。
二、朴槿惠政府的半岛信任进程和平衡外交
朴槿惠任期初期，政府坚持进步政权，寻找和李明博政府之间的中立立场，放宽对朝韩强硬政策，摆脱亲美一边倒的外交。引领朴槿惠在大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与李明博政府“划清界限”，保守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评价朴槿惠政府抢先占领了相对进步的议程，但是这在国内政策中通过经济民主化提高国民福利，在对外政策中调整李明博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和亲美一边倒也是外交上的变化。虽然本质上是保守政权的延长,但也是为了达到政权交接的目的。实际上，朴槿惠政府继承了前任政府在对立的南北关系、疏远的韩中关系以及日益加深的对美从属等难题，因此，朴槿惠政府似乎一直在寻求改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加强韩美同盟的同时努力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并就对朝政策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朴槿惠总统与前任政府基本共享了理念和人员构成，但从大选开始就对前任政府的整体外交路线表示了批判性见解，包含这一变化的表现是提出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和“均衡外交”。
从理论上讲，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和“平衡外交”具有很强的中间性质，即介于金大中、卢武铉两个进步政权和李明博政府之间。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立足于稳健的对朝包容政策和强硬的“先弃核论”，指向了“无核、开放、3000”政策的中立立场。而在强调原则论并要求朝鲜改变行动这一点上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不同，在朝核问题和南北关系的改善上，与李明博政府不同，“均衡外交”批评进步政府试图依赖美国确保自身的自主性，强调中美之间的均衡，同时暗示对李明博政府亲美一边倒政策也会进行部分修改。可以说，这其中包含了保守政权虽然在维持韩美同盟最优先的政策基调，但恢复与中国关系的意图日益重要。
朴槿惠政府虽然宣传中韩关系迎来了新的蜜月时代，但实质上韩中关系具体进展并不多。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章洙的沟通开始启动，两国国策研究机关之间战略对话和外交部、国防部的外交安保对话也逐渐开始。但是，对朝合作仍然没有顺利进行。朴槿惠作为总统的个人形象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日本的右倾化战略也带来了反射利益。但是，韩国基本上仍然没有摆脱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封锁中国的嫌隙，中国单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后，韩中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卢武铉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当时韩国政府想避开理念争论来回避中美矛盾格局，但在中美或中日矛盾危险增大的格局下，韩国外交仍然停留在尚未摆脱韩美同盟阴影的被动外交上。
2015年9月，朴槿惠任期末的萨德部署争议，使其“均衡外交”以失败告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朴槿惠总统发出在天安门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邀请函后，朴槿惠总统接受了邀请。在西方国家首脑无人参加的情况下，朴槿惠登上天安门城楼向行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手致意。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面谈中，朴槿惠强调朝鲜半岛统一将解决所有朝鲜半岛问题。对此，华盛顿表面上表示尊重朴槿惠总统的出席决定，但还是通过多种渠道向韩国政府传达了不快。被美国的反应吓到的朴槿惠总统访问中国后，立即于次月访问美国，为消除所谓“韩国的中国倾斜论”而采取积极行动。为了韩美同盟关系的发展，韩国决心做出更多的贡献，特别是访问了五角大楼。虽然说这是美方破例的礼遇，但这并非不是消除登天安门城楼行动的一种压力。
关于萨德部署，当时“战略模糊性”说法十分盛行。朴槿惠的均衡外交并不是“战略模糊性”，而是“无原则和无计划的看眼色外交”。战略模糊性是在战略选择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周密的计划和细致的管理才是真正的战略。但是，"城楼外交"以及之后的"萨德外交"说明，朴槿惠均衡外交不仅没有回避美中之间的排他性选择，反而造成了自己进入最恶劣状态的困境。均衡外交陷入困境的最大因素还是过分依赖美国。
三、文在寅政府的半岛和平进程和韩美同盟
从文在寅政府开始，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就成为代表性的外交政策。文在寅总统认为，驱逐腐败的朴槿惠政府、自己当选总统的"烛光革命"赋予的最重要任务是"创造和平",因此，文政府宣布将打造没有核武器、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作为国政目标。用永久和平条约代替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是文在寅总统一生追求的信念，他想留下的遗产是持久的和平和南北经济共同繁荣。
2018年初到2019年初,文在寅政府推动了两次朝美首脑会谈和三次南北首脑会谈,这些努力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这些首脑会谈,朝韩双方就和平手段实现完全无核化的原则达成了协议。“板门店宣言”和“新加坡宣言”都试图构建代替停战体制的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历史性共同约定。但2019年2月河内会谈失败后，就无核化和安全保障中应先做什么的问题使得会谈陷入僵局。截至2021年初，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胶着局面仍在继续，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推动促使朝鲜和美国继续坐在谈判桌上，韩国和朝鲜双方也寻找"有可能的协议领域"，积累信任，创造进入下一阶段的机会。
结尾——重新思考韩美关系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亚洲战略试图全面遏制中国，将日本和韩国捆绑在一起向中国施压，这很有可能导致历史的倒退。美国仍然是韩国必需的战略资产，但必须摆脱军事同盟的绝对神话。“韩美关系应该加深，但规制韩美关系的军事同盟性质应该减弱”。那是因为，对韩国来讲，走向和解与和平的朝鲜半岛软着陆是更好、更合理的选择。唐纳德•格雷格回忆录的文章萦绕在耳边，“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可以结束的，也是必须结束的悲剧。只有在相互持续的恶魔化转变为对话，实现和解时才能实现。”
金峻亨，韩国韩东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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