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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对东北亚和平时代构建的思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大国际观察 Author 张蕴岭
作者：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首发：《东亚评论》2019年第2辑。《东亚评论》面向国际问题研究，以东亚研究为重点，突出东北亚研究。现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半年刊，张蕴岭教授担任主编，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编委。
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
中国地处东北亚，使地区向好的方向发展，让命运共同体在东北亚落地，应该是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中心任务，也是中国发挥新型大国引领作用的重要实践。最近，笔者发表了一篇长文《百年大变局中的东北亚》，就东北亚的未来提出一些新思考，不妨顺着文章的思路，对一些问题进一步思考。
东北亚要实现向好方向发展的变局，还是需要做好一些基本功课，其中，最重要的是走出历史的阴影。东北亚很特殊，至今没有走出近代历史的阴影。历史很复杂，且具有延续性。有些涉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历史认知和责任问题，有些是与历史有关联的领土争端问题，有些则与二战后地区关系和秩序重构的不合理性有关。二战日本战败，本来应该为东北亚解决近代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机遇，但出于复杂的原因，没有一个受害国能直接参与战后处理日本侵略问题的旧金山会议并参与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冷战导致东北亚地区对抗的新格局，更没有给东北亚国家解决历史问题留下空间。即便在此后的发展中，除朝鲜外的其他国家间都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但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敏感的问题要么被搁置，要么被简单处理。因此，被掩盖的问题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时冒出来，在新时期又生成新的问题。
历史不能推倒重来，我们只能开辟着眼于未来的新思路，以走出历史的阴影、实现历史的超越和历史的和解。实现历史的和解需要政治勇气。重要的是，面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时发作，要能够在出问题时做到“急流勇退”，即在矛盾出现时，当事方，特别是政治家要能够把温度降下来，而不是让矛盾激化。历史本来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出于复杂的原因，各自对历史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后人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因此，走出历史的阴影，有一个如何处理“历史存在”与“现实认知”对接和如何实现历史认知重构的问题。
当然，关系和秩序转变还是要基于现实。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转变呈现出一种复杂和不确定的形态。随着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地区关系格局发生新的转变，其中，中美战略博弈力度加强，朝核问题成为大变数。特别是朝核问题，涉及各种关系和秩序，很复杂。在东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当前的“平静”也许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各方力量的博弈增加了达成共识、推进去核进程的难度，从而埋下爆发新危机的种子，这是需要掌控的。
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变量，其综合实力的上升引起了复杂的反应。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增强，导致其他各方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对冲外交”，即便是属于美国盟国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
东北亚地区尚处在大变局长进程的初始期，各种矛盾交织，相互碰撞，极易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因此，第一要务是创建和维护地区和平。对和平的威胁来自大国的角逐对抗。传统变局的方式一向是以战争决定秩序。但在新时代，新关系和秩序的构建并非要通过战争进行。一个共识是当今大国战争无胜者，都有难以承担的代价；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誓做新型大国，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的道路，要通过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竞合方式”推动现有关系与秩序的改变。这和当年日本崛起与列强争雄，用武力构建势力范围圈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还有，在东北亚，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如中日之间、俄日之间、美俄之间，都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难以构成引发大冲突的因素。特别是中俄之间结成了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已经走出历史，构建了新关系，对东北亚和平起到平衡作用。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一个新试验，尽管没有成功，但提供了经验，有利的因素是，各国均主张政治解决朝核问题。至于一些冲突热点，即便发生突发事件，各国也可通过应急外交进行处理，大家都有掌控局势、防止升级的政治意愿。
一般地说，创建一个地区的和平，可以通过三种驱动方式：力量制衡，制度构建和认知引领。力量制衡，即构建各方力量，特别是大国之间力量的均衡机制，以限制一方采取破坏性行动的可能性。有人认为，在东北亚，中国是现行秩序的挑战者，应该通过美国加大投入，加强美日同盟或美日韩同盟建立平衡中国的机制，其实这种做法的结果适得其反。制度构建，即通过建立地区治理制度，制定共守法规，实现基于管理的地区和平。欧洲是一个好范例，从煤钢联盟到欧盟，就是通过制度构建实现地区和平的。但是，东北亚无法照搬。尽管已经有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但是，它并非建立在具有约束力的地区制度构建基础上，同时，把它向其他东北亚国家扩展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认知引领，是指对于区域的身份（identity）有清晰和比较强烈的共识，有人为此提出建立东北亚认知共同体，近代以来，处于复杂的原因，东北亚区域身份认同被大大削弱，现实的情况也对重建区域认同形成很多障碍，甚至基于区域身份的认同也很难达成。
显然，我们需要为东北亚寻求符合该地区实际情况的路径与方式。笔者提出，东北亚需要增进“共有（或共享，shared）认知”。“历史共有”（shared history）是东北亚国家的宝贵资源，包括民族、文化、传统领域的共有性等。中日韩三国已经在做相关工作，比如组织历史纂写委员会，启动对共有历史的研究，合作编写历史课本，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还编写了中日韩共用汉字辞典，把共用汉字作为共有的历史财富。“当代共有”也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在海洋、自然资源、气候治理等领域，提出共同拥有、共同开发和共同保护的方案。区域不仅是地缘关系，更是共生关系，山水相连、资源共享、族群相亲。东北亚需要从东方思想中寻求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共生文明观。有人提议，应该推动东北亚认知共同体的构建，增强区域意识基础上的“我是谁”。事实上，在东北亚，各方对于区域的认同并不强烈，这可能与近代以来该地区分裂的历史有关。鉴于此，东北亚共享认知应该从基本的“共利认知”做起。
基于“共享认知”和“共利认知”，东北亚地区可以推动新安全关系和秩序的建设，走出传统安全结构下的“安全困境”，推进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机制建设。新地区的安全关系与秩序构建既要基于现实，更要着眼于长远。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是尚未从二战后的对抗关系与秩序框架中走出来。这需要解套，需要着眼于长远的安全构建，以新安全观，即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为引领，凝聚共识、协力共建。
在推动构建东北亚新安全关系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近代，中国被推下东北亚地区关系与秩序构建的舞台，二战后，东北亚陷入冷战对抗，美国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在地区安全关系和秩序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政治与安全的分裂继续，沿袭这样的路径，东北亚就难以从“安全困境”中摆脱出来。因此，东北亚新地区政治安全关系与秩序的构建需要让新安全观理念在东北亚落地生根，增加理解和共识，形成话语权导向；也需要通过合作，构建合作性风险管控，把半岛无核化与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机制构建联系起来，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下处理好中美关系，把美国纳入东北亚新安全体系之内。
总之，东北亚未来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应该走出以冲突为导向的西方国际关系信条，寻求以和解与合作为指导的东方道路。
张蕴岭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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