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
作者：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来源：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今年或者明年开始，中国就将进入到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会相对加快，其对供给侧的冲击还会加剧，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提出“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
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随着人口总量下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将减慢。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过程既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生产率。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还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今年或者明年开始，中国就将进入到人口负增长时代。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关心的是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人口峰值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经历，多数国家还没有经历过人口峰值。人口峰值的含义并不是说某一年人口相比上一年减少，而是指按照生育率决定的自然规律，人口达到了最高点，随后变成了负增长，且基本上没有再涨回来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中国遇到了人口峰值，指的就是由我国生育率决定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生育率的估计是有偏差的。从总和生育率来看，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在2.1以上，人口长期就是正增长的；如果低于2.1，短期内人口由于惯性还会正增长，但若干年后就会到达峰值转入负增长。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1.7、1.8，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也是依据1.7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来估测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中国距离人口顶峰还会有若干年，因此对相关问题没有太关心。
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我们的总和生育率是1.3。这个1.3不可能是一年达到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在很低的水平上，已经很多年了。
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我国的人口峰值可能会很快地到来。我们实际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跟联合国预测的大不一样了。今年，联合国按照中国新的人口数据，及时修正了对中国人口峰值的预测：今年我国达到人口峰值，明年就将转入人口负增长。
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印度的人口还在快速增长，所以只要我们负增长，印度的总人口马上就会超过我们，也就是说，明年印度可能就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了。当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人口负增长会带来经济问题：一是负增长本身；二是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老龄化在不断加深。
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14%就是深度老龄社会；如果占比超过21%，就叫做高度老龄社会。
国家统计局去年的数据显示，这个占比已经是14.3%了，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社会。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太多的国家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但日本是，日本已经远远超过21%了。未来我们也会走到这一步。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大概在2030年前后，我国就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
因此，这些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的人口转折点。按照经验，过去我们的人口转折点同时也都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因此新的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需要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带来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应该说，人口负增长是一个迟早的事，但它终究会产生冲击，应对冲击是重要的。从历史经验上看，有成功应对的，也有不那么成功应对的。
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一个人口转折点，就是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开始负增长，带来典型的冲击是供给侧的，比如一是劳动力增长减慢，成本提高，企业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下降。从那时开始，我们制造业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三是随着劳动力减少，企业被迫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人，替代得过快的话，就带来了投资和回报的不相对应，也就是经济学上的资本报酬递减；除此之外，劳动力减少，农村向城市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放慢了，这个转移本来可以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随着转移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个生产函数里，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
实际增长率围绕着我们当时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2011年之后的实际增长率也跟着下降。但是两者还是一致的，说明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力。
同时，新的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转折点到来以后，供给侧的冲击还在，而且还会加强。上一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还是比较平缓的，可以说是一个缓冲期。但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相对会加快，这也就意味着过去我们所知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今后会加剧。
但是，我们应对供给侧的冲击还是有经验的。过去10年里，我们部署了很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预料到供给侧冲击还会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过一些预测，我们预测从现在开始，未来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们也预测了两个方案，一个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趋势按照现在这样走；还有一个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说加大很多领域的改革力度，从而带来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在知道今年我们人口会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以后，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数做了一个估算，也恰恰证实了这一说法，就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我更想强调的是，从一些国际经验来看，除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比如说从东欧和波罗的海这些典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来看，他们从90年代开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长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较，多年来它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几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在人口变成负增长的时候，经济也都经历了负增长，这个冲击效果还是很强烈的。再比如说从日本的经验看，需求侧的因素也是人口负增长的新因素，这也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
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一看消费需求，这样可以回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问题。
消费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人就是消费者，人口是消费的总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叫“人口总量效应”。
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还不够充分，差距也比较大。同时，他们消费有后顾之忧：64岁的人要为70岁着想，70岁的人还想我80岁怎么办，80岁了还想90岁，并且不只为自己的未来着想，还要想儿子辈、孙子辈。所以他们的消费倾向也比较低，这是“年龄结构效应”。同时我前面说过，人口增长转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收入增长也会放慢，这个叫“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来了，我们的GDP也降下来了，那么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比如收入差距过大，我这里引用一个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测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会用于消费。那么，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消费倾向一定是比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体增加了收入也没有更多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较低。
结论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消费侧。而“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就意味着要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变成庞大的超级大市场。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我们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基尼系数达到0.468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缩小了总体的收入差距。
此外，在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国际上很多预测说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不会太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达不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不增长的，劳动力也是不增长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23%的比重，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劳动力是剩余的呢？因为从国际比较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3%、4%。我国也接近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要逐步缩小上述差距，意味着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对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1个百分点就是800多万，20个百分点大家想想是多少。因此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也是推动了这个过程。从农村向城市进一步转移，意味着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意味着生产率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因此对于供给侧、需求侧，新型城镇化都可以带来红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需求侧。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率是65%，但是真正有城镇户口的人只有40%左右，两者之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8个百分点就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其他的进了城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那么，让这些群体得到城市户口、变成真正的市民，可以改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OECD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团队提出，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转移有两步：第一步是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步可以带来接近30%的消费增长。进了城以后，如果他们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接近30%。因此我们两步走的城镇化本来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潜力，变成了一个新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源泉。两步走，相当于火箭第二次推动。
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用国际数据看一看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越到比较高的城镇化阶段，两者之间关系也就越紧密。过去也有一个经济规律，叫做城镇化后期的支撑力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管这个规律成立不成立，只有农民工进了城以后得到城市户口，他的收入才能稳定地持续增长，他的社会保障、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才能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长期可持续。
最后我想说，有人说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提出经济增长的定量目标，其实这个定性目标也非常严格、非常高。报告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知道的。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就是说至少“十四五”远景规划定下的目标没有变。“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应该接近于23000美元的人均GDP。因此，迎接这个新的挑战，落实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第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要扩大消费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使实际需求能力适应经济增长，支撑潜在增长能力。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
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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