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外交、东亚与美国、一带一路。主要著作有《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构建》（主编）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

摘要

过去二十年，中国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大有作为的时期”、“内涵和条件变化”、“风险点增多”，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以多个经济体在过去60年的经济增速为指标，考察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这两者的关系是复杂和非线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目标需要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好坏也与本国的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国际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战争和冲突常常有利于发展，主要是源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有很大机会塑造国际环境。中国应从国际战略高度认识较高速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提升战略能力，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

前言

自21世纪初中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大判断以来，学术界围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外延、战略机遇期的挑战，战略机遇期的存续等发生过诸多争论。例如，曾有学者提出，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转变的阶段。形成这种看法的基本驱动力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东北非剧变以及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等。事实上，参与有关“战略机遇期”讨论的主要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国际环境是“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重新审视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与新条件时，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总是必要的步骤。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表明，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与20年前显著不同。基于理论视角的差异，在对国际环境严峻程度的认识上，各方还有一定差异，但是，美国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使得关于国际社会正在进入“新冷战”的舆论甚嚣尘上。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和战略机遇期的研判有了较大的变化。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虽然时隔一年有关“动荡变革期”的内容只增加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字也可能意味着这两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中央在提出“动荡变革期”时，仍强调依然存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只是需要深入把握新的变化。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没有“战略机遇期”这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国际上有评论认为，党的二十大调整“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预示着中国“实现其目标的道路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来得更加坎坷”。因而，回答“战略机遇期”的前景，特别是识别“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我国“新的战略机遇”，不仅有助于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把握我国发展的新机遇，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点的需要。从既有的学术文献看，学术界对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战略机遇分析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对其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目标和新发展格局之间关联性的讨论还不够。这或许是2022年下半年《求是》刊发习近平总书记两年前有关新发展格局与战略机遇期重要论述的原因。从学术角度看，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一个动荡且变革中的世界是否必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或者换一个更学术性的表述是，迈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凭借增长的国家实力能否塑造一个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论断及其阶段性演变

21世纪初中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国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年9月，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在纽约出席第五十七届联大一般辩论时介绍了这一思想，其表述是“新世纪的头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出席2002年全球工商领导人论坛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本世纪头一二十年，又迎来了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载入党的十六大报告，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显而易见，但又必须加以强调的是，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研判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战略有着深厚的联系。在该重要判断提出后不久，即有学者认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战略判断和历史性选择。

过去20年，中国政府对这一重大判断的表述经历了四次较大的阶段性变化。如表1所示，第一阶段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立足于“大有作为”，时间大体上对应着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第二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尽管仍然强调“大有作为”，但是认为“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14年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第三阶段，从2019年开始，中央有关“战略机遇期”的提法不仅有较大幅度减少，且强调“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具有标志性的是，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战略机遇期”，取而代之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2020～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不再提及这一重要判断。第四阶段，从党的二十大开始，中央不再提“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是指出中国进入一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面临着“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外部环境动荡不安”。总的来看，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稳定性、开放性趋弱，动荡、不确定性和封闭对抗性在增强。

表1 “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和表述的四阶段变化

来源：笔者根据《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整理

“重要战略机遇期”表述在第三阶段表述的变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有密切联系。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会议上首次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百年变局带给中国最深刻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和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第四阶段不再提“重要战略机遇期”，则与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为此中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应对。按照中央的判断，新冠疫情期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使国际环境从过去单纯的战争与和平的二分法，演变成“错综复杂”。为了应对更具不确定性的局势，我们应当改变线性的思维，在国际环境的两个极端点——战争或者和平——之外，探求更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国际环境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致力于维护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总体而言，在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举措推动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因而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一种固定思维是，为了谋求发展，中国必须维护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成为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界在判断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好坏时，深受理论立场和视角差异的影响。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就会自动带来较好的国际环境，而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对经济相互依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等因素极为看重，认为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好坏并非完全取决于实力地位。因而，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历史看，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往往身处战争与和平之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作为一种政治宣誓，走和平发展道路极为重要，至少可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和守成国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研究表明，崛起的西方大国问鼎霸主通常要经历战争，少有的例外是20世纪英美之间、美苏之间和美日之间的权力转移是相对和平的。如果绕开对“崛起”在时间性上的纠葛，那么20世纪美国问鼎霸主以及维持霸主地位的案例至少表明，西方的理论研究已经承认大国崛起并不一定要通过战争。同样，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美国维持和巩固权力并非都是凭借战争，而有赖于其他因素，如跨国公司、美元体系以及盟友体系等。虽然西方大国在最终崛起时的权力转移经常是以战争的方式完成，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日常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战争和暴力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卷入地区冲突和其实力地位变化加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同时也见证了超级全球化的日渐兴盛。在这一阶段，虽然美国发动过多场战争，卷入多场地区冲突，但是，得益于技术创新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美国经济取得了良好发展，以至于被美联储主席耶伦称之为“令人惊艳的十年”。21世纪以后，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耗资超过三万亿美元，但美国经济增速仍领先于发达国家。2002～2008年间，美国、经合组织成员国、欧盟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2.4%、2.2%和2.0%。不过，如果站在战争的被动者视角看，特别是这些被动者、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穷国时，其往往深受战争之害。例如，阿富汗战争对阿富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2011年美国财政部的一项评估发现，战争将导致阿富汗经济总量缩减13%～41%。目前学术界在战争如何影响直接当事国和非直接当事国的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仍不能令人满意。一种原因是，经济学家很少研究战争，通常将战争排除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过程之外。政治学家侧重于研究战争的起因，对战争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关注不多。另一种原因是如一战、二战这样的体系性战争很少发生，而地区冲突的强度从低到高，是一个连续体，卷入冲突导致死亡人数较少的时候一般被定义为低强度，而冲突导致死亡人数多的时候，称之为战争。有研究发现，自1700年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苏联和美国等卷入的大国间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暂时的。不过，每场全球性战争都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均不再是世界体系中全球性军事力量的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流观点是，战争实际上推动了发展而不是阻碍了发展。较为近期的计量研究则发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内战将导致人均GDP每年下降2.2%。但长期的战争，特别是内战结束后，可能迎来不错的经济增长。归纳来看，战争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也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有关，在相互依赖深化的全球化时代，战争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是很大的。这一点，业已为乌克兰危机所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2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发起的对俄罗斯制裁，通过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直接贸易和侨汇联系、跨境生产网络的传导、金融市场以及人道主义影响等五个渠道影响世界经济，造成2022年和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比当年1月预测值下降0.8和0.2个百分点。至于在动荡时期（即不是战争，但也并非完全和平的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显著差异。世界银行提供了1961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经济板块、不同收入国家群体的经济增长数据，如表2所示，以1980年和2000年为界，1961～2021年间、1980～2021年间和2000～2021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速分别为3.47%、2.94%和2.92%，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因此，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但世界经济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增速却要高一些。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在前两个阶段占世界经济比重约为80%，进入2000年以后逐步下跌至2021年的约60%，发达经济体在第一阶段的增速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因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增速在1960～1980年间比较高。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异常显著，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7.04%上升至37.14%，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占比从12.55%上升至28.08%，两者占比均翻了一番还多。2000～2021年间，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速分别为5.50%和5.71%，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取得了比战争与革命时代更好的经济增长。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总的来看，无论是动荡变革期还是和平发展期，经济体量大的一方存在更多创造机遇获得良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表2还显示，21世纪初中国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来的20年，也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二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从21世纪初的3.58%上升至2021年的18.37%，超过欧盟经济体量。在二十国集团中，印度、韩国、印尼等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增速也远不如中国。放眼全球，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了经济增长的最大赢家。以20年为一个时段，明显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光时刻。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是1960年前后，而欧洲和日本则分别是1980年和2000年。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聚光灯则转到了中国。当前，东亚及太平洋的经济占世界比重上升至32.02%，加上南亚（4.24%），中国占所在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中国所在地区在世界经济和中国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旗鼓相当——196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经合组织成员的一半。2021年的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超过1980年世界经济总量，世界经济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表2  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别的经济增速及其占比

（1961～2021年，%）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过去60年来，美国既经历了动荡时期，也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卷入地区冲突，虽然美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几起几落，但仍保持数十年的霸主地位。美国在国际环境陷入动荡的时刻，也仍有能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既源于美国有能力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也源于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用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也有很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与之对比，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甚至低于目前韩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20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不比1960年的日本高多少，中日韩在上述时刻实际上都缺乏塑造世界经济的能力，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就受制于国际环境。换言之，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我们不仅应像前一个二十年那样，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当作一个常量，单方面地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而是更应该增强信心、主动作为，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如果说在21世纪初以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二十年内，世界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机遇，那么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该属于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时期。我们也应该侧重于这一角度，研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以及“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新阶段所需要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

首先，应当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作为迈入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重要战略目标。21世纪初以来的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2020年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国政府提出了到2035年新战略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二十大后，这一目标被进一步明确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2035年我国预期实现的人均GDP约为2～2.5万美元，即届时相当于美国的40%、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简单测算可以发现，如果2035年要达到人均GDP2万美元，那么2020～2035年间中国需保持3.65%以上的年均增速；如果2035年要达到人均GDP2.5万美元，那么2020～2035年间需保持5.44%的年均增速。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速总体上会下降。但从历史经验看，韩国在1980～2021年间的年均增速为5.9%。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这一阶段，韩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约13%发展到超过50%。2021年，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为1.25万美元，约占美国的18.12%，相当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的韩国。2005年韩国的人均GDP超过美国的40%，1990～2005年间韩国经济年均增速为6.7%。以此推算，未来十几年，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年均5%左右的较高经济增速。其次，应当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如果在今后十几年实现年均5%左右的增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最大的空间，发挥类似于美国以往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后者往往被美国视作其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品，也是多数国家不得不加强和美国合作的主要经济动因。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缩小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人民币，约为18万亿美元。当年货物贸易总额达到42.1万亿元，同比增长7.7%。2022年1～11月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4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实际使用外资11561亿元，同比增长9.9%，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3%，低于IMF在去年10月的预测值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速为2.1%，高于IMF在2021年10月的预测值约0.5个百分点，考虑到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因而2022年以市场汇率核算的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尽管IMF最新预测认为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触底反弹，但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依然很严峻。就此而言，中国应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扩大对世界的影响。为此，需更大程度地深化国内改革，加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动荡时期的外部挑战。最后，应当辩证地看待国际环境、发展新阶段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小、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更多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制定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2020年起，中国政府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面向新兴市场和周边地区优化外交布局和提升战略能力。正如前文强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侧重于对国际环境的一项重大判断，主要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随着自身能力和战略目标的双重变化，中国也需要相应地改变与之相匹配的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和需求。总的来说，在实力增长和壮大之后，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力要弱于实力小的时期。因此，即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发展机遇。迈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利用国际环境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身国际战略能力。仍以美国为例。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随着21世纪的到来，美国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充满活力和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从正面来看，我们正处于战略机遇期。”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美国战略界之所以将这20年视作“战略机遇期”，是源于这样一个判断——“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预计在1997～2015年期间，美国仍将保持这一地位”。与美国立足于将霸权地位是否面临挑战作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依据不同，中国判断战略机遇期的出发点是发展，而不是是否存在与中国相匹敌的竞争者。而且，美国当年面临的难题是，维持美国霸主地位要依赖其软实力，而软实力要求美国为中国提供参与国际社会的机遇，这是克林顿政府当年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考虑。20年后，美国国内却出现了批评克林顿政府决策的声音，认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战略性失误。

初步结论

过去二十年，中国密切跟踪国际形势变化，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断深化，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大有作为”、“内涵和条件变化”、“风险点增多”，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从中我们已经体会到，国际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有使用“战略机遇期”这个表述。本文的一个基本发现是，随着实力地位的提升，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以战争方式实现权力转移是较短期内发生的，但绝大多数国家日常的经济增长均是在复杂环境中实现的。占全球经济份额80%的发达经济体，在战争与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速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时期更高。而美国更是在动荡局势中还保持着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这不仅源于其出色的国际战略能力，也取决于其国内的创新能力。国际学术界传统上认为，战争其实有助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因而主导了世界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总体上取得了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经济增速，实现了快速发展，构成了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背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国际体系进入相互依赖和融合发展的阶段，冲突和战争等对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新兴市场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以来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阶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且将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8%以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20年的一项重要经验便是，在综合国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不仅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且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和平与开放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常态，中国主要的战略是认识这一机遇、抓住这一机遇，那么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趋复杂。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与20年前截然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由此导致我国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二是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三是当前中国的实力地位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成为改变国际环境的重要力量。

国际环境变革与中国力量增长同步而至，中国具备更强的战略能力谋划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要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也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外部环境，需要的战略能力也是不同的。战略能力到位，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国际环境也能实现转机；战略能力不到位，中国力量的增长也可能恶化外部环境。为了实现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目标，有必要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为此，不仅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重大意义，而且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加强与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合作，保持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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