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 | 化“周边”为区域：对中国周边研究的创新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作者：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本文根据在第一届“学科交叉与区域比较：中国周边地区研究论坛”上的开幕致辞整理补充修订而成。

各位老师：

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全体师生向拨冗参加第一届“学科交叉与区域比较：中国周边地区研究论坛”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展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上外是最早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的高校之一，2014年即在政治学一级学科框架内自设了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2018年成立由教育部、上海市和上外共建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并正式启动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建设，2020年在研究院实体化过程中完成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的备案和硕博招生工作，提出“多语种+”和以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为核心的“多学科+”叠合式学科建设路径和旨在建构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的“课程育人”“田野育人”“智库育人”的区域国别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在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和参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论证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以此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的范式创新，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在2020年7月获教育部备案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建设方案中，我们将比较区域国别研究列为五大方向之一，其主要考量是借鉴国际学术界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潮流，借助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争取克服区域国别研究被普遍诟病的“自主理论贫乏症”，依托区域国别研究丰富的、多样的在地知识，生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中层理论，也为区域国别学未来可能的元理论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这显然是很理想主义的学科发展思路，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遭遇重挫，难见成效。但日益明显的国际失序和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知识加以支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只能迎难而上，完成一场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的自我革命。

本次论坛我们选择了周边研究作为主题，邀请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不同学科专家，并聚焦亚太、东南亚和中亚三个不同的区域研究开展对话，进行比较，就是以比较为方法，以区域为基点，以区域知识催生普遍理论的一次尝试。

那么，为什么上外格外重视周边研究？本次论坛更是直接以此为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要回到区域国别学作为应用型基础学科这一本质属性上来。和一般的学科发展不同，区域国别学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驱动的，我们在推进相应议程设置时必须对此予以及时、高效回应。而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有四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即“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周边外交在这个格局中是排在大国外交之前的。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周边安则国家安，没有稳定的周边环境就难以真正走向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的发展史也反复证明，任何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无不首先从夯实周边开始。

服务国家战略有方式方法的选择。我此前在南京大学等高校召开的几次学术研讨会上曾经直言，区域国别学建设在议题选择上必须避免国际关系中心主义，而要回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军事、法律、文化等整全的知识体系构建上来，实现“广谱覆盖”；在知识旨趣上，必须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在高度重视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类问题、获取旨在直接应用的“表层知识”之外，还需深入挖掘那些传统上经常被忽略的结构性、制度性“深层知识”，实现“表里合一”；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超越“中西两分”的思维定势，像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共性更有中国特性一样，纳入中国、西方和中西之外的广阔外部世界的多元视角，推动“以中释外”“以西释外”“以外释外”的对话，最终在多种主体性、多重普遍性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国别知识的“自主生产”。

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但我相信学界基本都不会否认，区域国别学必须处理好“道”与“术”、“学”与“用”的平衡关系，以“道”引“术”，以“术”强“道”，以“学”促“用”，以“用”进“学”，形成基础性知识和应用型知识的积极互动和良性循环。

具体到今天论坛重点讨论的周边问题，无论我们是支持“周边学”的建构，还是用更习惯使用的“周边研究”冠名，本质上来讲，肯定是区域国别研究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太、东南亚和中亚三个区域里面我对中亚比较熟悉一点，接下来请允许我依托自己从事的中亚研究的实践经验，就周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谈一些非常粗浅的看法。

周边研究具有战略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周边研究之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价值，在我看来，和周边的一些特殊属性有密切关联：

第一，周边具有“中心性”。周边，顾名思义，是和“边界”“边境”“边疆”这些概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传统意义上，中国周边是相对于作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而言的，所以自然而言就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对应关系和认知上的“差序格局”。延用这一知识传统，很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以相邻地区、国家为边缘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实践主体认同，进而影响周边外交的议程设置及其成效。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周边已经具备了一种中心性。在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由于大国战略博弈程度和中国自身发展客观需求的不断上升，周边地区各国作为中西必争之地已经实现了从“大国政治的悲剧”到“小国政治的喜剧”的华丽转身，曾经的国际关系边缘和客体摇身变为中心和主体，或至少具有一定的中心性和主体性，形成了地理上的边缘和政治、经济、外交上的中心的“错位”复合体。作为应用型基础研究，区域国别学必须赋能我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处于首要位置的周边研究，使其成为区域国别学综合和专题研究中的“中心”。因此，中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亚太研究等周边地区研究，包括在其中的大量小国和中等强国研究理应得到区域国别学界更多的重视，成为我们知识生产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而不仅仅是大国研究的附属品。也就是说，周边在国家战略上的“中心性”，必须体现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理自觉上来。

除此之外，周边的“中心性”还应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的方法论自觉。费孝通先生在93岁高龄时发表了一篇专门论述社会学方法论的论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出了“将心比心”这一带有强烈中国色彩、可以被称之为“多重普遍性”的以文明互鉴为中心的的方法论原则。这对周边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小觑的指导意义。我想，在“多重普遍性”或者我更常用的“多重主体性”的视野中，如果说周边不是自然转化为一个中心的话，也至少是我们必须认定的中国和周边双中心或双主体之一。从战略上的重视，到方法上将“大小国一律平等”的外交准则转换为研究原则，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知识生产范式缺陷，获得对有关周边国家和地区更客观、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效应对相应的外交挑战。

第二，周边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地理形态上的复杂性。我国的邻国特别多，14个陆地接壤，6个隔海相望，自然就体现为地理环境上的多样性：有陆地，有山川，有海洋；有寒带，有温带，有热带；有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内的微观地区（micro-region），有跨越国家的中观地区（meso-region），有更大的宏观地区（macro-region），还有被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定义的“佐米亚”（Zomia）这种跨国界的“区域”以及飞地这些特殊类型；二是主权属性上的复杂性。我国和俄罗斯及中亚三个陆地接壤邻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顺利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不少邻国与我国存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现实矛盾，比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南海问题至今仍是我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相互关系的障碍因素。另外，周边国家除与我国外，可能与其他邻国也有争议，比如日韩的独岛（竹岛）之争等；三是制度类型上的复杂性。我国周边既有朝鲜、老挝、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日本、韩国等高度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有总统制，又有议会制，有的国家保留了皇室，还有总统议会制、议会总统制等半总统制的各种亚型。即便是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中、朝、越、老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上也不尽相同，有着立足本国国情的细微差异；四是发展程度上的复杂性。大类上可以分为发达、欠发达或者发达、发展中国家。细类上似乎又有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发达国家等不同类别。从人口、经济规模等视角看，我们周边的多样性也十分鲜明；五是文化文明上的复杂性。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以宗教为标准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体系，除了拉美文明、“可能的非洲文明”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在我国和我国周边存续和发展，其中在一国内部不乏多样文明并存形成复杂的竞合关系。不同国家同属一个文明体系，但内部可能因教义等又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构，比如伊斯兰教不同教派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六是历史记忆上的复杂性。从传统帝国到被殖民或被半殖民再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加上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内发生的各种摩擦、冲突乃至局部或整体战，使得历史的恩怨情仇被深深嵌入到周边各国的民族与国家建构之中，因而使得记忆之争、话语之争、叙事之争经常以特别激烈的样貌呈现出来。

在我看来，周边的复杂性本质上在于，周边是被建构的、开放的、流动的空间。周边的“边”并不必然和民族国家边界相吻合、相重叠。周边更像一个多维棋盘，政治意义上的周边、经济意义上的周边、民族意义上的周边等等，各自拥有不同的边界，并且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盛行的各种合作倡议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周边的地理、主权、制度、发展、文明、历史上的复杂性都塑造了周边的动态性，进而造就了周边的复杂性。因此，进行周边研究必须以复杂性科学思维为指引，运用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方法，经由学科交叉融合，恰切地认知和理解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复杂的周边本体。

第三，周边具有“周边性”。这种“周边性”也可以称之为周边的“地方性”。以中国为中心，自然产生了中国的周边。这一周边地区中的每一个民族国家以及作为两个以上国家的不同组合乃至一个整体，除了作为中国周边外，还各自有着它们的周边，这就形成了“周边的周边”，或者更流行的相对于“小周边”而言的“大周边”范畴。相较于我们传统上更关注的“小周边”，也就是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大周边”的战略价值可能还没有得到区域国别研究学界足够的重视，尽管这方面的讨论也不少。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的一个战略趋势是，主要大国向最近三十余年的全球化、地区化等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借势借力，不断推进各种增进互联互通的“大周边”战略，以拓展自身的国际声望和地区影响。以美国为例，美国先后推出了将中亚五国、阿富汗和南亚联合起来的“大中亚”和将中亚、中东/西亚、南亚整合起来的“大中东”两个范畴，甚至为此调整美国国务院的组织架构，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著名专家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依托拉姆斯菲尔德基金会支持近年来一直在推进将南高加索、蒙古国和中亚融为一体的CAMCA方案。除了苏联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年曾主张的“欧洲共同家园”外，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大周边”战略设想，比如从新世纪初热衷于加强与欧盟建设四个“统一空间”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欧洲”设想，到因俄-西方关系受挫而提出的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亚洲”概念，再到最终更强调聚合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对其“大周边”的谋划一直因时而变。而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也借助“同文”“同种”的文化共性一步步加强与阿塞拜疆及中亚五国的合作，最终促成了突厥语国家联盟的建设。

此外，周边的周边性还体现为新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关注的“共同周边”或“共同邻国”现象。比如，中亚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周边，蒙古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周边，南高加索是俄罗斯和欧盟以及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周边，从而构成了多组三边或三边以上的小多边格局。由此可见，将狭义的周边研究“小周边”延伸至“周边的周边”，包括“共同周边”后，不仅需要在空间维度上拓展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必须引入三边关系等更复杂的分析工具，生产新的区域国别知识。

第四，周边具有“全球性”。周边的“全球性”和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第四次技术革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当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铁幕”被打开后，曾经阻隔各国互相往来的边界得以恢复常态化的联结功能，被经济学家阿克塞德罗定义为促进人类合作的“长互动链”由此生成。我们开始见证时间与空间的同步压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激烈角逐的“半球化”迅速被更重视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所替代。强调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一度淡出，重视良性竞争的地缘经济渐成主流。这就让周边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孤岛”，而是成为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主要大国都拥有了全球介入的能力和空间，每一个地区都成为了地区国家之间、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之间密切互动的新场域，每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可以在其中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周边这种被赋予的全球性在日益失序的当下并没有完全消解。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惯性仍在持续发挥作用，此前三十余年各方签署的各类地区主义合作方案塑造的合作动能依然有其效能；另一方面，在以“东升西降”和新一轮全球转型为主要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战略竞争的持久化、常态化、普遍化，不可避免地将包括中国周边在内的世界多国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卷入。中国和外部世界，尤其是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当下的“风高浪急”和未来可能的“惊涛骇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周边不再是纯粹的周边，周边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周边问题；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不光不是中国和它们的双边问题，而是被赋予了中美和中国与西方的复杂博弈的维度，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世界观、角色观、价值观的全息博弈。周边的全球性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常态。

鉴于周边具有上述中心性、复杂性、地方性和全球性四个重要属性，我们讨论和研究周边问题的时候，就有可能遵循一种新的路径。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将以下四种视角内化为研究方法：一是“从中国看周边”；二是“从周边自身看周边”；三是“从‘周边的周边’看周边”；四是“从全球看周边”。其中，从中国看周边，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者的一种主体意识；从周边自身看周边，突出的是周边的中心性；从周边的周边看周边，体现的是研究周边的复杂性、系统性思维；从全球看周边，自觉地将周边纳入到全球视野这一更高的站位上，彰显的是周边的战略性。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主位的反题，我们在研究周边、“周边的周边”的过程中，还有可能获得另外一种关于中国的深度理解。“从周边看中国”，“从周边的周边看中国”，“从全球看中国”，这三种视角同样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基本意识。一旦把中国放在周边乃至全球文明交流的视野中呈现，基于新的学术关怀就可以助力更新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并进而反哺我国的周边研究，帮助我们真正推进文明互鉴。

我的直觉是，将上述七种视角两相结合，或许，我们就可以打破许多有关周边以及关于中国自身的成见和定见，今天我们集中讨论的亚太、东南亚、中亚就有可能建构起更系统的知识体系。这是因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界讨论的周边学，自然无意识地选择了中国主位视角。但由于周边日益具有中心性，不再仅仅是被研究的客体而日益具备主体性，因此，一个相对理想的研究方法是将中心和周边的主客位清晰的传统转换为同时重视二者的主体性，在多重普遍性的框架内开展关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生产。在此过程中，因为多了周边和周边的周边以及全球的镜子，并且自觉使用了由内而外和由外至内的双重路径，我们因此有机会获得新的自我理解。

当然，从事周边研究不仅要注意视角，在实操过程中尤其需要需处理好空间、时间、尺度、场域等不同的问题。就空间维度而言，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周边研究，可能需要兼顾大、中、小三个空间。以我最熟悉的中亚研究为例，我们的研究对象既要包括大中亚、大中东、大欧亚这样的宏大地区，也要包含中亚五国整体和个体，还要兼顾费尔干纳这类多国交界但又具备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的“佐米亚”地区，也不能缺失对奥什、齐姆肯特、塔什干及其周边等民族国家的国内地方。

就时间维度而言，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一个都不能少。过去我们做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周边研究，往往容易过于重视现状研究，而对历史和未来两个维度着力不够。我大学毕业后工作至今，大多数情况下研判的是短时段的问题，做对策研究更是如此。如果不能打通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的壁垒，只从本就供给不充分的信息中做经验主义的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只是一种合理推测，而可能在将来历史档案解密后被发现一无是处，甚至都无需要等到那一天。因此，借助数据科学等手段，将长时段和中时段的历史纳入分析框架，获得更科学、更准确的周边研究成果，理应成为我们的目标。

就尺度维度而言，我觉得必须处理好周边研究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其中，宏观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都十分熟悉的战略研究，重点关注涉我核心利益的政治、外交、安全等问题，往往需要从高位出发，做抽象判断，提战略建言。“知全球”“晓地区”“通国家”是这类研究的最高要求。中观研究通常是领域性的，比如聚焦到周边地区或周边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就其中之一开展深度分析，在“通国家”的前提下“精领域”是这类研究的最高标准。微观研究通常是议题性的，而且是切口很小的研究，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级下沉到某国甚至是某地，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以小见大的研究。“通国家”“精领域”“擅细节”是这类研究的最好指标。一个理想状态的周边研究者，应该在尺度上宏观、中观、微观都能兼顾，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就场域维度而言，周边研究和任何区域国别研究一样都需要内外兼修。内就是研究对象自身的域内，外就是研究对象的域外世界。我们所讲的周边也好，共同周边也好，全球视野的周边也好，包括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也好，都属于周边研究的“外”场域。知内方能知外，由外可以窥内，二者打通才是王道。

各位老师，我今天谈论的是周边研究，或者是更广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应然的理想状态。这些视角和维度充分组合，才能构建周边研究比较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任何专家学者绝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做到。因此，基于新理念、新视角、新方法，组建跨学科的团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将是我们实现包括周边研究在内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转型的必由之路。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去尝试，有意识地促成跨学科对话交流并开展实实在在的交叉学科研究，就一定有新的收获。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拨冗参加本次论坛！也特别感谢刘洪钟教授、刘琪研究员、李如东副研究员三位老师从学术角度所做的组织工作！因为你们的投入，我们才能邀请到最合适的、多学科的学者深入讨论。另外，我想特别感谢苏婧宇老师带领的研究院行政团队和学生志愿者！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时间节点接踵而至，每一件事都错不得。谢谢你们的幕后奉献！也想借此预告一下，12月份我们将举办“联通世界与未来”年度会议，今年和以往四届相比将更聚焦区域国别研究本身，也会采取新的方式来组织，希望届时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其中的疏漏和不足必然很多，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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