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雅赛呼：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的中蒙文化比较

作者：吉·巴雅赛呼（Jamsran Bayasakh），巴雅赛呼从2015年2月起任职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2018年被任命为蒙古国外交部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the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1982-2015年任蒙古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系创系主任、教授，蒙古国著名的中蒙关系、中国问题专家。他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历史系汉学与中国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5年），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基于南宋编年史的13世纪蒙古人历史与人种学考察》。懂俄语、汉语、英语、日语等多种外语。

整理：祁治业，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

▲ 吉·巴雅赛呼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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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发展相似之处及历史渊源

在对四季的理解上：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农耕民族最为忙碌的季节，农耕文明中讲求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春季对游牧民族也有意味深长的含义，春天普遍是牛羊繁衍产仔的季节，在这个季节由于草场不够好，加之牛羊比较瘦同时奶水不好，此时蒙古人吃冬天的冬藏肉较多，夏天抓水膘，通常也只吃奶食品和风干肉较多。秋天，农耕民族收获粮食进入冬歇，游牧民族则是抓牛羊秋膘后准备储藏冬天过冬的肉。

蒙古游牧萨满文化中，黄萨满教是指在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它融合了佛教的仪式和传统。“黄”表示蒙古的佛教，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佛教徒都属于藏传佛教中所谓的“黄教”，黄教的成员在为僧期间戴着黄色帽子，这个名词还用于将其与另一种不受佛教影响的萨满教（根据其信徒）区别开来，该种萨满教被称为“黑萨满教”。尽管“黄”的适用性仍有争议，但学者们认为蒙古最大的人口群体喀尔喀蒙古人所信仰的各种萨满教是黄萨满教。也有部分人将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信仰的萨满教称为黄萨满教。中国佛教中，佛教是指在中国传承和发展的佛教，迄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中国佛教主要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中国佛教”是一个地理位置上和行政区域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佛教宗派。喇嘛教则是对藏传佛教的民间称呼，喇嘛原是对西藏藏传佛教僧侣或上师的尊称，中国一般称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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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不同之处及时代意涵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蒙古国是游牧文化的继承者。整体而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地域不同、历史积淀不同。

首先，历史年代不同。汉族从殷商至今有3400年，中华农耕文化的起源以及发展至今，蒙古的匈奴文化有2200年之久，记述了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的兴衰更替。

其次，图腾也不同。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在中国文化中，麒麟被视为至高的象征，代表着吉祥、快乐和安宁。蒙古人在游牧文化中崇拜的图腾主要来自于自然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苍狼白鹿，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和树木都受到他们的崇敬，森林里有树神，甚至对南来北往的候鸟也非常友善，狼图腾被很多专家认为是突厥族的图腾，关于蒙古人精神图腾的说法有很多，也有非常多的传说故事，总结出来就是对生态的保护和尊重。

第三，生产方式不同。蒙古人逐水草而居，蒙古游牧民族中，五畜是牛、山羊、绵羊、骆驼、马，这里又细分为大型牲畜叫宝格马拉（bogmal），意思为体型较大，体型较小的是宝德马拉（bodmal）。而在蒙古国，人们对马也有比较特殊的感情，马背上的民族，并且马在蒙古也是划区域分布的，由于蒙古有纯天然牧场，所以七月的马奶也比较纯正。单纯以马的颜色为例，就有五百多种。

第四，文学文化不同。“四书五经”作为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内容是相当全面和丰富的，包括了治国、修身、礼仪、情商、人际交往、社会规范、文化等等，涉及内容之全面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知识，尤其是那些文人更是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很重视“四书五经”的学习。蒙古族的《江格尔》是一部表现和歌颂江格尔及其勇士们的英雄事迹的长篇史诗,是蒙古人传统史诗中的宏篇巨著，与《蒙古秘史》、《蒙古格斯尔》一同被誉为“蒙古古代文学的三个高峰”。

第五，服饰饮食不同。由于常年在外活动，宽大的蒙古袍夜晚在野外也是席地而睡最好的被子。蒙古族的传统饮食大致有四类，即面食、肉食、奶食、茶食。通常，蒙古族称肉食为“红食”，蒙语叫“乌兰伊德”；称奶食为“奶食”，蒙语叫“查干伊德”（纯洁、吉祥、崇高之意）。奶食分为饮用的：鲜奶、酸奶、奶酒，食用的：奶皮子、奶酪、奶酥、奶油、奶酪丹（奶豆腐）等，奶食美味可口，营养特别丰富。夏季一般不宰杀牲畜，待其抓好夏天的水膘和秋天的油膘，才会正式进入冬藏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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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全球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知识、发展关系、发展体制整体重构的趋向。基于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全球发展倡议”丰富了全球发展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份“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在蒙中文化发展中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中蒙两国文化交流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在发展领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蒙中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深邃的历史积淀，今天也更具备鲜明的发展取向，疫情以后，中蒙两国将更具长远发展和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文化交流空间。现在，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已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文明交流搭建起实践平台，成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本路径。蒙中关系也在此基础上更加具有战略导向，为更全面深刻的两国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中，都有着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蒙古智慧与中国方案，对各自文化、文明的深入挖掘也是对“时代之问”的直接回应。蒙中两国可从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推进全球文明倡议过程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是对“时代之问”的深刻解答。面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多重异化，面对国际关系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因此，蒙中两国正在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大框架为依托，搭建起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实践平台，为人类社会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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