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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 王雪松: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中国探索——以安全共同体为视角

郭锐 王雪松 东北亚研究通讯
2024-08-25


作者: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雪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
来源:东北亚学刊 


2024年3月11日至19日,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应邀出席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第10届东北亚安全问题“采尔马特圆桌会”并访问俄罗斯、欧盟总部。来源外交部

内容提要: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重点,对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东北亚安全局势逐渐复杂,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加剧,安全风险多元化、集聚化,域外力量介入加强等问题愈发凸出。中国可以安全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多角度发力,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持续加强政治往来,深化国家间关系,创造性打造利益共同体;二是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域内国家间经济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发展合作;三是积极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努力维护区域稳定与发展。

关 键 词:安全共同体 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新安全观 新型国际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超越研究”(FJ2020MJDZ01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4.02.002

文章编号:2095-3453(2024)02-0014-13


随着世界局势发展演变,各类安全问题逐渐涌现。中国周边安全布局中,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该区域长期缺乏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大国博弈加剧和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情况下,安全困境凸显,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可以安全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并延伸至其他领域,深化同东北亚国家关系,助力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

01

安全共同体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显现。这些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很难解决,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指南。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体现,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有效路径。

(一)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有学者提出,安全共同体是高度一体化的人群,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共同体意识,并形成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惯例。[1]有学者将集体安全与安全共同体进行比较。第一,集体安全是通过国家集团内部一致对抗威胁来制止战争,而安全共同体是通过形成合理的、强大而持久的制度预防战争。第二,集体安全并非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而是更重视惩罚敌对行为,但安全共同体是通过一体化过程,以及建立解决冲突的机构,探索防止冲突的路径。第三,在集体安全体系中,战争仍是合法手段,但在安全共同体内部,战争不具合法性,排除以武力方式处理彼此关系。第四,集体安全体系往往需要主要军事大国合作,而安全共同体能够在不管强弱的国家集团中出现。[2]

笔者尝试将安全共同体设定为,在地区或集团内部,所有成员处于规范化、机制化的安全制度下,安全紧密相连,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与问题,是具备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机制化安排。安全共同体可以缓解地区内部安全困境,明确国家利益和义务,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减轻各国安全顾虑,为解决安全问题提供机制和平台,使得域内国家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外部问题。

(二)全球安全倡议与安全共同体

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提出,“共同打造中塔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3],首次在双边层面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2020年11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关乎各国核心利益”[4],将安全共同体理念首次引入多边合作层面。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5],将安全共同体理念拓展至全球治理层面。5月,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6] 6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7],进一步提出实现新型安全的创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其中“六个坚持”[8]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指明了方向。世界各国国情迥异,发展道路和发展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国家间要包容差异,摒弃冷战思维。构建安全共同体要考虑各国实际情况,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历史多次证明,仅靠国家间实力均衡难以实现永久和平。建立相关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尤为必要。解决当今世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体思维是关键。

通过提出安全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安全倡议,中国为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尝试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维护自身和地区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方案。

(三)关于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既有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领域的命运共同体有所发展,如中国—阿拉伯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有学者阐述了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分析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路径,即稳步推进并最终建立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大力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9]有学者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分析东北亚安全合作困境,提出安全困境是当前与未来一个时期东北亚安全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推进地区安全合作的基础与前提。[10]

宏观层面,有学者从亚洲安全观角度分析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阐述东北亚安全核心问题及理论困境,提出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来推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11]有学者认为,推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是近代东北亚关系和秩序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变。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命运共同体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心。而在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领域,核心是实现东北亚的可持续和平。[12]

在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上,有学者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可以从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合作机制、从“双边互动模式”向“多边协作模式”转变、推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协同并进、中日韩三国发挥主导作用等方面出发,为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保障。[13]有学者将朝鲜半岛局势与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相结合,提出中韩合作建设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思路,包括摒弃冷战思维,树立新的安全观;推动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在东北亚建立军事领域信任机制和外交机制,进而建立安全与合作制度等。[14]

从安全共同体角度看,安全困境是东北亚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各国在经贸合作上有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在文化领域也有密切交流。这些构成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进而尝试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基础。东北亚地区对中国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以机制化方式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营造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尤为必要。

02

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中国始终在为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境而努力。但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与竞争、域内热点问题发酵、安全问题交织叠加等因素,使得地区局势不稳,安全困境仍然突出。中国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面临一系列挑战。

(一)大国介入与博弈加剧

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从海洋权益争端到领土纠纷,从经济竞争到军备竞赛,从实力变换到领导权归属,每个领域都有其介入。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在政治领域,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美国“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15],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将“挑战”与“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单极体系。在经济领域,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贸易打压,大幅提高关税,使得两国经贸摩擦愈发严重。在科技领域,美国遏制和打压中国科技进步,通过打造遏华联盟,力图保障技术领先优势。在安全领域,美国强化与地区盟友军事合作,增强相关国家能力。总之,美国对华激烈竞争加剧了东北亚安全困境。此外,乌克兰危机作为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地缘冲突,进一步激化了美俄矛盾。因此,中国需要着力把握战略机遇,减轻战略压力,稳定周边环境。

(二)美国联合盟友加剧中国周边紧张态势

美国着力拉拢日韩盟友,通过实施“一体化威慑”共同遏制中国。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出台《印太战略报告》,称美韩同盟是东北亚、也是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轴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将美日韩三国合作作为强化地区网络的第一项措施。[16]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将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作为十项行动计划之一单章列出,提出美国同日韩的合作对于应对挑战、维护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将继续同日韩加强在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研发和建设供应链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三边关系。[17] 12月,韩国发布《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出韩美同盟是过去70年维持半岛与地区和平繁荣的核心支柱。未来,双方将在安全、经济、尖端技术、网络空间、供应链等领域继续推进构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18]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谈进一步深化三方合作,重塑“铁三角”,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严峻挑战。[19]

在提升军事领域能力上,美国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聚焦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前沿存在,提高威慑和反应能力,同时向日韩提供军事援助。例如,美国通过终止《美韩导弹指南》,解除对韩国导弹在射程和弹头重量上的限制,通过向日本出售“标准-6”型防空导弹,强化日本防御能力,意在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

北约近年不断介入亚太事务,对中国周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例如,日韩均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增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网络能力。日本不断加强与北约合作,包括举行高层会晤、派遣军机参加北约空中军事演习、双方签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等,进一步提升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20]美国拉拢盟友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加剧了中国周边地区不稳定态势。

(三)安全问题复杂交织

第一,朝核问题悬而未决。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变化,2018年之后一段时间,朝鲜半岛紧张态势有所缓和。但由于美朝在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得朝核问题解决进展缓慢。特别是尹锡悦上台后,韩国政府愈发重视倚美慑朝。韩国国防部在制定国防规划时,将加强导弹攻击和防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对朝鲜威慑意味明显。韩方允许美国长期部署战略武器,并修订针对朝鲜核及导弹研发的遏制战略。[21] 2023年2月16日,韩国发布《2022国防白皮书》,时隔六年重新将朝鲜政权和军队视为“敌人”[22],这反映韩国对朝鲜态度深刻转变。

2023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称韩国完全信任美国“延伸威慑”承诺,并认识到韩国持续依赖美国核威慑的重要性、必要性。两国宣布设立美韩“核磋商小组”,加强在朝鲜半岛进行应对核威慑所需的联合演练。美国向朝鲜半岛周边增加调遣战略资产。[23]韩国一系列举措,无疑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9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10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朝鲜。俄朝关系走近,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的变数,需要进一步关注。

第二,显露“冷战+热战”的端倪,即冷战遗存尚未解决,“热战”阴影又开始笼罩。东北亚地区国家间领土纠纷影响地区安全局势。近年,围绕领土问题,相关国家博弈日趋激烈,不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

第三,“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尤为显著。东北亚是传统安全问题比较集中的地区。竞争、合作、冲突等各种政治现象,在该地区表现比较明显,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发突出。例如,2023年8月24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此举不仅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对周边国家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冲击中日关系。

总之,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周边紧张形势加剧、各类安全问题交织叠加,东北亚安全困境加剧。中国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面临挑战。

03

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中国方案

面对错综复杂的东北亚安全局势,加快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必要性凸显。政治领域,中国要与域内国家建立成熟的伙伴关系网络。经济领域,中国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同域内国家合作的经济基础。安全领域,中国要继续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切实维护地区稳定。

(一)深化国家间关系

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中国通过加强与各国往来,维护域内国家共同利益。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对华展开全方位遏制和打压,两国关系发展严重受阻。当前,拜登政府强化遏华战略,使两国关系面临严峻考验。面对中美关系复杂局面,中国要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以共赢化解孤立。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指出,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24]当前,中美双方可就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展开协商合作,同时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强化网络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协调,增进利益交融。

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布局中扮演“大国+周边国家+半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角色。因此,维护和发展中俄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战略方向。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周边安全及周边外交政策走向有重要影响。2021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25],这为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提供坚实政治保障。2022年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6]发表,强调中俄将在多领域保持并加强合作。2023年,中俄元首实现互访。深化中俄关系,可为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提供助力。

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三方在开展重点领域合作、增进政治互信、扩大人文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这为三国今后开展双边和三边合作创造了条件。2023年10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岸田文雄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互致贺电。[27]中国、日本和韩国均有较大经济体量,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未来三国经贸合作首要目标,同时也能促进三国其他领域合作。例如,2019年12月第十二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上,三方续签了《中日韩关于共同防范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联合行动计划》[28],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指南。三国通过加强政治往来、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为东北亚合作提供动力。

(二)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夯实合作基础

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但“一带一路”建设却逆势上行,成效显著。作为开展周边区域合作重要抓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头是发展潜力巨大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经济发展成熟的欧洲经济圈。因此,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北亚地区开展双边、三边、多边合作,筑牢区域合作经济基础。

1. 深化双边合作

双边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中国一方面继续与东北亚各国加强沟通协调,扩大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东北亚各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财政部联合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等机构成立了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当前,俄罗斯、蒙古国、韩国均已加入亚投行,下一步中国要争取日本和朝鲜加入。通过亚投行及其相关投资平台机制,东北亚国家可以更好地开展投资,筑牢经济合作基础。

2. 深化三边合作

中蒙俄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已经开展较为成熟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突飞猛进。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中提到,将继续举办第九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大会[29],这将进一步深化三国合作。中国进一步加强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合作,特别是中日韩合作。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中日韩GDP总量占世界经济重要比重。2022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韩国首尔举办,继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呼声很高。出席论坛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岩田一政表示,RCEP是亚太地区一体化的伟大成就,是中日韩首次一起参与这样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它应该成为通往中日韩自贸区的跳板。[30]推动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对于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 深化多边合作

通过深化双边和三边合作,逐步将合作范围拓展到多边。例如,中国可充分发挥金融和经济的纽带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互联互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除了推进亚投行相关项目外,还可在亚投行下专门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门用于东北亚地区相关项目投资。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东北亚地区尤为适用。东北亚域内中俄、中蒙、俄蒙、俄朝、朝韩、中朝都具有共同边界,部分国家间互联互通还较滞后。[31]域内国家通过推动双边、三边互联互通,进而扩展到多边,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互联互通,为经济合作提供保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东北亚国家通过开展双边、三边、多边合作,有助于夯实地区经济合作基础。

(三)在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上进一步着力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由来已久,缺乏成熟系统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重要原因,仅靠大国间实力均衡无法有效保障安全。特别是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意愿逐渐降低。

随着国家间共同利益不断增加,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以西方国家传统安全观为主流的安全理念,已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安全要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32]新安全观是对西方传统安全观的超越,以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制度、多元文化为基本前提,以人类处于同一地球、构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基本预设,以人类共享和平、安全、合作与发展成果为基本主张,以合作共赢超越“赢者通吃”与“零和博弈”,为更好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33]

1. 做好公共安全产品供给设计

近年,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意愿有所降低。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综合国力,同时中国所倡导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不断上升。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第一,优化东北亚区域公共安全产品供给结构。第二,提升东北亚区域公共安全产品供给制度化水平。针对当前东北亚安全局势不稳定性,精心谋篇布局。第三,将自身公共安全产品与现有供给机制对接,取长补短,在弥补自身不足的同时促进供给。

2. 积极推动朝核问题解决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安全重要变量。朝鲜半岛与中国地缘政治关系密切。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国始终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分歧。2003年至2007年,中国尝试通过机制化途径解决朝核问题,促成六轮六方会谈。特别是2005年发表的“9.19共同声明”,是成功凝聚各方共识的重要文件。但近年朝核问题解决停滞不前,其复杂之处在于利益攸关方存在分歧。在朝鲜看来,美国在韩国部署大量驻军,并频繁进行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无疑是对自身安全的巨大威胁。从法律意义上讲,美朝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停战协定》并非和平条约,不代表战争已经终结。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朝鲜施行“极限施压”政策,进行全方位制裁,举行多次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则以多次导弹试射作为回应。朝鲜半岛一度处于战争边缘。针对紧张局势,中国提出“双暂停”“双轨并行”方案,“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34]的立场。美朝关系缓和,离不开中国的努力。当前,美国拜登政府进一步深化与日韩盟友合作,在韩国部署战略资产,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加剧朝鲜半岛紧张态势。对此,中国要继续推动朝核问题利益攸关方之间沟通交流,通过充分和深度磋商,稳定半岛局势,更好地维护周边地区安全。

3. 加强海洋领域安全合作

海上安全是东北亚安全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地区存在诸多海洋权益纠纷。随着中国海军“走向深蓝”步伐不断加快,域内其他国家对此更为关注。中国积极作为,同多个国家签订海上安全合作协议。例如,2012年中国与日本建立“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并在此机制下举行多轮磋商,就海洋事务进行充分沟通交流。2018年,两国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2015年,中国同韩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大韩民国海洋水产部海洋领域合作规划(2016—2020年)》。2018年,中日韩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合作网络信息平台运行,以整合生态资源、推介环保技术、提供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对实现三国生态环境,包括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及信息沟通、共享,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类安全合作协议及合作平台为东北亚地区国家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提供保障。

中国加强制度设计和规划,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有助于降低地区安全风险,进一步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04

 结语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东北亚对中国周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动荡变革期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但同时也蕴含战略机遇。中国要以安全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不断深化同域内国家关系,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用,通过双边、三边、多边合作,筑牢东北亚国家合作基础,通过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努力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为地区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李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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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同上书,第27页。

[3]《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求是网,2019年6月16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19-06/16/c_1124629184.htm [2024-01-10]。

[4]《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年11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0/c_1126723118.htm [2024-01-10]。

[5]《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2年4月21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4/21/c_1128580418.htm [2024-01-10]。

[6]参见《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求是网,2022年5月19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5/19/c_1128666311.htm [2024-01-10]。

[7]《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2年6月23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6/23/c_1128770800.htm [2024-01-10]。

[8]《六个坚持!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人民网,2022年4月2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2/c1001-32405832.html [2024-01-10]。

[9]参见何蕾洋、云新雷:《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方略》,《公共外交季刊》2019年第3期,第31—37页。

[10]参见麻陆东:《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东北亚安全合作困境探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7—153页。

[11]参见赵洋:《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3期,第95—110页。

[12]参见张蕴岭:《处在历史转变的新起点——基于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4—27页。

[13]参见姜龙范:《“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的危机管控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3期,第45—58页。

[14]参见刘清才、乔蕊:《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探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38—42页。

[15]“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4-01-10].

[16]“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24-01-10].

[17]“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4-01-10].

[18]「尹 정부의『자유, 평화, 번영의인도—태평양전략』최종보고서발표」, 대한민국대통령실, 2022년 12월 28일, https://www.president.go.kr/newsroom/press/HC81lhZw [2024-01-10].

[19]参见项昊宇:《准三边同盟: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合作的趋向与限度》,《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5期,第1—12页。

[20]参见陈静静:《乌克兰危机下日本与北约的战略合作》,《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6期,第43—54页。

[21]参见《韩国公布未来五年国防规划》,人民网,2023年1月6日,http://military. people.com.cn/n1/2023/0106/c1011-32601200.html [2024-01-10]。

[22]「2022 국방백서」, 대한민국국방부, 2023년 2월 16일, https://mnd.go.kr/user/mnd/upload/pblictn/PBLICTNEBOOK_202302170219224670.pdf [2024-01-10].

[23]“Washington Declaration,”THE WHITE HOUSE, April 2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washington-declaration-2/ [2024-01-10].

[24]《担负起沉甸甸的责任——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侧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11月17日,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 202311/content_6915773.htm [2024-01-10]。

[25]参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央广网,2021年6月28日,http://china.cnr.cn/gdgg/20210628/t20210628_525523437.shtml [2024-01-10]。

[2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2月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04/content_5672025.htm [2024-01-10]。

[27]参见《李强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互致贺电》,人民网,2023年10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1023/c1024-40101373.html [2024-01-10]。

[28]参见《马晓伟主任率团赴韩国出席第十二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2019年12月16日,http://www.nhc.gov.cn/gjhzs/s7952/201912/017e96db5c694edc963ad01a7a43f6cb.shtml [2024-01-10]。

[29]参见《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附件一全文)》,人民网,2023年10月1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019/c1002-40098431.html [2024-01-10]。

[30]参见《中日韩论坛热聊RCEP与IPEF,中国专家:世界可以比一比》,腾讯网,2022年6月18日,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618A04GSI00?refer=wx_hot [2024-01-10]。

[31]参见王俊生:《“一带一路”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可行性及其路径》,《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9页。

[32]《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5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BIG5/n/2014/0522/c64094-25048467.html [2024-01-10]。

[33]参见张蕴岭主编:《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34]参见《中国代表:中方在朝核问题上恪守“三个坚持”立场》,中国政府网,2018年9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4/content_5321921.htm [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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